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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育与动画
1、美术
“审美教育”是一个复杂的范畴，它不仅历史渊源流长，而且内容也十分丰富，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尤其如此。
因此，以往那种将“审美教育”简单地、片面地归结于某一方面的做法，已经不能概括今天如此丰富、如此新颖的美育内涵了，也就是说，今天的美育包含着多方面的内容，是立体的、多元的，它是一个综合有机体，这里我们探讨的仅仅是它的一个方面的内容，即它作为感性教育的一方面。
美育不等同于感性教育，但它确实包含着感性教育的内容。
一、“感性”的定义
审美教育和人的“感性”有着既直接又内在的关联。
所以，在历史上审美教育的命运和“感性”的命运密切相关，常常是人们对“感性”如何，便会如何对待审美教育。
所以，要了解审美教育是什么，如果不首先对“感性”有所了解，就将是难以想象的。
在中国，“感”的基本含义有两层，其一：
“格也，触也。
”即人的第一信号系统对外物的感知；其二：
“感者，动人心也”，感就是心有所动。
这里，“感”既是一个生理过程，又是一个心理过程。
“性”的含义则很复杂。
作为一个哲学范畴，“性”在中国主要指本能、欲望和情感。
所以，中国古人说，“生之谓性。
”（《孟子·告子》）“凡性者，天之就也。
”（《荀子·性恶》）“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
”（《荀子·正名》）又说：
“食色性也。
”（《孟子·告子》）“天地之所生，谓之性情。
……情亦性也，谓性已善，示其情何？
……身之有性情也，若天之有阴阳也，言人之质而无其情，犹言天之阳而无其阴也。
”（董仲舒）（注：
张岱年：
《中国哲学大纲》，202页。
）
除此之外，汉语中的“性”还有这样的意思：
指人的本质特征，即人之所以为人者，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
孟子谈这种“性”谈得最多。
在宋儒张载、二程和朱熹那里，则认为所谓的“性”即人生之究竟依据，“极本穷原之性”，它既是整个宇宙的本根，也是万物存在的根据，更是人生的根据。
显然，这里所谓的“性”立足于人和动物的区别，与本能、欲望和感情相对（后三者常常陷溺这种“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特征。
至于“感”和“性”合而为“感性”一词，古代汉语中没有这种用法，它是一个外来词汇，大约在近代以后传入中国，主要指感性认识，即认识的初级阶段，与理性认识相对。
在西方，英语中“感性”（sensuousness）与“肉欲”（sensuality）具有相同的词根（sens）；在德文中，“感性”与“肉欲”仍是同一个术语Sinnlichkeit，它既指本能的（特别是性欲的）满足，也指感性知觉和表象（即感觉），它是一种低级的、混乱的和含糊的认识。
综上所述，所谓“感性”即人生之所以然者，它包括人的本能、欲望和情感，是人格的一个重要方面，没有这一方面，人格就会是片面的，甚至是病态的。
二、美育与“感性”
“感性”与审美教育具有如下关系：
从词源上看，被译成中文的“美学”（即德文“Aesthetica”一词），德国美学家鲍姆嘉通过它下的定义是：
“Aesthetica是感性认识的科学。
”（注：
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室：
《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42页。
）他认为人的认识分成两个部分，一是感性认识，一是理性认识；美学研究感性认识，逻辑学则研究人的理性认识。
德国另一个大美学家康德也曾经将人的心理分为知、情、意三个方面，认为哲学研究知，美学研究情，伦理学研究意。
这些都表明，在西方，“Aesthetica”是建立在“感性”的基础之上的，它以人的“感性”为研究对象。
它就是中文中的“美学”一词的本义。
这意味着，美学也是建立在“感性”的基础之上的，它的研究对象不是别的，而正是“感性”。
可见，从词源学上看，审美教育是针对着人的“感性”而进行的教育，审美教育与人的“感性”有着直接的关联；并且，审美教育也具有“感性”的品格，因此，审美教育就是一种感性教育。
在美学史上，“美育”首先是作为一种感性教育出现在人们的面前的。
那么，美育作为一种感性教育，有哪些具体的内容呢？
