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台湾的防军.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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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台湾的防军
清末台湾的防军
官方的主要武力是八旗与绿营。
八旗自顺治元年（1644）入关后,已不堪作战;绿营在咸丰以后,也出现疲态。
此时清廷必须要另成立一支军队,用以应付接连不断的战争,于是遂有防军的兴起。
何谓防军?
根据《清史稿》的解释,指的是湘、淮军与各省绿营模仿他们新组的练军。
①湘军在咸丰二年（1852）成立,之后为转战南北所需,人数一度多达30余万,但同治三年（1864）克定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城后陆续解散。
到了同治五年（1866）只剩10余万人,这当中以左宗棠麾下的2万人最重要,并且曾经移驻台湾。
②咸丰十一年（1861）福建延建邵道李鸿章承兵部侍郎曾国藩之命,在安徽省安庆组织淮军。
此后淮军在李鸿章的领导下独树一帜,并且在同治五至七年平捻战争中表现突出。
淮军全盛时达200营以上,人数有10余万。
③光绪以后李的门生部将均占居重要军职,成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势力,遂被称为“淮系”。
其中与台湾相关者为铭字营统领
①赵尔巽等:
《清史稿》卷132,“志一○七·兵三”,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046页。
②皮明勇:
《湘军》,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0—289页。
③田玄:
《淮军》,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2—139页。
刘铭传、武毅铭军统领唐定奎、武毅军统领聂士成等部。
①同治二年（1863）直隶总督刘长佑,奏准直隶绿营仿湘军营制整编;同治四年（1865）兵部、户部诸臣会议选练直隶6军,始定练军之名,于是各省乃接踵组织练军。
②台湾绿营部分额兵也裁改成为练军。
此外,与台地最相关者,还有闽、粤二地的练军。
防军的出现,对清末的兵制有极大的影响。
由于它是旋募旋散,军饷又多从厘金自理,因此给予统兵者相当大的权力,间接也造成各地将领拥兵自重的情况。
而早期对防军的记录或描述,以清末王 运的《湘军志》、王定安的《湘军记》,以及梅英杰的《湘军人物年谱》最为重要。
③之后的讨论多延续传统志书的写法,例如:
胡耐安的《新湘军志》、郭振墉的《湘军志平议》、朱德裳的《续湘军志》。
④近年的研究则深入讨论湘军的饷源、区域社会中湘军扮演的角色。
⑤在两岸研究成果方面,对防军研究的第一人首推罗尔纲。
1950年代以后,罗氏从绿营兵制的研究,转向对湘军的讨论,且对清末武备制度的发展做了系统的研究,先后完成《湘军兵志》、《湘军新志》和《晚清兵志———淮军志》。
⑥1960—1970年代,台湾学界跟进美国学界讨论中国近代史的趋势,加强对中国“近代化”、“挑战与反应”等议题的讨论。
其中对于军事史的研究,以王尔敏最具代表。
王氏的讨论对象为湘军、防军、练军,著有《淮军志》、《清季军事史论集》等论著。
⑦1980—1990年代,大陆学界再针对防军作更深入分析,议题扩大为各军对洋式武器的操作、洋将的任命、从淮军到淮系的形成、练军的出现等。
代表学者有皮明勇、田玄、马昌华。
⑧2000年以后,始有学者对清末台湾的防军进行初步探讨,可是对象仅限于东部地区———宜兰、花莲、台东。
⑨从上述可知,虽然学界对于清末防军制度的研究,已有一定的累积,但是对于区域性研究,特别是以省为对象的探讨,却少有成果。
事实上,防军在同、光时期对于台湾军事与社会的影响均十分深远。
自从同治八年（1869）台湾绿营实施“裁兵加饷”的政策后,戍台的14000余名班兵,骤降至7000余名,显示出绿营对台湾防卫的重要性大减。
此防御的空缺,当然就由逐渐移防,且人数不断上升的防军递补。
