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孔孟老庄历史观比较.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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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孔孟老庄历史观比较
孔孟老庄历史观、军事观比较研究
第八章孔孟老庄的历史观之比较
第一节孔子的历史观
一孔子与《春秋》
孔子晚年编写过《春秋》这是我国现存的最早的一部编年史。
孔子又整理过《尚书》，这也是我国现存的最古的一部史料汇编。
以前还有“六经皆史”的说法，认为孔子对待上古文化的基本态度，体现为他说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因而他编的“经书”，都是前代的史料，而孔子的主要贡献，便在于保存历史，传授历史。
照这种说法，在中国历史上，孔子主要以史学家而现身。
持此说最力的，前有清朝的章学诚（参见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一·易教上》《章氏遗书外篇·丙辰札记》等），后有近代的章炳麟（参见章炳麟《訄书·订孔》、《国故论衡·明解故》等），他们在近代学术界都有相当大的影响。
所以，我们在研究孔子思想体系的时候，不可不对孔子的史学思想，作一番专门的探讨。
《春秋》是以鲁国为中心的编年史。
它记载的史事，由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开始，到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为止，共二百四十二年。
这段历史时期，就被后人根据《春秋》，而命名为“春秋时代”。
《春秋》本为各国史书的通称。
《国语》便提到晋国有人“习于《春秋》（《国语·晋语七》），楚国对太子“教之以《春秋》”（《国语·楚语上》）。
墨子也曾说“吾见百国《春秋》，并具体说到“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墨子·明鬼》）。
而鲁国的史书向来叫作《春秋》，则有多种记载可证（参见《孟子·离娄下》、《礼记·坊记》、《韩非子·内储说上》等）。
这就表明，在孔子以前，早有《春秋》之名，体例也应该相近。
现存的《春秋》，是孔子所作，首先见于《孟子》：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
孔子惧，作《春秋》。
《春秋》天子之事也。
是故孔子曰：
‘知我者其惟《春秋》乎！
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孟子·膝文公下》）
暂且不谈动机问题，就说“孔子作《春秋》”，是不是事实呢？
有一种意见，以为孟子在造谣。
理由是：
第一，既然说《春秋》有“义”，为“天子之事、，“这样一件大事业，《论语》中找不出一点材料来，不是极可疑的吗！
”（钱玄同：
《答顾颉刚先生书》。
《古史辨》第1册。
）第二，《春秋》“是一部鲁国底‘断烂朝报，”，“孔丘底著作究竟是怎样的，我们虽不能知道，但以他老人家那样的学问才具，似乎不至于做出这样一部不成东西的历史来”（钱玄同：
《论（春秋》性质书》。
《古史辨》第1册）。
这都不成其为理由。
我们知道，孔子生平的不少重要事迹，比如几度在鲁国做官，参加鲁、齐夹谷之会等，在《论语》中也没有记载，难道能说这些事实不存在吗？
我们也知道，判断古人的学问，主要应该根据他们的著述，假如连孔子的著作也不知道，那未凭什么断定他的学问才具高明，因而不会做出“一部不成东西的历史来”呢？
可见，这样的“疑古”，无损于传统见解的一根毫毛，相反却暴露上述意见的持有者，比谁都崇拜孔子，所以疑来疑去，目的只在于保护孔子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
其实，从战国到两汉，说及孔子与《春秋》关系的，何止一个孟子？
《庄子》记有孔子在“治”《春秋》的话（见《庄子·天运》）。
《韩非子》记有孔子曾与鲁哀公讨论《春秋》的对话（见《韩非子·内储说上》）。
荀子曾批评孟子喜欢“案往旧造说”（见《荀子·非十二子》），却没有批评他关于“孔子作《春秋》”之说是臆造；相反，后来流传的有关《春秋》的不同解说，据清朝学者考证大多出于荀子的传授（可参见汪中《苟卿子通论》、《述学》补遗。
）。
这些属于不同学派、不同见解的作者，都肯定《春秋》同孔子有密切关系，怎能说孟子所云非事实呢？
所以，司马迁说孔子晚年“因史记作《春秋》”（《史记·孔子世家》），又说：
