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经济与县域金融建设问题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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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经济与县域金融建设问题研究

我国的县域经济是一种颇具特色的经济单元，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

在当前国民经济体系构架中，县域经济仍然占据基础地位，起着不容轻视的重要作用。

近些年来，有关发展县域经济的问题不断受到各方关注，其中县域金融领域出现的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更一度成为讨论和议论的热点话题。

党的十六大报告将“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城镇化进程”列为了本世纪头二十年经济建设和改革的八项主要任务之一，指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将“壮大县域经济”，“加大对农业的投入”，以及“改善农村金融服务”等事项再次提上重要日程。

所有这些启示我们有必要把县域经济和县域金融相关问题作为重要课题进行研究。

一、发展县域经济意义重大县作为行政建制在我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据说已有27个世纪的历史,“起源于春秋,推广于战国，定制于始皇”。

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并正式设立郡县制以来，县就构成了我国最基本的行政单元，两千多年历朝历代无所断废，是最为稳定的国家行政基础，并有着“郡县治，天下兴”的说法。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继续实行了县的行政建制。

作为国家政权体系中的一级重要的行政机构，县还成为我国宏观经济系统中一个重要层次，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

绵长的历史沿革中我国县的数量一直保持在1000至1600个之间。

当代，按不同统计口径和说法：

1996年全国县（不包括县级市和区）的数目为1696个；1999年中国县级总数2109个（又一说，目前我国有近3000个县级单位）。

县域经济在我国社会经济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

从农村到中心城镇包括县城都属于县域经济的范畴。

资料显示，目前2200左右个县域单位，面积占国土面积的90%以上，人口占全国人口的70%以上（一说有10多亿人口生活在县域内），县级经济（不含地级市中的县级区）约占全国GDP总量的70%；从山东省的情况来看，2000年前后全省17个地级市，分辖139个县（市、区），其中县级市33个、市辖区45个、县61个。

县级（含市、区）经济多年来占GDP的比重一直在80%以上（高焕喜2002.9）。

就是在青岛这样一个城市化程度比较高的区域范围，其县域经济产值还占其GDP的60%以上（《县级经济管理研究》2002.2期）。

可见，县域经济的状况对整体国民经济的影响举足轻重。

县域经济以其自身的发展支撑着县域内经济与社会的全面进步，它解决了占全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吃饭问题，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对当前和未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特别是对实现全国十几亿人口都能过上小康生活的奋斗目标，意义深远。

县在我国处于“乡之首，城之尾”，是一种城乡结合部的社会综合体，是所辖区域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具有向上连接城市、向下辐射乡村，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和社会全面进步的综合功能，也是实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调整的纽带。

县域经济作为构成我国国民经济体系的基础单元，是一个产业比较齐全、结构比较完整、运行及调控皆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功能完备的经济系统。

其基本特征，一是辖领我国全部农村地区，农业经济据基础地位，是历史造就的我国农民社区的天然领地，从而使得长期以来倍受关注的所谓“三农”问题集中在县域，反映在县域，也必须最终解决于县域；二是目前我国工业企业总数的75%在县，全国中小企业中更有近98%之数在县，县域内企业多属乡镇企业，民营经济基础深厚，二、三产业以中、小企业为主体，正是要靠这样的众多企业承担起实现农村工业化、转移农业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业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的历史性重任；三是全国小城镇基本都在县属领域，县城本身就是国家小城镇建设规划中的重点和主体目标，而加快小城镇建设是快速、有效提高我国城镇化水平、全面建设现代化社会的必由之路；四是我国东西部以及省域、地域间的县域经济发展存在很大的不平衡性，东部一些相对发达起来的县域经济和各地率先转型的县市经济，可以为西部和欠发达地区的县域经济发展提供很好的示范作用。

所有这些都显示出我国县域经济的发展具有充分的机遇，强大的动力，深厚的潜力。

[!

