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台湾的防军.docx

1、清末台湾的防军清末台湾的防军官方的主要武力是八旗与绿营。八旗自顺治元年(1644) 入关后,已不堪作战;绿营在咸丰以后,也出现疲态。此时清廷必须要另成立一支军队,用以应付接连不断的战争,于是遂有防军的兴起。何谓防军? 根据清史稿的解释,指的是湘、淮军与各省绿营模仿他们新组的练军。 湘军在咸丰二年(1852) 成立,之后为转战南北所需,人数一度多达30 余万,但同治三年(1864) 克定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城后陆续解散。到了同治五年(1866) 只剩10 余万人,这当中以左宗棠麾下的2 万人最重要,并且曾经移驻台湾。 咸丰十一年(1861) 福建延建邵道李鸿章承兵部侍郎曾国藩之命,在安徽省安庆组织淮

2、军。此后淮军在李鸿章的领导下独树一帜,并且在同治五至七年平捻战争中表现突出。淮军全盛时达200 营以上,人数有10 余万。 光绪以后李的门生部将均占居重要军职,成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势力,遂被称为“淮系”。其中与台湾相关者为铭字营统领 赵尔巽等:清史稿卷132 ,“志一七兵三”,中华书局1998 年版,第1046 页。 皮明勇:湘军,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280 289 页。 田玄:淮军,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第132 139 页。 刘铭传、武毅铭军统领唐定奎、武毅军统领聂士成等部。 同治二年(1863) 直隶总督刘长佑,奏准直隶绿营仿湘军营制整编;同治四年(1865) 兵部、户

3、部诸臣会议选练直隶6 军,始定练军之名,于是各省乃接踵组织练军。 台湾绿营部分额兵也裁改成为练军。此外,与台地最相关者,还有闽、粤二地的练军。防军的出现,对清末的兵制有极大的影响。由于它是旋募旋散,军饷又多从厘金自理,因此给予统兵者相当大的权力,间接也造成各地将领拥兵自重的情况。而早期对防军的记录或描述,以清末王运的湘军志、王定安的湘军记,以及梅英杰的湘军人物年谱最为重要。 之后的讨论多延续传统志书的写法,例如:胡耐安的新湘军志、郭振墉的湘军志平议、朱德裳的续湘军志。 近年的研究则深入讨论湘军的饷源、区域社会中湘军扮演的角色。 在两岸研究成果方面,对防军研究的第一人首推罗尔纲。1950 年代以

4、后,罗氏从绿营兵制的研究,转向对湘军的讨论,且对清末武备制度的发展做了系统的研究,先后完成湘军兵志、湘军新志和晚清兵志淮军志。 1960 1970 年代,台湾学界跟进美国学界讨论中国近代史的趋势,加强对中国“近代化”、“挑战与反应”等议题的讨论。其中对于军事史的研究,以王尔敏最具代表。王氏的讨论对象为湘军、防军、练军,著有淮军志、清季军事史论集等论著。 1980 1990年代,大陆学界再针对防军作更深入分析,议题扩大为各军对洋式武器的操作、洋将的任命、从淮军到淮系的形成、练军的出现等。代表学者有皮明勇、田玄、马昌华。 2000 年以后,始有学者对清末台湾的防军进行初步探讨,可是对象仅限于东部地

5、区宜兰、花莲、台东。从上述可知,虽然学界对于清末防军制度的研究,已有一定的累积,但是对于区域性研究,特别是以省为对象的探讨,却少有成果。事实上,防军在同、光时期对于台湾军事与社会的影响均十分深远。自从同治八年(1869) 台湾绿营实施“裁兵加饷”的政策后,戍台的14000 余名班兵,骤降至7000 余名,显示出绿营对台湾防卫的重要性大减。此防御的空缺,当然就由逐渐移防,且人数不断上升的防军递补。光绪元年(1875) 以后台湾实施“开山抚番”政策,清廷准备以武力的方式,对付不肯就抚的高山原住民,此时防军又扮演攻击的主力。光绪十一年(1885) 台湾建省,首任巡抚刘铭传看重防军坚实的战力,遂要台湾

