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11 温家宝在中国科学院第十六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十一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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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11温家宝在中国科学院第十六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十一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

积极迎接新科技革命的曙光和挑战

——在中国科学院第十六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十一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

温家宝

（2012年6月11日）

今天在座的有许多老一辈科学家，也有许多中青年科学家，都是新中国科技发展的见证人和实践者。

我年轻时曾经是一名地质工程师，对科学事业非常热爱，许多老科学家的感人事迹常常激励着我，曾一心向往做一名科学家。

到中央工作以后，我一直对科技工作倾注了自己的热情。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就开始联系科技工作，我感到很高兴，也感到责任重大。

从那时起到2003年的十多年间，我一直联系科协，中间经历了钱学森、朱光亚、周光召三任科协主席，并和宋健同志长期合作共事。

这些年，我和许多科学家结下了深厚友谊，经常向他们请教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他们也愿意跟我说心里话。

我手头有近百封和科学家的通信，大部分是谈科学技术发展和科技工作的。

担任总理近10年来，科技发展始终是萦绕我心头的一件大事。

我深知，没有科学技术的发展就没有中国的今天，也没有中国的明天。

我们必须依靠科学技术，依靠科学精神，才能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才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下面，我结合这些年的亲身实践，谈谈对我国科技工作几件大事的看法，与大家讨论。

第一件事是对科技体制改革的探索。

科技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就是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符合科技发展规律的现代科技体制，让科技更好地为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服务，更好承担起支撑和引领国家发展的使命。

从多年实践看，必须解决好以下几个重要问题：

一是促进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切实解决科技经济“两张皮”问题；二是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促进科技资源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三是最大限度调动广大科技人员积极性、创造性，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四是培养人才、吸引人才，营造有利于人才成长和发挥作用的学术环境和社会环境。

解决这些问题，必须系统地对我国的科技管理体制、决策体制、评价体系、组织结构、人员管理制度等，有步骤地进行改革。

我对科技体制改革的调查研究工作，是从对“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调研开始的。

1980年，在北京中关村地区发生了一件新鲜事：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陈春先等一批科技人员，组成了一个“北京先进技术服务部”，目标是探索在中国发展类似美国硅谷和128号公路的“技术扩散”模式。

这是中关村地区科技企业最早的雏形。

几年后，中关村地区各种类型的科技企业如雨后春笋，越来越多，形成了“中关村电子一条街”。

中关村的发展冲击了旧观念，冲击了科技与经济脱节的旧体制，探索了经济与科技相结合和高技术产业发展的新路子，为科技体制改革提供了新思路。

这件事在社会上引起很大震动，中央也非常重视。

1987年12月，中央书记处决定，由我负责组成“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联合调查组，对中关村进行调查研究。

经过两个月的调研，我们认为中关村的新型科技企业有三个方面值得肯定：

第一，科技成果转化为商品，解决了多年没有解决的科技与经济脱节问题；第二，科技人员收入普遍提高，生活得到改善，解决了企业的经济效益问题；第三，更重要的是体制变了，死钱变成了活钱，闲人变成了忙人，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得到充分调动，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

中央肯定了调查组的意见，决定建立由北京市、中科院、有关高等院校组成的中关村地区科技企业协调委员会，原则上同意筹建“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

20多年过去了，中关村已经今非昔比。

实践充分证明，当时中央的决策是十分正确的。

现在中关村已经有近2万家高新技术企业，每年新创办的企业超过3000家，还有100多家创业投资机构，有近200家世界500强企业的分支机构和研发中心。

2011年，实现总收入1.96万亿元。

中关村的企业拥有一大批核心技术，诞生了TD-SCDMA移动通信技术标准、超千万亿次超级计算机、甲型Ｈ1Ｎ1流感疫苗、高温气冷堆、基于通信的列车控制系统等一大批创新成果。

