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城如何和谐共生.docx
《人与城如何和谐共生.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人与城如何和谐共生.docx（7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人与城如何和谐共生
人与城如何和谐共生
——全球视野下的城镇化
编者按：
当前甘肃正面临着一场严峻的城镇化大考。
如何缩短与全国的差距，让城镇化成为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主要手段，带动产业升级、内需增长和产业结构优化？
如何让城市与人们和谐共生，成为人们幸福之所、梦想所系？
1月16日，省十二届人大二次会议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也再次聚焦城镇化。
我们特选择国外城镇化不同类型的典型案例，以期为甘肃的道路选择提供借鉴。
美国：
城市建设是为了人
美国是当今全球最发达的经济体，也是世界上城镇化发展最早和城镇化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
世界银行前驻华首席代表、现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资深兼职教授鲍泰利日前接受《光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尽管美国的城镇化起步早，城镇化水平很高，但美国的城镇化却是高成本、高耗能、资源浪费的模式，中国只能从美国模式中总结经验与教训，应避免照搬美国模式。
比如，洛杉矶就是美国城镇化的最大败笔，因为它的城镇化是过度浪费土地资源、长期高耗能、建设成本高，属于典型的低效模式。
但是，波特兰、旧金山、西雅图等美国西北部城市的城镇化模式比较合理高效，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波特兰是美国在区域规划运用上的成功案例，是可持续发展城镇化模式的范例，特别是其合理的城市土地规划和可不断更新的城市交通系统和能源体系。
波特兰以其“城市扩展边界计划”著称，该计划有效遏制了城市无计划扩张。
在上世纪2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期间，土地使用规划倡导者、先驱刘易斯·芒福德将“城市建设是为了人而非车”的理念引入了波特兰的城镇化建设中。
该城市的建设宗旨是保护市中心的人口规模。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波特兰汇聚了地区规划和管理的学院派人士，共同调研土地规划使用和可持续发展的城市交通。
早期的调研支撑了该城市几十年的可持续城镇化建设。
与其他美国城市相比，波特兰的居民使用公共交通上班的人数是其他城市的两倍，使用自行车上班的人数是其他城市的7倍，每天上班距离比其他城市缩减了20%。
从1996年至2006年，该城市的人口增长了27%，公共交通使用率增长了46%，而私家车使用率仅增长了19%。
此外，水资源匮乏将是未来城镇化面临的严峻挑战之一。
鲍泰利表示，美国所有的农业用水都是按统一标准收费，而中国为实现农业用水的商业化必须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建立水资源包括地下水、山泉水、河水等是一种商品的理念；二是，建立商业化的农业用水收费机制和相关的基础设施；三是，政府出台农业用水收费机制的配套激励机制和补贴机制。
当农村人口进城，城市又如何才能容纳这批数量巨大的外来人口呢？
鲍泰利说，在美国等发达国家，服务业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未来20年，包括医疗、金融、教育、政府与私人合作的养老服务等在内的服务业，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
尽管目前中国的服务业已经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据很大比例，但仍有继续提高的巨大潜力。
针对城镇化进程可能会加剧环境污染，鲍泰利认为，中央及地方联手出台并强制执行针对性的建筑规范与标准，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城市扩张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
美国的纽约和加州都是制订和执行建筑规范的典范。
加州强制推行《加州绿能建筑标准》，该标准为加州兴建的新建筑物制定了一系列可持续性的衡量措施，包括强制减少用水量、使用污染排放较低的油漆、地毯、地板和其他材料。
