高考备考资料经世致用整理精校版.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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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备考资料经世致用整理精校版

经世致用

经世致用

指学问必须有益于国事。

由明清之际思想家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提出。

他们认为学习、征引古人的文章和行事，应以治事、救世为急务，反对理学家不切实际的空虚之学，对后人影响很大。

作品名称

经世致用

创作年代

明清之际

作者

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

名称来源

出自儒家的“经世致用”之学

概述

经世致用思想的内涵：

《辞源》中对“经世”的解释为：

治理世事；另外，对“经济”的解释为：

经国济民；“致用”为：

尽其所用。

《辞海》的解释为：

明清之际主张学问有益于国家的学术思潮。

由此可以给经世致用下一个定义：

经世致用就是关注社会现实，面对社会矛盾，并用所学解决社会问题，以求达到国治民安的实效。

这一思想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讲求功利、求实、务实的思想特点以及“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

经世致用思想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思想家——孔子。

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是中华文明的精髓，仔细分析儒家思想，可以看到，传统儒学本身就是一种“入世哲学”，孔子不遗余力地宣传他的思想，目的就是要改变春秋末年社会动乱，礼崩乐坏的局面，恢复他理想中的社会秩序。

另外，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不尚思辨。

它不象其他哲学思想那样，用极强的思辨性去解释诸如世界的本原问题，今生与来世的问题或是人世与鬼神的关系等问题，而是很实在，甚至可以说是很实用地教人们如何做人，如何行事，教统治者如何治国。

由此可见，儒家思想从其产生之时，就具有强烈的经世的传统，这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知识分子，产生了重大影响。

他们吸收了这种经世精神，并将其作为自己重要的责任，自觉地担负起关心时政、关注国事、针砭时弊、甚至救国于危难之中的使命。

随着儒家思想不断被统治者利用、宣传，其中的实学之风也随之传播开来。

到了宋代，程朱理学大兴，其集大成者朱熹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社会伦理准则。

这正是在宋王朝的统治面临巨大危险之时提出的，目的就是要改变世风，以挽救国家。

但后世的理学家却“把‘修身’置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加以强调，所以落实到行动上往往使修身养性的‘内圣’与治国平天下的‘外王’并论而形成事实上的对立，割裂了‘修齐治平’之间的有机整体联系”。

走上了“穷理”之途，并将“理”的思想僵化，违背了朱熹“经世”的本意，失去了对现实的指导意义，很难做到学以致用。

因而自明中叶以后，理学走上了末路。

随着理学的没落，陆王心学崛起。

以陆九渊、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派”，认为宇宙的本原是“心”，尤其强调发挥主体人的能动作用，这恰恰弥补了理学后期脱离现实、不关怀世事的弊端。

因此，陆王心学便代替了程朱理学，开始发挥作用。

然而，“心学”的后人，也逐渐抛弃了“经世”精神，只致力于“心学”本身，无法解决现实社会的问题，不久，“心学”开始衰败。

（不问世事、人事的学问都难长远）

虽然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都没能避免衰落的结果，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对知识分子的影响，却是不容忽视的。

“宋明以来，儒学的理想与儒者的天下国家之责任一以贯之传承于这六百年之间，并以主流文化的感染力影响了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与这个过程相伴的，是知识分子的士气日益高涨”。

于是，在明清之际，这一实学思潮达于顶点，士大夫中的优秀分子和新兴的士民代表，反对空谈，主张关心时政。

其中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为最杰出的代表。

杨国强先生甚至认为“黄宗羲是明代最后岁月里士大夫中走得最远的人。

他在《明夷待访录》中直言人君‘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由此表露出来的沉痛和激愤在当时和后世都具有足够的震撼力。

《明》代表了知识分子批评君权的极端。

……代表了宋明之世知识分子批评精神的最后一阵隆隆潮音”。

明清之际的实学思潮，既达到了顶点，也成为了结束之声。

随着满清王朝统治的建立，早已失去生机的理学又被统治者拾起，但其关怀世运的一面却已不在，剩下的只是泛泛空谈。

另外，由于清政府在思想上实行高压政策，尤其是盛极一时的“文字狱”，沉重打击了知识分子参政、议政的勇气，造成了一批批学者无奈地走上闭门治学之路，整日与考据为伴，不再关心议论政事。

