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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林特联盟
巴林特（Balint）小组－－中国巴林特联盟正式成立
（2013-01-1620:
45: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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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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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专家
巴林特小组
国际巴林特研讨会暨组长工作坊成功召开
第二届北京国际巴林特（Balint）研讨会暨组长工作坊于2012年6月14日至17日在北京协和医院召开。
会议由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CPA）主办并与美国礼来公司合作，北京协和医院心理医学科承办，北京协医科技交流中心协办。
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会长徐一峰作开幕致辞。
国际巴林特联盟前任主席HeideOtten，德国弗莱堡大学心身医学和心理治疗科KurtFritzsche教授，国际巴林特联盟专家LeonieSullivan、LaurieLovel-Simons、MartineGranek-Catarivas、DankwartMattke等知名专家，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临床心理科赵旭东教授以及北京协和医院心理医学科魏镜教授等亲临授课指导。
全国107名各临床专科医生参加了会议。
开幕当天现场座无虚席，气氛热烈。
本届研讨会以巴林特小组活动为主题，并开展了巴林特小组组长的培训活动。
巴林特小组是一种聚焦于医患关系的病例讨论形式，集中体现了“以患者为中心”的医疗模式，是建立职业化医患关系的一门技术，是综合医院各科医师将心理医学知识和技能运用于职业化医患关系建立的有效方法之一。
会议力邀的各位专家就巴林特工作进行了精彩的教学演讲，内容涵盖：
巴林特工作的方法、巴林特工作在中国、系统家庭动力学在医患关系中的作用、巴林特常用技术及演练以及系统家庭治疗及雕塑等多个方面。
同时，与德国及国际巴林特会议相似，本次研讨会进行了三次“金鱼缸”（fishbowl）设置下的巴林特小组课堂演示和五次小组案例讨论。
一个小组有14~15名医生成员，组长是有巴林特小组活动经验和具备基本精神动力学理念的临床医师。
由组员中任何一名医师讲述自己曾经遇到或正在经历的医患困惑，然后其他成员共同讨论，在小组成员的反馈和可能的启发中，案例讲述者有机会逐步消除自己在处理医患关系中的盲点和形成新的视角。
通过这种形式，可以让临床各科医生更好地了解患病之“人”，并有助于加强医患联盟、提高医生的沟通技巧以及避免医生职业耗竭。
中国第一次巴林特会议即第一届医务人员自我服务（Balint，巴林特）研讨会于2011年5月19至22日在北京协和医院召开。
会上北京协和医院心理医学科魏镜主任报告了中国巴林特联盟（ChineseBalintFederation，CBF）的筹备和组织情况，时隔一年，中国巴林特联盟现已正式成立，不久也将会加入国际巴林特联盟。
数十年来，巴林特小组日益发展并受到广泛认可，已经成为欧美医学教育和职业培训的必修课程，相信不远的将来，巴林特小组也能在中国的医学领域遍地开花，为医患双方带去福音。
巴林特小组：
“听着听着手脚就暖和了”
金鱼缸里的对话
2012年6月7日中午，中山医院2号楼多功能厅，9张椅子围成圆圈，刚介绍完巴林特小组流程的陈华还没怎么动员，椅子就被学员医生抢着坐满。
与此同时，中山医院另一座楼内也正在开展巴林特小组活动。