--empirenews.page--]当前和今后，县域经济的发展将会与我国的城镇化进程紧密相联，融入其中，受益于斯。

我们看到，十六大报告中非常值得关注的一点，是在论述到农业的发展方针政策时，从新的视角积极寻找解决三农问题的道路，指明了“农业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

明确提出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还具体指出“发展小城镇要以现有的县城和有条件的建制镇为基础，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同发展乡镇企业和农村服务业结合起来”。

这种跳出农业看农业，着眼城镇带农村的发展大思路，预示了县域经济发展的新前程。

城镇化在有效提升县域经济层次的同时，会使金融资源聚集、集中、富集，为县域金融增长提供有利条件。

相关资料显示，1981年时我国有建制镇2678个，2000年为19692个，近20年中增长了7.35倍；镇域总人口从1981年5840万上升到1998年36733万，增加了6.29倍。

近10年来，小城镇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6000多万人，占同期转移出的农村富余劳动力的50%。

城镇化水平一般是以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作为指标衡量的。

20年间我国城镇化率从1980年的19.39%上升到2000年36.22%，提高了16.8个百分点。

到2001年，我国已有设市城市663个，建制镇近2万个，城镇人口近4.8亿人，城镇化水平进一步达到37.7%。

1998年，世界各国城市化平均水平为47%，而中国当年为30.4%，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近16个百分点。

未来20年，中国的城镇化建设水平要从目前的37.6%提高到50%，城镇人口从现在的4.8亿增加到7亿，人均住房水平要从现在的21平方米提高到35平方米。

据专家测算，这将产生数十万亿元的资金需求（《中国经济时报》2002.12.16）。

中国“三农”问题的症结在于城乡发展存在“二元”结构的矛盾。

“二元”结构矛盾的重要表象之一是国家的工业化过程进展迅速而城镇化发展滞后。

二十多年来,我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但至今尚未解决好“三农”这一带根本性的问题。

“三农”问题已不单纯是一个涉及农业和农村经济、农民收入的局部问题，而是关系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性问题。

农村人口比重太大和农民收入水平很低长期以来制约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我国的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67.1%，明显高于43.1%的世界平均水平。

由于人多地少，农村的劳动生产率无法提高，农民收入上不去，城乡差距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是难以实现的。

富裕农民的根本出路在于减少农民，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根本出路在于实现城镇化。

因此，中国只有走出二元经济结构状态，将成亿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才能使农民的收入水平有较大幅度的提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这已成为经济学家们的共识。

据资料，一国人均GDP水平进入1000—5000美元区间时，也正是一个完成城市化的过程。

走完这个过程，英国用了200年，美国用了100年，韩国只用了25年。

目前我国从总体上看可以说刚好跨入了这一过程。

有专家研究认为，在现阶段，城镇化每年可以为农村提供1亿多个就业岗位，每年可以为农村增加7000亿元以上的非农业收入（《中国经济时报》2002.12.17））；如果经过５到10年的努力，仅使现有每个县城都能发展成为10万人口左右的小城市，全国就至少可以凭此再转移１亿以上农村人口，那将对农村的发展起到极大的带动作用（陈锡文新华社北京2001.４月）。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城镇化进程加速，但是还不够快，至今仍有50%多的劳[!

--empirenews.page--][1][2][3][4][5][6][7][8]下一页动力从事农业，而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只占15%（张卓元《经济参考报》2002-11-28）。

从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看，农业产业化和工业化需要小城镇作为区域经济中心提供更多更好的技术、信息、资金等服务，另外，中国小城镇与乡镇企业有着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乡镇企业的结构升级和素质提高也需要借助小城镇的扶持，只有小城镇上规模上档次，才能带动乡镇企业进一步发展。

总之，不加快城镇化的步伐，中国的经济就难以长期保持稳定的发展。

有人指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更加需要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强大县域经济。

我国东西部的差距（也可引申到同一省域范围内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从区域经济学上讲，是作为其经济体系细胞单元的县域经济的差距。

