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业的演进和三农问题的根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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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业的演进和三农问题的根源

我国农业的演进和“三农”问题的根源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农业发展的基本特点是农业商品化。

商品农业的发展必然导致农业生产方面的一系列变化，表现为农业机械和农业科技的推广普及[1]、农产品产量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业的专业化产业化区域化和资本农业的发展。

由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起点的一系列农村改革，使得浙江农村由自给半自给经济迅速走向日渐发达到商品经济。

农业商品生产规模扩大和农业商品率呈稳步提高。

1997年全省农业商品产值达到亿元，农业产品的综合商品率达到了％，其中林业、畜牧业和渔业商品的产值分别为亿元、亿元和亿元，商品率分别为70％、80％和90％左右。

改革开放以后，农业生产显着增加，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

农业本身越来越产业化，因而为销售而生产的农产品数量的增长，要比全国农业生产总量的增长快得多。

商品农业在农业生产总量中所占比重的增加，清楚地说明了这个过程的资本性质。

实际上，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善于经营、富于精打细算的浙江“农民”就开始以市场经济的眼光，重新看待一度受冷落的农业。

他们摸索出一条按办工业企业的办法进行农业生产的新路子，有近20万“农民”重新回到土地，像办工厂一样办起了“农业车间”。

改革开放在中国正是创造了和创造着那些引起农业产业化和使农民离开土地的条件。

在商品农业增长的同时，把人口吸引到工业的过程，城市发展以及新的工业中心形成的过程也在同样迅速地进行。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八十年代初期曾经使中国农村居民物质生活可以过得去而且有些地方是过得相当不错，但仅仅过了十几年却使他们遭受了不断衰败和日益贫困的悲惨命运。

80年代中期以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大部分产粮区的农村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明显减退。

1979－1984全国农村人均纯收入平均每年提高15％，1985－1988降为5％，1989－1991则还不到2％了。

从1985年以后，我国传统农业发展就基本走向停滞状态，随着农村各种税费的逐年增加，广大农民不堪重负，近年来农民的实际收入已开始减少。

曾给农民带来巨大希望的小块土地并没有给农民带来富裕，随着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土地平均分配的局限性日益显现。

分到小块土地的农民只能勉强维持生存，甚至往往不够维持生活，因为现在他必须用钱来购买许多必需的生活资料。

这样，农民除了家徒四壁的房子和一小块土地以外就一无所有，再加上农民必须缴付的各种苛捐杂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不再是一种恩惠，而是变成了一种桎梏。

联产承包责任制曾让亿万农民欢欣鼓舞，可是现在却成为套在他们脖子上的枷锁。

安徽河南等地的年轻农民早就意识到“在城市里收破烂、拣垃圾也比种庄稼强”，有的农民甚至说“种田还不如坐牢”，“死也要死在城里”！

所以，农民不得不抛弃自己的土地，出外打工谋生。

由此可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度过了它最初的繁荣时代，即将走向解体。

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已经难以维持自己的生存，更不用说去跟现代农业的社会化大生产竞争。

农民现在不是靠自己的生产能力，而是靠较低的消费水平和过度的劳动来维持生存。

勤劳和节约成了中国农民最坏的优点。

有人以为小农破产的原因不应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去探求，而应在这以外的一些表面现象如农产品价格低迷的影响中去寻找，那么，这些人的理论一碰上现实的生产方式，就会像肥皂泡一样地破灭。

我国除大米、大豆的价格与国际市场较接近外，小麦价格已比国际市场高75％、玉米高63％、棉花高12％、菜籽油和豆油高37％、禽肉高35％。

很多人都认为，现在工业与农业的“剪刀差”愈来愈厉害，种地成本不断攀高，农民是由于农业生产无利可图——“比较效益低下”——而抛弃土地。

其实，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朱俊峰在对吉林省玉米生产收益和劳动生产率的规模间差异的实证研究表明，大规模经营生产成本最低，大农户劳动生产率水平是小农户的11倍多。

这就导致大规模农户的农业收入为26430元，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而小农户则只有1289元，连维持生活都相当困难。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生产的内在矛盾必然导致农民的分化——生产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大多数人落入无产者的队伍。