“总共100多场了吧”，因活动密度较高，陈华已只能用概数统计院内巴林特小组的场次。
事实上，任何一次巴林特小组活动，都遵循着一个标准的流程。
每当小组成员落座，组长首先询问“谁愿意提供一个医患不愉快的案例”。
愿意分享案例者用5~10分钟讲述事情的经过和细节，如自己是什么行为或言语激怒了患者或家属，后者当时又有哪些行为等。
接着组长动员每一位成员围绕该案例提问，旨在让大家更加清晰地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
一个非硬性的要求是，案例提供者最好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事，这样便于想到一些微情境。
结束提问后进入第三个环节，即成员自由表达对案例的评价和建议。
进入该环节前，组长让案例提供者退到圈外一步并全程保持沉默，“不管别人的评价是否吻合你的想法都不许赞同或反驳”。
在这个阶段，组长的重要任务是鼓励成员发言，肯定不同的观点，并控制讨论内容不偏离医患关系范畴。
长达30分钟的讨论完毕，活动随之进入被众多成员评价为“很有意思”的现场还原环节。
即组长组织几名成员扮演案例中的各个角色，如医生、患者及患者家属等，还原所谈案例的现场情景。
当然，该环节还有另外一种形式，就是案例提供者蹲在地上，其他成员用手按住他，用有形的身体饰演无形的压力，有的代表案例提供者的房贷压力，有的代表他被患者打骂的压力……组长让案例提供者尝试顶着很多双手代表的“压力”努力站起。
因为“压力”巨大，他必然很难站直，于是组长鼓励他想方设法拿开按住自己的手。
此举寓意平时面对各种压力时，需做之事非硬扛而是排解压力。
活动的最后一个环节，是案例提供者总结自己的感受和所获得的启示。
按照巴林特小组的传统规则，活动中始终坚持“保护原则”，发言时不能进行人身攻击。
同等重要的是“保密原则”，哪怕各位成员离开小组回到工作岗位，也不能传播案例提供者所讲的内容。
因为8至12位组员围圈而坐的场景胜似金鱼缸，所以巴林特小组又被称作金鱼缸组织。
来自德国弗莱堡大学的一位女教授，至今已从事巴林特小组研究多年，现正致力向全世界推广巴林特小组。
6月15日，她在北京协和医院的培训课中特别强调，“巴林特小组不是心理治疗小组、会心团体、传统的病例讨论会、个人和职业发展小组，也不是规范化的培训和说教，也不提供解决方案”。
如此多的“不是”，那巴林特小组到底是什么？
能起到哪些作用？
求解医患矛盾：
巴林特小组的试验
2012年08月07日
[导读]医患矛盾发生后，往往受到的是责难和攻击，而非理性的分析评价，并且缺乏同事和媒体足够的情感支持。
而这也是许多医护人员选择参加巴林特小组活动最为普遍的动机。
“我们什么都不懂，但你们一定要让孩子好起来，在十一前好起来。
”病人的父亲这么说，作为病人的床位医生，王医生知道这并不现实。
如何更好地沟通病情，如何让家属降低过高的期待，6月21日上海中山医院的巴林特小组活动上，内科的王医生提出了这个困惑。
巴林特的新视角
王医生说，病人已经领了结婚证，打算今年举办婚礼，父母也期望他生儿育女，但是病人的红斑狼疮短期内并不会有这么好的效果显现。
王医生和她的上级医生把病人父亲请到办公室单独沟通，结果病人父亲一回到病房，就转告了全家人，搞得全家都很紧张，儿子也情绪低落。
“如何才能达到很好的沟通，我们有没有必要在临床上顾虑太多？
直接告诉病人是不是更好？
”
作为一种训练全科医师处理医患关系的方法，“巴林特小组（BalintGroups）”由匈牙利精神分析师米歇尔·巴林特创建于20世纪50年代。
“巴林特小组”的主要任务，就是讨论在临床工作中遇到的有关心理社会因素的案例，重点是针对医患关系方面的问题。
2009年9月，在中山医院医学心理科主治医师陈华的努力下，中山医院引进了巴林特小组。
目前小组活动每两周举行一次，时间定在中午12:
15。
“全院医护人员自愿参与，大家都是急匆匆吃了中饭，穿着白大褂就赶来了，为了确保下午工作，我们基本上控制在一小时之内。
”
巴林特小组活动现场分成内圈和外圈，其中内圈是参与讨论方，由8~12名医生组成，一名经过专门师资培训的精神科医师作为巴林特小组长主持，事先不预设话题，而是现场由一位内圈成员提供一个亲身经历的案例。