首先，审美教育能够解放人的感性。
所谓“解放人的感性”，主要是指美育能够将人的感性从理性的长期压制下解放出来。
在历史上，感性长期处于理性的压抑之下，这在现代社会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越来越多的思想家意识到，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的文明（即现代文明）就是一种压抑性的文明。
现代德国思想家马尔库塞就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我们这个文明之初，“理性也已被看作是压制本能的工具；本能、感性领域被看作始终对立于理性，有害于理性的。
哲学用来理解人类生存的范畴也保存了理性与遏制之间的这种联系：
凡属于感性、快乐、冲动领域的东西都意味着是与理性相对抗的，是必须予以征服和压制的东西。
日常语言也保存了这种评价，因为用于这个领域的语词都有带有说教或猥亵的语调。
从柏拉图到现代世界，有关‘黄色作品’的法律，对快乐原则的毁誉一直具有势不可挡的力量。
”（注：
马尔库塞：
《爱欲与文明》，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15页。
）
正是这种长达几千年的压制，使人们曾经有过的敏感与激情消失殆尽，成千上万的人开始变得麻木不仁，无论是春天的第一片新绿，还是夏夜璀灿的星空，无论是云白山青，还是川流石立，都难以激起人们哪怕是一丝一毫的喜悦，年复一年，月复一月，人们在无动于衷中打发着平凡而琐碎的时光。
人们仿佛得了“不感症”，正如美国阿尔温·托夫勒所说，在现代社会，我们到处可见这种“千百万人的病态性的冷漠态度。
”（注：
托夫勒·阿尔温：
《未来的震荡》，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83页。
）而在法国著名文学家加缪的中篇小说《局外人》那里，我们更可以看到现代人这种对一切都无动于衷的“不感症”的形象而生动的表现。
小说的主人公莫尔索就是一个完全失去了生活激情的公司小职员，甚至面对恋爱、死亡这些人生大事，他的表现都是非常的冷漠和麻木不仁。
这种感官的异常迟钝和心理性的“不感症”，不仅使人失去曾经有过的敏感与激情，使人的生活变得异常的贫乏、单调和枯燥，而且更使人与人之间、人与世界之间、人与物之间日益疏远、隔膜起来，他人成为一堵墙，人变得越来越孤独，越来越绝望。
而审美教育要做的，正是将人的感性从这种理性的长期压制下解放出来，将人的感性从在压制下已经变得异常麻木、迟钝的病态中解放出来，重新赋予其以感知的敏感和激情。
审美教育的这个作用在本世纪初我国大思想家梁启超那里，被称为“剌”。
他认为，小说对人具有四种支配力量，其中之一即为“剌”，所谓“剌也者，剌激之义也。
”他在比较“剌”与小说的另两种支配力“熏”、“浸”时指出：
“熏浸之力利用渐；剌之力利用顿；熏浸之力在使感受者不觉；剌之力，使感受者骤觉。
剌也者，能使人于一刹那顷，忽起异感而不能自制者也。
”（注：
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室：
《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下，中华书局，1981年，第418页。
）
而美育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和它上述的感性品格有关。
美育作为一种感性教育，是以人们对对象的直接感知为基础的，也是以人的感性不断敏感和丰富为目的的。
人的感官如果长期不去感知，就将变得迟钝，就将逐渐退化。
美育正为人的感官提供了一片广阔的感知天地，在这片天地里，日月合壁，山川焕绮，“春秋代序，阴阳惨舒，”（《文心雕龙·物色篇》）桃花之鲜，杨柳之貌，日出之容，雨雪之状，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文心雕龙·物色篇》），莫不使人悟以物色，应物斯感，并进而“心亦摇焉”，“辞以情发。
”（《文心雕龙·物色篇》）
在此基础上人们“神与物游”（《文心雕龙·神思》），“流连万象之际，沈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
”（《文心雕龙·物色》）“思接千载”，“视通万里”。
这里，不只是人的感官由于外界的剌激而保持了自己鲜活的生命，并日益地敏感起来，而且人的感情也被不断地激发，人的想象也不断的丰富起来。