据报道，在第一届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评价中，将全国2073个县域经济（其中西部有1075个）的基本竞争力划分成从A到J十个等级，从评价结果看，西部的县域经济在实力最强的A级中只占5%，在最弱的J级中则占86.8%。

在行政区划上，西部的县（旗）单位有905个，占西部县级单位总数的84.2%，县域人口比例达81.3%（新华网2002-08-27）。

从现实情况看，县域经济在国家或地区经济体系中一般属于相对薄弱部位，是影响总体经济发展指标水平的降减因素；但是如果从发展眼光看和辩证分析，这些当前在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中占有主导地位的县域经济，也可能正是西部或欠发达地区经济的比较优势所在，后发优势所在，竞争潜力优势所在，是这些地区实现赶超战略的力量源泉。

因此可以说，西部大开发将会历史地逻辑地选择大力发展县域经济。

正如一位河北省省长前不久所指出的，对于西部和欠发达地区来说，“实现跨越式发展在一定意义上基础在县，潜力在县，希望在县。

”二、近年来我国县域经济发展遭遇金融抑制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讲，县域经济就是以县域为单位进行资源配置的经济。

近年来，如何增强县域经济的竞争力的问题受到普遍重视，所谓县域经济竞争力实质应该是县域单位通过科学有效配置资源以获得比较优势的能力。

其中，金融要素在现代县域经济资源配置机制中起着核心性作用。

根据一些西方经济学家的所谓的金融抑制论,金融服务如果不能有效地满足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形成金融抑制,限制经济的发展。

我们看到，当代社会的资源可以说越来越金融化（以前的资源是很物质化的），人们调动一个社会潜在的资源、经济体系的资源是通过金融体系来完成的（吴晓求2002）。

一位外国学者曾针对我国的有关情况指出，在国内市场资源的整合上，金融业可以使城乡经济结合在一起，也可以把中小企业结合在一起，可以广泛地推动经济发展，这正是金融业起到的关键作用。

种种迹象表明，金融业在哪个方面发挥的作用更强，发挥得更好，哪个地方的经济增长就会更强劲、更稳定。

推动金融部门的发展就等于是推动稳定，推动经济增长。

经济发展中，资本的稳定性起到了很大作用。

谁在这方面做得好，谁就可以得到更多的资金。

正是基于这样的道理，人们担心地看到，近年来我国较大范围地并日趋严重地出现了银行贷款向城市集中，以致大量资金由农村向城市流动的趋势，这种资源配置显然不利于县域经济的发展，而县域经济发展受阻，势必会拖累整个国民经济实现现代化的进程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

--empirenews.page--]众所周知，改革开放较长时期以来，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尤其是广大县域区域，其特征大都表现为典型的投资拉动型经济。

实际情况表明，所谓投资拉动，对于大多数地方和经常性情况下，是靠信贷资金大量和及时投入的拉动。

没有良好的金融环境，没有金融的大力支持，这些地区的经济就难以有大的作为，地方政府调控辖内经济的职能也不会得到充分、有效的发挥。

对于地方经济的投资拉动，除了信贷资金的投入，还可以有财政、民资和外资等方面的投入，但对于我国大多数县域经济来说，这些投资是可望不可及的或者如同杯水车薪。

就县级财政情况来看，据国家统计局资料，1999年中国2109个县级单位中，亿元县有593个，一般县480个，财政补贴县则多达1036个（含国定贫困县574个，它们的国内生产总值不到10亿元，平均地方财政收入只有4563万元，严重入不敷出，人均GDP仅为2573元，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39.3%,人均地方财政收入121元,为全国平均水平的27.3%）。

虽然全国县市财政收入已由1994年的967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636亿元，年均增长18.2%。

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县级财政赤字面一度高达40%以上，1998和1999年仍分别高达31.8%和35.5%,而且越往西部赤字面越大,有的省份高达60%以上。

