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杭州的徽商看商人组织向血缘化的回归.docx

从杭州的徽商看商人组织向血缘化的回归.docx

《从杭州的徽商看商人组织向血缘化的回归.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从杭州的徽商看商人组织向血缘化的回归.docx（6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从杭州的徽商看商人组织向血缘化的回归

从杭州的徽商看商人组织向血缘化的回归*

　　————————————①参见拙着：

《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第三章，“由亲绿组纲、地缘组纲向业缘组纲的演变，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但是，这三种组织之间并非是依次取代的关系，它们之间既有时间上的交叉并存，也有组织上的相互重叠，由于浓厚的血缘和地绿色彩是传统中国社会的重要特点，因此几乎所有的商人业缘组织，乃至近世晚期的跨行业组织——商会，都不同程度地打上了亲缘和地缘的烙印，”商务印书馆2003年出版。

205个汪氏族人中．对所迁源头不明者约占三分之一。

但他们基本上都认同根在徽州。

2．敬州各邑的职业分布及徽人的迁徒由上表可知，旅杭汪氏以歙县、休宁人数最多，黟县、婺源居次，绩溪、祁门则居末。

歙、休两邑向以盐业和典当两业为主．在杭州的势力最大。

可见，杭州汪氏移民的来源，是与其本土各邑的交通、传统职业相关的。

例如盐业。

明清时期杭州是两浙都运盐使司治所，管辖17府1州包括浙江全省和江苏的苏州，松江、镇江、常州四府和安徽的徽州府、广德州食盐的行销。

盐商也是汪氏在杭州的主业之一。

《宗人录》中，有9人在登录时说明其先人是因经营盐业而移居杭州的。

在杭州经营丝绸业的91世汪维瀛一门6人，其先“81世祖洪信公业盐迁杭”。

上溯10世，汪洪兴当是明清之际迁入杭州的．在政界服务的汪宸祖孙2人，其祖上“原籍安徽休宁县，至82世，休宁82祖志可公业盐浙杭，83祖衣菩公遂占籍”。

衣善公大约是在清初人籍杭州的．在杭州经营丝绸业的汪琛，其“安徽休宁85世祖友圣公因经营盐业占籍仁和，即今杭州”。

汪友圣当是在乾隆年间迁杭州的。

上表还可帮助我们了解徽州各邑移民的方向。

我们曾指出明清时期歙县多盐商。

休宁多典当商，婺源多木、茶商，祁门则瓷、茶、木商居多。

造成各邑均有主干商业的原因，除地理、物产诸因素外，主要原因是由宗族联姻所织成的血缘网络，覆盖面往往仅及一邑，所以同为徽商．各邑主干商业却不相同①。

它在客观上有利于各徽商集团互不干扰地发展势力，建立垄断。

同时，各血缘网络又互相交叉，这表现为各邑在主干商业外，百业俱存、无货不居。

民国时期这一格局大体保持。

《宗人录》披露同一家庭往往从事同一行业。

如从事瓷器业的是训霖，训辉、训藻、训泽四兄弟，从事布业的是家洪、家辉，家禄三兄弟。

徽商经营的行业也与移居地的社会经济特点相关，杭州是丝绸、布匹的产地，因而商人也会对自己的行业作出调整．由汪氏的职业来看，他们中已有一部分从事新式银行业，但大部分仍是以传统商业为主。

移民从徽州到杭州的迁徙过程是复杂的，以寄籍杭州的82人而言，其中经一次迁徙就直接寄籍杭州者67人次，经过两次迁徙寄籍杭州者13人次，如汪子春，经营古玩业，其祖上“89世祖由安徽歙县迁居浙江山阴，91世祖转迁抗县”。

经过三次迁徙寄籍杭州者2人次，如汪赞乾，“由安徽婺源迁至湖北，又由湖北迁至河南固始县，现居杭州”。

移民从徽州迁往杭州的时间，也以寄籍杭州者为例．他们分别为万历时4人，明末清初20人，康熙时4人，乾隆时5人，嘉庆时1人，咸丰时7人，同治时9人，光绪时13人，民国时期9人，不明日期有8人。

可见，万历年间是徽州人入籍杭州成风之初，明清之际则是一个高潮。

此后，一直保持这个移民的势头，直至民国时期。

3．旅杭汪氏的世次与血缘认同在《宗人录》中，世次被列为第一要素。

是否能清晰地列出本人的世次，这是血族认同的重要指标。

在旅外族人与徽州本土联系的三个层次（即籍贯乡里、寄籍杭州与寄籍异地者）中，有19个族人没有填写“收姓后世次”。

其中第一个层次6人，他们是上海新闻报馆的汪伯奇、汪仲韦，都是世居婺源北乡的；上海启新洋灰公司的汪金云、郑州浙江兴业银行的汪忠潆，都是籍贯歙县；在杭州经营典业的汪迪封和绸业的汪椿生都是籍贯休宁的。

