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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政治中的“中南亚”：

新的地缘政治图景

宋德星

2012-7-24《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京）2011年5期

　　作者简介：

宋德星，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教授（南京210039）。

　　内容提要：

从宏大的世界历史图景来看，冷战后由苏联解体开启的实力中心动态转移进程以及“9•11”事件后美国对中亚和南亚地区的战略整合，可以被视为地缘战略思想传统和大国权势政治逻辑的自然延续。

为此，把中亚和南亚视为一个战略聚合体——“中南亚”，并将之置于21世纪世界政治中加以考察，揭示其地缘属性和蕴含的巨大的国际政治张力，对于当今中国来说尤其富有战略意义。

　　关键词：

中南亚世界政治地缘政治

　　在国际关系学界，对于冷战的结束深刻地影响了国际安全整体态势这一论断，已经少有争议，但关于后冷战时代安全秩序的特征，仍见仁见智，十多年过后依旧争论不休。

“新的世界失序”、“新的不确定性”于是成为学者们概括后冷战世界安全态势的常用语。

或许是有感于难以在整体上对后冷战时代的安全问题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分析框架，以巴里•布赞为典型代表的一批学者，便转而把思考的重点放在了地区安全层面上，并提出了地区安全复合理论，①因为“地区作为国家间冲突与合作的舞台，作为学者们探究当代安全事务的分析层次，有其自身特性”。

②实际上，以地区为分析单元并不是什么新鲜事，麦金德、斯皮克曼等地缘政治理论家就有过这方面的经典论述。

而国务家们也遵从地缘的逻辑，从实力的对比变化出发，反复阐释政治地理的时代意义，并渴望借此揭示国家关系的空间逻辑。

基于这种观念，后冷战时代国际政治的一个重要方面，便是苏联解体开启的全球地缘政治的重大变更过程，促使各主要大国“必须根据实力的新现实调整……对政治地理重要性的理解”，其中特别重要的是明了在地缘政治方面有活力和有能力引起国际力量分布发生潜在重要变化的欧亚国家，并弄清它们各自的政治精英的基本对外政策目标，以及谋求实现这些目标可能造成的后果。

③基于这样的学理逻辑，本文旨在以中国为中心，围绕冷战后实力中心的动态变化这一主线，着力审视中国国土西部的地缘战略态势，并尝试从整体观念出发，把传统意义上的中亚地区和南亚地区合并为一个聚合体，即“中南亚”，④以揭示其所蕴含的巨大的国际政治张力。

显然，“中南亚”作为战略整体所释放出来的国际政治张力，要比中亚或南亚这样的单一地缘政治区域所释放出来的张力大得多，也深远得多，而这正是当今中国需要认真予以战略思考和谋划的大趋势。

为此，文章从三个方面对“中南亚”进行学理建构和战略解读，以阐释其重要性。

首先，从地缘战略思想传统出发，论说“心脏地带”、“边缘地带”和“中南亚”之间的承接关系，并指出从“心脏地带”到“中南亚”是地缘战略思想观念变革的结果。

其次，从大历史视角出发，着力论说主要大国在进行“大角逐”时，无不是从整体观念出发来统筹中亚和南亚事务的。

正是大国权势政治的逻辑，决定了当前将中亚和南亚视为战略聚合体即“中南亚”的必要性。

再次，从区域安全研究出发，勾画“中南亚”的地缘属性及其对中国的意义，并在此基础上思考中国的战略选择。

　　一、从“心脏地带”到“中南亚”：

地缘战略思想观念的变革

　　现代政治地理学创始人弗里德里希•拉采尔曾经写道：

“伟大的政治家从来都不缺乏对地理的感觉……当我们说到健全的政治本能时，我们通常意味着对政治权力的地理基础作出正确的评价。

”⑤

　　在经典地缘政治理论中，近代英国地理学鼻祖哈尔福德•麦金德及其名篇《历史的地理枢纽》影响深远。

根据麦金德的阐释，欧亚大陆的腹地是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和全球影响力的专门地缘政治区域——“枢纽地区”。