至此，在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中一直延续的经世致用思想走到了尽头。

清王朝的辉煌只是夕阳西下时一点余辉，随着康乾盛世的结束，清朝统治者不得不面对淤积已久的严重的社会危机。

“当它们（指一系列社会危机——作者注）一下子露出脸来的时候，这个世界就被剥尽光泽，毕显出里头的蛀洞、豁隙和朽烂。

众多的矛盾舛错交结而又此起彼伏，由此带来的重重忧患冲淡了上一代帝王留下的文字之禁，也使天下事日益迫近地成为士人的切己之事。

随后，世风和士风都明显地发生了变化”。

这一次的变化就是鸦片战争前后的经世思想。

清嘉庆、道光年间，面对封建末世深刻的社会危机，一批政治家、思想家和进步学者再一次提倡经世致用，主张实行改革。

较著名的有陶澍、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他们中有“卓著官声政声的督抚大吏”，也有“切于时务的下层官僚与文人学者”，他们作为知识分子的代表关注世事，以极大的社会责任感揭露矛盾，抨击时政，指责清王朝统治的腐败以及官僚队伍的无能、迂腐。

在揭露问题的同时，他们要求“更法”，呼吁“改革”，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而且，以林则徐为代表的一些较有远见的知识分子，已经开始把目光投向了世界，出现了“开眼看世界”的新趋势。

林则徐出于反侵略斗争的需要，翻译西书，成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随后，魏源在林则徐编译的《四洲志》基础上编撰了《海国图志》。

在《海国图志》中，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治夷”的思想，这一思想一直贯穿于整个中国近代社会。

正是有了陶澍、魏源等一批深受王夫之思想影响的湖湘士人，高举经世致用的大旗，一改湖南的风气，才有了随后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集团，这一批地主阶级开明人士在行动上对这一思想做了进一步贯彻。

应当说，嘉道年间的经世之风直接影响了曾国藩。

曾国藩对近代的影响又不可谓不大，其中以湖南为最，单一湖南，便有谭嗣同、黄兴、宋教仁、毛泽东、胡耀邦乃至朱镕基至今，其影响不可谓不大。

[1]

附：

明代经世致用的思潮及其特点

明末，由于王阳明后学的盛行，士林学风"束书不观，游谈无根"（黄宗羲语），空疏已达极点。

有的打机锋弄隐语，几近狂禅。

针对明末学风的空疏，清初一些学者起而提倡"实学"。

所谓"实学"，用当时颜习斋的话说就是"实习、实讲、实行、实用之学"，而贯穿这所谓"实学"的一个中心思想，便是经世致用的精神。

所谓经世致用，就是反对学术研究脱离当前的社会现实，强调把学术研究和现实的政治联系起来。

而以解释古代典籍为手段，发挥自己的学术政治见解，并用于改革社会。

被称为清初三大儒的黄宗羲、李颙、孙夏峰不用说，其他如顾炎武、王夫之、唐甄、魏禧，朱之瑜、陆世仪、方以智、傅山、颜元、李塨、王源、刘献庭、顾祖禹等等，都是这一思潮中的主要人物（他们提倡的程度和方面，各有不同）。

从地域上说，当时有两个中心，一个是江、浙一带，黄宗羲、顾炎武、唐甄，魏禧、陆世仪等是其代表：

一个是河北、山西、陕西一带，孙夏峰、李颙、傅山、颜元、李塨、王源等是其代表。

他们的社会学说是一致的，都提倡一种与传统的理学不同的崭新学风。

评论时政，提出了各式各样的"匡时济民"的社会改革方案。

然而，在哲学上他们却各有千秋。

有的是唯物论者，有的是唯心论者，有的信仰程朱，有的信仰陆王，有的折衷程朱、陆王，有的既批判程朱又批判陆王，呈现了一种错综复杂的情况。

深入地研究这一思潮。

该是很有意义的。

一、经世致用思潮的一般特点

学以致用，是先秦孔派儒学的传统。

宋代兴起的新儒学即所谓理学（包括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在一定程度上抛弃了这个传统，专讲道德性命、修身养性，不务实际。

特别到明末的王阳明后学，束书游谈，几近狂禅，学问与社会实际严重脱节。

"明之季年，道学弥尊，科甲弥重，于是点者坐讲心学，以攀援声气，朴者株守课册，以求功名。

致读书之人，十无一二能解事者。

"甲申革鼎，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尖锐，总结明亡之经验，他们深感书生空谈误国。