此后数年，我经常到科研院所调查研究，几乎走遍了中科院在北京的所有院所。

1991年10月24日，我到半导体所看望黄昆、林兰英、王守武先生，并和科学家座谈。

当时半导体所已开始探索改革，实行“一所两制”和“开放开发”，取得明显成效，正在探索科研、生产、产业结合的途径。

这次调研使我认识到，在高科技研究和产业化之间缺乏一个促进转化的机制。

要把经济建设真正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必须解决好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的机制问题。

1996年4月12日，我到高能物理所调研，听取对发展高科技的意见。

我认识到，发展高科技与实现产业化，是相互结合、相互促进的。

发展高科技要在国家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引导下，更多地发挥市场作用。

国防科技是高科技的重要领域，必须贯彻军民融合、以民为主的方针。

当时在科研院所进入大型企业方面，电子部六所进入彩虹集团是一个比较成功的典型，这是我们在科技体制改革上迈出的重要一步，也是经济与科技结合的有益探索。

1996年4月17日，我去那里调研，与科技人员座谈。

大家反映，科研院所和企业结合，使科研院所“如鱼得水”，使企业“如虎添翼”，是互利共赢的好事。

在联系科技和相关调研工作中，我越来越感到必须高度重视企业的科技发展和创新。

担任总理后，我每年都多次到企业了解技术研发创新情况。

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传统产业领域的企业，我都多次去过。

特别是在我国遭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最严重的时候，去企业会更加明显地发现，凡是重视技术创新、掌握自主知识产权、有新技术新产品的企业，日子都比较好过。

2009年4月20日，我在深圳考察了一家皮具公司。

这家公司只有1600多名员工，研发人员就有100多人。

在研发中心，我看到几十名技术人员在电脑前精心设计新产品。

2008年，这家公司的销售额达3.5亿元。

我还看了中兴公司，这是一家国内外知名的通信设备制造企业。

我去时，累计申请专利已达1.7万项。

就是依靠技术创新，在国际金融危机中，企业逆势而上。

他们对我说，2009年的销售额要增长30%。

当时我有感而发，说了这样的话：

无论多么严峻的形势，无论多么激烈的竞争，都挡不住创新的产品和有竞争力的产品；只有创新，才能抓住机遇，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只有创新，企业才能发展，国家才能兴旺发达。

科技体制改革的关键，就是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这是我国科技发展战略的一个重大调整，是推进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突破口。

企业是市场主体，直接参与市场竞争，对产业和产品的技术创新最为敏感。

企业主导技术研发和创新，才能加快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应用，才能有效整合产学研力量，才能真正解决科技与经济“两张皮”问题。

企业不仅要成为科技成果产业化的主体，更要成为技术研发和创新的主体。

要鼓励企业设立研发中心，鼓励科研机构、高校与企业共建工程实验室和技术研发平台，鼓励广大科技人员以多种形式与企业合作开展技术研发创新。

以应用为目的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要建立由企业牵头实施的机制。

条块分割、互相封闭、科技投入效率低和资源浪费也是科技领域存在的一个大问题。

1991年11月1日，我到遥感应用研究所调研，这个所在中科院是比较年轻的，但发展很快。

遥感作为基础研究的一个重点，在三个五年计划当中都被列为重点攻关项目。

就是在那里，陈述彭先生跟我谈到科技资源和科技成果的封闭问题。

他说，我们发射一颗卫星代价不小，但得不到充分利用。

他还谈到科研项目重复安排、科研设备重复引进造成很大浪费的问题。

他建议，一些实验室、一些设备要开放，有些设备要24小时运转。

我们习惯于自成一统，下班以后把门一锁，我的设备别人不能用，这个状况要改变。

实现资源共享和高效配置，看似是管理问题，实际上也是体制问题，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

