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祭我们为逝去的大师扫墓.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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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祭我们为逝去的大师扫墓
清明祭
我们为逝去的大师扫墓
黄祖洽 1924.10-2014.9
汤一介 1927.2-2014.9
俞吾金 1948.6-2014.10
郑杭生 1936-2014.11
师昌绪 1918.11-2014.11
黄济 1921.7-2015.1
庞朴 1928.10-2015.1
李小文 1947.3-2015.1
吴佑寿 1925.7-2015.1
刘筠 1929.11-2015.1
林为干 1919.10-2015.1
罗国杰 1928.1-2015.3
黄祖洽 穷究原子筑杏坛
“人生诚苦短，沟坎复何多。
八九不如意，困厄逐逝波。
殚思求火种，深情寄木铎。
山花今烂漫，何须绘麟阁。
”清明又至，再一次读起您的《述怀》，思绪久久难平。
还记得2014年9月11日送别您的那天，天空仿佛也压抑着悲痛，阴沉沉的。
八宝山殡仪馆礼堂门前，从四面八方赶来送别您的人们排起了长龙。
这些人中，有的是您的老同学、老战友、老朋友，更多的是您的学生，和许许多多素昧平生的普通百姓。
大家钦佩您，因为在您心里，国为重，教为重，科学为重，名利最轻。
1950年，您毅然从清华园走进新中国第一个核科学技术研究基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之后的30年，您将心血和灵魂默默倾注给了共和国的原子能事业，为我国战略核武器设计立下不朽功勋。
大家敬重您，因为您是知识的宝藏，是科学的旗帜，是师者的楷模，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典范。
1980年，当各种荣誉纷至沓来功成名就之时，您再一次出人意料地选择做一名普通教师。
之后的30年，您将精神和知识孜孜不倦地传授给了莘莘学子，桃李满天下。
还记得2006年10月2日那场让世人惊叹的祝寿仪式。
朱光亚、彭桓武、何泽慧、于敏、陈能宽、何祚庥……50多位中科院院士同时聚首，就连许多年来从未同时出现过的杨振宁、李政道也共坐为您庆贺。
此后数年，朱光亚、彭桓武、何泽慧几位先生先后驾鹤仙去，如今，相信您又能与老友们一起笑谈天下事了。
可是您是否知道，您的学生无时无刻不在怀念您。
“我愿意做一个铺路者、架桥人，永远和年轻人在一起，我从心底里热爱他们。
”这是您对教育事业最炙热的表达，也是学生们永远铭记在心的箴言。
曾为攻关奋战苦，又与后辈铺路勤。
您历经峥嵘岁月洗礼，将自己人生梦想倾注于杏坛之上，将对祖国的一片丹心寄托于科技强国的践行中，以一辈子攻坚克难的鞠躬尽瘁，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交出了您壮丽的答卷。
您一生都在科学的世界里探求真谛，一生都在执着地传递知识的薪火。
“山花今烂漫，何须绘麟阁”，后辈们铭记着您的教诲，传递着您的信念，在科教兴国的道路上砥砺前行，这定是对您最好的祭奠和缅怀。
（特约撰稿 祁雪晶）
汤一介 一介书生怀家国
2014年9月9日晚，人流不断，未名湖却失却了往日的生机，变得那般静默不语。
随着您离世消息的传出，燕园的心脏似乎也凝结出了泪珠。
翌日便是第30个教师节，您的学生说：
“老先生没能等到教师节，学生也不能再当面说声：
老师，节日快乐。
”
人如其名，一介书生，一生烟雨，心怀家国。
您的大半辈子都与北京大学、三尺讲台、著书立说紧紧相系。
从北京到重庆，从沙滩红楼到未名湖，您与北大共同经历了60多年的风风雨雨。
曾记否，您在北大开设的第一门课“魏晋玄学与佛教、道教”上，很多外系学生也来“蹭”课，本来宽敞的教室，一下子变得十分拥挤，连换了3个大教室还是坐不下。
您的学生回忆起当年的情景，仍是满脸神往：
“听汤先生的课，痛感无立锥之地。
”
曾记否，您在耄耋之年，不顾疾病缠身，作为首席专家，用自己并不健硕的肩膀全力推动着《儒藏》这个浩大的典籍编纂计划一步步向前。
十年光阴，对于您是多么宝贵，您却甘心坐学术的冷板凳。
您说：
“我想只要我活着一天，我就愿意为《儒藏》编纂工程竭尽全力。