6、部分团练模仿防军营制改编成“土勇营”,一起投入开山抚番的战争。简言之,清末台湾20 余年(1869 1895) 军事的发展,防军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对象,而这也是本文的研究动机与目的。 陆方、李之渤:晚清淮系集团研究淮军、淮将和李鸿章,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第94 108 、217 246 页。 王之春:清朝柔远记,中华书局2000 年版,第384 385 页。 王运:湘军志,台北,成文书局1968 年版;王定安:湘军记,文苑书局1964 年版;梅英杰:湘军人物年谱,岳麓书社1987 年版。 胡耐安:新湘军志,台北,志传书屋1969 年版;郭振墉:湘军志平议,岳麓书社1983 年版;朱

7、德裳:续湘军志,岳麓书社1983 年版。 叶龙彦:湘军饷源及其运用,台北,嘉新水泥文化基金会1973 年版;王继平:湘军集团与晚清湖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年版。 罗尔纲:湘军兵志,中华书局1984 年版;罗尔纲:湘军新志,上海书店1996 年版;罗尔纲:晚清兵志淮军志,中华书局1991 年版。 王尔敏:淮军志,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1 年版;王尔敏:清季军事史论集,台北,联经出版社1980 年版。 皮明勇:晚清“练军”研究,梁巨祥主编:中国近代军事史论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 年版,第261 277 页;马昌华主编:淮系人物列传文职北洋海军洋员,黄山书社1995 年版;马

8、昌华主编:淮系人物列传家族成员武职,黄山书社1995 年版。 杨庆平:清代的宜兰驻军,廖英杰主编:“宜兰研究”第三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宜兰,宜兰县文化局2000 年版,第63 100 页;李宜宪:晚清后山驻兵初探,台北台湾风物第50 卷第1 期,2000 年3 月,第13 42 页;李宜宪:晚清后山驻军与民庄的关联性,台北台湾风物第50 卷第3 期,2000 年9 月,第83 114 页。 一、台湾防军营制的变迁 首先要考证的问题,则是台湾何时有防军驻扎? 表1 和表2 的内容是同、光时期驻防在台湾的防军总人数与驻扎地。表1 编号1 列出同治七年(1868) 有新左军、靖海军调台,其实他们是台

9、湾镇总兵官刘明灯麾下的部队。同治五年刘氏调补台湾镇总兵官,并率领楚军新左营赴台,成为台湾有防军之始。 楚军属于湘军系统,闽浙总督左宗棠继曾国藩之后,成为湘军的领导人之一。然而他在营制上却师法湖北道员王,以“旗”代替“营”,并以楚军之名有别于湘军旧称。 至于淮军与练军何时驻防台湾? 前者是在同治十三年,为对付因牡丹社事件盘踞在琅峤的日军而来(表1 编号2) 。后者可分为福建绿营练军与台湾绿营练军,福建绿营练军成立的时间为同治十三年。隔年随即调台,目的是前往卑南厅南澳(宜兰县南澳乡) 进行开山抚番(表2 编号3) 。台湾绿营练军成立的时间,亦在同治十三年闽浙总督李鹤年在奏设福建绿营练军中,提到台营

10、“自应照办”的话语。光绪元年十二月上谕准许台湾绿营仿楚军营制编为练军。 其次,驻防台湾的防军名称。它们包括:新左军、靖海军、兰字营、镇海营、宣义右营、绥远前左旗、振字营、福靖新右营、福靖右营、福锐左营、潮晋营、线枪营、飞虎左右营、海字营、绥靖营、健勇营、吉字营、恪靖营、仁绥营、擢胜营、铭字营、庆字营、祥字营、功字营、巡缉营、胜勇营、昌字营、武毅营、定海营、海防屯兵营、南路屯军、南番屯军、巡抚亲兵哨、淮军隘勇营、屯军营、台防卫队营、南字营、淮军台勇营、义抚军、台湾善后局亲兵、台湾左右翼练兵、大甲左翼练兵、安平左右翼练兵、北路中营练兵、嘉义营练兵、恒春营练兵、防军营、石头营、打鼓山营,总数达50