现在全国城镇县以下的农村，尚且有50％以上的县不能够按时发工资（2003-02-21《中国经营报》）。

县级财政基本上还是“吃饭财政”,没多少余力去搞建设。

可见总体上县域经济要指望靠大量财政资金投入进行拉动，至少在当前阶段是不具备条件的。

但财政不强并不等于在金融方面也将无所作为。

因为金融部门可以调动全社会的资金,包括众多企事业单位尤其是蕴藏于民间的大量资金,乃至在必要的情况下通过外源性融资来为当地的经济发展提供动力。

如苏北滨海县是出了名的贫困县，2001年县财政收入不足1.5亿元，但农村信用社近年来却发展势头强劲，各项存款净增10亿元以上，增长16.4%，并且全县农村信用社当年一举扭亏为盈，实现利润330万元（《金融时报》2002年8月26日）。

又如山东临沂地区在1984年时尚有人均纯收入在150元以下的贫困村3390个，1985年蒙阴、平邑等六个山区、库区县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重点扶贫的贫困县。

但到1995年，临沂市在全国革命老区中率先整体脱贫，1999年底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这一成果的取得,固然得益于国家政策及多方面因素,这当中值得指出的是,在整个扶贫开发过程中，农业银行临沂分行先后投放8.6亿元的信贷资金作为启动资金，应该说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并且,近几年临沂地区的经济总量在山东省内大体处于中下游水平，而农行临沂市分行的经营业绩在全省农行系统始终位居前列（据2003年1月2日《金融时报》报道资料）。

但就是在金融支持方面，近些年来县域经济正遭遇到越来越严峻的形势。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分析小组发表的《2002年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指出，当前县域金融服务仍存在薄弱环节。

近4年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精简县级支行1782个。

1998年农业发展银行业务调整，也相应减少了在县级经济中的贷款。

股份制商业银行在县级基本没有机构。

股票上市也很难轮到中小企业。

农村信用社已成为县域经济中的主要金融服务机构。

虽然近几年贷款增加较多，但仍无法弥补资金缺口。

（《金融时报》2002年8月2日）[!

--empirenews.page--]人们看到，引发县域金融所谓退潮危机的是国有商业银行大举撤并县及县下机构网点，同时大幅度调整信贷资金营运战略。

四大国有银行撤并县行，酝酿于1997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

1998年，央行“关于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改革方案”出台，对四大银行机构的撤并提出了具体要求。

四大银行的退出农村，削减了银行的营业包袱，增强了盈利能力，但却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所谓农村“金融空洞”的现象。

各商业银行年报数据显示，1998年到2001年间，国有银行分支机构总数由1997年底的15251家下降到2001年末的12529家，减少了2722家。

其中，中国银行撤并县支行246家，县支行总数比1997年末减少22%；中国建设银行累计净减少营业网点4000多个，其中削减县及县辖网点3601个；中国工商银行则撤并了8700个分支机构；中国农业银行由于网点最多，因此撤消的网点数量也最多——最多时农行有近6万家网点，目前农行仅余下4.4万家。

另据中国人民上一页[1][2][3][4][5][6][7][8]下一页银行济南分行统计调研资料，自1997年末到2000年末，全辖（山东、河南）几家国有商业银行共减少机构6794个，机构的撤并主要集中在县及县以下区域，其中支行及支行以下退出机构约占机构减少总数的99.4%。

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撤并县级及以下机构后，县域金融格局发生深刻变化。

现实情况大体为，县级城市的主角是农业银行，县域乡镇以及农村的主角是农村信用社。

而工行、建行、中行等虽然在大多数县级仍保留着支行编制（尚未及撤并，有的已降格），但已把经营的重点更多地转移至大中城市以及沿海地区。

[实际上近些年来中国农业银行的经营重心也一直在不断进行转移：

机构设置上，大量撤并农村县以下的营业机构，努力向大中城市增设网点；资源配置上，将内部人才、资金、技术装备等重点向金融资源富集的城区行倾斜；管理机制上，提升系统内经营重心，上移核算单位，上收基层营业所乃至县支行的贷款审批权；业务发展上，不再直接面向一般农户和众多乡村小企业开展业务，重点开发城市优良大客户、行业垄断性客户、城镇高收入群体客户、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与公司客户等。

