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中国银行业发展简史正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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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中国银行业发展简史正文

近代以来中国银行业发展简史

　　而中国官办银行的历史则应从1905年成立的户部银行算起。

户部银行是经清朝军机大臣王奕劻奏请，慈溪太后批准成立的。

清政府授予了其铸造银元、发行纸币和经管国库的权利，成为清末实质上的中央银行。

1908年，户部银行更名为大清银行。

1912年，历史驶入中华民国时代，大清银行也更名为中国银行，并继续承担中央银行的职责，直至1928年。

　　1912-1927年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跟中国银行一起承担中央银行职责的还有交通银行。

交通银行的历史同样可以上翻到清朝末年。

1908年，由清政府邮传部牵头组建，为官商合股，初期目的是借款赎回被列强控制的铁路，故名交通银行。

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其地位进一步上升，与中国银行一起承担共同承担发行货币、调节币制、兑换外币和代理国库收支的中央银行职责。

二、第一个繁荣时代

　　1927年至1928年，北伐军革了北洋军阀的命，历史进入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

受江浙财团资助的蒋介石政府，也十分重视银行体系的建设。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另组建中央银行，授予其发行纸币、代理国库、经理公债、管理外汇等特权。

同时，将中国银行改组为国际外汇兑换专业银行，交通银行改组为辅助工农商矿的专职银行。

1935年，国民党政府又组建中国农民银行，作为供给农业信用、发展农村经济的专职银行。

至此，形成了以四大国有银行（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为基本骨架的银行体系。

国民党统治后期，形成了宋子文家族控制中国银行，孔祥熙家族控制交通银行，陈果夫家族控制农民银行，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控制国有金融业的局面。

　　在清末和北洋军阀时代，除了官立银行之外，众多私营银行也百花齐放，并在1920-1930年代进入快速成长期，成就了中国金融业历史上的第一个繁荣期。

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代，私营银行以“北四行”和“南三行”为代表，官商合办银行以“小四行”为代表。

　　“北四行”是指1917年成立的金城银行、1915年成立的盐业银行、1921年成立的中南银行和1919年成立的大陆银行，与北洋军阀均有一定的渊源，均以华北为业务重心，并曾一度开展广泛的协作，合办“四行储蓄会”和“四行准备库”，联合发行钞票。

1927年之前，盐业银行实力最强，存款额曾一度位居全国私营银行之首。

1930年代之后金城银行实力飙升，成为北四行的支柱，其存款额也一度跃居全国首位。

　　“南三行”是指1915年成立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1907年成立的浙江兴业银行和1909年成立的浙江实业银行，后两家均为清末浙江地方金融力量组建。

民国后三家银行均以上海为业务经营重心与发展基地，并多方面开展合作。

1927年之前，浙江兴业银行与盐业银行并驾齐驱分列南北银行之首。

1930年之后，则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与金城银行后来居上，成为南北银行的老大。

浙江实业银行则专注于外汇业务。

　　“小四行”为1897年成立的中国通商银行、1908年成立的四明商业储蓄银行、1919年成立的中国实业银行和1929年成立的中国国货银行，前三家原来均为民族资本经营，后被国民党政府改组和控股，成为官商合办银行。

中国国货银行则为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之后组建的官商合办银行。

　　1930年代前期，中国金融业进入第一个繁荣时期，史称“黄金十年”（1928-1937年）。

但繁荣的背后是极度的混乱。

当时，市场上多种不同的银两、银元、铜币和形形色色的纸币并行流通，多家金融机构都发行自己的纸币。

1935年，国民党政府着手实行金融改革，首先是通过增资和颁布《中央银行法》强化中央银行的地位，随后实行“法币政策”，放弃银本位，禁止白银流通，将白银收归国有，规定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发行的纸币为法定流通货币，称“法币”。

这是中国货币史上划时代的一笔，中国至此才第一次进入了纸币为主的时代。

　　抗战和内战时期，金融系统濒于崩溃，在那个山河破碎的年代，信用难以维持，银行的命运也同样如风中的飞絮。

抗战时期，部分银行随国民党内迁，部分则留在沦陷区惨淡经营。

内战时期，金融领域严重失序，爆发了恶性通货膨胀，1948年国民党废弃法币，发行金圆券，但维持了不到一年金圆券体系也因急剧贬值而崩溃。

到了新中国成立，存留下来的金融业只能用“苟延残喘”来形容。

最后，“北四行”、“南三行”、“小四行”及一些私人钱庄在社会主义改造的浪潮中，于1952年被组合为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随后在1955-1956年并入中国人民银行储蓄部。