“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
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
”（《史记·孔子世家》）这个记载，尽管后来有不同意见，例如说孔子是“修”，即对鲁国史记加以删订，而不是“作”，即根据各国《春秋》重新改写（杜预《春秋序》：
“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去其典礼。
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
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以示劝戒。
其余则即用旧史。
史有文质，辞有详略，不必改也”），然而事实还是可信的。
因为说孔子删订也罢，改写也罢，都不否认现存的《春秋》，的确经过孔子的整理、加工和改订，的确经过孔子的笔削，有的史料保存了，有的史料删掉了。
既然如此，那未孔子在对旧史“笔则笔，削则削”的时候，必定依据一定的原则，是没有疑问的。
二所谓“《春秋》之义”
孟子说过：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
晋之《乘》，楚之《椅机》，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
孔子日：
‘其义则丘窃取之。
’”（《孟子·离娄下》）就是说，孔子改订的《春秋》，讲的也是齐桓公、晋文公一类人的事情，用的也是一般史官常用的文字，但有一点与过去的史书不同，即这部《春秋》里保存了《诗》亡之后逐渐湮没的“义”。
可见，在孔子那里，写历史只是一种手段，宣传“义”才是他的目的。
“义”者，宜也，就是通常所说“应该如何”的意思。
孔子当然不是要在一切事情上发“应该如何”的议论。
在讨论孔子的政治思想的时候，已经说过，孔子注意的中心问题，是“礼”，就是复兴已被社会实践否定了的三代之礼，这是他在政治上的基本信念。
为了实现这个信念，孔于忙忙碌碌地奔走了一生，然而总是行不通。
只是在这种情况下，孔子才坐下来改订《春秋》，也就是重新改写他那个时代的近代史和现代史。
显而易见，孔子要发的“应该如何”的议论，只能说是借历史来继续发挥自己的基本政治信念。
关于这一点，司马迁的叙述，应该说大体符合实际。
他记载道：
“子曰：
‘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
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
’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
据鲁，亲周，故殷，运至三代。
约其文辞而指博。
……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
《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懼焉。
”（《史记·孔子世家》）司马迁受董仲舒的影响，讲《春秋》时往往采取公羊学派的诠释，时有过份穿凿之词，如这里所谓《春秋》“据鲁，亲周，故殷”云云，便有臆说的嫌疑。
但他说孔子作《春秋》是“道不行”而心不宁的表现，他说孔子在《春秋》中倾注着“贬损之义”，他说孔子写《春秋》的方法是用简单的文辞表达广博的旨意，他说孔子希望通过《春秋》之义来警告“乱臣贼子”，来教诲后世的王者，等等，则都有相当的根据。
那末，具体他说，所谓“《春秋》之义”指什么呢？
《庄子》里有句话，说是“《春秋》以道名分”（见《庄子·天下》。
此篇大约是庄子后学的作品，它扼要地叙述了春秋战国时代各个学派的主要见解，对于我们研究这个时代的思想史，十分重要）。
它就颇为精炼地概括了孔子注入《春秋》的“贬损之义”。
所谓名，就是名称、概念。
从认识论来说，概念是人们在实践中引起的对事物的感觉和印象的深化，是开始了解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的第一步，因而也是理性认识的第一步。
概念来自事实，反映事实。
所以，春秋战国时代的思想家，从孔子到孟子，从老子到庄子，从苟子到韩非，都把探讨名与实的关系，当作自己的一大任务，这本来是不错的。
孔子尤其重视政治生活中的“名”。
大约在鲁哀公七年至十年（公元前488年一公元前485年）之间，孔子带着一批学生流亡在卫国。
他的很多学生在卫国做了官。
卫出公也有意用孔子在卫国执政。
这时于路问孔子，如果他执政，首先要解决什么问题？
孔子说：
“必也正名乎！
”那一段议论（另详第二章），就是著名的孔于“正名”论。
它在认识论上的是非，前面谈哲学思想时已讨论过，兹不赘述。