光绪元年（1875）以后台湾实施“开山抚番”政策,清廷准备以武力的方式,对付不肯就抚的高山原住民,此时防军又扮演攻击的主力。
光绪十一年（1885）台湾建省,首任巡抚刘铭传看重防军坚实的战力,遂要台湾部分团练模仿防军营制改编成“土勇营”,一起投入开山抚番的战争。
简言之,清末台湾20余年（1869—1895）军事的发展,防军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对象,而这也是本文的研究动机与目的。
①陆方、李之渤:
《晚清淮系集团研究———淮军、淮将和李鸿章》,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4—108、217—246页。
②王之春:
《清朝柔远记》,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84—385页。
③王 运:
《湘军志》,台北,成文书局1968年版;王定安:
《湘军记》,文苑书局1964年版;梅英杰:
《湘军人物年谱》,岳麓书社1987年版。
④胡耐安:
《新湘军志》,台北,志传书屋1969年版;郭振墉:
《湘军志平议》,岳麓书社1983年版;朱德裳:
《续湘军志》,岳麓书社1983年版。
⑤叶龙彦:
《湘军饷源及其运用》,台北,嘉新水泥文化基金会1973年版;王继平:
《湘军集团与晚清湖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⑥罗尔纲:
《湘军兵志》,中华书局1984年版;罗尔纲:
《湘军新志》,上海书店1996年版;罗尔纲:
《晚清兵志———淮军志》,中华书局1991年版。
⑦王尔敏:
《淮军志》,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1年版;王尔敏:
《清季军事史论集》,台北,联经出版社1980年版。
⑧皮明勇:
《晚清“练军”研究》,梁巨祥主编:
《中国近代军事史论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61—277页;马昌华主编:
《淮系人物列传———文职·北洋海军·洋员》,黄山书社1995年版;马昌华主编:
《淮系人物列传———家族成员·武职》,黄山书社1995年版。
⑨杨庆平:
《清代的宜兰驻军》,廖英杰主编:
《“宜兰研究”第三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宜兰,宜兰县文化局2000年版,第63—100页;李宜宪:
《晚清后山驻兵初探》,台北《台湾风物》第50卷第1期,2000年3月,第13—42页;李宜宪:
《晚清后山驻军与民庄的关联性》,台北《台湾风物》第50卷第3期,2000年9月,第83—114页。
一、台湾防军营制的变迁
首先要考证的问题,则是台湾何时有防军驻扎?
表1和表2的内容是同、光时期驻防在台湾的防军总人数与驻扎地。
表1编号1列出同治七年（1868）有新左军、靖海军调台,其实他们是台湾镇总兵官刘明灯麾下的部队。
同治五年刘氏调补台湾镇总兵官,并率领楚军新左营赴台,成为台湾有防军之始。
①楚军属于湘军系统,闽浙总督左宗棠继曾国藩之后,成为湘军的领导人之一。
然而他在营制上却师法湖北道员王 ,以“旗”代替“营”,并以楚军之名有别于湘军旧称。
②至于淮军与练军何时驻防台湾?
前者是在同治十三年,为对付因牡丹社事件盘踞在琅峤的日军而来（表1编号2）。
后者可分为福建绿营练军与台湾绿营练军,福建绿营练军成立的时间为同治十三年。
隔年随即调台,目的是前往卑南厅南澳（宜兰县南澳乡）进行开山抚番（表2编号3）。
台湾绿营练军成立的时间,亦在同治十三年闽浙总督李鹤年在奏设福建绿营练军中,提到台营“自应照办”的话语。
③光绪元年十二月上谕准许台湾绿营仿楚军营制编为练军。
④
其次,驻防台湾的防军名称。
它们包括:
新左军、靖海军、兰字营、镇海营、宣义右营、绥远前左旗、振字营、福靖新右营、福靖右营、福锐左营、潮晋营、线枪营、飞虎左右营、海字营、绥靖营、健勇营、吉字营、恪靖营、仁绥营、擢胜营、铭字营、庆字营、祥字营、功字营、巡缉营、胜勇营、昌字营、武毅营、定海营、海防屯兵营、南路屯军、南番屯军、巡抚亲兵哨、淮军隘勇营、屯军营、台防卫队营、南字营、淮军台勇营、义抚军、台湾善后局亲兵、台湾左右翼练兵、大甲左翼练兵、安平左右翼练兵、北路中营练兵、嘉义营练兵、恒春营练兵、防军营、石头营、打鼓山营,总数达50个之多。