”如今，斯人已去，往事历历。
生活中，您不抽烟，不喝酒，不爱应酬，堪称“儒者”。
学术上，您却洒脱肆意，开放自由，追求创新，犹似“侠客”。
您一生致力于推动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追求哲学理论系统的建构与创新，以真善美为基础构建中国哲学，开学界之先河。
您不断提出“建立中国的解释学”、“和而不同”、“普遍和谐”、“内在超越”、“新轴心时代”等一系列新的哲学问题，启迪世人思考。
上世纪80年代，您创办的“中国文化书院”掀起了一轮传统文化热潮。
您提出传统文化不应有中西文化的界限，不能孤立地、盲目地提倡国学，主张在全球意识观照下弘扬传统文化。
“先生教书，具有特有的学术风采和独立思考精神。
能做汤先生的学生是件荣幸而又幸福的事。
”您的学生这样怀念您。
“汤老的生命将在文字世界中永续。
”您的读者这样追忆您。
这个春日，当我们再次在记忆中与您相遇，仍被您自由的思想、师者的温暖所深深感染。
（本报记者 柴葳）
俞吾金 献身哲学得始终
转眼间，您离开我们已经5个月了。
但在复旦师生心中，您音容宛在，仿佛不曾远去。
您说过：
“哲学需要的不是三心二意的追随者，而是普罗米修斯式的献身者。
”正是秉着这样的献身精神，您一心扑在哲学研究上，30年不忘初心。
在复旦图书馆，您留下了一年150本的借阅记录，至今无人能破；留德归来，您带回了700余本德文版哲学著作、整整195公斤；多年来，您在国内外发表高质量学术论文200余篇，并出版著作25种。
梅花香自苦寒来。
当年被老师、同学一致评价为刻苦的“小俞”，在学术研究上不懈地攀上了一个又一个高峰。
在外国哲学研究方面，您率先提出“重写哲学史”的口号；将德国古典哲学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推进了对康德、黑格尔哲学的深度研究；经考证后将“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的历史提前了25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面更是形成了一家之言。
在您带领的复旦外国哲学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两个学科点的推动下，复旦哲学专业获评“国家一级重点学科”。
您自觉地以推进“学术大众化”为己任，奔走于沪、杭、广、深等地为市民作哲学文化讲座，在报刊上发表大量理论文章、演讲稿、采访录等，与大众“亲密接触”了30年。
您说过：
“当学者走到公众中，可以及时获得新鲜的民间观点和真实想法，很多重大的时代哲学命题就是从社会生活中来的。
”
在您的理解中，教师的确就像一支蜡烛，燃烧自己，点亮学生，“我喜欢做教师，并把担任这个社会角色理解为对人生最明智的选择”。
在复旦最大的5301教室，您开设的“哲学导论”和“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精读”课座无虚席；您上课时采用的启发式教学，令非哲学专业的学生毕业后仍念念不忘。
从您“决不发表没有新见解的学术论文”的身体力行中，学生们体味着您所教导的“做学术研究的第一动机是追求真理”；从您“没有愚蠢的问题”的热情勉励中，学生们鼓起了思考后提问的勇气；从您发还的论文初稿上密密麻麻的红色批注中，学生们真切感受着什么是治学严谨。
当您猝然辞世后，学生们发出“还想再听您一节课”的真情呼唤，在哲学的世界里，您在有始有终中获得尊敬。
（特约撰稿 宋婷婷）
郑杭生 求真济世谋经纬
您少年聪颖，但国难家困，辗转流离，多遭苦难；青年时期尽管因“出身不好”多遭政治运动波及，吃尽苦头，但坚持信仰，乐观向上，持守清贫，勤学著文，成就斐然；45岁出国留学，偶然由哲学转社会学，筚路蓝缕。
七十八载春花秋月，在您眼中，方向和人品最重要，您常常对身边的人说：
“方向不对、南辕北辙，人品不好、寸步难行。
”
无论多忙，每次演讲前，您都要亲自写好讲话稿，还亲自做好幻灯片，从不敷衍。
您罹患癌症后，也没间断工作，还在带博士生、出差、开会、调研。
您常说：
“自己一辈子‘嫁’给了人大。
”1956年，您被保送进入了中国人民大学，之后，几乎就没有离开过人大。
上世纪80年代，您虽然身为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但您还亲自给本科生授课，亲口讲授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理论。