加州的建筑标准还要求填埋处理的建筑垃圾必须减少50%，当地官员必须监督能源管理系统以确保供暖、通风以及空调系统达到能效标准。
（摘自2013年12月17日《光明日报》）
日本：
智能化推进城镇化
作为当今亚洲地区城镇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日本的城镇化已经走过了百余年，其间既积累了许多成功经验，也经历过不少挫折坎坷。
自上个世纪70年代城镇化水平超过70%以来，直到今天日本都仍处于城镇化进程的成熟期。
这期间，日本城镇化的速度明显放缓，转而注重提高城镇化以后的居民生活质量，致力于克服城镇化过程中带来的种种弊端。
逐步改变此前以工业为主的城镇发展模式，将一座座“钢铁城市”“化工城市”和“汽车城市”逐步改造为“清洁城市”“智能城市”和“宜居城市”，已经成为了日本城镇化的未来发展方向。
长期以来，日本的钢铁工业都稳居世界前茅。
究其源流，应提到1901年兴建于小仓市的“官营八幡制铁所”。
一个多世纪来，伴随着这座日本标志性的钢铁企业的诞生和发展，小仓市也始终享有着日本“钢铁之都”的美誉。
1963年，在日本城镇化高速发展的时期，小仓市与其周边地区的另外4个城市合并为现在的北九州市。
数十年钢铁工业发展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城市规模的骤然增大带来的“消化不良”以及经济高速增长所产生的“城市病”，严重困扰北九州这座年轻城市的生存和发展。
在此后的整整半个世纪里，将“钢铁之都”变为“绿色之都”成了北九州市矢志不渝的目标和追求。
北九州市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成果，特别是当代IT、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的最新技术，摸索出了一条“以智能化推进城镇化”的道路。
运用最新的IT智能控制技术，“地区节电所”实时地掌握着北九州市各个区域的电力供给和需求情况，并且能够通过调用气象资料和历史记录等方式，智能预判所在地区的电力消耗高峰和低谷，然后相应地上调和下调电力消耗高峰和低谷时期的电价。
随时波动的电价信息通过无线通讯网络被即时传递到每户居民家中的智能平板电脑上，居民将据此而自觉地错开用电高峰，从而达到节约电力和平抑地区用电量峰谷差的目的。
为了实现二氧化碳的彻底“零排放”，北九州市充分利用“八幡制铁所”在炼钢过程中产生的大量氢气，在全世界首创了以社区为单位的“氢气站”，通过埋藏于地下的管道将氢气作为清洁能源输送至社区的家庭、办公楼和公共设施。
同时，北九州市还兴建了一批“加氢站”，为使用氢气作为能源的燃料电池汽车提供“加氢”服务。
2012年，北九州市被经济合作开发机构（OECD）确定为亚洲地区首座“绿色成长型城市”。
（摘自2013年12月17日《光明日报》）
德国：
小城镇和产业集群融合发展
大城市的盲目发展已经形成公共服务供应紧张、交通拥堵、房价高企、污染严重、犯罪增多等一系列负面效应和诸多社会问题。
因此小城镇与产业集群融合发展是德国小城镇发展的方向。
德国中部小城比特弗尔德沃尔芬（以下简称比沃市），就是一个以化工园区推动小城镇建设，实现产业集群与小城镇互动提升的成功例子。
比沃小城只有4万多人口，是原东德地区不太发达的城镇。
两德统一后，政府高度重视城镇建设，并明确定位和侧重点，把工业化与城镇化的融合发展作为主线，大力支持和扶持比沃化工园区的建设，使小城呈现出主导产业突出的鲜明特点。
360家企业在比沃化工园区落户，在职员工11000人。
政府和企业为化工园区现代化投资达50亿欧元，仅在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上就投入25亿欧元。
化工园区在规划时不仅强调功能完整、布局合理，而且对于交通、通讯、排污等公共设施建设提出很高标准。
现代化工产业集群促进了比沃小城的区域经济发展，也成为萨安州经济的增长点。
比沃市失业率明显低于其他德国东部地区，小城居民在化工园区工作的占全城人口的四分之一。
化工园区360家企业中，只有60家是化工产品生产厂家，化学品输送管网规划布置合理，形成上下游产业一体化发展模式。
其余300家均为供水供气、污水废料处理、建筑、培训、贸易等各种服务性企业。
这种将物流、仓储交由专业化第三方服务商的作法，最大限度降低了化工原料及中间体生产、储运过程中的成本和安全风险。
每一个新的项目工程上马，从资金技术到环保安全措施必须公示，以极大的透明度获得老百姓信任，只有百姓认同了，项目才能上马。
一个企业如果到园区投资落户，环保和安全措施需要的资金大概占投资的25％。
园区看不见烟囱冒黑烟黄烟，只有经过净化的徐徐水蒸气；污水经过处理达标后重新流入清澈的穆尔德河；园区街道上看不到载着化工原料的重型汽车穿梭，满眼望去是高高架起的输送管道，宛如空中走廊，整洁、安全又节省用地。
如今的比沃市虽与化工园区比邻而居，却感觉不到传统化工工业对人的影响。