这里要继续讨论的，是它同改订《春秋》的关系。
从时间上看，孔子发表这个主张，是在他自卫返鲁之前。
过了两三年，他就结束了长达十四年游说诸侯的生涯，回到鲁同专心从事教育和著述，不再想做官了。
因此，他在卫国准备出仕前说的这番话，可以看作他对自己毕生政见的总结，或者说他要把自己的理想变成现实的最后一次宣言。
然而卫君终于没有用他，他也终于认定“鲁、卫之政，兄弟也”（《论语·子路》），“行道”的想头从此幻灭，于是回老家去编写《春秋》，借历史来陈述自己的政见。
如果说，所谓《春秋》之义，主要在于贯彻孔子想从政治上正名的主张，应该说合乎孔子思想发展的逻辑。
春秋时代，政治生活的变化很剧烈，大国争霸，战争频仍，西周以来的奴隶主统治秩序在瓦解中，新的封建统治秩序在难产中。
到处都在发生名与实的矛盾。
大至周天子的共主地位问题，小到作为札器的酒槽式样问题，都有待讨论，确定恰当的概念或名称，以反映变化中的历史实际。
就是说，那时的历史条件，产生了在政治上正名的客观需要。
所以，孔子身居危邦，欲治乱国，把正名看作当务之急，行不通而后改从历史方面进行研究，如果单就他的主观愿望而言，本来也无可厚非。
问题在于，何谓正名，如何正名，各个阶级各个学派有着很不相同的理解。
有的以为应该适应变化中的现实而制定新概念，有的以为应该纠正变化中的错误而恢复旧概念。
看来，孔子对于正名的理解，属于后一类。
必须指出，假如旧概念没有过时，仍然是客观事物的恰当反映，不该被否定而被胡乱否定了，那未除了引起社会生活的混乱，如西汉未王莽依据《周礼》把全国的官职和行政区划的名称统统改掉的后果那样，就不可能有任何一点积极意义。
在这种情况下，把正名理解为主要是恢复旧概念，就是合乎时宜的，完全适应拨乱反正的客观需要，决不算什么“复旧”、“倒退”。
但孔子的主张并非如此。
他所以要正名，是因为要叫人安“分”。
分，也就是职分、本分，在先秦一般是指君臣、父于、男女之间的界限，尊卑、上下、长幼之间的秩序。
孔子一向强调主奴界限要严，等级秩序要明，其衡量的标准便是西周奴隶主统治者所制定的“礼”（详见本书第四章《孔子的政治思想》）。
这套统治秩序，在春秋时代已经乱七八糟，这在孔子看来简直不可容忍。
孟子说他鉴于旧社会及其支配法则在没落下去，怪异的学说与残虐的行动又在滋生，“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因而感到恐惧，于是作《春秋》（《孟子·滕文公下》）。
这种分析，符合孔子的思想。
既然孔子的直接目的，在于揭露他那个时代的“乱臣贼子”所言所行，都在破坏有数百年传统的旧礼，都在破坏本来是不可逾越的旧等级旧界限，那末他通过这种揭露，旨在宣传已被实际生活否定了的旧名，不但应该复活，而且应该永远不变地存在下去，就不难理解了。
一部《春秋》，贯串的指导线索，便是“道名分”。
全书若隐若现的“义”，便是“复礼”。
它不是普通的历史书，而是孔子的政见书。
所以孔子才说，知我罪我，其惟《春秋》乎！
（《孟子·滕文公下》）
三从“《春秋》笔法”看孔子的史观
然而，从形式上看，《春秋》仍然是一部普通的编年史。
不妨举它记载的第一年，即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为例：
元年，春，王正月。
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
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
秋，七月，夭玉使宰嘎来归惠公仲子之帽。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冬，十有二月，祭伯来。
公子益师卒。
这就是一年记载的全文，总共才六十二字，却分六条，记了六事。
其它各年也一样，全书仅一万六千余字。
由这里可以看到《春秋》在表现形式上的几个特点：
一是文句非常简短，书中记载一个事件，最短的只用一个字，最长的也不过四十多字；二是记录若断若续，虽用年、时、月、日的序列把各个事件串在一起，但每条记载又都是孤立的，相互间没有内在联系；三是以鲁国为中心，记载的事情以鲁国居多，行文的口气以鲁国为主体；四是记载的事件主要是各诸侯国君主贵族的日常政治活动，包括战争、外交、宗教、婚丧等，也涉及天象变化和自然灾害；五是全书没有在所记事件之外夹附任何议论，粗看似乎是不带成见的客观记录，或者是乱抄而成的材料汇编。
与孔子同时或略迟，鲁国还有一位史学家左丘明（孔子称赞过左丘明，见《论语·公冶长》）司马迁曾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见《史记·大史公自序》。
一般认为，左丘明是春秋晚期的鲁国史官，《国语》》《左传》的作者），撰写了一部《左传》（《左传》在西汉时才传世，今文经学家认为是西汉刘歆割裂《国语》而成，此说不可靠。