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要处理好基础研究、公益性研究与应用技术研究开发的关系。

1992年8月21日，我到数学所、系统科学所、应用数学所调研，与科研人员座谈。

当时科技体制改革正在探索之中，国家科委提出要稳住基础研究这一头，放开应用开发这一片，叫做“稳住一头，放开一片”。

数学所的一些科研人员担心“放开一片”后，搞基础研究和搞应用开发的科研人员收入差距会拉大，对基础研究造成冲击，担心没有人愿意潜心搞数学研究。

在座谈时，我讲了两者间的关系。

我说，基础科学是科学技术应用的先导和源泉。

今天的基础科学就是明天科学技术的应用。

不稳住基础科学研究这一头，科技的应用开发就不会有后劲。

但不重视科技的应用和开发，科学技术不与经济建设紧密结合，也不能发挥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长此以往，基础研究也不会有持久的后劲。

我们不能因为强调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两者相辅相成、相互联系、相互促进。

“稳住一头”使“放开一片”有坚实的基础，“放开一片”有利于集中力量，保证重点，更好地“稳住一头”。

1994年10月20日，在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庆祝北京猿人头盖骨发现65周年之际，我去所里看望科研人员，就社会公益性研究问题进行调研。

我在座谈时讲，社会公益性研究是整个科学研究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得到重视。

“稳住一头”，包括基础研究和社会公益性研究，就是要有稳定的研究课题、稳定的研究人员、稳定的经费来源。

通过调查研究，我们得出了一个基本结论：

基础研究和公益性研究、高新技术及其产业、科学技术应用开发是紧密联系的整体，但管理体制、投入机制上都应当有所不同。

这就需要厘清政府和企业、市场的职能分工。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履行职能的重点要放到加强宏观决策、制定规划和政策、创造良好环境上来。

政府投入要重点支持基础与前沿研究、事关国家全局的战略高技术研究和事关民生的公益性科技研究，引导和支持企业突破核心关键技术、共性技术，支持新技术新产品推广应用。

我国的科技体制改革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要看到，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科技体制改革必须持续推进、不断深化。

去年，中央根据新的形势发展要求，决定对2020年前我国科技体制改革进行部署，成立了21个部门、单位和地方参加的调研和文件起草组，形成了《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意见》，即将以党中央、国务院文件下发。

第二件事是制定实施重大科技发展规划。

根据国家发展阶段的要求制定科技规划，是指导科技工作、促进科技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制定过11个科技发展规划，其中1956年开始实施的“12年科技规划”影响最为深远。

当时新中国成立不久，百废待兴，面对西方国家的重重封锁，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提出制定科技发展远景规划，周恩来总理、聂荣臻元帅亲自领导和参与。

“12年科技规划”的实施，产生了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一系列重大成果，谱写了我国科技发展史上辉煌灿烂的篇章，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同时也为我国凝聚和培养了大批一流科学家。

我们一直重视从宏观上、战略上、整体上研究我国的科学技术发展问题。

现在看，这方面的工作依然薄弱。

我国是一个有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不能、也不可能依附其他国家发展。

我们必须在科技发展的前沿领域有所作为，引领我国的发展，并为世界科技发展作出贡献。

真正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在关键领域，我们必须依靠自己解决问题。

加强科技发展战略规划，对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来说非常重要。

要真正把“虚”的务透，这样才能明确方向，才能抓住重点把“实”的真正做实。

加强科技发展的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要进一步完善科技发展的决策体制和咨询制度，要有一批战略科学家，有一个精干的机构来做这方面的组织协调工作。

近十多年来，我们下了很大功夫，搞了几个重大规划。

这里我讲两个重要的：

第一个是在本世纪初，研究制定了《农业科技发展纲要》。

1999年底开始，用了一年多时间。

按照中央部署，科技部、农业部牵头，28个部门参与，从国情出发，提出了新世纪第一个10年我国农业科技发展的总目标和总任务，强调以推进新的农业科技革命为主题，以为农业、农村、农民服务为方向，以科技体制改革和创新为动力，以有力的政策措施为保障，实现技术跨越，加速推进农业现代化。

第二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