相反，这里鸟语花香、空气清新。
（摘自2013年12月12日《光明日报》）
韩国：
关键是解决好“三农”问题
韩国城镇化一开始与工业化无关，主要是战争破坏和依赖美援进口粮食，导致韩国大批农民失去土地，涌入城镇谋生。
自上世纪60年代起，韩国走上快速工业化道路，农民大量迁入就业岗位充足的城市，首尔、仁川等城市人口迅猛膨胀。
从1960年至1980年间，首尔人口从244.5万迅速增至836.4万。
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韩国城镇化率迅速升至77.3%。
为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韩国政府在核心城市建卫星城，大力发展中小城市，并开展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新农村运动”。
鉴于首尔无法应对外来人口大量涌入，韩国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借鉴欧美经验，提出了“建设卫星城市”方针，兴建了城南、龙仁等10座卫星城，通过轨道交通与首尔市内的交通线对接，形成了包括首尔、仁川和京畿道在内的首都圈。
这一发展模式大大缓解了首尔的人口压力。
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下降，农民弃地入城，但是农村却不会消失。
1970年，韩国发起了“新农村运动”，用政府支援、农民自主开发的模式，发动农民建设家乡。
1970年11月至1971年7月，韩国政府为全国每个村平均免费提供300袋水泥用于村里公共事业建设。
得到援助物资的村民纷纷组织起来，发挥合力完善村里的公共设施。
韩政府还将35000个村划分成自立、自助、基础三级，政府援助只分给自立村和自助村。
到1978年，基础村基本上消失，约有三分之二的村升为自立村。
韩国政府还制定了一系列政策，确保对农村土地的征用和合理补偿。
持续快速的城镇化和工业化，迫使韩国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增加土地供给。
对于土地补偿，韩国遵循了“谁开发，谁补偿”、现金支付、确保一次性到位和公平分配的原则。
合理有序地开发农村土地，使韩国的城镇化率得以进一步提升。
（摘自2013年2月6日《光明日报》）
英国：
为“城镇化=进城”纠偏
英国城镇化的成功经验，一是工业革命的大力拉动；二是注重“政府引导、市场拉动和民众参与”堪称“三位一体”的城镇化推进模式；三是在具体实践操作层面，不断出台和强化各项立法，让法律在推进城镇化建设的进程中扮演主角，通过法律的调节，对城镇化进城“纠偏”和“防误”。
在英国的城镇化过程中，政府引导起到了重要作用。
政府主要通过行政手段，如财税调节、规划督导等，对城镇化的发展规模、发展进程、发展速度等进行因势利导和宏观调控，使城镇化整体进程在“健康、有序和充满生机的轨道内进行”。
比如，某一行业发展过快，而负面波及另一行业的发展时，政府就会实行“行政干预”机制，以维护城镇化进程整体推进过程中所需要的产业结构平衡。
立法是英国城镇化中的一个利器。
自1909年以来，英国先后颁布40多部与城镇化建设有关的法律、法规。
从1909年的第一部《住宅、城镇规划条例》，到最近修订的《城乡规划法》，数十部法律对城镇化进程中的“走偏、跑歪”现象及时校正。
譬如，“离土不离乡”的乡村工业发展模式，就是通过《英国城镇和乡村规划法》这一法律得到执行的。
它使英国走出了农村一味向城镇进军的误区，使更多农村变成宜居的小城镇。
1956年，英国通过了《清洁空气法案》，强制性要求发电厂搬出城市。
经过多年实践，终于把城镇化进程的环境代价减低到了最小。
对“城镇化就是进入城市”的纠偏。
在英国率先倡导城镇化的英国经济学家刘易斯，认为城镇化并不是让乡下人盲目涌进城市，而更多地是把原有乡村打造成城镇。
他认为，应该倾力发展一大批农村小城镇，每个小城镇建有工厂、医院、图书馆、学校、电站的硬件设施。
现在，英国越来越多原来的乡村变成城镇。
许多伦敦人宁愿住在小城镇，而不愿待在大城市，因为小城镇空气新鲜，风景优美，适宜生活。
（摘自2014年1月15日《环球时报》）
巴西：
过快城镇化引发诸多矛盾
据世界银行提供的《2013世界发展指数》显示，金砖国家中城镇化率最高的是巴西，近85%。
1960年至2000年是巴西城镇化迅速发展的时期，城镇化率由44%蹿升到85%。
但城镇化进程过快，也给巴西带来了一系列问题。
大量农民从乡村涌向城市。
加之当时政府政策引导不利，导致短时间内劳动力大量增加，城市贫民窟大量涌现，环境恶化，城市污染问题严重，极大加重了城市负担。
过快的城镇化也造成了巴西经济转型方面的问题。
按照欧美发达国家的经验，在由农村社会转向城市社会的过程中，需要有一个农业、工业、服务业逐渐转移的过程。
但大部分拉美国家推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使得工业发展不充分，工业吸纳农村流动人口的能力有限。