可见，只有审美教育，才能将在理性的长期压制下已经变得麻木和迟钝的感性解放出来，重新赋予它敏感、丰富和激情。
这是审美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其次，审美教育能够泄导人的感性。
人生而就有耳目之欲，就有感知外物的欲望，这是人和外界、乃至整个宇宙联系的唯一桥梁，也是人情所不能免。
荀子说：
“故人之情，口好味而臭味莫美焉；耳好声而声乐莫大焉；目好色而文章致繁，妇女莫众焉；形体好佚而安重闲静莫愉焉；心好利而谷禄莫厚焉。
”（《荀子·王霸》）《吕氏春秋》指出：
“故耳之欲五声，目之欲五色，口之欲五味，情也。
”（《仲春纪·情欲》）《淮南子·真训》也说：
“且人之情，耳目应感知，心志知忧乐，手足之疾痒，辟寒暑，所以与物接也。
”相反，如果不让人去感知，将之“囚之于冥室之中，虽养之以刍豢，衣之以绮绣，不能乐也：
以目之无见，耳之无闻。
”可见，不满足人的耳目之欲，不满足感性所提出的需求，是摧残人性的。
然而，人的这种欲望常常是无止境的，也是盲目的。
如果任其自由的表现，不仅对社会，甚至对整个人类都是十分危险的。
这一点，古今中外的思想家都有很清楚的认识。
先秦的荀子说，“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
争则乱，乱则穷。
”（《荀子·礼论》）荀子这里明确指出，盲目地追求欲望的满足，是国家穷乱的根源。
在《吕氏春秋》那里，作者也告诉我们，盲目地追求耳目之欲，“为木革之声则若雷，为金石之声则若霆，为丝竹歌舞之声则若噪……乐愈侈而民愈郁，国愈乱……”（《仲夏纪》）汉代的《淮南子》也看到了这个危险，它说：
“耳目淫于声色之乐，则五藏摇动而不定矣。
五藏摇动而不定，则血气滔荡而不休矣。
血气滔荡而不休，则精神驰骋于外而不守矣。
精神驰骋于外而不守，则祸福之至，虽如丘山，无由识之矣。
”（《精神训》）这都是“亡国之音”。
明代吕坤更明确地说：
“天地间之祸人者，莫如‘多’。
令人易多者，莫如‘美’。
美味令人多食，美色令人多欲，美声令人多听，美物令人多贪，美官令人多求，美室令人多居，美田令人多置，美寝令人多逸，美言令人多入，美事令人多恋，美景令人多留，美趣令人多思。
皆祸媒也。
”（《呻吟语》）
总之，过分地追求欲望的满足，无异于引火自焚，“酒足以狂愿士，色足以杀壮士，利足以点素士，名足以绊高士。
”（杨梦衮《草玄亭漫语》）我国古代的圣人“决不许人类一切的本能，毫无节制，任情放纵。
他取正当的方法音乐地调节本调本能的冲动与官能的享乐。
”（注：
《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名人散文精品》，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3页。
）这种“正当的方法”即是“克己”、“格物”。
而在西方，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理性对感性的压抑之所以能够成立并获得巨大的成功，也是基于这样的前提：
“潘多拉、女性原则、性欲和快乐都成了灾祸，是分裂和破坏性的。
”（注：
马尔库塞：
《爱欲与文明》，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17页。
）
可见，对于人生而就有的欲望，既不能不满足它，也不能盲目地满足它。
在中外历史上，人们都曾经通过理性去解决这个问题。
我国古人说：
“发乎情，止乎礼义”，这是用“礼义”为感性的满足划出一条度量分界。
在西方，人的感性满足更受到严格的控制，它们绝大多数成为社会的禁区，成为日常生活中的禁忌，被驱赶到了无意识之域。
现代西方社会之所以神经症的人格猛增，与此密切相关。
其教训告诉我们，理性并不能为人的感性的满足提供一条正确的渠道。
感性的满足应该有自己特殊的途径——这就是审美教育。
而审美教育之所以能够“泄导人情”，也和美育的感性品格有关。
首先，作为一种感性教育，美育通过不断的剌激、不断的感知，从而逐渐唤醒了那些在无意识之域中沉睡多年、积聚多年的欲望和本能，使它们从暗无天日的黑暗深处来到光天化日之下，美育打开了这只“潘多拉盒子”，并给它们提供了一个广阔的、想象的和自由的空间，让它们充分地抒发、自由地表现。
这里，美育显然和德育、智育不同，后两者对“人情”多是压抑性的，严格控制的，它只允许某些情感得到有限的表达，而把绝大多数的情感驱进了无意识的领域。
其次，在审美教育中，对于审美对象的感知，依赖于“日常生活意识的垂直切断”（今道友信语），即瑞士美学家布洛所说的审美主体与对象之间所保持的“审美距离”，这种距离的存在，使审美主体的感知和情感的激发以及抒发，并不直接指向现实世界和社会，而是指向某个虚幻的对象和事件，从而可以避免对现实和社会所可能带来的伤害。