虽然目前看农业银行还是主要以农村业务为主（2000年初，全行各类机构网点5.6万个，各类员工67万人，70%的人员和业务都在县及县以下）。

然而近年来从总行到分支行，都在不断考虑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今后的农业银行朝什么方向发展，市场定位在哪里。

朱总理2000年4月在江苏考察时提出，农行要逐步从农户、农民个人贷款领域中退出，让出一块市场给信用社。

这被看作是为农行调整市场定位和发展思路带来了新的机遇。

农总行已经做出决策部署，要逐步构建农业银行自身新的组织体系，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撤并低效网点，阶段性目标是从2000年后的三年内把达不到保本点的网点全部撤并，而这些基层网点大部分是分布在农村地区。

据一份行内文件报告，截止到2001年11月20日，山东省农行系统近三年来共撤销营业机构1832个，基层营业机构总数已由1998年的3946个减少到2114个，精简比例达46.4%。

其中设在农村乡镇的营业机构剩下813个，仅占全省农村乡镇总数的47%，且大多位于沿海地区，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营业机构仅有195个，占当地乡镇总数的32%，在个别地区这个占比已不足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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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enews.page--]相关资料显示，总量不足仍是当前制约农村金融的主要问题。

主要体现在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地区差和农村信贷资产总量不足。

近年来，针对内需不足问题，央行采取适度或稳健的货币政策，取得了积极效果。

但是农村经济所对应的广义货币供应量仍低于城市地区。

农业总产值与农村广义货币供应量比率为1：

2.3；而工业总产值与城市广义货币供应量的比率为1:

2.5。

而且，农村信贷资产总量明显不足。

农村地区人均信贷水平显然低于农业人口人均产值。

很多人已经看到并指出，在当前的农村金融市场，一个最大的资金“抽取器”是邮政储蓄。

国有商业银行机构撤出县域产生的空缺，似乎被邮政储蓄网点的迅猛扩展填补,不少基层邮政局将邮政储蓄作为新的业务和效益增长点，邮政储蓄余额急剧上升。

据披露，从1986年在12个城市试办邮政储蓄业务以来，邮储到目前已经发展营业网点２万多个，在全国1700多个县、市实现了通存通兑。

2001年邮政系统存款余额为5911亿元，其中3781亿元是从县及县以下吸收的。

目前已拥有6100亿元的储蓄额的邮政部门成了仅次于四大银行的第５大储蓄机构。

邮政储蓄的发展，并没使农村有限的金融资源用于农村，还使农村本来紧张的资金外流。

有央行官员估算，邮政储蓄金额约有70%来自农村，有4000多亿的资金流入城市，还有一种较保守的估算，邮政储蓄资金30%来自农村，按这个比例计算，农村流出的资金也有2000亿元。

邮政储蓄快速扩张的原因就在于其低廉的布点成本和经营成本。

它依托原有邮局网点，开设储蓄代办点的开设成本几乎为零，而且其最大的优势在于可以坐吃央行的利差。

目前邮政储蓄转存央行的利率4.6008%，而据央行估算，目前邮政储蓄组织存款的综合成本约为2.91%，就是说，其净利差收入率在1.69个百分点左右。

此外，由于各国有商业银行在改革调整中实行系统内信贷权限上交，法人客户贷款审批权集中到二级分行以上，县域内分支机构存差不断扩大，导致近年来在我国出现了在储蓄大于投资因而整体上信贷资金非常充裕的情况下，国家银行对县域及农村地区的贷款发放总规模却呈逐年减少的趋势。

部分地区的基层商业银行基本上成了“储蓄银行”，银行将储蓄资金系统内上划并拨付到资金需求大的经济发达区域，从中获取资金利差，而当地企业的合理融资要求却无法得到保证（2002.6.24《中华工商时报》）。

