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三问整体主义与高校通用教材《思想道德修养》编者商榷.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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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三问整体主义与高校通用教材《思想道德修养》编者商榷

试论三问“整体主义”——与高校通用教材《思想道德修养》编者商榷

　　论文关键词：

整体主义集体主义中国古代集体主义　　论文摘要：

“整体主义”是一个词义宽泛、含混，容易引起歧义，并正被混乱使用的术语。

教学实践中，这一不当术语易使讲者难着边际，听者一头雾水，有碍于人文传统的阐释。

文章通过递进设问而三作质疑，并建议实事求是地采用“中国古代集体主义”来表述相应的传统伦理。

　　笔者因工作调动，新近接受“两课”教学任务，备课中，对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组编、罗国杰先生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修订版全国高校通用教材《思想道德修养》（以下简称《修养》）中的有关优良道德传统部分的“整体精神”或“整体主义”概念，多存疑虑。

此一问题不仅涉及整个传统美德内容编排，还进一步关乎如何弘扬传统，以充实当代大学生人文底蕴的“成人”大计。

教义所在，教职所在，故不敢自揣其私。

兹条缕三问，既供《修养》编撰者于修订中斟酌、参考，亦祈方家、同道者关注、赐解。

　　一、术语怎么约定　　第一个问题，基于文字的困惑，“整体主义”术语如何约定俗成?

　　广义上，任何语词都有一约定俗成的过程，只要能基本反映或表达相关事物内容，不致引起歧义，便可因其语义的客观性、针对性而获得广泛的认同和使用，并在习惯上成为既定语义的“成语”。

　　就《修养》涉及的道德传统语境而言，整体主义是否足以成其为一约定术语，值得怀疑。

首先，其关键词“整体”的含义过于宽泛，包括一应物理、数理、心理及所有社会领域的具象和抽象事物的完型在内，故后缀“主义”，便难以贴切表述《修养》所谓“为社会、民族、国家的爱国主义思想”之传统美德内涵。

其次，该术语未经习惯上的共同约定。

就笔者所能查阅到的各类中文工具书中，除冯契主编的《哲学大辞典》下称《辞典》在2001年修订版里新增有“整体主义”辞条外，余皆不见获载。

如果说，此例还仅仅是说明约定不充分，那么，该词在现实使用中的混乱语义，则足以反映约定不成功、不成型。

仅举着名的网络搜索引擎Google为证：

键入中文“整体主义”一词，可获得1470余项结果，但其语义语码之纷乱，运用领域之广泛，当令《修养》编撰者们大跌眼镜。

对该词不仅褒贬迥异，或视同集体主义、爱国主义，或勾连****集权、法西斯主义，甚至从方法论到信仰体系，从古至今，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各个领域，均能掺和其中，自话自说。

尽管不能要求《修养》对“整体主义”的肆意泛滥承担责任，但同时却必须承认，该术语确确实实未获得共同约定。

其三，整体主义术语还缺乏必要的学术积累。

汉字的象形、表意特征，使其语词大多具有望文生义的模糊功能。

即便学术术语，也不一定需要准确界定和具备广泛的群众基础，只要经圈内学者共识并默契采纳，亦可约定成学术惯例。

但遗憾的是，这似乎也难为整体主义作辩护。

　　以笔者长期关注传统文化的视线所及，尚未发现上世纪9O年代前有关中国思想史、哲学史、伦理学史和文化史专着中，出现过整体主义术语；而且，从严复、章大炎、王国维、梁启超以来，无论以新学思维治旧学的国学大师，还是第三期儒学和当代新儒家代表，以及大陆的文化史专家和西方汉学家中的着名人物，似都不曾使用整体主义之语。

即使不言垂垂老者，治中华文化史且仍活跃的权威人士，如汤一介、刘泽华、方克立、冯天瑜、金耀基等，亦未对整体主义提法作出呼应。

　　概言之，缺乏充分约定的语义基础和必要的学术积累，整体主义术语，未免显得突兀。

尤其是考虑到该术语在当今社会歧杂、紊乱使用的时弊，《修养》新版的修订工作，当谨慎鉴之为是。

　　二、概念怎样形成　　第二个问题，基于逻辑的困惑：

整体主义概念如何形成?