正是美育的上述特征，使美育在渲泻人的内心过分强烈的心理能量方面，远远优越于德育和智育，成为“泄导人情”的最佳途径。
最后，审美教育能够升华人的感性。
“升华”（sublimation）是弗洛伊德所创立的精神分析学说中的一个术语，指被压抑于意识中的本能冲动，特别是性本能冲动，转向社会所许可的活动中去求得变相的、象征性的满足。
人类文艺创作、宗教活动等，都被弗氏说成是性本能冲动升华的结果。
而在汉语中，“升华”一词的含义略有不同。
先说“升”。
汉语中的“升”有上升、提高的意思，如《诗经·小雅·天保》：
“如月之恒，如日之升。
”又有“成熟”的意思，如《梁传·襄公二十四年》：
“五谷不升为大饥。
”次说“华”。
在汉语中，“华”可喻开花；可指光彩、光辉和有文采；还可表示浮华，如华而不实。
在古代汉语中，“升”与“华”很少连用。
我们这里所说的“升华”对上面两种“升华”的本义都有所吸收，但又有所不同。
它既是指将人的感性从无意识的深处提升到表层，更是指将人的感性从兽性的层面提升到人性的层面，从生物学的水平提升到社会学的水平，使感性真正成为人的感性。
只有在这种提升的基础上，人性才能放射出万丈光芒。
为什么审美教育能够升华人的感性呢？
正如上面所说，德育与智育旨在发展人的理性，在它们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常常限制感性，压抑感性，甚至不惜牺牲人的感性来求得人的理性的发展，因此之故，德育与智育不可能升华人的感性。
人类两千多年的发展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
美育则与前两者有所不同，它主要针对人的感性来进行，这为美育升华人的感性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其次，美育之所以能够进行，一个首要前提就是它是超功利的、超实用的，也就是说，它对人的感官的触发、对人的情感的激发、对人的想象的开启，并不将它们引向实际的对象，引向该对象的某种使用价值之上。
欣赏梵·高的《向日葵》，并不是让人联想到这株向日葵可以结多少瓜子，它结的瓜子好吃不好吃；参观一座古代建筑，也不是要人觉得它是否方便实用。
相反，动物的感官则不能摆脱其生理本能的约束，它对对象的感知，总是与自己的生存目的直接相关的。
而在审美感知中，则暂时割断了主客体之间的这一实用关系，使人对对象的感知获得了一定的自由度和深度，具有了人性内涵，成为真正的人的感知。
这就是人的感性从兽性的水平升华到人性的水平的基本含义。
这种升华之所以可能，正因为与美育所具有的这一特征密切相关。
在中国古代美学中，美学家们在谈到“审美感受”时，曾提到美育对人的这种“升华”作用。
清代王夫之指出：
“能兴即谓之豪杰。
兴者，性之生乎气者也。
拖沓委顿，当世之然而然，不然而不然，终日劳而不能度越于禄位田宅妻子之中，数米计薪，日以挫其志气，仰视天而不知其高，俯视地而不知其厚，虽觉如梦，虽视如盲，虽勤动四体而心不灵，惟不兴故也。
圣人以诗教以荡涤其浊心，震其暮气，纳之于豪杰而后期之以圣贤，此救人道于乱世之大权也。
”（注：
转引自叶朗：
《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2页）这里，王夫之将美育升华人的感性谈得很清楚，它对人的精神起着一种感发、激励和升华的作用，使人摆脱昏庸猥琐的境地，成为一个有志气、有作为的朝气蓬勃的人，从而上升到豪杰、圣贤的境界。
三、美育作为感性教育的意义
今天，我们强调美育作为感性教育的一面，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如果说，感性教育的长期缺乏造成了人性分裂的严重恶果，那么，弥合人性的这种深刻创伤，实现人自身的现代化，建立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就必然地呼吁感情性教育的加入、审美教育的加入。
人性分裂的现实，是人自身长期片面地追求理性的发展而压抑感性的发展的结果。
这种现象，早在19世纪就被一些思想家意识到了。
席勒就曾经指出：
“现在伴随着我们的是，各门科学之间的严密分工，等级和职业之间的直接分开，国家与教会、法律与习俗之间的隔绝；享受与劳动、手段与目的、工作与报酬之间也都割裂开来。
”在这种情况下，人丧失了它内在的完整性：