他们虽籍贯乡里但与家乡的宗族生活已是十分疏离了。

第二个层次有2人，尚能确认自己是徽州人，他们是从政的汪毅，“祖由安徽歙县迁江苏镇江”，公务员汪茂才“祖自徽州迁无锡再迁临海，明末清初转迁黄岩”。

第三个层次有12人，他们甚至不能确认自己的祖居地为徽州，如在上海行医的汪尊美。

居住在上海法租界，籍贯为“曾祖渟川公由安徽巢县迁居上海，至锡鲁公人籍贯中拔贡及举人”。

又如，致仕家居的汪世杰，侨寓汉口，其籍贯为：

“明季益衡公由湖北麻城迁四川井研，到九世人籍”。

又如律师汪承宽父子的籍贯就填为“江苏青浦”。

上海地方法院推事汪润，其“先世由安徽青阳县迁居河南固始县东关”。

所以，世次不明者的差别就在于：

属于第一、二层次的，都认同自己是徽州人，而第三个层次者，不仅人数最多。

且对徽州的认同已大打折扣。

但是，从总体上看，旅杭汪氏百分之九十以上能明确登记自己的世次，其血缘世次的认同大于地缘源头的（县邑）认同23个百分点，可见，徽州人的血缘认同倾向是最为强烈的。

这也是抗战前夕徽商组织血缘化的基础所在。

———————————————①参见拙着：

《沦量商与封建宗族势力》，《历史研究》1986年第2期。

三、吴山汪王庙的结构功能与控制机制

　　抗战前夕的徽商虽然具备了在大都会重建宗族组织的前提条件。

但是重建宗族组织的必要陆又在哪里呢?

换言之，商人为什么愿意为宗族组织投入时间和金钱?

陈璿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为《志略》所写之序，阐明了重修汪王庙的时代背景，即“今日者强邻虎视，世变孔棘．较诸唐宋之时为尤甚．安得如王与钱王者数辈号召乡间固结民心。

练成劲旅，如国家无事则散处农亩，有事即出身犯难，不避艰险。

虽有外侮亦何足忧。

半樵（汪文炳之号）仰承先德，终访得王庙址而复旧观。

吾知其关心世道，必先有以仰俯异代，同为歇歔不已者。

又知人之输者，必深明乎扞灾御患，崇德报功，亦云集而响应也”。

这一“扞灾御患”的时代特征到1935、1936年是愈演愈烈。

虎视眈眈的强邻日寇正欲把侵略的魔爪伸向全国，东洋商品入侵已泛滥成灾。

战前杭州的时局混乱，商会软疲无力，社会黑势力猖獗，人心浮动，法制不足以保护正常的商业贸易。

于是有建立吴山汪王庙管理委员会的动议。

敬商“云集而响应”，重新祭起有乎息寇乱、御灾疠乃至祷祈有感、神灵无边的祖宗神，并非仅仅追求精神的抚慰，而是有跨行业的互济，降低交易成本，规避商业风险的实际效用。

1．昊山汪王庙的组织结构与功能《续编·宗盟》为我们了解吴山汪王庙的组织结构提供了可能。

现将《宗盟》披露于下：

组织管理委员会民国二十四年乙亥三月十日同族会议议决。

庙宇荒颓。

势将就此，负责有人，共谋修理。

（一）本会名称定为杭州市吴山汪王庙管理委员会。

（二）本会组织：

1．凡汪姓皆属会员，额制无定；2．由会员中公推执行委员七人担任会务；3．由执行委员七人中互推常务委员三人管理会务；4．由常务委员三人推一人为主席。

（三）本会会址：

暂设运司河下缎局司巷十号。

（四）本会经济：

1．修葺屋费；2．本会基本金；3．年例春秋祭费及诞祭费。

（五）本会筹备财政问题：

1．赶印捐启，由会员分担向同族劝募，数目不拘多寡，交汪显掣给收据；2．俟捐有成效再行召集临时会议筹备方策进行。

由《宗盟》可知，汪氏族人“皆属会员”，且“额制无定”。

由族人所召开的同族会议是最高权力机构。

汪氏宗族组织的名称是杭州吴山汪王庙管理委员会。

其常设领导机构由执行委员、常务委员和主席组成。

管理委员会的成员是由同族会议选举产生。

我们据《宗人录》得知1935、1936年汪王庙管理委员会成员一些基本情况；1935年汪王庙管理委员会由12人组成，其中商界仅1人，政界4人、律师3人、教员1人，会计师1人，不明身份2人，商人占8．3％，政界占33．3％，律师占25％，教员、会计分别占8．3％。

不明占16．7％。

这个班子是以政界为主，律师也占据重要位置．这反映了徽州商人亟需政界人士的保护。

同时也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律师在社会生活与商业活动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教员与会计是因管理所需而设。