⑤光绪十八年（1882）来台编纂《台湾通志》的蒋师辙,已感叹了解营制的不易。
⑥不过因涉及楚军、淮军、福建绿营练军、台湾绿营练军的编制,所以有必要个别讨论。
湘军的编制,根据《曾文正公水陆练兵志》所记,营是该部最基本的编制,1营共500人,指挥官称营官。
以下分4哨,每哨108人,指挥官称哨官;另有哨长佐之,其余是护勇、伙勇若干。
哨以下还有队,每哨8队,指挥官称什长。
⑦然再根据王 所撰《练勇当言》,其编制有异:
1营共508人,指挥官仍称营官。
以下分为4哨,每哨85人,指挥官称哨长;另有副哨长佐之,其余是护勇若干。
哨以下有队,每队都是12人,但抬枪队是14人,队的指挥官称什长。
⑧湘军采明将戚继光兵法遗教,稍做变通后与连坐法并行,所以战斗力超越绿营许多。
⑨左宗棠麾下的楚军“大营”有505人（略改王 营制的508人）“,小营”（也称“旗”）有370人。
台湾建省以前,小营的规模还颇为常见,例如:
同治十三年福建提督罗大春,就把调台的3个营改为4个旗,重新命名为“绥远军”。
10
①《清史列传》（103）,台北,明文书局1985年版,第430—433页。
②况周颐:
《餐樱庑随笔》,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47页。
③洪安全主编:
《清宫月折档台湾史料》
（2）,台北,故宫博物院1994年版,第1687—1689页。
④洪安全主编:
《清宫谕旨档台湾史料》（6）,台北,故宫博物院1997年版,第4858页。
⑤此外还有光绪十一年中法战争期间台南出现的礼、信、义、虎营,以及帮办钦差杨岳斌的干字营,驻防恒春的忠字营,台湾
府的翊安营,但驻地与人数均不详,所以未列入表中。
参阅杨岳斌《杨勇悫公奏议》,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59年版,第35、54页。
⑥蒋师辙:
《台游日记》,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57年版,第55页。
⑦王定安:
《曾文正公水陆行军练兵志》,高体乾主编:
《中国兵书集成》（47）,辽沈书社1992年版,第904—906页。
⑧王 :
《练勇当言》,高体乾主编:
《中国兵书集成》（47）,第735—738页。
⑨刘体智:
《异辞录》,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5页。
10罗大春:
《台湾海防并开山日记》,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71年版,第19页。
光绪七年（1881）福建巡抚岑毓英对台湾防军汰弱留强,把戍台的12营与镇标练军全改为小营。
①建省以后,由于台湾以淮军为主,所以“旗”的编制不再出现。
淮军的编制大抵与湘军同,因为其营制也是曾国藩手定的。
不过在平捻战争时,淮军另设马队营,此时在营、哨、队之外,又出现“棚”的编制。
1哨有非骑兵的散勇5棚,1棚为10人,指挥官称什长。
②营、哨、队、棚的编制影响到日后练军的营制。
同治九年（1870）《直隶练军马步营制章程》,清楚写明步队营制是营─哨─队,马队营制是营─哨─棚。
③不过同治十三年福建绿营始编练军时,用的是楚军的章程:
以营─哨─队整编,营指挥官称管带,哨指挥官称正、副哨长,队指挥官称什长。
④台湾绿营练军在台湾建省前亦仿楚军营制,理应找不到棚的痕迹,但建省以后大批淮军驻台,也把棚的编制带来了。
然除了练军外,不管是湘军还是淮军,其军队的本质都是私兵性质。
所以只要营以上的长官———统领,营的指挥官———营官,作战身亡或被撤职,即全军或军营必须解散重编。
另外从表2来看,指挥官一栏中,其头衔许多都是挂上“记名”二字。
原来清末军兴,获得军功之人太多,史载记名提督近8000,总兵近2万,副将以下汗牛充栋。
⑤但是没有那么多职缺授予他们,于是只好先以记名的方式录下功劳,再随军出征取得遇缺即补的资格后才任官。
其三,台湾防军人数的增减与各部情况。
从表1来看,总人数有二个阶段的起伏。
第一阶段是从同治十三年到光绪九年（编号2—8）,第二阶段是从光绪十年到十七年（编号9—15）。
第一阶段初始台湾防军有16500名,但逐年递减;第二阶段为因应中法战争,防军又开始增援台湾。
光绪十年人数一度冲破2万人。