“人们永远束缚在整体的一个小断片上，也就只好把自己变成一个断片了；他们耳朵里所听到的，永远是自己推动的机器轮盘的那种单调无味的嘈杂声音，也就决不能发展自己生存的和谐；他们不是把人性——人的灵魂——铭刻在自己的生存上，最终却使之仅仅变成了他们所从事的职业、所耕耘的科学园地的某种标记。
”（注：
转引自吉尔伯特·库恩《美学史》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480页。
）
而马克思意识到这种现象的存在，更对它作了深入的分析，他说：
当工人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时，他已经降而为物，不复为人，他已经失去人性。
并且，工人生产出来的产品也变成反对他、同他异化的东西。
“劳动的外化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首先，劳动对工人说来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本质的东西；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并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
因此，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
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舒畅。
因此，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
因而，它不是满足劳动需要，而只是满足劳动以外的需要的一种手段。
劳动的异化性质明显地表现在，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鼠疫那样逃避劳动。
……最后，对工人说来，劳动的外在性质，就表现在这种劳动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别人的；劳动不属于他；他在劳动中也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别人。
”（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93～94页。
）
进入现代社会以后，这种现象不仅没有得到缓解，反而愈演愈烈，遍及人类活动的一切领域，从而导致现代社会病态人格激增这一不争的事实。
在艺术家的笔下，我们更可以看到这种片面、病态人格令人触目惊心的奇形怪状。
在杰克梅弟的“九个人像的构成”中，我们看见，人已经失去了自己曾经有过的丰富性与整体性，失去了自己的血肉，而被抽象成为火柴棍式的人物；在杜桑的“走下楼梯的裸女”中，人的形象仅仅是依稀可见，转瞬即逝，人已经没有固定的形体可以把握；这种现象在立体主义的艺术作品中，更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活生生的个人被肢解成一个个碎片，东一片、西一片地堆集在画面上。
总之，在现代西方艺术作品中，再也无法找到一个完整的、清晰的人的形象了，我们不再知道自己是什么？
像什么？
在这里，人不只是一无遮蔽，而且被剥了皮，被碎尸万段，身体的各部分被摔得到处都是。
这里，人性的分裂已经危及人类的发展前景，已经成为实现现代化的一大障碍，如果任其下去，就不只是现代化不可能真正实现，人类本身的前景也将会是十分的暗淡。
当然，人性分裂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但不能否认的是，感性教育的长期缺乏是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所以，要弥合人性分裂的这种深刻创伤，不自觉地进行感性教育（也就是审美教育）是不行的。
另一方面，感性教育的长期缺乏还造成另一个严重的恶果，这就是，一旦理性的控制减弱，感性获得较前宽松的表现空间时，由于感性不能正确地抒发和表现自己，它就很容易出现蜕化、物化的倾向，陷入感性沉沦的误区。
事实也确乎如此。
我们今天受众众多、影响广泛的大众文化就明显地存在着上述倾向。
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大众文化都是一种感性文化。
从它的起源看，它是解放了的大众和解放了的感性的产物，是欲望和科技结合的产物，欲望是大众文化生产的动力，又是大众文化消费的动力。