11、个之多。 光绪十八年(1882) 来台编纂台湾通志的蒋师辙,已感叹了解营制的不易。 不过因涉及楚军、淮军、福建绿营练军、台湾绿营练军的编制,所以有必要个别讨论。 湘军的编制,根据曾文正公水陆练兵志所记,营是该部最基本的编制,1 营共500 人,指挥官称营官。以下分4 哨,每哨108 人,指挥官称哨官;另有哨长佐之,其余是护勇、伙勇若干。哨以下还有队,每哨8 队,指挥官称什长。 然再根据王所撰练勇当言,其编制有异:1 营共508 人,指挥官仍称营官。以下分为4 哨,每哨85 人,指挥官称哨长;另有副哨长佐之,其余是护勇若干。哨以下有队,每队都是12 人,但抬枪队是14 人,队的指挥官称什长。 湘

12、军采明将戚继光兵法遗教,稍做变通后与连坐法并行,所以战斗力超越绿营许多。 左宗棠麾下的楚军“大营”有505 人(略改王营制的508 人) “, 小营”(也称“旗”) 有370 人。台湾建省以前,小营的规模还颇为常见,例如:同治十三年福建提督罗大春,就把调台的3 个营改为4 个旗,重新命名为“绥远军”。10 清史列传(103) ,台北,明文书局1985 年版,第430 433 页。 况周颐:餐樱庑随笔,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 年版,第47 页。 洪安全主编:清宫月折档台湾史料(2) ,台北,故宫博物院1994 年版,第1687 1689 页。 洪安全主编:清宫谕旨档台湾史料(6) ,台北,故宫博

13、物院1997 年版,第4858 页。 此外还有光绪十一年中法战争期间台南出现的礼、信、义、虎营,以及帮办钦差杨岳斌的干字营,驻防恒春的忠字营,台湾 府的翊安营,但驻地与人数均不详,所以未列入表中。参阅杨岳斌杨勇悫公奏议,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59 年版,第35 、54 页。 蒋师辙:台游日记,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57 年版,第55 页。 王定安:曾文正公水陆行军练兵志,高体乾主编:中国兵书集成(47) ,辽沈书社1992 年版,第904 906 页。 王:练勇当言,高体乾主编:中国兵书集成(47) ,第735 738 页。 刘体智:异辞录,中华书局1997 年版,第5 页。 10 罗大春:台

14、湾海防并开山日记,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71 年版,第19 页。 光绪七年(1881) 福建巡抚岑毓英对台湾防军汰弱留强,把戍台的12 营与镇标练军全改为小营。 建省以后,由于台湾以淮军为主,所以“旗”的编制不再出现。 淮军的编制大抵与湘军同,因为其营制也是曾国藩手定的。不过在平捻战争时,淮军另设马队营,此时在营、哨、队之外,又出现“棚”的编制。1 哨有非骑兵的散勇5 棚,1 棚为10 人,指挥官称什长。 营、哨、队、棚的编制影响到日后练军的营制。同治九年(1870)直隶练军马步营制章程,清楚写明步队营制是营哨队,马队营制是营哨棚。 不过同治十三年福建绿营始编练军时,用的是楚军的章程:以营哨队

15、整编,营指挥官称管带,哨指挥官称正、副哨长,队指挥官称什长。 台湾绿营练军在台湾建省前亦仿楚军营制,理应找不到棚的痕迹,但建省以后大批淮军驻台,也把棚的编制带来了。然除了练军外,不管是湘军还是淮军,其军队的本质都是私兵性质。所以只要营以上的长官统领,营的指挥官营官,作战身亡或被撤职,即全军或军营必须解散重编。另外从表2 来看,指挥官一栏中,其头衔许多都是挂上“记名”二字。原来清末军兴,获得军功之人太多,史载记名提督近8000 ,总兵近2 万,副将以下汗牛充栋。 但是没有那么多职缺授予他们,于是只好先以记名的方式录下功劳,再随军出征取得遇缺即补的资格后才任官。 其三,台湾防军人数的增减与各部情况