但它的记录比《春秋》多十六年，可能是战国初期成书的作品），也是春秋时代的编年史，也是以鲁国为中心，也是以等级名分观念为指导线索，但是体系完整，内容详尽，叙事生动，文字优美。
《春秋》同它一比，便更显得贫乏、零乱、干瘪、乏味。
所以，北宋的王安石就已讥笑《春秋》是“断烂朝报”（见《宋史·王安石传》。
以后有人说这是宋代反对新法者诬蔑王安石之词。
详见清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卷十一。
但从辨证引文看，王安石确实说过此语），近代的梁启超也曾批评《春秋》象“流水账簿”（见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
《饮冰室专集》第16册，第11页），即使十分崇拜孔子的胡适，也不得不说单是作为史书的话，《春秋》是部“极不可读的史书”（见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商务印书馆1919年版，第98页）。
不过，在这方面，似也不可过份责备孔子。
因为孔子不是专职的史官，也不是把写作史书当作目的。
他只是利用鲁国史官所积累的某些材料，作为“道名分”的手段，而且在当初很可能只是编写了一个提纲式的东西，作为向学生传授他的政治见解的依托。
所以司马迁说他是根据旧的史记，“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而书成之后，“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拒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看来是比较确切的。
正因如此，要研究孔子如何借历史陈述政见，便不可不进一步探讨《春秋》的表现形式，即所谓“《春秋》笔法”。
根据司马迁的说法，孔子的主要学生，都接受过不便于记载的褒贬大义的教育。
他们在孔子去世后，转相传授，便形成对《春秋》之义的不同解说，到西汉时已出现五种“传”（汉代五种《春秋传》是：
《春秋左氏传》三十卷，《春秋公羊传》、《春秋谷粱传》、《春秋邹氏传》、《春秋夹氏传》各十一卷。
邹氏、夹氏二传早亡）。
现存的还有三种，即《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
历代的经学家，怀着宗派的偏见，都说本派祖传的一、二部传，才表达了孔子写定《春秋》的真实意图。
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他们都承认《春秋》本文的用字措词，或者材料取舍，记载详略，确实包含着孔子的是非褒贬的意见在内。
所以，要探讨《春秋》笔法所体现的用意，又应该综合三传的解释（从汉朝以来，今文经学家都排斥《左传》，说它“不传《春秋》”。
从它的记载同《春秋》并不密切配合而言，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
但《左传》记春秋历史最详，要弄清《春秋》记录的真实程度，必须同《左传》相比较。
所以这里仍把它算作一种“传”），才能看清楚。
《春秋》笔法所表现的孔子名分观念，具体分析起来，有以下几点：
1、用三讳维护三纲
尊重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这是记录和编纂历史的起码守则。
我国古代有很多史学家，都站在朴素的唯物主义认识论方面，倡导和实行据史直书，反对曲笔讳饰，因而在史学领域形成了一个尊重史实的好传统。
为了保卫这个传统，有些史学家还甘冒杀头的风险。
在孔子以前，便有两则著名事例。
一例发生在公元前607年，晋灵公胁迫执政赵盾逃亡，被赵盾族人赵穿攻杀，赵盾随即回都执政，于是晋国大史董狐就写道：
“赵盾弑其君。
”并将记录在朝内公布。
他这样写，是根据晋国法律，揭露赵盾是杀死国君的实际主谋（《左传》宣公二年。
董狐归罪赵盾的理由是：
“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何？
”），就是直书。
另一例发生在公元前548年，齐国大夫崔抒发动政变，杀死齐庄公，“太史书曰：
‘崔杼弑其君。
’崔子杀之。
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
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
”（《左传》襄、二十五年）为了说一句真活，太史兄弟四人都视死如归，还有一位史官继续挺身而出，这是何等伟大的精神！
但是，孔子虽然也称赞董狐，说他“书法不隐”，是“古之良史”③，但自己实行的却是一条相反的守则：