这些曾经历过辉煌时代的民营银行品牌，至此消亡。

它们所代表的那个短暂的繁荣时期，也已烟消云散，只给后人留下一连串的概叹。

三、大一统时代。

交通银行是清政府邮传部为了办理轮船,铁路,邮政,电报四个单位的款项收付,以便集中资金,灵活调度,同时利用银行的资金发展交通事业的目的,于1908年3月4日在北京成立.不久津,沪,汉,粤四分行亦开业.该行成立时资本金库平银为500万两,其中官股纯由邮传部拨款,投资200万两,商股（大都来自官僚企业界人士）300万两.以后金城,大陆,盐业,浙江实业等银行因抵偿欠款也持有大量交通银行股票.而交通银行初即于天津,汉口,上海,广州,张家口,营口,开封,香港等八地设立分行.辛亥革命后,交通银行在北京继续营业.从1922年到1926年间,张謇,钱新之主持整顿交通银行,业务有所发展.1927年以后,与中国银行一起经过两次改组,并被南京国民政府定为特许的"发展全国实业之银行".交通银行总管理处于1928年11月迁至上海,北京分行继续营业.

1912年2月5日,在大清银行上海分行的基础上,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新的国家银行――中国银行.袁世凯夺取政权后中国银行于8月1日在北京正式开业,上海的中国银行改为分行.1913年《中国银行则例》规定,中国银行股本总额为6,000万元,分60万股.政府认购30万股,余数由人民认购,认购总额超过30万股时,政府酌情售股于民;并规定由政府简任总裁,副总裁.后于1917年11月修正,总裁,副总裁由董事中简任,而董事和监事则由股东会选任.1917年底,在总裁王克敏,副总裁张嘉璈的策划下,促使行务向着商业银行轨道运行.随着商股的招集和增加,股本成份发生很大变化.到1923年12月底,官股仅剩5万元.中行驻京董事早于同年11月16日声明,财政部与中行各有职责,不容牵混.中国银行从此摆脱了北洋政府的控制,并将经营重点转向同工商业的合作.中国银行成立后,除利用原有大清银行分支机构外,还添设山东,河南,长春,营口,山西,扬州,青岛,奉天等分支行及西坝,镇江,大通,正阳等处派出机构,形成统一全国国库之势.

盐业银行是北洋政府本着以盐款为财政收入大宗,为维持盐业,调剂金融,而由国务卿徐世昌,财政部参政张镇芳筹办.于1915年3月26日正式开办,总管理处设于北京,下设分行,支行及办事处,北京分行经理为宋乾斋,副理朱虞生.该行创立时为官商合办,资本额500万元,其中官股200万元.开幕时总额实收64万元,而官股只有10万元.1917年,张镇芳因参与张勋复辟而入狱,由吴鼎昌任总经理,遂改该行为商办.1923年改定资本额为1,000万元,实收700万元,成为全国商业银行之冠.1928年8月,盐业银行总行呈准迁往天津,原址改为北平分行.其分支机构除京,津,沪,汉外,还在全国许多重要城市都有设立.

金城银行由王郅隆,倪嗣冲,徐树铮,任振采,吴鼎昌,胡笔江,周作民等人发起,于1917年在天津创办.王郅隆担任董事长,周作民任总经理,并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设立分行（天津分行一度称总行）.因领导人的关系,金城总管理处设在北京.由于北京分行和总管理处同在一地,经常在总管理处直接指挥下办理具体业务,有时代表总处与政府机关联系,因此金城银行总行的沿革对北京分行影响很大.该行的股本资金主要来自北洋军阀和官僚,开办时原定资本200万元,实收50万元,至1919年收足.旋即增资到500万元,其中倪嗣冲,王郅隆两家入股共约120万元,其他军阀官僚股份共110余万元,工商业者与一般散户共约260余万元.1923年再次增资为1,000万元,至1927年4月实收700万元,后来再次增收.北洋政府垮台后,北京分行接受政府机关的存款减少了,于是积极开展储蓄业务,大力吸收教会,团体,教育界,医药界的存款,以及社会中立阶级的闲散资金.1936年1月总经理处迁移到上海,银行重心南移.