农村大量劳动力涌向服务业，导致服务业的非正规化。
城镇化程度严重不均。
巴西现有5565个城市中，38个大城市的居民人数超过50万，占全国总人口的30%，3914个城市的人口不到2万，仅占全国总人口的17%。
此外，目前巴西境内收入悬殊等现象仍然非常严重，极富阶层的收入是极贫阶层的175倍以上。
巴西国内5.2%的极富人群掌握着30.2%的财富，而贫穷人口仅拥有国内0.2%的财富。
为解决上述问题，巴西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2007年巴西联邦政府实施了一项大规模经济发展计划，优先发展基础设施、居民卫生、住房建设、交通和能源等领域，实现经济加快增长。
2010年，巴西政府又推出第二个加速发展计划，通过就地修缮、改善卫生及污水管道设施，为贫民窟居民发放门牌号等措施对贫民窟进行改造。
巴西政府还在2010年推出“我的家，我的生活”住房计划，为城镇贫困居民提供了大量廉价房源。
虽然巴西已经实施了一系列计划，调整社会分配收入差距，但这还将是巴西长时间面临的最大问题。
今后，巴西还需在社会收入分配、基础设施建设、物流等方面作出全面改革，着力提高国民受教育程度，加大对教育领域的投资力度。
政府必须强化现有的制度，或创建新的制度。
三级政府之间应把新的联系和联盟作为日常工作，以提高执行效力，冲破政治鸿沟和政治更替，实现持续的协作和资源共享。
通过更加广泛而公平的再分配来减少城市分化现象。
（摘自2014年1月11日《环球时报》）
澳大利亚：
“蔓延式”扩张的反思
澳大利亚是一个高度城镇化的国家。
根据有关数据，约85%的人口居住在城镇里。
而澳大利亚城镇化大多按“蔓延式”发展模式。
被称为澳大利亚“城市的心脏”的悉尼城始建于1842年，其地界在随后的岁月里虽几经变化，但占地面积约只为11.65平方公里，也即所谓的“中心商业区”的所在。
而围绕着“市中心”的则是众多的郊区卫星城。
人们如今称为“大悉尼”的城区，占地面积则达到1687平方公里；悉尼统计局用来进行人口统计的非正式的大城区的面积更达到12145平方公里。
有关数字也显示，悉尼西部的郊区地界已由早先的50公里延至120多公里处。
澳大利亚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和“蔓延式”模式也导致了许多突出的问题。
首先，人口的快速聚集和膨胀，使城镇在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等方面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城镇化需要有包括类似高质量的住房、交通设施、道路、学校、医院、警察和消防服务等便利设施，来保持人们的高质量生活。
同时，也需要有社区中心、公园和体育场所等保持人们社会联系社会基础建设服务。
自19世纪后半期开始城镇化以来，澳城市就处于不断“追赶”膨胀的人口的需要之中。
尽管如此，城市的基础设施和服务仍“无可奈何地”处于“滞后”状态。
其次，环境受到严重破坏。
“蔓延式”扩展城镇规模，意味着需要更大的地域空间来满足人们的住房建设和产业发展用地，更导致了生物多样性的剧减。
如昆士兰州西南部在上世纪90年代的城镇化发展和“低密度的乡村居住建设模式”，导致了当地成片的未开垦森林地带被分隔成马赛克状，一些本地植物种类出现消失、衰退甚至灭绝现象，而外来品种则大肆繁衍。
这些变化进而影响到当地水、土的构造乃至营养成分。
再次，“蔓延式”发展不仅导致与基础设施建设、垃圾处理、自然资源利用和能源消耗相关的经济和环境成本的增加，也容易使原来的城镇区域出现“衰退”。
这也即是城镇化过程中被称为“城市的增长和衰退”的恶性发展。
人口学家常常使用“生态足迹”模式来评估人口对其周边环境的影响，预测一个城市所需的土地面积、能源、食物、水、自然资源消耗和处理废物垃圾所需的空间。
“生态足迹”越高，其可持续性越低。
根据2008年的有关数字，澳人口的“生态足迹”在世界上居偏高的位子，为7.8公顷，是全球平均数的2.8倍。
这意味着澳城镇的能源消耗模式的可持续性较低。
研究显示，如果保持现有人口增长势头，到2031年新南威尔士州的人口“生态足迹”将覆盖到全州95%的面积。
最后，远离“城市中心”的区域容易因“被忽视”而出现“孤独感”。
相应地，由于不能充分享有城市的好处，也会加剧“平等缺乏”，成为问题多发区。
据报道，悉尼西郊是摩托车党活跃的一个区域，贩毒吸毒和洗钱等活动较为严重，经常发生枪击、暴力事件。
为应对城市衰退的挑战，澳各级政府已经出台一些相关住房和规划政策，以防止人口过度向远郊扩散，突出使原先的城区建筑、道路和公共场所恢复活力，使更多的人享受到城镇的这些服务，降低基础设施浪费和不平等感等问题。
（摘自2013年1月23日《光明日报》）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