“《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
”（《公羊传》闵公元年）就是说，孔子在编书时，涉及这三者的过失或罪恶，就运用曲笔，替他们回护或遮掩。
有人说，这三讳见于《公羊传》，乃是后世黜儒曲学阿的笔法，同孔子无关。
其实不然。
讳者，隐也。
有一回，楚国的大夫叶公告诉孔子，他那里有个立身正直的人，其父窃取了别人的羊，自己便出面揭发。
孔子却说：
“吾党之直者异于是。
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论语·子路》）”在任何时代，盗窃都被看作危害公共利益的坏行为，即使剥削阶级也不得不明令禁止，然而孔子却认为名分高于国法，维护尊长地位比保护社会安宁更要紧，所以隐瞒尊长罪恶便叫“直”，揭露尊长罪恶反而叫“曲”。
可见，在著史中提倡混淆是非曲直的三讳，毫无疑问是孔子的嫡传心法。
例证在《春秋》中随处可见，略举数则：
《春秋》僖公二十八年：
“天王狩于河阳。
”照字面看，是说周襄王到晋国的河阳巡视狩猎。
紧接着下文又记：
“壬申，公朝于王所。
”晋文公跑到周襄王行在举行朝觐礼。
如果信为实录，则会认为周天于与诸侯间的君臣之分，在春秋中叶依然很严格，天子依然有权威，诸侯依然守规矩，一切都和西周初年一样。
但一看三传的解释，便知事实恰好颠倒了。
原来这是晋文公玩弄的一个诡计，名曰“挟天子以令诸侯”：
他在公元前632年率领晋、齐、宋、秦联军打败了楚、陈、蔡联军，随即大会诸侯，举行“践土之盟”，把周天子召来与会，宣布承认他的霸主地位；接着又率领诸侯举行“温之会”，还是叫周襄王跟着，并用周襄王名义拘捕了不服晋国称霸的卫成公。
《左传》记此事道：
“是会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
仲尼曰：
‘以臣召君，不可以训。
’故书曰：
‘天王狩于河阳。
’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据杜顶注，孔子这样写还包含着表彰晋文公尊王之功德的意思，因而也包含着为晋文公讳之意）《公羊传》说：
“狩不书。
此何以书？
不与再致天子也。
”（《公羊传》傅公二十八年。
）《谷梁传》也说，孔子这样写，“全天王之行也，为若将守而遇诸侯之朝也，为天王讳也。
”（《谷梁传》僖公二十八年。
范宁集解谓守音狩）都承认孔子隐瞒历史真相，以维护已崩坏的君臣名分。
这是所谓“为尊者讳”的一个突出例子。
《春秋》隐公十一年：
“冬，十有一月，王辰，公薨。
”鲁隐公其实是被鲁桓公杀死的，按传统的据史直书的写法，应该是“公子允弑君”。
但孔子却用了形容国君自然死亡的“薨”字，又不说死的地点，葬的时间，这就露出了隐瞒史实的马脚。
《公羊传》解释说：
“何以不书葬？
隐之也。
何隐尔？
弑也。
弑则何以不书葬？
《春秋》君弑，贼不讨，不书葬，以为无臣子也。
”（《公羊传》隐公十一年）这是替孔子开脱，说他于隐瞒之中还有揭露，但此说如属实，反而更证实孔子存心曲解事实，把“贼不讨”的罪责推到鲁国臣子头上。
春秋弑君三十六，其中鲁君就占四名，还有一名鲁君被逐，二名鲁君曾被晋国扣押。
但因他们都是鲁国定、哀二公的祖父辈，《春秋》便一概隐而不书，讳莫如深。
这是所谓“为亲者讳”、同时“为尊者讳”的几则突出例子（参看罗壁：
《识遗·孔子讳鲁》）。
《春秋》闵公元年：
“冬，齐仲孙来。
”此人是谁？
传说不同。
据清朝学者考证，就是鲁国公子庆父（陈立：
《公羊义疏》卷二七。
《左传》杜预注以为，《春秋》说到的齐仲孙，即传文中的齐仲孙湫，为齐大夫。
陈立据各书考证，以为《左传》记载有误，《公》、《谷》二传的说法是对的）。
这个君位觊觎者，在上一年鲁庄公死后，马上谋杀了储君子般，逐走了执政季友，准备篡位，但因国人不服，他不得已外逃齐国。
鲁闵公即位，季友再执政。
庆父外仗强齐支持，内欺君幼弟弱（鲁闵公是庆父之侄，即位时才十岁。
季友为庆父之弟，即季孙氏之祖，在鲁国号称贤人），又回鲁勾结鲁庄公夫人哀姜，再次阴谋篡位，时人谓“不去庆父，鲁难未已”。
他果然于次年又谋杀了鲁闵公。
庆父三年弑二君，《春秋》在这里却连名也不提，为什么呢？
因为庆父自齐返鲁，是得到闵公、季友同意的。
按照当时标准，接纳弑君“贼人”己是错，接纳本身又给他提供了再度弑君的机会，季友等更有错。
但对于庆父来说，闵公是尊者，季友既是亲者，又是贤者。
如彰明庆父此次返鲁的前罪后恶，则等于把闵公、特别是季友的错误也揭露了。
所以，孔子用“齐仲孙来”四字，表示庆父外逃后己非鲁人，返鲁也是齐国派来，这样鲁国君卿放纵“贼人”、造成后患的恶名便推卸干净。
这就是三讳具备的典型事例（《公羊传》闵公元年：
“齐仲孙者何？
公子庆父也。
公子庆父则曷为谓之齐仲孙？
系之齐也。
曷为系之齐？
外之也。
曷为外之？