这种分化是通过不同的道路进行的：

一部分富裕农民开办工厂，雇用民工进行生产，另一部分富裕农民租进大量土地，采用大型农业机械和先进的科学技术，雇用雇农来从事农业生产并获取丰厚利润。

在农村的另一极，是广大贫苦农民日益破产变成雇佣工人，在这一极，不是“农业”无利可图，而是在资本农业的空前竞争下，小农落后的生产方式导致的贫困和破产迫使人们抛弃土地。

这同时也是90年代以来农村走向全面破产的根源。

目前，我国的小农生产基本上还停留在人力加畜力的水平上，绝大多数的农活是靠牛拉犁、肩挑担、锄松土、手插秧、镰割稻来完成的，这种陈旧的农业生产方式必然会使农民同自己以外的世界所发生的一切完全隔绝开来。

所以，马克思关于法国小农所说的如下一段话对于中国农民是完全适用的：

“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

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

这种隔离状态由于法国的交通不便和农民的贫困而更为加强了。

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任何分工，应用任何科学，因而也就没有任何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任何不同的才能，没有任何丰富的社会关系。

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往，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

”。

同生产的这种分散性相联系的是束缚在小块土地上的农民的落后，所以，我们的农民正在力求摆脱这种由小块土地所决定的社会生存条件。

时下有一种严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观点就是借口维护农民的“利益”，声嘶力竭地高呼严格维护家庭承包责任制不变，分给农民的责任土地“一律不准收回”。

这看似是为农民“着想”的观点恰恰束缚了农民，责任田已成为不少农民丢也丢不了的沉重包袱。

要知道，有不少长年外出“打工”的农民都愿意放弃责任田，愿意将承包土地退回。

这本来是促进农村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大好时机，可我们还是僵化地固守条条框框，死抱教条不放，致使“一律不准收回”的“好心”政策使承包责任田对这部分农民来说成为你不要也得要的烫手“山竽”。

农民外出“打工”不管种不种责任田，各种税费一分都不能少，但责任田又不能退。

这种僵化的制度，严重地禁锢了农民的手脚。

当这些承包的土地成了农民“甩不掉的包袱”的同时，许多想搞资本农业即投资“高效农业”的租地农场主们却又苦于找不到大片土地进行集约化耕种。

“冯荣樟是一个有技术、有经济实力的种粮大户，原先的几十亩土地已满足不了他的‘胃口’，他想大规模‘圈地’搞高效农业。

……想在新风村‘圈地’的人不止冯荣樟一个。

新风村村民陈仁根也有这样的想法。

陈仁根早几年一直在自己办厂，他的新风热电有限公司经过许多年的积累，已是一个具有相当规模且效益很好的民营企业了。

办企业的经历让他比一般的农民更有商业经营的头脑，‘人弃我拣’是一种经营策略。

陈仁根希望‘圈’下上百亩土地，建一个现代化园艺园区我们的资本家不把他的资本投入工业,而是投入农业,这并不使事情有任何改变！

。

但如何能‘圈’到上百亩的土地呢?

”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种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在浙江省农村悄悄发生了。

如果说20多年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了中国农民的生产力，那么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制度的推行就是中国农业新的转折点。

随着土地使用权流转的推开，分散到各家各户的土地重新集中起来形成一定规模，租给农业资本家经营。

这样，使得资本家投资农业，进行集约化生产，推广农业技术，并按照现代工业的经营管理方式运作。

当农民们离开土地成为自由劳动力的时候，新一代的资本农业迅速崛起。

“许多工商业主、种养大户纷纷携资承包土地搞养种，优质资本正频频涌向这里的农田。

据不完全统计，全县投入开发效益农业，并已形成一定规模的工商业主有80家，总投资额超过2亿元,平均每家200多万元。

”[10]

虽然种地的人数减少了，但土地提供的产品却比过去更多，因为伴随资本农业而来的，是耕作方法和农作物的改进，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生产资料的积聚。