黄宗羲说：

"夫儒者均以钱谷非所当知，徒以文字华藻，给口耳之求，不顾郡邑之大利大害。

"赵翼总结明末书生之弊说：

"书生徒讲文理，不揣时势，未有不误人家国者。

"清初学者在总结明亡教训的基础上，深感必须返虚就实，矫正学风。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颜元"其说于程朱陆王皆深有不满，盖元生于国初，目击明季诸儒，崇尚心学、放诞纵恣之失，故力矫其弊，务以实用为宗"，这种以实用为宗的学风，也就是他们提倡的经世致用的新学风。

这种新学风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

归纳起来，有以下五点：

（一）"务当世之务"。

顾炎武说：

"孔子删述六经，即伊尹太公救民水火之心。

故曰‘载诸空言，不如见诸行事'……愚不揣有见于此，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

""务当世之务"，密切联系社会的现实问题，可以说是经世致用学者的为学宗旨。

朱之瑜说：

"大人君子。

包天下以为量，在天下则忧天下，在一邦则忧一邦，惟恐生民之不遂。

"他们把天下、邦国、生民之事都作为"当世之务"的具体内容。

李颙说：

"学人贵识时务……道不虚谈，学贵实效，学而不足以开物成务，康济时艰，真拥衾之妇女耳，亦可羞已！

"这种康济时艰的精神，与理学的空谈学风，形成显明界限。

（二）勇于任事的精神。

经世致用学者都提倡勇于任事的精神，潘耒称道顾炎武说：

"当明末年，奋欲有所自树，而迄不得试，穷约以老。

然忧天悯人之志，未尝少衰。

事关民生国命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

"黄宗羲说：

"扶危定倾之心?

吾身一日可以未死，吾力一丝有所未尽。

不容但已。

古今成败利钝有尽。

而此'不容已'者，长留于天地之间。

愚公移山，精卫填海。

常人藐为说铃，贤圣指为血路也。

"这种"不容已"的精神，可以说是对时代的一种责任感。

他们认为，圣贤与佛、老的区别，正在于此。

颜元说：

"人必能斡旋乾坤?

利济苍生，方是圣贤，不然矫言性天，其见定静，终是释迦，庄周也。

"因此，颜元立志"生存一日当为民办事一日"。

刘献庭甚至认为不能"斡旋气运"，"利济天下"，就不能称为人。

（三）致力创新的精神。

经世致用学者们要求独立思考，有所创新，绝不蹈袭古人。

顾炎武批评明代学风弊病说：

"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书，无非窃盗而已。

"强调凡所做学问。

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而后为之。

"颜元则强调"立言但论是非"，反对"附和雷同"，他说：

"立言但论是非?

不论同异。

是，则一二之见不可易也；非，虽千万人所同，不随声也。

岂惟千万人，虽百千年同迷之局，我辈亦当以先觉觉后觉，竟不必附和雷同也。

"唐甄提倡"言我之言"，贵在己出，激烈地反对蹈袭古人。

他说：

"言，我之言也。

名，我所称之名也。

今人作述，必袭古人之文，官爵郡县，必反今世之名，何其猥而悖也，"所以唐甄一生"不为应酬之文，意所欲言则言之。

"他的《潜书》能和黄宗羲的名著《明夷待访录》齐名，并非偶然。

不袭古人，独立思考，贵在创新的精神，使清初的经世致用思想家幻在各个学术领域都别开生面，取得巨大成就。

（四）注重调查研究。

经世致用学者比较实事求是，重调查研究。

在这方面可以刘献庭、顾炎武、顾祖禹为其代表。

如刘献庭"脱身历九州，览其山川形势，访遗佚，交其豪杰，观其土俗，以益广其闻见，而质证其所学。

他用这种调查访问的办法"讨论天地阴阳之变、霸王大略、兵法、文章典制、方域要害"，而成为"清初一大学者"。

再如顾炎武，可以说是清初学者中推崇调查研究的典范。

"凡先生之游，载书自随，所至阨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

"他遍游北方，心怀探讨"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的目的，一年之内半宿旅店"。

"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

穷一生之功，写出"务质之今日所可行而不为泥古之空言"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规切时弊，尤为深切著明"的《日知录》等名著。

地理学家顾祖禹则"舟车所往，必览城廓，按山川，稽里道，问关津，以及商旅之子，征戍之夫。

或与从容谈论，考核异同。

"这种调查研究之风，在清初学者中比较盛行，成为清初学风的一大特点。

（五）研究范围广大。

经世致用学者们"引古筹今"，研究范围宏伟广大，几乎涉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