大陆银行由谈荔孙,张公权联合冯国璋,张勋等出资设立.1918年9月开始筹建,1919年4月开业,总行设在天津.谈荔孙任总经理兼董事长,资本初定200万元,实收100万元.1926年扩充为1,000万元,实收750万元.该行自开办以来以中国银行为蓝本,各项业务以稳健发展为主旨.1919年秋大陆银行成立北京分行,同年在京,津,沪三分行设立保管,信托专部,为市民保管贵重物品,开展买卖股票和有价证券等业务.1922年夏又于各分行内部设立储蓄专部,北京分行除在各大学设立支行外,还在城内外工商业繁盛地区及靠近居民集中点设立支行.1930年增资收足1,000万股本.这个时期为大陆银行鼎盛时期,开办了许多附属机构.1933年谈丹崖病逝,由许福昞升任总经理.1935年大陆银行总经理处正式迁往上海,一切行务由副总经理兼上海分行经理叶薰主持.抗战开始后,大陆银行业务一蹶不振,北京分行业务也受严重影响.

中南银行为南洋侨商黄奕柱于1921年6月在上海创办,7月5日正式开张.总行设在上海,1922年7月成立天津分行,并在北京设办事处,后改设支行,归天津分行管辖.初建时银行资本额定为2,000万银元,先收500万银元.其中以黄奕柱占股最多.该行最高权力机构是董事会,第一任董监事有黄奕柱等9人.董事长一直由黄奕柱担任,他去世后由黄浴沂继任.董事会下设经理部,总经理胡笔江全权处理一切业务,并向董事会负责.北洋期间,胡笔江在北京有各种关系,故该行早期特别重视北方业务,胡派亲信王孟钟任天津分行经理兼管北京办事处.1921年相继与盐业银行,金城银行,大陆银行组成四行联营.1922年成立四行联合准备库,并发行钞票.四行准备库成立一年后,为了吸收社会上的游资,扩大其业务,1923年6月又联合设立四行储蓄会.北京四行准备库和储蓄会成立于1923年,经理为张季光,地址在东郊民巷,后建新址在西郊民巷.1935年国民党政府改革币制,收回中南银行钞票,四行准备库遂告结束.1936年成立四行信托部,改做商业银行的业务.成立不久,抗日战争发生,因此该部营业不多.7

在北洋时期,中国,交通两行都有国家银行的性质.1914年3月,中国银行"向海关交涉存款",并提出"国家关,盐两大税收,依法自应存入中行".同时积极筹设各省分支机关,并委托未设地区的其它行号代其接收管理各省区之国库业务.至1915年,接管省金库有直隶,江苏,浙江,山东,福建,贵州等十五个省市,经收款项计达银13,000万元,占当时税收50%以上.清政府时期,交通银行吸收官款主要是邮传部系统各局款项.1908年3月邮传部规定所有各处电局每日收入款项应就近存放各交通银行,同年的铁路总局拨用亦存放于交通银行.北洋政府时期,交通银行亦取得部分代理国库的权利.1913年取得"分理金库"的特权,由此其存款也随之上升,1912年时为2,160万元,到1914年增长到6,553万元.

金城银行通过各种渠道,吸收存款,充实营运资金.它在早期,主要依靠北洋军阀官僚的关系,收揽政府机关存款.当时陆军部,交通部以及京汉,京绥等铁路局,都在金城存款.北京分行任用一些外勤人员,经常分头联系各自熟悉的政府机关.为了吸收铁路存款,金城一方面承做铁路放款以引进存款,一方面应酬拉拢铁路局的有关首脑人物,有时还送给他们一些利息回扣.在军阀官僚和富商大贾中,有不少人是金城的大存户.例如,安慰省政府主席陈调元,经名画家陈半丁介绍,曾存入金城500万元巨款.清末担任过汉冶萍煤矿和招商局督办的巨富盛宣怀之子盛恩颐,经宋之瑷介绍,曾在金城北京分行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