缺乏充分约定，并不根本妨碍概念在逻辑上的成立，只要给出确当的定义，揭示出反映事物本质的内涵，概念即可得以设定。

　　迄今为止，《修养》第三版仍未对整体主义作出定义，这又不免使学术概念失却了形式逻辑的基础。

前述《辞典》，或可视为《修养》之奥援，罕见地收录了整体主义一词，且定义为“历史上统治阶级提倡的关于处理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关系的一种道德原则与伦理学观点。

不过，该定义却不够严谨：

其一，以“整体利益”定义“整体主义”，有重复之嫌；其二，定义概念与被定义概念不相称，“原则”和“观点”的外延明显小于“主义”（包括原则、观点在内的学说、理论体系）；其三，最重要的是，该定义并未一语中的、揭示出概念的实质内涵——“整体”的利益取向所在。

这就使得定义看上去更像是一种不够严谨的解释。

词文撰写者或有所感，接下来又作了限制性解释：

“抽象地强调整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人利益必须服从于整体利益乃至为之作出牺牲。

，，L妇亡羊补牢之下，虽勉强达意，但“整体”仍有待进一步说明。

　　以《辞典》庞大的编撰群体，外加冯契先生之功力，尚在界说时如此捉襟见肘，这足以表明“整体”词义过于宽泛，至使其“主义”不能被相称、确切地定义。

或者说，由于使用了不当之术语，才难以抽象出与概念相符的本质属性。

　　当然，概念的形式，不必局限于设定或创新之独方，还可通过引进“外援”之别途，从异域输入。

英语中即有现成概念：

holism和wholism。

　　1979年版《辞海》将holism意译为“整体论”，指英国在前南非联邦统治者史末资（J．C．Smuts）所创立的一种殖民主义统治学说j，这显然与《修养》的整体主义意趣大相径庭。

1999年新版《辞海》虽剔出其殖民色彩，但从时间关系看，似亦对《修养》不存在影响作用。

　　史末资于1926年首倡整体论时，已从哲学上提出了整体高于或大于部分的思想，但却没有相应的科学理论支持，故与holism词源一样，其学说还带有明显的“神启”痕迹。

整体论在西方大行其道，乃系统论兴起之后的晚近之事。

换言之，holism在现代西方，主要有两层含义。

一是基于自然科学的一种方法论；二是基于方法论之上的一种哲学观：

整体大于部分单纯相加之和。

《美国传统辞典（双解）》即作如是解。

另外，整体论方法应用于医学，又派生出医学上的整体主义，不过，这一派生术语，通常多以wholism来表述。

后者系单词whole（全部、整体）加后缀而成，既直观、准确地表达了整体主义，又免除了holism的宗教神秘主义色彩，用之于西医学，最是贴切、自然。

由于wholism的准确性，也常用作holism的同义语，以表述整体主义哲学或整体论方法。

　　既然西方的整体论或整体主义并不具有伦理学含义，就无从直接导入来指代中国古代思想史现象，因之，也不能成为《修养》伦理传统语境下“整体主义”概念成立的外来语借用理由。

如果能进一步假设，《修养》是借鉴西方整体论方法来间接阐述相应的古代道德原则，那也仍然需要对“中国式”的整体主义作出定义。

毕竟，没有任何根据可以保证东西方这两种“整体主义”具有概念上的等值性。

但这样一来，中国式的整体主义概念，又将重新面临定义困难或难以相称、确切界说的逻辑困境，终不免使人产生概念何以形成的疑问。

　　《修养》与《辞典》中所谓整体主义术语欲表达的思想，虽不存在于holism或wholism中，并不等于西方缺乏相应的术语。

英文collectivism即集体主义概念，实已包括了此一涵义。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对集体主义的定义是：

“个人从属于社会集体（如国家、民族、种族或阶级）的社会组织（或学说——引者所加）”。

对具有如此权威、精确定义的Colleetivism，《修养》竟然视若无睹，不认真加以借鉴，其中必有深意在。

　　三、逻辑怎样与历史一致　　第三个问题，基于历史的困惑：

整体主义之名，如何与思想史之实相符?

　　有三个直接证据可以表明，《修养》中的所谓整体主义，意在表述一种集体主义。

其一，相关标题是揭橥为“社会、民族、国家的爱国主义思想”，这恰恰是集体主义（无论古代或近现代）的应有之义。

其二，题下内容所列举的“以公灭私”或“公而忘私”，“义以为上”或“先义后利”，正是古代集体主义的基本原则。

其三，以超出该题三分之一的篇幅费尽苦心地将整体主义与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详加比较，特地分析强调二者在社会制度和阶级属性上“有着本质的不同”，实质上又无异于已把整体主义归类为集体主义。

值得一提的是，《辞典》对整体主义的处理，也凑同工之趣：

其所分别援引的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黑格尔的相应观点，即个人利益服从于城邦利益、公共福利、国家至上原则，都正是形形色色的集体主义共同阐扬的主张。

并且，辞文作者也同样将整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进行了同类异质的比较，耐人寻味的是，其辞目的英文对照，并非holism或wholism，而是collectivism!