王医生讲了自己的困惑后，大家开始提问：
患者多大年纪，家庭状况如何，是不是知识分子家庭，是不是医保病人，对于治疗有没有经济压力，有没有借钱，家庭对传宗接代的压力是不是很大，家里人的性格如何，谁是拿主意的人……
当大家问完之后，王医生就必须沉默，其他医生表达自己的看法，或提供自己的解决方案。
“告知病情之前要有所准备，不管多坏的消息，都要给对方希望，否则虽然自己一下子解脱了，但之后还是会内疚的。
”
“父亲显然不是个合适的告知人选，会把坏情绪带过去，反而让孩子更糟糕。
”
“医患沟通中如何告知病情，跟谁讲，怎么讲，病人家属的情绪反应，医生该扮演什么角色，都要考虑清楚。
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把希望带给他，而不仅仅是把难治这种信息全部压给他。
”
“告知愈后效果差的同时，还可以讲讲这个病后来的发展方向，以后如何护理，比如吃什么。
”
“中山医院是一个大医院，对一些病人来说，就是救命稻草，病人再重也还是希望活下去。
就我们外科而言，我们会要求告知的时候要有一个温馨、私密的环境，要了解病人的家庭情况，甚至是否存在夫妻矛盾、婆媳矛盾。
”
“我觉得还是要分病种，慢性病一定要告知病人，因为需要病人配合治疗。
”
……
事实上，由于专业知识的相对缺乏，患者及其家属往往很难对治疗方案提出质疑，因此治疗效果往往就成了引发医患纠纷的主要源头。
这其中，既有患者家属在花费昂贵医疗费用后难以接受人财两空的原因，也有医患交流不畅的原因，医患之间的信任已经非常稀缺。
陈华说，医患冲突发生的时候，患者和家属的粗鲁言行很容易助长医生的负性情绪，比如厌恶、羞辱感，医生往往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而攻击对方，使冲突升级；患者和家属的愤怒、焦虑和过度要求也常诱发医生的焦虑，使得医生过度保护自己防御对方或者过度满足对方不合理要求。
另外，当患者及家属对医生本人或者治疗方案发生质疑时，通常医生的情绪反应是愤怒和屈辱感，感到“职业权威感”被挑战，最终会妨碍患者得到有效的帮助。
“经过讨论，医生可以找到理解医患沟通失败的新视角，从而更好地处理医患矛盾。
”陈华说，医生相对容易理解患者，但患者却很难理解医生。
矛盾中的医生
越来越多的医院开始引入巴林特小组，越来越多的医护人员参与到小组活动中，但是，在中山医院医务处副处长杨震看来，巴林特小组的“走俏”，其实有着相当悲哀的意味。
当年，巴林特提出“医生就是药物”的原则，他将医生和药相比较，认为医生要能够“调频”到病人的“频率”，其人格就具有治疗功能。
这意味着医生必须仔细地听，小心地处理和解释这些信息，让患者觉得“医生能感受他的感受”，将心理学思维整合到医疗活动中。
但对于医护人员而言，巴林特小组更多带有了一种自我调剂、相互支撑的意味。
中山医院医务处把支持与协助巴林特小组活动作为“医疗不良事件干预机制”的一项重要工作。
“我们是在特殊情况下赋予巴林特小组新的内涵。
”杨震说。
陈华说，医生们普遍反映工作中很少有机会交流医患互动的感受和细节，因此对医患关系的处理常有“困惑、孤独、无助”的体验。
医患矛盾发生后，往往受到的是责难和攻击，而非理性的分析评价，并且缺乏同事和媒体足够的情感支持，很容易觉得“愤怒、挫败感、倦怠”。
而这也是许多医护人员选择参加巴林特小组活动最为普遍的动机。
已经从医10多年的杨震，认为目前的大环境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尤其今年以来，纠纷冲突持续恶化，密集出现。
杨震说，医患纠纷实际上是医方整体与患者之间的纠纷，但医生站在了冲突的最前沿。
“你去看还有多少人愿意当医生，很多真正学习好的不愿意当医生，从医学专业转系的学生逐渐增多。
”
医生们也在寻找自我保护之道。
去年11月，国内最大的医生网上社区“丁香园”上，出现了一篇《医疗工作场所防止暴力行为中国版指南（2011-2012）》，这是在征集了几千名医生建议后形成的文本。