16、。从表1 来看,总人数有二个阶段的起伏。第一阶段是从同治十三年到光绪九年(编号2 8) ,第二阶段是从光绪十年到十七年(编号9 15) 。第一阶段初始台湾防军有16500 名,但逐年递减;第二阶段为因应中法战争,防军又开始增援台湾。光绪十年人数一度冲破2 万人。战争结束以后台湾随即建省,因应开山抚番的需要,防军人数再次增加,光绪十五年达到21500 人的历史新高。尔后抚番疲态出现,防军人数开始下降,到了光绪二十年甲午战争前夕仅存8000 人(表2 编号27) 。 自从淮军崛起之后,清末就有“湘淮畛域”之分,其原因半在曾、李二人领导风格不同,半在地域情结作祟所致。 光绪十至十一年中法战争期间,督

17、办台湾事务钦差刘铭传与台湾道刘的恶斗,即是湘淮不合的写照。 不过这种情况,在台湾只发生过一次。事实上从同治五年台湾有防军开始,湘、淮二军同时驻防的机会并不多。淮军第一次驻防始于同治十三年,但该部在南路开山抚番损失颇大,为此在光绪元年六月坚求内渡。 该年十月直隶总督李鸿章函复福建巡抚王凯泰,还告知“该处既无大利可兴,生番亦无归化之法,或留一、二整军分扎镇抚”。看来淮系的势力是以北洋为主,对于属于南洋大臣辖地的台湾并无留恋。所以从光绪元年七月至九年,则是楚军、广东绿营练军、贵州绿营练军、福建绿营练军、台湾绿营练军协同守备的阶段。 这当中以广东绿营练军、贵州绿营练军移驻台湾较为特别,因为他们都是随带

18、领者任官去向移防。前者有福建候补道方勋指挥的潮晋营,福宁镇总兵官吴光亮指挥的飞虎营、线枪营、振字营、吉字营(表2 编号7 11) 。吴氏原籍广东省潮州府揭阳县,在接福宁镇前先任南澳镇总兵官。飞虎营就是他在广东招募的勇丁,光绪元年至四年参与中路开山抚番工作表现不错,光绪五年调补台湾 诸家:台湾关系文献集零,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72 年版,第115 页。 王尔敏:淮军志,第99 101 页。 曾国藩:直隶练军马步营制章程,高体乾主编:中国兵书集成(48) ,辽沈书社1993 年版,第117 153 页。 洪安全主编:清宫月折档台湾史料(2) ,第1687 1688 页。 梁溪坐观老人:清代野记,

19、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 年版,第96 页。 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4) ,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 年版,第1427 1428 页。 许雪姬:二刘之争与晚清台湾政局,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4 期,1985 年6 月,第127 161 页。 沈葆桢:沈文肃公牍,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8 年版,第330 页。 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4) ,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 年版,第338 页。 镇总兵官。后者是福建巡抚岑毓英的黔军,只在光绪七至八年(1881 1882) 短暂驻防过台湾,人数也有一、二千之谱(表1 编号6 7) 。至于福建绿营练军,以陆路提督罗大春率领的14 营最为重要。

20、罗氏也被赋予开凿北路通往后山道路的重任,他麾下的部队如福靖新右营、福靖右营、福锐左中营等,全都驻防在苏澳至吴全城(宜兰县苏澳镇至花莲县寿丰乡) ,或者台湾府城一带(台南市,表2 编号3 9) 。台湾绿营练军因为数据存留太少没有表列内容。能找到的记录仅有光绪四年(1878) 十一月,福建巡抚吴赞诚巡阅台湾时,在府城校阅过镇、道二标练军。 光绪十至十一年中法战争期间楚军大举援台,两年内至少增援8050 人,创下湘军在台人数新高。同一时期淮军驻台人数,大约有8870 人,彼此相差不远。不过台湾建省以后,楚军就陆续移出台湾。在首任巡抚刘铭传的运作下,日后在台的淮军已是一军独大(表2 编号20 27)

21、。淮军勇丁的来源不像湘军单纯,清一色都来自湖南。虽然淮勇大部分还是以安徽庐州、六安、安庆人为主,但来自苏、豫、鲁、津者也不少。 正因如此,所以光绪十七年台湾竟然也出现“淮军台勇营”(表2 编号2537) 。然而淮军的创立,其军事功利目的倾向太明显,这与湘军创立的目的挽救王朝与伦常危机相差很多。 这个缺点使得淮军作为清末中国军事改革的契机,很快就消失了。19 世纪中叶以后,欧美各列强历经克里米亚战争(1854 1856) 、美国南北战争(1861 1865) 、普鲁士统一战争(1864 1871) 、俄土战争(1877 1878) ,逐渐思考一系列的军事改革。它包括:新武器的研发、新科技产品的投