明明欲表述一种集体主义，却偏偏要迂回开去，甘冒约定难、定义也难之风险，采用生涩、含混的整体主义术语。

虽仅一字之差，但已远离历史之实。

兹就《修养》相关内容之偏离史实，略陈二三。

　　第一，缺乏定位，偏离了思想史重心。

尽管《修养》把整体主义放在诸传统美德的首位，却既没点明其所处思想史位置，亦未陈述它与其后“仁爱原则”“人伦价值”“精神境界”“道德践履”的有机联系，从而也就使人难以通过清晰的坐标与参照，来准确把握其思想地位。

缺乏定位，实因宽泛而又空洞的整体主义概念不便于定位。

若明确以古代集体主义概念以代之，则可准确地定位为传统伦理的核心。

甚至于，如能考虑到中华古文化形态的伦理——政治实质，还可进一步定位成整个中国古代民族精神或国家哲学的思想轴心。

因为，集体主义不仅渗透于古代各社会阶层的道德观念之中，成为上至君王、下至平民百姓的行为规范，而且还是社会、民族、国家向心力和聚合力的“道”“理”依据所在。

受过历史唯物主义训练的人，至少应明白，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就是那个时代的主导思想。

而在古代集权社会里，集体主义正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第二，“主义”单薄，偏离了传统的丰满实态，既称“主义”而非“主张”，那就是一种思想体系，就宜列出体系所应有的一些思想范畴或基本概念、思想原则或基本命题、思想表现或各类主张。

但《修养》对整体主义的概括，仅限于“公私”观、“义利”观和爱国主义三项内容，未免离“主义”的丰富性甚远。

并且，古代的公私观与义利观，实具二而一的内涵：

公即义，私即利。

将二者区别而论，越加衬托出“主义”之单薄。

如果不是“整体”过于含混、难着边际，“主义”并不至于失去原有的丰满与充实。

其实，公私（义利）观仅是古代集体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一，其他还有本末观、忠孝观、忠恕观等；爱国主义也仅为古代集体主义的思想表现之一，其余还有经济上的平均主义，政治上的民本主义，社会理想上的大同、小康主张，道德上的人性论、仁爱主义，民族关系上的华夏中心论和天下亲和论等等。

总之，只要不以整体主义来放逐古代集体主义之“正身”，上述原本属于“主义”的丰满思想血肉，便不至于一并遭受放逐或忽略。

　　第三，一字之差，偏离了古代集体主义实践轨迹。

整体主义与集体主义的一字之差，意在区别二者的社会、阶级属性，凸现出《修养》用整体主义来特别黏附剥削制度下统治阶级利益的苦心孤诣。

但是，人为的标签，不仅不能区别概念的本质属性，却倒适得其反，导致生硬的整体主义概念，被生动的古代集体主义实践区别开来。

因为，正是基于社会、阶级的属性——富国强兵、长治久安的君国大计，治理广土众民的统治阶级，才会以安定团结为前提，掂量“舟水”利害，倡导“民本主义”，凭借集权方式来“为民作主”，从而整合统治阶级利益与民众利益。

事实上，中国古代既流布有最完备的集体主义理念，更演绎出古代最富成效的集体主义实践。

只要我们不囿于片面的阶级分析，愿意回到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去考察历史问题，就不难从古代的文治模式中，发现许多基于集体主义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安排：

如颇具统治理性的三省六部制，整肃吏制、扼制****的监察制，反映民情民意的上书制和申诉冤制；均田置产、劝课农桑，遏兼并、抑豪强，倡清廉、重身教，以及灾时的平籴、赈济，战后的土地分配、轻徭薄赋等。

离开这些集体主义的行政管理实践，断难想像中华古文明竞能绵延不绝，屡创农业化高峰的世界奇迹。

然而，在片面执着于社会、阶级属性的整体主义概念框架内，这些整合着统治者与民众利益的集体实践及其果实的鲜活历史，居然就被舍弃，而远离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