战争结束以后台湾随即建省,因应开山抚番的需要,防军人数再次增加,光绪十五年达到21500人的历史新高。
尔后抚番疲态出现,防军人数开始下降,到了光绪二十年甲午战争前夕仅存8000人（表2编号27）。
自从淮军崛起之后,清末就有“湘淮畛域”之分,其原因半在曾、李二人领导风格不同,半在地域情结作祟所致。
⑥光绪十至十一年中法战争期间,督办台湾事务钦差刘铭传与台湾道刘 的恶斗,即是湘淮不合的写照。
⑦不过这种情况,在台湾只发生过一次。
事实上从同治五年台湾有防军开始,湘、淮二军同时驻防的机会并不多。
淮军第一次驻防始于同治十三年,但该部在南路开山抚番损失颇大,为此在光绪元年六月坚求内渡。
⑧该年十月直隶总督李鸿章函复福建巡抚王凯泰,还告知“该处既无大利可兴,生番亦无归化之法,或留一、二整军分扎镇抚”⑨。
看来淮系的势力是以北洋为主,对于属于南洋大臣辖地的台湾并无留恋。
所以从光绪元年七月至九年,则是楚军、广东绿营练军、贵州绿营练军、福建绿营练军、台湾绿营练军协同守备的阶段。
这当中以广东绿营练军、贵州绿营练军移驻台湾较为特别,因为他们都是随带领者任官去向移防。
前者有福建候补道方勋指挥的潮晋营,福宁镇总兵官吴光亮指挥的飞虎营、线枪营、振字营、吉字营（表2编号7—11）。
吴氏原籍广东省潮州府揭阳县,在接福宁镇前先任南澳镇总兵官。
飞虎营就是他在广东招募的勇丁,光绪元年至四年参与中路开山抚番工作表现不错,光绪五年调补台湾
①诸家:
《台湾关系文献集零》,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72年版,第115页。
②王尔敏:
《淮军志》,第99—101页。
③曾国藩:
《直隶练军马步营制章程》,高体乾主编:
《中国兵书集成》（48）,辽沈书社1993年版,第117—153页。
④洪安全主编:
《清宫月折档台湾史料》
（2）,第1687—1688页。
⑤梁溪坐观老人:
《清代野记》,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96页。
⑥徐凌霄、徐一士:
《凌霄一士随笔》（4）,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427—1428页。
⑦许雪姬:
《二刘之争与晚清台湾政局》,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4期,1985年6月,第127—161页。
⑧沈葆桢:
《沈文肃公牍》,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8年版,第330页。
⑨李鸿章:
《李文忠公全集》（4）,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版,第338页。
镇总兵官。
后者是福建巡抚岑毓英的黔军,只在光绪七至八年（1881—1882）短暂驻防过台湾,人数也有一、二千之谱（表1编号6—7）。
至于福建绿营练军,以陆路提督罗大春率领的14营最为重要。
罗氏也被赋予开凿北路通往后山道路的重任,他麾下的部队如福靖新右营、福靖右营、福锐左中营等,全都驻防在苏澳至吴全城（宜兰县苏澳镇至花莲县寿丰乡）,或者台湾府城一带（台南市,表2编号3—9）。
台湾绿营练军因为数据存留太少没有表列内容。
能找到的记录仅有光绪四年（1878）十一月,福建巡抚吴赞诚巡阅台湾时,在府城校阅过镇、道二标练军。
①
光绪十至十一年中法战争期间楚军大举援台,两年内至少增援8050人,创下湘军在台人数新高。
同一时期淮军驻台人数,大约有8870人,彼此相差不远。
不过台湾建省以后,楚军就陆续移出台湾。
在首任巡抚刘铭传的运作下,日后在台的淮军已是一军独大（表2编号20—27）。
淮军勇丁的来源不像湘军单纯,清一色都来自湖南。
虽然淮勇大部分还是以安徽庐州、六安、安庆人为主,但来自苏、豫、鲁、津者也不少。
②正因如此,所以光绪十七年台湾竟然也出现“淮军台勇营”（表2编号25·37）。
然而淮军的创立,其军事功利目的倾向太明显,这与湘军创立的目的———挽救王朝与伦常危机相差很多。
③这个缺点使得淮军作为清末中国军事改革的契机,很快就消失了。
19世纪中叶以后,欧美各列强历经克里米亚战争（1854—1856）、美国南北战争（1861—1865）、普鲁士统一战争（1864—1871）、俄土战争（1877—1878）,逐渐思考一系列的军事改革。
它包括:
新武器的研发、新科技产品的投入、新战术的出现,以及伴随而来的编制、后勤、教育训练的更张。
中国处于这一变局中,如果对建军做出最适宜的调整,有可能赶上各列强的水平。
④
初创时期的淮军,还是给人以无限的期待。
在模仿西洋战法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组织了合成军队———步兵、炮兵、骑兵、工兵（长夫）⑤;并且按各兵种协同作战的方式训练,让部队更能接受新式武器的考验。
不过学者刘广京却有着精辟的看法,他认为勇营的组织和现代的军事体制仍不能兼容。
症结在于官阶制度让中、上层将领免于直接参与作战,这使得营官或甚至哨官,去接受严格的（洋式）操法是不可能的。
⑥光绪元年九月《纽约时报》观察了中国的建军发展,并提出严苛的批评,认为他们在军容壮盛的欧洲军队面前,恐怕抵抗不到5分钟。
⑦外国人的评论或许有道理,但要知道的是在中法战争中,防军与法军周旋的时间,早已超过“5分钟”。
其四,驻台防军的训练与待遇。
光绪元年沈葆桢在致李鹤年的信中,提到台湾绿营练军成军之难:
营官数月仅下教场三四次,兵丁以鼓噪为能。
⑧其实这些练军没有理由怠惰,因为他们的月饷每人均调高到4两5钱,是裁兵加饷后马兵的2倍。
⑨光绪六年《申报》也披露,福建绿营练军战斗力下滑:
呈现练如未练,操则空操的假象。
10各省练军试行之初,官员们以为勇比兵优,因为都是选锋之故,勇丁的素质比营兵为佳,孰料台闽的情况不如预期。
光绪九年台湾道刘 颇思变通,声称
①吴赞诚:
《吴光禄使闽奏稿选录》,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7年版,第33页。
②罗尔纲:
《晚清兵志———淮军志》,第29—30页。
③王继平:
《湘军集团与晚清湖南》,第46—47页。
④WoodwardDavid,ArmiesoftheWorld1854—1914（NewYork:
G.P.Putnam’s,1978）,pp.10—19.
⑤刘子明:
《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69—170页。
⑥〔美〕费正清、刘广京编,张玉法译:
《剑桥中国史》（11）,台北,南天书局1987年版,第224页。
⑦郑曦原编:
《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15—217页。
⑧沈葆桢:
《沈文肃公牍》,第302页。
⑨蒋师辙:
《台湾通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2年版,第711页。
10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
《清季申报台湾纪事辑录》,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4年版,第971页。
“兵不能战,未必全不能守”,仍把台湾府城的防御交由镇标练军掌理。
①光绪十一年台湾建省,福建绿营练军不再驻台,留台者只存淮军、台湾绿营练军,这给予刘铭传一个改革的机会。
待遇的调整势在必行,台湾道、镇从前漫给统费银,每月多至200、400两,现统一发放每月100两。
淮军统领兼管带（营官）月饷银50两,公费150两。
管带月饷10两,公费30两。
哨官月饷9两,哨长月饷8两,什长月饷4两8钱,正勇月饷4两2钱,伙勇月饷3两3钱,长夫月饷3两。
②练军除正勇调降至3两6钱外,其余皆同。
③光绪十一、十二年全台35营（包括部分土勇营）,练军3营,每年军饷银约120万两。
④此数目比同治八年裁兵加饷时的24—26万两,要多上5倍。
至于饷源,湘、淮军创设时,均以“就地筹饷”方式解决,其法就是设立厘卡抽取厘金。
⑤根据《光绪会计表》记载,直到光绪十五年为止,台湾省新增洋税、厘金共106万两,加上福建省协饷44万两,可解燃眉之急。
⑥
其五,防军的驻地。
防军在台湾驻扎,共集中在7个地方———台东直隶州、基隆、沪尾、台北府城、台南府城、恒春县、嘉义县。
防军对区域社会的冲击有何影响,颇值得注意。
防军不像专顾地方治安的绿营,他们还须注意械斗、竖旗事件的发生;也不像绿营须株守固定的汛塘与营盘,若有必要,他们全军开拔实属家常便饭。
所以防军唯一专顾到的区域,即在俗称的后山———今天的中央山地与花东。