22、入、新战术的出现,以及伴随而来的编制、后勤、教育训练的更张。中国处于这一变局中,如果对建军做出最适宜的调整,有可能赶上各列强的水平。 初创时期的淮军,还是给人以无限的期待。在模仿西洋战法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组织了合成军队步兵、炮兵、骑兵、工兵(长夫) ;并且按各兵种协同作战的方式训练,让部队更能接受新式武器的考验。不过学者刘广京却有着精辟的看法,他认为勇营的组织和现代的军事体制仍不能兼容。症结在于官阶制度让中、上层将领免于直接参与作战,这使得营官或甚至哨官,去接受严格的(洋式) 操法是不可能的。 光绪元年九月纽约时报观察了中国的建军发展,并提出严苛的批评,认为他们在军容壮盛的欧洲军队面前,恐

23、怕抵抗不到5 分钟。 外国人的评论或许有道理, 但要知道的是在中法战争中,防军与法军周旋的时间,早已超过“5 分钟”。 其四,驻台防军的训练与待遇。光绪元年沈葆桢在致李鹤年的信中,提到台湾绿营练军成军之难:营官数月仅下教场三四次,兵丁以鼓噪为能。 其实这些练军没有理由怠惰,因为他们的月饷每人均调高到4 两5 钱,是裁兵加饷后马兵的2 倍。 光绪六年申报也披露,福建绿营练军战斗力下滑:呈现练如未练,操则空操的假象。10 各省练军试行之初,官员们以为勇比兵优,因为都是选锋之故,勇丁的素质比营兵为佳,孰料台闽的情况不如预期。光绪九年台湾道刘颇思变通,声称 吴赞诚:吴光禄使闽奏稿选录,台湾银行经济研究

24、室1967 年版,第33 页。 罗尔纲:晚清兵志淮军志,第29 30 页。 王继平:湘军集团与晚清湖南,第46 47 页。 Woodward David , A rmies of the Worl d 1854 1914 (New York : G. P. Putnams , 1978) , pp. 10 19. 刘子明: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 年版,第169 170 页。 美费正清、刘广京编,张玉法译:剑桥中国史(11) ,台北,南天书局1987 年版,第224 页。 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年版,第215 217 页。

25、沈葆桢:沈文肃公牍,第302 页。 蒋师辙:台湾通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2 年版,第711 页。 10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清季申报台湾纪事辑录,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4 年版,第971 页。 “兵不能战,未必全不能守”,仍把台湾府城的防御交由镇标练军掌理。 光绪十一年台湾建省,福建绿营练军不再驻台,留台者只存淮军、台湾绿营练军,这给予刘铭传一个改革的机会。待遇的调整势在必行,台湾道、镇从前漫给统费银,每月多至200、400 两,现统一发放每月100两。淮军统领兼管带(营官) 月饷银50 两,公费150 两。管带月饷10 两,公费30 两。哨官月饷9 两,哨长月饷8 两,什长月饷4 两8

26、 钱,正勇月饷4 两2 钱,伙勇月饷3 两3 钱,长夫月饷3 两。 练军除正勇调降至3 两6 钱外,其余皆同。 光绪十一、十二年全台35 营(包括部分土勇营) ,练军3 营,每年军饷银约120 万两。 此数目比同治八年裁兵加饷时的24 26 万两,要多上5 倍。至于饷源,湘、淮军创设时,均以“就地筹饷”方式解决,其法就是设立厘卡抽取厘金。 根据光绪会计表记载,直到光绪十五年为止,台湾省新增洋税、厘金共106 万两,加上福建省协饷44 万两,可解燃眉之急。 其五,防军的驻地。防军在台湾驻扎,共集中在7 个地方台东直隶州、基隆、沪尾、台北府城、台南府城、恒春县、嘉义县。防军对区域社会的冲击有何影响

