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的困局与破解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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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的困局与破解下

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的困局与破解（下）

郑风田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教授

一、中央部署构建乡村治理新体系

（四）提升乡村德治水平

那么第四个方面是提升乡村的德治水平。

德治就是以德服人，深入挖掘乡村熟人社会蕴含的社会规范，结合时代要求进行创新，强化道德教化作用，引导农民向上向善、敬老爱亲、重义守信、勤劳持家。

我们知道这些年大量的农民到城市打工，确实对农村的收入提升有很大的帮助，但是这些金钱，一些恶劣的不好的作风也在农村传播，所以怎么才能让农村的农民向上向善，不是以金钱第一，不至于不敬老爱亲，不重义守信，我想可能我们过去的传统农村的传统的习惯保留的很好，但是这些年就是大量的也有一些腐蚀的思想在农村的传播，所以怎么把这些负面的东西减到最低，一定要建立道德激励约束机制，引导农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提高，实现家庭活跃、邻里和谐、干群融洽，这个东西就是要靠现代的正能量。

那么广泛开展“好儿媳、好儿女、好公婆”等评选表彰活动，开展寻找最美乡村教师、医生、村官、家庭等活动。

也就是说要有正能量，开展这些正能量道德楷模可能对大家有一个默化潜移的作用。

通过深入宣传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的典型事迹，弘扬真善美，传播正能量，这样达到村庄的一个道德提升的作用。

（五）建设平安乡村

那第五个就是建设平安乡村，健全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大力推进农村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安防控力量的下沉。

我们过去城乡的二元结构，主要的社会力量在城市，农村的力量很少。

所以城市你要遇到坏人了，你遇到委屈了，你可以直接就找警察就行了。

那么在农村可能农民受到了委屈之后，就很难找到，这也是我们国家出现一些黑恶势力的主要原因。

所以要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严厉打击农村黑恶势力、宗族势力，严厉打击黄赌毒、盗、拐卖等犯罪势力。

我觉得这个内容我想给大家多分享一下，我自己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那么就是我们国家的农村黑恶势力，为什么这些农村的黑恶势力会出现？

怎么来解决这些黑恶势力？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近些年我国的农村出现了一些就是黑恶势力的村霸，那么这些村霸并不是个案，而是数量不少。

这些村霸无法无天、操纵选举、开设赌场、暴力抗法、霸占资源，呈现出乱政、抗法、霸财、行凶四大特征。

近期我国检查部门公开了一批村霸案例，既有要求村民结婚要给其上供号称万岁的村霸，也有收取长达六年保护费，甚至当着民警的面欲将他人活埋的村霸。

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依法惩治村霸和宗族恶势力犯罪，积极维护农村和谐稳定的意见》，要求各级检察机关坚决依法惩治村霸和宗族恶势力。

“村霸”并不是一个正式的法律术语，而是对农村一些流氓恶势力的一种通俗的用语。

一个最惊人的现实是基层村干部不少直接沦为了村霸。

在2008年全国立案侦查的涉农职务犯罪案件嫌疑人中，农村基层组织人员4968人，占了42.4%，其中村党支部书记1739人，村委会主任1111人。

过去的十年，村霸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扭转，2016年6月23日，在最高检新闻发布会上，最高检反贪总局市局局长披露，我国的一些省份村两委负责人案件，超过了整个涉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的半数，有的市县更高达70%到80%。

2015年山西警方发布公告，前九个月抓获的869名涉嫌涉黑涉恶犯罪嫌疑人，有27人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村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

2015年6月，浙江金华市公安局披露，自2014年年初以来，金华市公安机关已成功摧毁黑恶势力团伙176个，打击涉案人员1228人，其中有农村恶势力团伙55个，涉案人员314人，其中村干部91名。

据统计，自2014年以来，31个省级纪检部门网站上发布了400多名村官违纪案件。

河北省2013年的统计显示，河北近几年打掉的涉黑头目中，身份是村支书或者村委会的有9名。

为何个别村干部变成了村霸？

原因是基层社会生态复杂，土皇帝式的村霸之所以形成，探究其根源，或者是基层组织涣散无力，或者是当地政府把狠人治村作为一个法宝，牵涉到背后的上级政府干预、基层选举、治安管理等问题，还有贪污歪风盛行等背后的农村政治生态环境的破坏。