该区域建省以前称为卑南厅,以后改称台东直隶州。
在这里没有绿营,防军是唯一的官方武力。
为了抵御原住民的攻击,这里的守备呈现出战争或备战状态。
而且为了避免各营产生疲态,也要不时与驻守在前山的防军互调休息。
如何防止防军出现疲态,一直是官方长期备受困扰的问题。
与当时英国士兵相较,勇丁们不酗酒的习惯值得嘉许,但他们却有另一种恶习更甚于酗酒,即是吸食鸦片。
⑦台湾后山瘴疠极多,勇丁们更借口吸烟以避瘴毒,长久下去如何谈得上出操训练,于是战力遂不复以往。
⑧光绪十九年,时人已经看出败象,认为淮军水土不习,每至暑月相继死亡,不如再定营制,改以土勇为主。
⑨当然这项建议因遇上割台,并没有实施。
不过也透露出土勇营战斗力逐渐强化的事实,同时证明先前使部分团练“防军化”确为一种明智的做法。
二、台湾防军与绿营、番屯、团练的关系
绿营改制后的防军称为练军,可是仍有众多的营兵未及改制,他们仍以绿营的身份守备地方。
台湾绿营跟内地的营制比较,最特别之处在于实施班兵制。
原来台湾绿营的士兵,都是由福建绿营各部散丁抽调来台,并以3年作为换班的期限,故称之为“班兵”。
11简言之,清代台湾的男子,没有加入绿营当兵的权利,除非发生大规模的动乱（如:
乾隆朝的林爽文事件、嘉庆朝的蔡牵事件）,朝廷
①刘 :
《巡台退思录》,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58年版,第89、235页。
②胡传《:
台东州采访册》,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0年版,第15—16页。
③连横整理的勇饷表是很好的参考数据,但是他所列屯兵营月饷有误,按当时台湾防军待遇几乎统一。
参阅连横《台湾通史》,
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2年版,第237页。
④唐赞衮《:
台阳见闻录》,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58年版,第100页。
⑤罗尔纲《:
清季兵为将有的起源》,许仁图编《:
清史资料汇编补编》下,台北,河洛图书出版社1974年版,第240—255页。
⑥刘岳云编:
《光绪会计表》,光绪二十七年教育世界社石印本,北京,国家图书馆分馆藏。
⑦〔英〕约·罗伯茨著,蒋重跃、刘林海译:
《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时事出版社1999年版,第153页。
⑧胡传:
《台湾日记与禀启》,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0年版,第8—23页。
⑨蒋师辙:
《台游日记》,第91—92、136页。
11许雪姬:
《清代台湾的绿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年版。
急需募兵以补足阵亡者的缺额。
据考证,班兵制推行的时间起自康熙二十五年（1686）,止于同治六年（1867）。
光绪元年上谕台湾绿营可以就地招募,使得班兵成历史名词。
①不过当台湾男子可以参加绿营之时,绿营戍台的地位却日渐下滑。
同治八年“裁兵加饷”以来,台湾绿营只剩7000余名,并且驻守的汛塘数目,从未裁撤前的193个,锐减至97个。
大幅削减后的汛塘,使得绿营分防的区域减少。
因此驻守的重点,只限于两个地方:
其一是府治与县邑,例如,台北府、新竹县城、嘉义县城、凤山县城、宜兰县城,这些汛地弁兵平均分配500名;其二是海边与近山的要口,例如,鹿港（彰化县鹿港镇）、山猪毛（屏东县三地门乡）、猴洞口（台南县关庙乡）、冈山（今高雄县阿莲乡）、下茄冬（台南县后壁乡）、水底寮（屏东县枋寮乡）、笨港（云林县北港镇）、大甲（台中县大甲镇）、大鸡笼（基隆市）、头围（宜兰县头城镇）,这些汛地弁兵平均分配100名。
②从当时绿营重点驻守的地方来看,可谓大甲溪以南的中、南部居多。
再对照表2编号2—16,光绪元年至十年防军的分布地区,可以很清楚地发现,这二支部队的驻地被刻意隔开。
当时防军驻扎的地方,主要是嘉义县、台北（府）、米仑山、奇来（俱在花莲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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