那时，课堂上总是沐浴在思想与理性的光辉里。
思维是人类最美丽的花朵，在课堂上，学生们见证了您身为人师的品格与风采。
那个年代，不管在哪种场合，您都会微微一笑地和学生们打招呼。
那时在人大校园里生活过的同学，对于您满面春风的笑容，一定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
1984年9月，人大社会学研究所成立，当时只有您一个人。
20余年间，您白手起家，社会学著作等身，为中国社会学建设和发展呕心沥血，尤其是您开创的社会运行学派，赢得了海内外社会学界的高度评价。
一系列社会学著作、文论中阐述的诸多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论观点，还深刻地影响着整个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及社会实践，有着深远的学术影响力。
您培养了一批非常优秀的学生，他们有的从政，有的搞学术研究，在所在的领域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就。
您走了，但学生们却总说，感觉您依然在身边，爽朗的笑声从未远离。
桃李不言，庠育菁英。
学生们如今已在各自岗位上成为栋梁之才，他们将谨记您“为人与求学并重”的教导，在社会学服务于中国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实践的征程上砥砺前行。
（本报记者 王强）
师昌绪 特殊材料耀中华
去年11月10日，您走了。
可至今我们心中留存着的您的身影依然清晰。
记住您，源于您一句最为朴实无华的话：
“作为一个中国人，就要对中国做出贡献，这是人生的第一要义。
”话里凝聚着一位饱经沧桑的老知识分子大半个世纪以来投身科学事业、矢志报国的赤子情怀。
您是这么做的！
上世纪50年代，美国禁止学习理工医学科的中国留学生回国，您是被明令禁止回国的35名中国学生之一。
为回到“母亲”身边，您历经艰险、排除万难，最终如愿，把毕生精力献给了祖国的科技事业。
回到祖国，您一心扑在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的工作上。
当时，高温合金是航空、航天与原子能工业发展中必不可少的材料。
面对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我国的航空工业要迅速搞上去”，您从我国既缺镍无铬，又受到资本主义国家封锁的实际出发，提出大力发展铁基高温合金的战略方针，研制出我国第一个铁基高温合金。
到了上世纪60年代，我国战机发动机急需高性能的高温合金叶片，您又率队研制出铸造九孔高温合金涡轮叶片，解决了一系列技术难题，使我国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由锻造到铸造、由实心到空心迈上两个新台阶。
多年来，您致力于材料科学研究，在高温合金、合金钢、金属腐蚀与防护等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主持研制出多项国家急需的战略材料及部件；引领和推动了我国纳米科学技术、碳纤维、金属腐蚀与防护、生物医用材料、镁合金等学科的快速发展。
您被誉为“材料之父”，您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实至名归。
两院院士，辛劳一生，90多岁了，您还想着为我国的科普事业多做事。
您觉得，大众需要更多的科学知识，科普是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最重要的途径。
您还关切地说，青少年科普教育不能只在课堂上。
在您心里，祖国就意味着一切。
祖国的需要，是您选择未来的方向。
岁月如炬，为了祖国的需要，您燃尽一生，光耀了中华。
您的一位老友曾这样评价您：
“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人，更是一位值得尊敬的长辈。
他忘我的工作态度和奉献精神一直激励着我们，给我们巨大的正能量！
”
是的，这也是我们后来人共同的心声。
（本报记者 余闯）
黄济 重教析理圆夙志