央行最近的一份报告提及，县级各类商业银行在农村地区吸收资金6000多亿元，在农村放贷3000多亿元，就是说国有商业银行从县域范围吸存后通过系统内上存流出农村的资金约为3000亿元。

再从国有银行的贷款结构看，农业和乡镇企业贷款所占的比重偏低，并且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持续下降，结果影响到县域地区整体贷存比例下降，显示出农村信贷资金供需失调。

有专家估算，加上邮政储蓄，农村地区每年的资金流出高达5000多亿。

有调查发现，豫、鲁、浙三省许多农区60%—70%的资金通过邮政储蓄、商业银行等流向城市和工业区。

由此使发展县域经济缺少资金的现象更加普遍，贷款难、融资难越来越成为严重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卡脖子”问题。

对此，有关专家呼吁，应当切实保护县域资金资源，必须尽快建立农村资金的回流机制。

[!

--empirenews.page--]乡镇企业是县域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从它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异军突起，银行信贷的大力支持功不可没，但近期的情况已是今非昔比。

据资料，2001年，全国乡镇企业实现增加值2.93万亿元，比上年增长8%，增幅高于全国GDP增长0.7个百分点，但全国乡镇企业贷款余额仅为6502亿元，比全国各项贷款余额的增幅低5.3个百分点。

2000年，全国乡镇企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达30.4%。

但2001年，乡镇企业贷款占全国各项贷款余额的比重仅为5.9%。

农业部对江苏省武进县个体私营企业的调查显示，年收入500万元以上的企业中有45.1%认为贷款难，年收入500万元以下的有86.5%认为贷款难。

现在乡镇企业从其它渠道获得资金也都相当困难。

乡镇企业的融资难问题，已经不是某一方面的，而几乎是全面的融资难（新华网2002-08-21《中国经济时报》）国有商业银行逐步从县域退出应该说是一种市场行为。

其动因大体上有三方面。

一是出自实行商业化经营的需要。

按照经济核算原则，它必须从金融资源相对贫乏的地区和领域退出，而把自身有限经营资源尽量转向金融资源相对富集的地区和领域，以求获取最佳经营效益。

二是出于战略竞争的需要。

为了应对加入WTO后外资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可能大举进入，以及国内其它银行和金融机构的更多产生和更大扩张，各家国有商业银行明显地感受到生存与发展压力，必须抓紧实行经营战略调整，抢占有利阵地，同时通过精简机构网点、裁减冗员等措施改善自身组织机构体系和提高系统管理效率，增强经营实力，以求从容应对来自各方面的挑战。

三是对外部信用环境恶化和经营风险因素加大做出必要的规避和防范反应。

在一些地方特别是县域企业破产转制过程中，政府鼓励企业逃废金融机构债务，社会信用状况恶化，国有银行的正当利益不能得到保护，促使银行或撤出机构，或决定停止向当地放款以示制裁。

如工商银行利津支行因有贷款关系的43户企业效益大幅度下滑，逃废银行债务现象严重等原因，于1999年9月整建制地退出了该县。

[据《21世纪经济报道》披露，粗略统计，近年来湖北省襄樊市1250家企业集中破产改制，包括工行、农行、建行、上一页[1][2][3][4][5][6][7][8]下一页交行等湖北省各家金融机构在内的30多亿债权化为乌有，而各家债权银行对破产方案提出异议，均被驳回。

又据2002年8月21日《金融时报》报道，在湖北某地，曾经有个地方官员在当地一次企业改制会议上说：

“趁企业改制把银行债务一笔勾销。

这好比是‘最后一顿晚餐’，不吃白不吃。

”这是发生在两年前的事情。

襄樊市是前几年逃废金融债权的重灾区。

金融机构把该市列为信用高风险区，并大量收缩授权授信。

人民银行报告分析，几年时间，该地区金融机构少投放贷款100亿元。

还有前不久有记者对河南潢川县城出现“信用荒芜”的情况调查显示，由于长期来信用环境的恶化，银行几乎停止了对许多中小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的贷款，目前四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