同时，大众文化离不开大众传播媒介，正是后者为它的兴起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技术条件，并决定了其传播方式，即它是直接的、直观的，也就是说，借助于大众传媒，它能够直接诉诸于大众的感官。
并且，大众文化的崛起反映了大众的需要（审美需要），这种需要最主要的是感性的生命的需要。
因此，大众文化实际上是一种感性文化，它重感性、重世俗生活、重享受娱乐，它是反理性的，体现的是感性对理性的反抗。
应该看到，大众文化的崛起有其进步的意义，一方面，它体现了我们这个时代不可抗拒的民主潮流，另一方面，它也反映了人自身要求感性发展的呼声。
千百年来，人的感性一直处于被压制、被扼杀的境地，人自身也因此而沦入悲惨的命运，直到今天，感性才终于为自己争得了一席之地。
然而，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说，人倘若不能“克己”，以为片面地执着于感性，就能真正地获得快乐和得到发展，那也将大错特错，这给人类带来的只能是感性的沉沦和整个人性骇人听闻的堕落。
因为感性文化（其中不乏性文化、灰色文化、白色文化等）对于理性、价值和传统的消解几乎是致命的，它所到之处，使触及到的一切都化为笑料，使理想和价值都化为乌有，理想没有了，标准没有了，它陷人类于官能的黑暗的假象世界之中，如斯，人类的前途真是岌岌可忧！
可见，在大众文化这种片面的感性解放中，人类所获甚少，所失很多，不仅失去了自我，而且失去了精神，因此，仅有感性的解放与渲泄是不够的，在解放和渲泄感性的同时，还必须要有感性的升华，一句话，必须要有感性教育，也就是要有审美教育！
这些都表明，在今天，感性教育不仅必要，而且十分的迫切，它反映了人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也反映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我们甚至完全有理由这样说，如果今天再不重视人的感性发展，如果再不把作为感性教育的美育纳入现代教育体制，人自身就没法发展，现代化也不可能最终实现。
2、动画
就世界范围来看，中国动画长期处于弱势。
很少有人提及创新的因素，也很少有人把中国动画的发展速度与动画的创新联系起来进行分析。
而当我们认真地从创新的角度来审视中国动画的时候，会发现中国动画是那么的孤立无助，如果我们再仔细审视中国动画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尴尬和无奈便会相伴而来。
文化不仅要传承，而且还要创新。
我们惊叹迪斯尼动画的长盛不衰，却很少从扬弃的角度研究迪斯尼动画的模式。
一部好的作品，要有自己的精神。
在亚洲，我们是最大的国家，但我们的动画却不是最好。
看看我们的近邻日本，他们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迪斯尼的路。
他们同样获得了成功。
在我的记忆里我们这一代在小时候大部分看的片子都是那些日本的动画片。
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做的真的很好，我很喜欢他们动画片中的那些角色，真的很好，有特点。
他们创作的题材很多，而且有很多都是十分有个性的东西。
比如著名的有《圣斗士星矢》。
还有〈灌篮高手〉，〈千
与千寻〉等作品。
他们还在很多方面有作品。
比如体育类，他们有那些〈棒球英豪〉，〈足球小子〉，〈网球王子〉等好的作品。
在那些格斗方面，他们更是很有特点.像那些好的作品里面，有多少是很著名的大作啊。
〈幽游白书〉，〈北斗神拳〉，〈拳皇〉等作品都是很受欢迎的。
在我小的时候，这些作品的图书或者是光盘以及画册都卖的是十分火热，几乎是人人都看，人人都喜欢。
对于一部动画片来说，我们那个时候要的是它的情节和人物形象，对于它们的社会意义和技术含量都没有去考虑过，也就是说，好的作品是以观众为评委的，我们动画人要做的是满足他们的要求，让他们欣赏到可以很满意的高水平的动画片。
其实在很多时候我们中国的动画还是很有优势的，因为我们中国有着很久的历史，有着丰富的文化，我们可以写的东西很多，比如说我们国家的一些过去的传说，小说，神话故事，以及那些名著的改编等都可以是题材的方向。
我个人认为以前的一些中国的作品有很多是很好的。
比如〈神笔马良〉，〈大闹天宫〉〈三个和尚〉〈葫芦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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