一位老人，一辆老车，曾是北京师范大学校园里朴拙低调的别致一景。
曾经，斑驳的三轮车载着年过九旬的您，不疾不徐地往返于家、校园和医院之间，受到四面来自师生的注目致意或问好行礼。
因为他们或多或少地知晓，踩着这辆三轮车的老人，曾穷其一生，在动荡岁月中出走复出走、彷徨复彷徨，追寻能温暖心田的教育梦想。
与中国共产党同龄的您，在生命中的前30年，都是在时代大潮中颠沛，在彷徨中寻求出路。
您将自己抗战时期从旧式家庭出走投向国民党统治区、解放战争时期又从国民党统治区奔赴解放区的经历，形容为一个寻求“别样的路”和“理想的路”的过程。
心之所向终将您引领进教育的大门，正应了您中学毕业前夕立下的誓言：
“余深感教育之落伍与自身之不幸，故愿竭力以学教育，从事教育，希能予贫寒无告而失学者以求学之机，使无感就学之难与失学之苦。
此余宿志。
”其后一生，您都在不断寻找教育的本质。
“文革”过后，百废待兴，您担起了追寻教育“本质”的重任：
重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哲学学科。
1980年，您在北师大重开教育哲学课，边写讲稿边开讲，开设了新时期全国第一堂“教育哲学”课。
77、78、79级本科生、研究生、本系教师和进修教师围坐一堂的盛况，至今仍深深印在许多学生的脑海里。
那两年里，您丝毫不敢懈怠，积累下来的教案、笔记形成的《教育哲学初稿》，成为当时全国第一本“教育哲学”教材。
此后20年，您将著述《教育哲学初稿》修订为《教育哲学》，再完善至《教育哲学通论》，也由此奠定了新中国教育理论的开拓者、中国教育哲学主要奠基人的地位。
您总是随身携带一个小本，听研讨会，听报告，甚至和人日常对话，都要做笔记。
因为您觉得前辈、同辈、后辈都是您学习的对象。
离休后，您仍离而不休、自续耕播，不断有新作问世。
在写作《诗词学步》一书时，因为骨折，为解痛楚，您竟用左手写出1至2万字的提纲。
您形容自己花甲之后的人生是“三黄”：
黄济，已到了黄昏时候，却成了黄金时代。
而您留给学生们的“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为师之道，温暖而绵长。
（本报记者 柴葳）
庞朴 深耕国学成大儒
“炼汞烧铅四十年，至今犹在药炉前。
不知子晋缘何事，只学吹箫便得仙。
”您亲手书写的这幅字，还悬挂在客厅的正中，可您却已经离我们远去。
好一个“只学吹箫便得仙”！
唐代高骈的这首诗，相信您借以抒发的就是您平生治学的心志：
治学严谨却又不失童趣率性，气象不凡却又能够简朴如初，兴趣广泛还可精深专注，知识渊博常能独辟蹊径。
您有着强烈的文化自觉，一生对中国传统文化保有温情和敬意，坚信中华文化具有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为此，行走在探索中华文化的学术之路上，您始终不曾止歇。
作为著名的文化史家、哲学史家、儒学研究学者，您涉猎诸多，学术根底在史学和哲学，兴趣为中国思想史，所擅长则是辩证逻辑。
您还记得否？
在“文革”期间，您的书都被贴上了封条，您没书看，就看星星，“地上没有书可念，我就念这个天书；地上有阶级斗争，天上没有阶级斗争”。
花了两年的时间，您把漫天的星空都搞清楚了。
没想到，这段经历引出了后来一个重要的学术发现——火历，可以解决很多天文学史上费解的难题。
您还记得否？
20世纪90年代以后，您致力于“一分为三”理论，认为“世界在本质上是统一又三分”，并把它作为密码来解读中国文化成果，说明中国人的忧乐圆融精神。
您读过私塾、抄过公文、上过革命大学，丰富的人生阅历铸就了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坦荡性格。
对于当代一些希望建立儒教的主张和努力，您始终坚持的是中国历史上有儒学，而没有儒教。
您说：
“如果要重建儒教，我个人的建议，就是希望你们向梁漱溟先生学习，要立足于民众幸福、社会改善、民族存亡和世界大同。
”您觉得儿童读经很好，也应该在教科书中增加更多古典的东西。
但对于试图恢复古礼的努力，您则认为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因为您从来没有忘记时代的节奏。
您可知道同行和后辈是如何评价您的？
他们说：
“庞朴先生留下的空白将在很长时间内无人填补。
”
话已至此，无需多言。
哲人其萎，华章犹存！
（本报记者 翁小平）
李小文 亦士亦侠任平生
2014年，您一身素衣布鞋在中科院作报告的照片爆红网络，网友们把您称作现实版的“扫地僧”：