这是一场比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还要伟大的“土地革命”。

资本农业之所以率先在浙江兴起，并非偶然。

由于浙江资本生产相对发达，农民大量离开土地，且私有资本实力雄厚，所以，资本农业在浙江率先发展起来是必然的。

它最迅速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因而对人民群众最有利。

现在，不只是在浙江，在全国各个地方，农业正是而且完全是按照资本的方向发展，资本性质最为显着而且正在得到最强劲的发展！

以晋江为例：

全市人均耕地亩，低于全国亩和全省亩的平均水平。

在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时，95％以上的村采取按人口平均承包耕地，“均田”到人，加上以田块远近、土质好坏等条件均衡搭配，以至土地分得很散很小，一般承包2～3亩地，至少分散在3～5处不同的地方，不能形成应有的规模，也限制了科学技术在农业中的运用和推广，但是“土地从分散走向集中，经营规模由小而扩大，形成适度规模经营，是晋江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到1994年，全市有各种形式的农业规模经营户2017个。

其中从事粮、油、蔗、菜生产的有620户，租地面积3万亩，租地面积在50～100亩的88户，100亩以上的有61户，面积最多的达733亩。

与发展初期的1988年相比，种田大户增加421户，租地面积增加22440亩，户均经营规模扩大15亩。

另外，还有果林、畜牧、水产、养殖、食用菌等专业户1397个，其规模经营分别约占全市果林面积的50％、肉类总产量的20％、海、淡水养殖面积达60％和食用菌总产量的40％。

与小农户相比，年亩产提高150斤，劳均年产值增长8～9倍。

全市最大的种田大户吕芳助，自1991年起投资10多万元购置8台拖拉机、2台收割机、3台抽水机，常年雇用22个农业工人，收种农忙季节雇临时工最多达80多人，1994年，种738亩地收130万斤粮食，利润达35万元。

[11]

《信息时报》2001年7月17日对广州农业产业化进行了特别报道。

在农业产业化的带动下，“广州的农业机械化得到了快速发展。

全市劳均拥有农机总动力千瓦/人，机耕面积已占耕地总面积的75%”。

据有关部门统计，广州农村的60万户的263万农业人口，已有1/6左右的农民变成了“农业工人”。

几年前，周启沛投资做五金生意，当他听说大田的马蹄粉畅销海内外，就决定投资。

去年，周启沛“租下农民数百亩土地，种植马蹄，一年赚了15万。

今年，他扩大了规模，将种植马蹄的面积扩到500亩。

每亩除去500元的租金和人工费共六七百元，他可以赚五六百块，一年下来就有20多万的收入”。

周启沛高兴说：

“这指投资种植马蹄比在城里做生意合算多了”。

杨建尊是广州市有名的从玉菜场老板，一个靠承包农民土地，用先进的科学技术进行生产的“蔬菜业巨头”。

他的“种植基地位于广州从化市神岗镇，占地200多公顷，专业技术人员、农艺师20多人，员工680余人。

以高科技手段种植菜心、兰心、豆苗、甜豆、菠菜、荷兰豆、唐生菜等。

坐落在从化市神岗镇的从玉菜场犹如一个巨大的现代化庄园：

全自动的喷灌、排水系统一应俱全。

杨建尊也已经制定了资本农业的发展计划，创建生态示范农场，“建立和发展一个大规模、高标准的生态农业种植场，投资建设一个大型现代化急冻蔬菜生产车间，走净菜等高标准的保鲜食品产销之路”。

报道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李长春对其做出了极高的评价，认为从玉为“实现广州的农业产业化起到了典范的作用”。

正是资本生产破天荒第一次使人们用“先进的科学技术”进行生产，以“高科技手段”种植农作物。

在资本生产以前，这既不需要，也不可能，因为各个农民家庭的经济都是自给自足的，没有任何力量能使他们摆脱长期的停滞。

而资本却正是这种力量，它通过市场建立了对各个生产者生产的社会核算，迫使他们关注成本、利润和风险。

资本农业第一次打破了我国农业数百年来的停滞状态，大大地推动了我国农业技术的改造和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十几年资本主义的“破坏”所做的事情，比过去整整几个世纪做到的还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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