《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
”参见何休注及陈立疏）。
如前所述，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三纲说。
他借历史来表达的名分观念，也是围绕着三纲说旋转。
从《春秋》那样讲究三讳，不是可以看得很清楚吗？
2、用旧名号维护旧王统
孔子承认历史有变化。
他把春秋以前的整个历史，分成两大时期，即“天下有道”和“天下无道”（《论语·季氏》）。
所谓道，作为先秦思想家的通用术语，意思是指社会历史的法则，或规律。
但它的具体涵义，在各派思想家那里是很不相同的。
孔子说的道，就是“礼乐征代”由统治阶级的那个等级所决定。
根据这个标准，孔子把“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说成历史处在“天下有道”时期的证据，反之则证明历史处在“天下无道”时期。
由历史所昭示，自西周中叶“国人之乱”前后，到孔子生活的鲁国昭、定、哀三公在位之际，大约四百余年间，“礼乐征伐”的决定权，岂止不“自天子出”，而且愈来愈下移，从诸侯手里转到大夫手里，最后落到大夫的家臣手里。
于是，孔子又把“天下无道”的历史时期，分成三个阶段：
开始是“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据他说可以延续十世；中间是“自大夫出”，据他说至多延续五世：
末尾最不行，“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
”（均见《论语·季氏》）
清朝有位学者认为，孔子关于“天下无道”时期分三阶段的说法，实际上是“一部《春秋》之发凡起例”（顾栋高：
《读〈春秋〉偶笔》，《春秋大事表》）。
他说得很有道理。
但他又以为孔子把整个西周算作“天下有道”的鼎盛时期，则不很确切。
孔子具体指出三阶段依次为十世、五世和三世，总计“天下无道”时期己延续了十八世。
古代以三十年为一世，十八世合计约五百四十年。
自《春秋》绝笔那年，即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往上推，则“天下有道”的下限应该相当于西周的穆王、共王在位前后[我国历史上有确切纪年，始自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距鲁哀公十四年为三百六十年。
再上推至周穆王即位前后，当在五百年左右]。
按照司马迁的评价，在西周时代，“成、康之际，天下安宁”；“昭王之时，王道微缺”；穆王即位，“王道衰微”，“自是荒服者不至”，“诸侯有不睦者”；共王更无所作为；“豁王之时，王室遂衰，诗人作刺”；三传到周厉王，“诸侯不朝”，“国人英敢言，道路以目”，终于激起国人暴动，厉王出奔，朝廷无君，“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引文均见《史记·周本纪》）。
可见，周天子手里的“礼乐征伐”大权，在穆王前后己逐渐丧失。
由这一点来说，孔子关于两个历史时期的区分，大体合于历史实际。
因此，孔子的理想政治，总是奉周初文、武、周公时期作楷模，而不提昭、穆以后的周道，也就可以理解了。
所以，孔子承认历史在变，是说社会政治在逆行，也就是同历史应该走的路背道而驰。
在他看来，全部春秋史，就是天下愈来愈“无道”的变迁史。
有人说他将齐桓、晋文称霸看作“天下有道”时期的尾声，理由是他们都以尊王攘夷为号召，孔子在《春秋》中表示嘉许。
这是没有根据的推测。
孟子已说，“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孟子·梁惠王上》）。
他们所以不谈，就因为孔于不嘉许。
相反，孔子认为，只有使社会变回“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局面，才算从“无道”复归于“有道”。
当然，这不是简单地要求社会上的全部事物都回到西周初年的样式。
那种抓住孔予的一两句话，把孔子丑化为每事不讲变通的老顽固的做法，歪曲了孔子的本来面目。
孔子的真意是只要重新实现“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五百年“无道”的不幸历史便终结了。
尽管当时周天子虽已名存实亡，孔子仍然幻想靠他来代表王统，使各级统治者都守本分，杜绝非分之想。
这正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硬要使过时了的、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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