“一个沉默、不起眼的小角色，却有着惊人天分和盖世神功。
”
您确实有一身“盖世神功”，您1968年毕业于成都电讯工程学院，1985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分校获地理学硕士、博士以及电子与计算机工程硕士学位，专长于遥感基础理论研究，“20世纪80年代世界遥感的三大贡献之一”的名单,您榜上有名，您还是“李-Strahler”几何光学学派的创始人，“973”项目“地球表面时空多变要素的定量遥感理论及应用”的首席科学家。
您又是那样的勤勉。
2005年，您在中科院遥感应用研究所做所长，白天在研究所上班，晚上回北师大做课题。
学院晚上11点关门，您经常忙到很晚，每次回来都要叫值班室帮忙开门。
您去找系主任：
“咱不是要办成国际一流大学吗？
你在美国时，看哪个国际一流大学晚上11点钟就把门锁了？
”后来院里开会，把钥匙分给了您一把，再也不影响您忙到半夜了。
而最令人感慨和印象深刻的，还是您的朴素。
这么多年，不管冬夏，您都穿布鞋。
您第一次到北师大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报到，就因为这身装束，被门卫挡在了外面，以为是来推销的农民。
也正是因为这个朴素到极致的形象，网友们亲切地叫您“布鞋院士”。
您有自己的金钱观，认为钱的作用在本质上是“非线性和非单调性”的。
对比较贫困的青年学生来说，很少一点钱，也许就能帮助他选择正确的人生道路，或是拯救一条生命。
几年前，您拿出李嘉诚基金会奖励自己的钱，在母校成都电子科技大学设立了奖助学金。
您说：
“自己有口酒喝，就感觉进了‘非线性区’，没什么负担，就捐了。
”
您离开我们的时候，才68岁。
同事们说，您钻研学术太劳累，又太不关心自己。
两个女儿和爱人都在国外，您作息不太规律，一天到晚吃点米粥、咸菜就了事，久而久之营养不良，骨瘦如柴。
您走后，在您曾经活跃的科学网上，热门博文几乎全是网友缅怀您的文章：
“愿在天国继续把酒言欢，一点素心，三分侠气，伴你一蓑烟雨任平生。
” （本报记者 唐琪）
吴佑寿 赤子之心“无线”情
从出生地泰国，到香港、广东，再到西南联大、清华大学，作为从战乱苦难岁月走过来的人，您见证了新中国从旧社会走向繁荣富强的全过程。
“尽管我们是在国外出生长大的，但我们也想尽力报效祖国，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的祖国是中国。
”您的拳拳爱国之心，日月可鉴。
从摸着石头过河，到无线及个人通信、电视数字化、卫星及空间通信、光通信、军事通信等领域都相继有了“中国成果”、“中国标准”，这不仅是我国数字通信领域不断发展、创新的过程，也是您作为一名科研人员孜孜以求、不断奋进的过程。
从我国第一部话音数字化终端，到计算机的汉字识别系统，再到数字电视传输的“中国标准”，在国家的数字化进程中，您的身影无处不在、居功至伟，不愧为我国数字通信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您不仅在科研上一直奉守着身先士卒和一竿子到底的精神，在教育和培养下一代问题上，也有着高瞻远瞩的视野和超前意识。
20世纪80年代，在担任清华大学研究生院院长时，您对博士生培养、创新和学科建设，就有自己的认识和理念。
您说，创新是博士生教育的永恒主题，青年人来攻读博士不能只为了一顶博士帽，导师也要放手让博士生发挥更大作用；您把自己比喻为一个“穿珠人”，把学生的研究成果比作一颗颗未经雕琢、加工的“珍珠”，您说导师的责任除了把“珍珠”做大、做好之外，还要把它们编织成为“项链”。
您还说，创新的关键是思想上破除迷信，敢于创新，必须尽快破除引进来模式形成的“懒汉思想”，“跟踪、仿制”不是创新；千万不要在“杂志缝里找题目”，吃人家嚼过的馍；制约我们获诺贝尔奖的关键因素就在于我们缺乏创新精神，特别是有的决策者缺乏创新精神。
时至今日，您的比喻仍然是那么的鲜活，您的担忧仍然值得我们反思和奋斗。
1992年，您曾挥毫写下短句两行：
“创业维艰，寒暑四十，已成往事；绝顶险阻，锲而不舍，再立新功。
”2005年，您又即席赋诗：
“虽是满头白发，心情还似当年，更逢中兴盛世，老牛仍当向前。
”
如今，2015年的清明，您离开我们的时间还没过百天，但在您心心念念的华夏大地上，已经有无数的“电波”在不停地诉说着对您的思念。
（本报记者 翁小平）
刘筠 池水涟漪润“草根”