目前的选举制度也有漏洞，病人容易上来，带病上岗严重。

基层两委班子选举制度不健全、不透明，导致的基层组织弱化，使村庄坏人进入领导班子。

我国的村官是通过选举上来的，村民选举是我国的基层民主政治，但由于各种制度的不完善，虽然对村民委员会、村民选举、成员的选举和罢免程序在修订完善，但目前困扰村民选举的一些大是大非的问题，包括贿选、选举暴力、家族宗族控制、黑恶势力渗透等一直难以解决。

一些坏人靠钱开道，用重金送钱送礼收买选票，目前有愈演愈烈之势，一张选票往往要花上几十元，多则几百元，还要请客吃饭、发烟，选举下来花费数万元。

农村的贿选手段也多种多样，从暗箱操作到拉票贿选到公开活动，从个别选举活动到有组织等等，这些虽说可能是个案，但是它要不进行打击确实会影响非常恶劣。

比如近期宣判的河北定州村委会主任孟玲芬，在2012年当选村委会主任之后，那么任人唯亲、胡作非为，安排多位亲戚担任村干部，她以权谋私、欺压村民，说的话没人敢不听，要的钱没人敢不给，决定的事没人该不从，当地村民对村霸孟玲芬深恶痛绝。

后来法院以寻衅滋事、故意毁坏财物、职务侵占等七项罪名判处其有期徒刑二十年。

如何通过选举办法的完善，让坏人难以进入村委会非常重要。

家族暴政充当最大的保护伞，有不少的村霸之所以有恃无恐，与背后的宗族保护伞有密切的关系。

家族宗族控制在选举社会，一直难以解决，多少人暴政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农村宗族势力作为一种反对势力曾被取缔过，但改革开放以后，又在农村的死灰复燃，并对农村的治理构成了威胁，尤其是那些山高皇帝远交通不便的地区，宗族势力愈发的强大，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非常重要。

还有监管不利，也是一个大问题，包括举报不作为，那么一些村霸长期之所以横行乡里，欺压百姓，那么就是因为不作为。

比如广东汕尾的陆丰市村委会的主任黄民，就称为汕尾的胡汉三，其放狗厮咬村民的恶行令人胆寒，当地村民向镇政府、县政府去反映情况，上级政府一直不予查处，所以才让恶势力愈演愈烈。

农村公共安全产品的缺乏，是村霸产生的土壤，我国乡村公权力较弱，缺乏相应的公安力量，维护农村自然不易。

派出所人少，管的地域又广，留守的老人没精力防范这些恶势力，更没有力气对付这些凶手。

这些很容易让那些不怕死的村霸们为所欲为，部分村干部成为安全力量，因为得不到有效的监督，时间长了就形成村霸。

村霸们由于敢于使用暴力手段维持农村秩序，因此常常被认为是能人，甚至被捧为乡贤乡绅，这对我国的基层治理来讲是一大问题。

河南郑州市航空港大寨村原治保主任张中彦案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张中彦通过正当手段当上村官，利用村保会主任的身份组建自然队，向村民和商户收取卫生费、场地费、租金等，严重地扰乱了市场秩序。

他利用村庄附近工厂员工大量集聚的特点，经营赌场，暴力护赌，牟取暴利。

同时他还是大寨村的电工，仅在2012到14年就通过私自抬高电价，赚取差价100多万。

村霸之所以霸道，不少是由于普通村民权力缺位和体制衔接松动造成的。

村官虽小，但处置集体土地和安全事务的权力，因为缺乏有效的监督，他们不少人在行权过程中中饱私囊，再以霸权维护私利。

此外，农村纠纷调解机制失衡，村庄治理缺乏规范，使村霸坐大。

村民间的纠纷一般应该由村庄调解委员会来治理，但是因为村庄没有规范的约束制度，导致这些村霸的横行。

所以要解决村霸问题，第一必须要加强党建，彻底消除村霸产生的土壤。

治理村霸问题必须由过去偏重于集体发展的乡村治理，转向经济、社会和文化建设，通过全面的改革，加强党建，破除宗族势力，革新乡村风俗和观念，彻底消除乡匪村霸产生的土壤。

加强基层党建要选对人，重点选拔带头人，治理村霸必须加强农村基层党建，选好用好带头人。

农村富不富关键在支部，对于一个村庄而言，干好干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村里的党组织，现实中不少农村的基层党组织涣散软弱，有组织没力量。