27、,颇值得注意。防军不像专顾地方治安的绿营,他们还须注意械斗、竖旗事件的发生;也不像绿营须株守固定的汛塘与营盘,若有必要,他们全军开拔实属家常便饭。所以防军唯一专顾到的区域,即在俗称的后山今天的中央山地与花东。该区域建省以前称为卑南厅,以后改称台东直隶州。在这里没有绿营,防军是唯一的官方武力。为了抵御原住民的攻击,这里的守备呈现出战争或备战状态。而且为了避免各营产生疲态,也要不时与驻守在前山的防军互调休息。 如何防止防军出现疲态,一直是官方长期备受困扰的问题。与当时英国士兵相较,勇丁们不酗酒的习惯值得嘉许,但他们却有另一种恶习更甚于酗酒,即是吸食鸦片。 台湾后山瘴疠极多,勇丁们更借口吸烟以避瘴毒

28、,长久下去如何谈得上出操训练,于是战力遂不复以往。 光绪十九年,时人已经看出败象,认为淮军水土不习,每至暑月相继死亡,不如再定营制,改以土勇为主。当然这项建议因遇上割台,并没有实施。不过也透露出土勇营战斗力逐渐强化的事实,同时证明先前使部分团练“防军化”确为一种明智的做法。 二、台湾防军与绿营、番屯、团练的关系 绿营改制后的防军称为练军,可是仍有众多的营兵未及改制,他们仍以绿营的身份守备地方。台湾绿营跟内地的营制比较,最特别之处在于实施班兵制。原来台湾绿营的士兵,都是由福建绿营各部散丁抽调来台,并以3 年作为换班的期限,故称之为“班兵”。11 简言之,清代台湾的男子,没有加入绿营当兵的权利,除

29、非发生大规模的动乱(如:乾隆朝的林爽文事件、嘉庆朝的蔡牵事件) ,朝廷 刘:巡台退思录,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58 年版,第89 、235 页。 胡传: 台东州采访册,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0 年版,第15 16 页。 连横整理的勇饷表是很好的参考数据,但是他所列屯兵营月饷有误,按当时台湾防军待遇几乎统一。参阅连横台湾通史, 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2 年版,第237 页。 唐赞衮: 台阳见闻录,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58 年版,第100 页。 罗尔纲: 清季兵为将有的起源,许仁图编: 清史资料汇编补编下,台北,河洛图书出版社1974 年版,第240 255 页。 刘岳云编:光绪会计表,光绪

30、二十七年教育世界社石印本,北京,国家图书馆分馆藏。 英约罗伯茨著,蒋重跃、刘林海译: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时事出版社1999 年版,第153 页。 胡传:台湾日记与禀启,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0 年版,第8 23 页。 蒋师辙:台游日记,第91 92 、136 页。 11 许雪姬:清代台湾的绿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 年版。 急需募兵以补足阵亡者的缺额。据考证,班兵制推行的时间起自康熙二十五年(1686) ,止于同治六年(1867) 。光绪元年上谕台湾绿营可以就地招募,使得班兵成历史名词。 不过当台湾男子可以参加绿营之时,绿营戍台的地位却日渐下滑。同治八年“裁兵加饷”以来,台

31、湾绿营只剩7000 余名,并且驻守的汛塘数目,从未裁撤前的193 个,锐减至97 个。大幅削减后的汛塘,使得绿营分防的区域减少。因此驻守的重点,只限于两个地方:其一是府治与县邑,例如,台北府、新竹县城、嘉义县城、凤山县城、宜兰县城,这些汛地弁兵平均分配500 名;其二是海边与近山的要口,例如,鹿港(彰化县鹿港镇) 、山猪毛(屏东县三地门乡) 、猴洞口(台南县关庙乡) 、冈山(今高雄县阿莲乡) 、下茄冬(台南县后壁乡) 、水底寮(屏东县枋寮乡) 、笨港(云林县北港镇) 、大甲(台中县大甲镇) 、大鸡笼(基隆市) 、头围(宜兰县头城镇) ,这些汛地弁兵平均分配100 名。 从当时绿营重点驻守的地方来看,可谓大甲溪以南的中、南部居多。再对照表2 编号2 16 ,光绪元年至十年防军的分布地区,可以很清楚地发现,这二支部队的驻地被刻意隔开。当时防军驻扎的地方,主要是嘉义县、台北(府) 、米仑山、奇来(俱在花莲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