“丙子年（1936年）改选各委员”。

管理委员会扩大为16人，其中商人4人，政界6人、律师2人、职员1人．教员1人、会计师1人、不明行业者1人。

商人占25％，政界占37．5％，律师占12．5％，职员、教员、会计师、不明行业者分别占6．3％。

政界的人数进一步上升，由4人增至6人，律师由3人降为2人，政界与律师仍占绝对的多数。

商人的比例有较大幅度的增加，这个比例是比较合理的，能在管理层较好地反映商人的声音。

教员与会计的人数不变。

汪王庙是汪氏宗族组织的固定资产。

由于汪王庙地处杭州西部吴山下，且“庙宇荒颓”有待修理，所以管理委员会并没有设在汪王庙。

而是设在执委兼常委、律师汪显的家，“即运司河下缎局司巷十号”。

1936年的地点则改为杭州清波门外学士桥9号，这是新管理委员会主席、第一届众议院议员汪秉忠的家。

他们共同承担起收取族人捐款的任务，有着浓烈的家族色彩。

汪显和汪秉忠都是休宁汪氏。

捐款是该民间社团开展活动的主要经济来源。

管理委员会的职业组成与全体会员的职业组成是否相应?

《宗人录》的205名会员中职业众多，政界达33人，中西医生6人，工程技术人员4人，法律界（含律师）10人，教育界8人，军界2人．职员8人，会计1人，报业2人，学生21人，不明行业者3人，从商（不明行业者）36人，典业8人，绸业8人，丝业2人．棉织业1人，纸烟业7人，瓷业4人，木业4人。

布业4人，衣业3人，古玩业2人，旅店业2人．盐务1人，茶食业2人，广货业1人，交通业1人，钱业1人．橡胶业1人，扇业1人，渔业1人，地产业1人，银行业12人，洋行4人。

可谓百业俱全。

民国年间徽州盐商已衰落，重要的商业有典业、丝绸业、布衣业、纸烟业、木业和瓷业这些传统行业。

值得注意的是，地产业、银行业和洋行等新兴行业也占了相当高的比例。

将职业类别进一步归并，各类从商者107人，占52．2％。

政界占16．1％，法律界占4．9％，教育界与职员分别占3．9％，学生占10．2％，军界与报业分别占1％，会计占0．5％，不明行业者占1．5％．据此。

我们制作了下表。

汪王庙管理层与全体会员职业分类所占比例对比表上表清晰地反映出在杭汪氏族人职业是以商业为主的。

占全体会员半数以上的商人，在1935年的管理层所占比例却仅为8．3％。

1936年的管理层，商人的比例增加到25％，但仍与商人的实际人数不相对应。

这里，学生尚未成年，只是随家长而登录．若不计学生，则各类职业的比例还将有所变化：

商人占58．2％，政界占18％，法律界占5．4％，教育界与职员分别占4．3％，会计占0．54％，军界、报业分别占1．1％，不明行业者占1．6％。

商人几占六成，而商人在管理层的比例却只占25％。

反之，从政人员在全体会员中所占比例仅为16．1％或者18％，但其在管理层却占至33．3％或37．5％，超过丁一倍．这个落差约为4：

1，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在汪氏宗族同盟中从政与从商的地位对比，或者说是当时社会上对官与商的地位对比。

显示了即便是在资本主义已有所发展的民国年间，即便是在经济繁荣的商业大都会，中国仍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官本位社会。

上表还说明在杭汪氏宗族各类职业间已形成一个互为奥援的网络。

两届管理委员会中从政与从法的族人占了管理层的一半或一半以上，管理委员会主席分别由原浙江长兴县县长和第一届众议院议员担任，他们担当起汪氏宗族在杭利益的代表．律师在两届管理层中受到充分的重视，1935年管理委员会就设在律师的家中．在法制不足以保护正常商业贸易的局面下，求助于本族律师自然可以将解决纠纷的成本降到最低的限度。

从政从法的族人是商人利益的保护者。

而商人的捐助则是宗族组织的物质基础．这与徽州贾儒结合的传统是相合的①。

同时，从《宗人录》中我们还可以看到107名汪氏商人之间，借助于吴山汪王庙这一民间社团，加强了商业网络的功能。

徽商之所以久盛不衰，是与其内部自成系统相关的。

徽商虽然百业俱居，却有主干商业——盐、典、茶、木，更为重要的是它有十分强大的金融业为后盾，遍布大江南北的徽州典当业，是徽商在商业运作中融通资金必不可少的．清末．盐业改纲为票，徽商已失去在两淮两浙的盐业垄断地位，茶、木业也面临帝国主义的竞争与压迫，典业在银行业的挤压下，已失去原有的空间．在这种情势下，杭州汪氏的经营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