“值班时尽量避免独处一室，切勿背靠大门；平时注意锻炼身体，上班时可以穿轻便运动鞋；手机设定好医院保卫处及公安部门的一键呼出的快捷键；如有可能随身携带血型卡或在医院员工信息系统中增添这些信息；注意楼梯、走廊及地下停车场等易出现安保盲点地带的防护……”
“有些听起来会觉得搞笑，但每一条背后都有血的教训。
”杨震说。
从外科医生到现在的医务处副处长，有报道这么描写杨震：
本来憧憬着“小李飞刀”的美誉，却逐渐成了同事调侃的“跳窗大侠”。
这份防暴指南的结语这么写道：
毋庸讳言，医疗场所频现暴力事件有其深层次的原因，在大环境无法迅速改善的情况下，希望这份指南能够帮助医疗机构及个人在医患纠纷的事前、事中和事后加以合理应对，以避免无谓的生命财产损失。
中山医院巴林特小组新视角融医患坚冰
2012-06-11 中国健康界：
桂克全
巴林特小组活动能让医生很好地理解患者的情绪和心理，也有助于医务工作者自身的情绪处理和人格发展，面对目前相对复杂的医疗工作环境，此项活动显然有助于改善医患关系和缓解医务人员的职业压力。
巴林特小组活动现场
一直语速平缓的张丽突然提高嗓门，朝着面前的医生狂吼：
“你们把我像皮球一样踢来踢去，我已经排了三个小时的队，又要我去做检查，你们到底会不会看病呀”。
话音刚落，周围一片笑声。
类似话剧现场的情景，是上海中山医院6月7日巴林特小组活动的一幕。
现实中身为妇产科医生的张丽，正在饰演自己前不久遇到的一位患者。
现场还原医患冲突是巴林特小组最活跃的一个环节。
旨在纾解医生职业压力和提高医生沟通能力的巴林特小组，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英国。
1972年，巴林特国际联盟成立，至今已有20个国家参与其中。
巴林特小组或巴林特协会更是遍布全球。
国内最早从事巴林特研究的是上海中山医院医学心理科。
此次邀请张丽参加活动的正是该科成员陈华。
据中国健康界记者了解，陈华目前已在院内外组织100多次巴林特小组活动并撰写多篇论文。
记者在现场看到，巴林特小组由8至12名医生组成，围圈而坐，其中一人担任组长，活动分四个单元。
首先由组长询问成员“谁愿意提供一个亲身经历的医患冲突案例”，愿意分享案例者花5至10分钟讲述事情经过和自己的困惑。
接着组长把话筒交给其他成员，围绕该案例询问感兴趣的事件细节。
当大家清楚了解该案例的来龙去脉后，组长要求案例提供者开始保持沉默，并将接下来的30分钟时间交给各位成员，自由表达对该案例的看法，可以是设身处地描述事件双方的感受，也可以是评价医患任何一方的对错，更可以提供自己化解该纠纷的策略。
组长在此阶段鼓励成员发言，并肯定各种观点。
成员发言完毕，组长组织几名成员扮演案例中的各个角色，如医生、患者及患者家属等，还原所谈案例的现场情景。
该环节重点观察医生扮演者经过此前的讨论，将以怎样的新方式来化解医患矛盾。
活动的最后一个环节，是案例提供者总结自己的感受和得到的启示。
张丽说，发生此事的当天，因想到“自己的同事也经常受这样的委屈”，她很快平复心情，但“直到今天参加完活动才真正卸下心理包袱”。
另外一位成员评价称，巴林特小组活动能让医生很好地理解患者的情绪和心理，也有助于医务工作者自身的情绪处理和人格发展，面对目前相对复杂的医疗工作环境，此项活动显然有助于改善医患关系和缓解医务人员的职业压力。
数次参加活动的陈华用“四新”总结巴林特小组的价值：
一是新视角，医生原来的意识盲点被发现和阐明；二是新思维，医生得以形成更具分析性的思考方式；三是新感受，医生深刻意识到自身对于病人的影响，换位思考的敏感性被提高；四是新提升，因为做得更完善，医生的人格魅力得以提升。
值得一提的是，传统的巴林特小组成员主要来自全科医生，但陈华在实践中扩大成员范围，邀请护士甚至医院行政人员参加。
此举换得护士更加积极配合医生，行政人员制定制度时更理解医生之难。
巴林特小组日前在中山医院已获得党办、医务处、教育处、财务处等部门的认可，其医务处还将巴林特小组活动作为医院“医疗不良事件干预机制”的一项重头戏。
“巴林特小组已成为连接临床各科室和行政职能部门的桥梁”，陈华对中国健康界记者说。
加强主持人培养，提高巴林特小组成效
2012-07-16 中国全科医学作者：
杨辉
培养巴林特小组主持人的过程是这样的：
首先参加巴林特小组的活动；与有经验的主持人共同主持小组活动；参加主持人培训活动；接受心理分析、心理动态的心理治疗、心理治疗团队等方面的培训。