总体而言，我国哪个村的村支部书记得力，哪个村的党员作用发挥的就比较明显，很多工作就会落实容易；反之如果哪个村的政治风气不好，则往往跟村支部书记的不作为或者乱作为有关。

江西抚州金溪县安吉村原党支部书记彭荣辉，担任村支部书记十多年来，该村培养发展的党员几乎全部是其亲朋好友。

2014年村两委换届时，他拉票贿选，甚至将贿选开支以及务工补贴的名义报销，这样的人必须清除农村的干部队伍。

应该以大学生村官或下派第一书记，破除农村的宗族势力，要激励更多的外乡大学生到村庄任村官，通过引导大学生交叉任职，逐步稀释或者淡化农村的宗族观念，让宗族恶势力难以形成气侯。

大学生村官因当地没有宗族纠缠，接受过系统的高等教育，知识水平高，有利于强化农村基层组织队伍。

还可以选派第一书记到问题村，可以自上，上级各级政府机关选派。

那么所以来说第一书记是破解农村宗族势力的一个利器。

当然要从源头上治理，对于选举制度进行修改，阻止宗族恶势力做大，对选举举报者一票否决，在村级换届中确保把那些德才兼备，有文化、有思想、有道德、守纪律，能够带领广大百姓的人选，和真正符合群众意愿的人选进村两委班子，防止由劣迹的份子把持基层政权。

通过准入制把那些政治素质差、道德品质差，曾违纪违法且表现不好等不适宜担任村委会委员的人排除在外。

以村庄间的联合党建加强村庄间的监督，破除村霸，村霸之所以横行，缺乏监督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可以通过村庄间的联合党建来破除。

浙江的金东目前探索的区域性党建合作，可以有效地打破村庄间的壁垒，增进村庄间的有效合作，对我国的乡村治理非常有价值。

浙江金华的金东区创建展开区域化党建工作，将全区508个村在内的729个基层党组织整合成86个区域党建，打破以往的单位党建壁垒，统筹整合资源力量，实行组织共建、资源共享、党员共管、事务共商、难题共解、发展共处。

金东区的区域性党建协同创新，是一种乡村基层治理的有益创新。

让公共力量覆盖到村庄，村里尽管是老弱妇幼，财政应该支持村里面建立保安队，要增加村庄的力量建设，保证了村庄的有序进行。

还有要依法加大对农村非法宗教活动和境外渗透活动的打击力度，依法制止利用宗教干预农村公共事务，继续整治农村乱建庙宇、滥塑宗教造像等工作。

我们知道现在农村如果你先进的文化不进入，那些歪门邪道的，各种各样的力量就进入了，这些进入短期看可能没问题，长期看一旦他们做大做强，那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

所以要加大这些邪恶的这些地下的宗教势力的打击。

要健全农村公共安全体系，持续开展农村安全隐患治理，加强农村警务、消防、安全生产工作，坚决遏制重大安全事故，探索有益的抓手，建立平安的乡村。

所以我刚才这五个方面，是把我们国家农村的自治、法治、德治的一个总体的工作安排进行了一些分析。

二、走出乡村基层治理困境的几点建议

那么下面我想对大家来分析一下，我们国家的整个乡村治理的一些，我过去写过的一些文章。

那么这些对我们国家的乡村治理，我想可能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内容。

第一个，如何走出基层治理的困境？

我们国家近些年加大对农村的投入，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农村基层工作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治理模式要从各地的管制性角色向服务性角色转换。

这种变化对基层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既要完成上级有关部门交给的政府代理人的角色，又要具体承担搞好本村事务，为村民提供当家人的角色，所以来说挑战很大。

由于过去多年来形成的惯性思维，以及上级有关部门的考核机制还未根本转变，一些基层政府走入了选择性治理的误区，还热衷于过去的招商引资，上大项目，对基层公共服务并不热心。

所以来说必须要扭转思路。

第一，要以农民本位视角重塑我国的乡村治理框架。

中央提出乡村振兴，根本任务还是服务好农民，让农民满意，所以应该把以农民为本位作为我国基层乡村治理的核心。

各地的乡村振兴目标，都应该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反映农民的要求，过程让农民充分的参与，建设成果也要让农民来评判，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唯上不唯实的治理性偏差，提高农民的满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