清明到了，岳麓山的花开了，好似为您而绽放。
今年1月22日，听到湖南师范大学的老师说起您逝世了，我几乎不能相信。
因为就在2012年冬天，我采访您时，您中气还那么足，您思路还那么清晰，您还拄着拐杖，亲自带着我参观您的实验室。
而现在，您拐杖拄在地上的声音已经成了绝响。
您是我采访的第一位院士，然而您待人接物的大家风范，已经深深印刻在我的心里，您再一次让我坚定一个信念：
一个真正有追求的人，应该怎样活着。
在采访完您和您的同事、学生后，我们给您定义为“草根”院士，您非常乐意地接受了。
我们说您是“草根”院士，是因为您虽然出生在家境贫寒的农民家庭，靠自己不懈的勤奋，跳出了农门，然而您始终没有忘记的是农民，一辈子与农民打交道，一辈子研究为了农民。
在上世纪50年代以前，“四大家鱼”不能人工饲养，人们吃鱼要下河捕捞。
您立志要让老百姓餐桌上多一条鱼。
年轻的您，花了一年时间，收集了近1000个样本，终于打破家鱼生殖细胞不发育的定论，为家鱼的人工繁殖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
从此，鱼走上了每一个中国家庭的餐桌。
您把一生献给了我国的水产研究事业，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然而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您说，科研成果自己说好没用，要经得起农民的考验。
您还说，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我们搞科学的，要时时想着为中国的农村、为中国的农民做贡献。
当年甲鱼人工繁殖研究成功后，您立即面向全国开了一个培训班，免费把技术推广出去。
事实上，您的研究成果已让许多农民走上了致富路。
据不完全统计，这么多年来，四大家鱼的养殖累计增加水产品近2000万吨，累计增加纯利润超过300亿元，仅湖南省就有30多万水产养殖户因此致富。
您把一生献给了我国的教育事业，您自己生活和办公都非常简朴，却捐资100万元设立了“刘筠奖学金”，资助了一大批品学兼优的贫困学生；您桃李满天下，为国家培养了200多名优秀的博士、硕士和成千上万的本科生。
您的“草根”情怀永远令人敬仰。
（本报记者 阳锡叶）
林为干 凌波微步舞人生
在网络上输入您的名字，印象最深的是这句：
那位90多岁还在写论文的先生走了。
您长期研究微波——波长在1毫米到1米之间的电磁波，在闭合场理论、开放场理论和镜像理论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
因为研究内容极其深奥，这在很多人看来非常“高大上”。
但这丝毫没有妨碍人们了解您、尊敬您、喜欢您。
在您儿子的心中，您不仅是一位举世闻名的科学家、一位诲人不倦的人民教师，更是一位充满爱心的好父亲。
想当年，您在异国驰骋学术界，大长国人志气。
上世纪50年代在美国读博期间，您提出了一腔多模理论，使您在微波研究领域崭露头角。
它理论意义深远，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被国内外学者所引用，并对现代卫星通信等产生重大影响。
而“林—钟方法”的提出，让您成为了国际微波学术界一颗耀眼的明星。
您学成归国，奉献教育事业，展现了您心系祖国发展的赤子情怀。
您是我国电磁场与微波技术学科的主要奠基人，是新中国50年重大贡献科学家之一，被国内外同行尊称为“中国微波之父”。
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这是学术界对您成就的肯定。
最值得称道的是，您解开了电磁学界的“哥德巴赫猜想”。
关于点电荷在介质球中能够形成多大的镜像、位于何处的研究一直是一个未解之谜。
从1951年初次接触该问题到此后的40年间，您成功找到了解决难题的钥匙，令微波学界欢呼不已。
从教60多年来，您为我国电子学特别是电磁场与微波技术学科的发展培养了一批杰出人才。
不知您是否统计过？
您曾是新中国培养博士生最多的导师之一。
您一直身处科研与教学的最前沿，治学严谨，称“自己要做一辈子的研究”。
从科研和教学一线岗位上退下来，您丝毫没有懈怠，依然以饱满的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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