巴林特小组主持人的水平决定了这个活动能否取得预期的成效。
应该指出，主持人本身也有自己独特的人格特征，他领导出来的全科医生小组就有主持人的人格特征。
但是，主持人应该遵守巴林特小组的理念和领导方法，否则就把小组活动引入歧途。
也许有些医生小组的活动是生动活泼的，有些医生小组的活动给医生提供了很大帮助，但这些小组很有可能不是巴林特小组。
在巴林特小组发展的最初阶段，主持人往往是心理分析师。
如今有些国家的巴林特小组仍然是这种情况。
但是美国和英国的巴林特小组主持人已经演变成为有经验的全科医生／家庭医生，或者是临床心理医生。
当然，现在仍然在讨论什么是“好的”巴林特小组主持人。
一、主持人应该有如下能力：
1、能把讨论的主题局限在医患关系问题上；
2、有意识地避免过多地“审问”报告案例的医生；
3、鼓励全科医生们对听到的案例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4、防止小组成员进行不友好的揭露隐私或批评；
5、如果病人可能受到伤害，则代表病人说话。
二、作为主持人，他应该具备以下特征：
1、他是倾听者；
2、他是来开会的，而不是做什么事的；
3、他代表中性观点；
4、他鼓励医生们进一步探究；
5、他负责解决不确定性；
6、他是limit—setter。
培养巴林特小组主持人的过程是这样的：
首先参加巴林特小组的活动；与有经验的主持人共同主持小组活动；参加主持人培训活动；接受心理分析、心理动态的心理治疗、心理治疗团队等方面的培训。
巴林特医生：
让我感受你的感受
5月20日，北京协和医院，一场别开生面的巴林特小组活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来自广东的一名精神科医生急切地讲述了发生在他与患者之间的一件事。
这是一名30多岁的男患者，因抑郁症自杀两次，被家属及时发现后送到医院的封闭病房。
两周后，患者自觉症状改善，要求住到开放病房。
综合考虑患者的病情后，主管医生没有同意。
病人不高兴了，和家属一起来找身为上级医师的这名精神科医生理论，并声称“如果不能转入开放病房，我就要出院”。
病人蛮横的态度很快激怒了这名医生，他也不客气地回道：
“如果你家属同意，你就出院吧！
”最终病人负气出院。
接下来的一天，医生心里很不是滋味。
其实，他一向对病人很好，也认为这是对病患和家属负责任的做法。
但他不知道自己怎么了，更不知道往后如何更好地处理类似问题。
听完当事医生的讲述，巴林特小组的其他医生就一些不明确的事项进行提问。
接下来，热情的小组成员各抒己见，自由表达他们的想法、感受等，不同科室、不同岗位的医生有同情的，有质疑的，也有剖析原因的。
当事医生耐着性子只听不说，直到最后才谈自己的反思与感受。
这是由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主办、北京协和医院心理医学科承办的医务人员自我服务（Balint，巴林特）研讨会上的一次课堂演示。
在倾诉的过程中，医务人员的心结得以松解，其他医生成员也在同行的肯定和悦纳中体会到了助人的愉悦。
据北京协和医院心理医学科主任魏镜介绍，巴林特小组是一种聚焦于医患关系的病例讨论形式。
一个小组有8~12名医生成员，组长是有巴林特小组活动经验和具备基本精神动力学理念的临床医师，他们共同讨论关于医患关系的难题。
在小组成员的反馈和启发中，医生有机会逐步消除自己在处理医患关系中的盲点，并形成新的视角，更好地了解患病之“人”。
在欧美国家，巴林特小组是全科医师临床技能基本培训的一部分。
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打破沉默
1996年，美国心脏病专家伯纳德劳恩曾批评道，医学界“失去了治疗的艺术性”，医生大多数都没有做到倾听病人。
他提醒人们注意汉密尔顿（1975年）的研究。
研究表明，医生主要通过倾听并和病人交谈做出正确诊断的大约占75%，而身体检查、生物测试及特殊的检验仅分别占5%、5%和15%。
来自德国弗莱堡大学医学中心的心身医学和心理治疗科教授库尔特·弗里切（Kurt Fritzsche）在医务人员自我服务研讨会上表示，医生需要更强的医患交往能力和更好的沟通技能。
他提出当下医患沟通中的一个常见问题就是情绪内容没有得到关注和解决。
患者对医生说：
“你能再量一下我的血压、查个血吗？
我头晕，感觉虚弱。
”医生回答：
“好的。
做完检查再给你开降压药。
”实际上，患者4周前就来过了，医生那时所开的降压药已经在发挥作用。
医患双方讨论的都是症状，而隐藏在症状背后的心理、社会因素却被忽视了。
患者当时的感受是：
“自从我妻子住院后，我感觉好压抑，但我好像不能跟医生聊这个。
”而医生也这样想：
“我真为他难过。
他可能很担心他妻子，但他可能不想谈这个。
”问题的关键就是如何打破沉默，而巴林特小组正是以小组为放大镜，让人们聚焦于医生之前没有看到的，提示医生怎么去听患者的“沉默之声”。
库尔特·弗里切教授说，30%~50%的就诊病人都有心理、社会问题，特别是癌症患者和躯体形式障碍患者，他们的身体主诉都只是“冰山一角”。
如果没有深层次的访谈，有时连医生都不能理解怎么会这样。
另一方面，患者的躯体症状在一个医生那里没有得到改善，他会不停地看医生，结果所有的医生都给他开检查单、开药，患者最终将不知道该向谁求助，甚至被激怒而破坏医患关系。
医生的人格具有治疗功能
在研讨会上，国际巴林特联盟前主席海德·奥滕（Heide Otten）医生讲到了这样一个事例。
一天晚上，一名40多岁的女性被带到医院检查，她不停地尖叫着“火、火”。
值班医生想要给她做检查，但她疯狂地抵抗。
两名护士架住了她，但她还是吵闹不休。
最后，他们把她绑在床上，然后去叫上级医师。
在医生来之前，一名年轻的医学生负责看管病人。
他在病人床边坐下，把他的手放在病人的胳膊上，冷静、温暖而友好地和病人谈话。
过一会儿，女患者安静了下来，并且开始讲述她的惊恐。
这名医学生最终说服病人接受了X线检查，并了解到她所在的一个残疾人机构着火了。
早在1950年，精神分析师巴林特就在全科医生小组工作中，摸索出“医生即是药”这样一个原则。
巴林特将医生和药相比较，药物具有一些想要的效用及副作用；剂量、用药的时机决定了效果。
这类似于医生本人对患者的影响，它本身即有着治疗作用和副作用。
医生的角色是要能够“调频”到病人的“频率”，其人格就具有治疗的功能。
这意味着医生必须仔细地听，小心地处理和解释这些信息，让患者觉得“医生能感受他的感受”，将心理学思维整合到医疗活动中。
库尔特·弗里切教授说，“医生在其职业生涯中要做超过20万次访谈，对中国的医师来说，次数可能更多。
而与此对应的是，患者常常抱怨对与医生的沟通不满意。
”而那些跟医生真正交流过的患者“预后更好，主诉减少，满意度更高，依从性更好”。
“巴林特小组让医生能够拉开一段距离去观察他们自己的医患沟通方法和对患者的反应，发现他们对待患者的做法哪些是有用的，哪些是不怎么有用的。
在理解了它们背后的动力学意义之后加以调整，甚至抛弃。
”海德·奥滕医生说。
在约翰·萨林斯基（John Salinsky）的巴林特小组中，很多小组成员接受访谈表达了他们的切身体验。
F医生因一个案例而被小组指责，她由此认识到有时候她对某些有不合理要求（比如要安眠药）的患者会过于严厉。
她现在觉得自己已经有了耐心，能够去倾听并发现患者需要药物背后的情绪了。
约翰·萨林斯基医生也表示，自己对老年妇女的态度也在他提出一个有关助听器女士的案例后发生了改变。
他很少被老年妇女激怒，因为她们有时候会让他想起自己的母亲。
一个让医生发现自己的过程
“研究显示，在至少一年的连续巴林特小组活动之后，医生的人格会发生细微但重要的变化。
”海德·奥滕医生说。
罗西（Rosin）等对巴林特小组医生的研究发现，连续参加巴林特小组至少一年的医生中，98%认为他们更能意识到患者想要说什么、患者症状背后的隐藏信息；95%确信他们在医患互动中感觉更好了，他们开的药少了，患者夜间来电话的次数减少了。
来自德国科隆大学的研究者评估了“在巴林特小组之后医患对话的进步”，发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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