⑥为此，麦金德特别指出，历史上枢纽地区的游牧民族曾经经由中亚地区给包括西欧在内的内新月国家造成巨大的历史压力，即枢纽国家向欧亚大陆边缘地区扩张。

但及至1919年麦金德出版其名著《民主的理想和现实》一书时，“枢纽地区”这一术语被“心脏地带”所取代。

⑦重要的并不仅仅是这一国际政治中耳熟能详的术语上的发展，关键在于麦金德已将自己视作一位政治家来论述这个心脏地带，特别是要借此谋求把“地理学作为能对治国和战略起帮助作用的东西”，⑧而不是早先的地理学家的身份。

正是这种角色的换位，使麦金德把东欧置于远比世界其他地区更加重要的地位，这充分反映在他那广为引证的三段论之中：

“谁统治东欧，谁就能主宰心脏地带；谁统治心脏地带，谁就能主宰世界岛；谁统治世界岛，谁就能主宰世界。

”⑨实际上，20世纪前期，东欧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政治的地理中心，欧洲列强就是在这里争夺地区霸权，进而争夺世界霸权的。

对于麦金德的这一重大理论修正，当代美国著名的地缘政治理论家杰弗里•帕克做了这样的解读：

“1904年的枢纽现在发展成为在两个方面都扩展了的心脏地带，其一是中亚山岳地带，尽管河流的泻水大多数通往海洋，但（中亚地区）却几乎不可能进入海洋；另一个更重要的地区是包括黑海和巴尔干在内、从易北河到亚得里亚海这一广阔的东欧区域。

”⑩

　　作为20世纪最负盛名的地缘政治理论家之一，麦金德的理论贡献在于其全球战略眼界，以及由此得出的陆权和海权之间的历史对抗这一世界政治规律。

（11）而几乎在同时，美国著名的地缘政治学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以一种挑战和严重质疑的方式，进一步修正了麦金德的理论，提出了著名的“边缘地带”理论。

实际上，斯皮克曼把麦金德理论中的内新月地带涵盖的地区扩大了，它囊括了包括巴尔干—黑海地峡在内的整个欧洲西部大陆、亚洲中部山地和整个中国，并将之命名为“边缘地带”（Rimland）。

斯皮克曼认为，这一区域是海权和陆权发生冲突时的一个巨大缓冲区，它面向陆海两个方向，在陆海同时发挥作用，并且从陆海两面保卫自己。

由此，斯皮克曼提出了自己的推论：

“谁统治边缘地带，谁就统治欧亚大陆；谁统治了欧亚大陆，谁就能控制世界的命运。

”（12）在这里，“边缘地带”取代了东欧地区，成为地缘战略的关键区域。

（13）当然可以肯定的是，心脏地带仍然不失地理上的重要性，只是现在即便控制了心脏地带，也不像麦金德所设想的那样，会因此而控制整个世界。

对于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理论，美国人威廉•富兰克林在《美国战略选择与欧亚边缘地带》一文中给出了这样的评价：

“很明显，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所采取的国家战略，在骨子里所代表的也就是斯皮克曼所提倡的‘边缘地带’战略观念，是以围堵（遏制）麦金德所谓心脏地区的向外扩张为主要目标，而其手段则为增强具有战略重要性的欧亚边缘地带。

”（14）

　　毫无疑问，1991年苏联的解体开启了后冷战时代地缘政治的重大变更进程，“至少从那时起，地处心脏地带、独自行动的强权，对西方工业化国家几乎构不成威胁，更不用说对作为整体的欧亚大陆了。

”（15）而这一事态最为深远的世界历史意义，就如一位研究者所说的，在于开启了“后哥伦布时代”，也就是说，与哥伦布时代欧亚大陆的西部（主要是西欧）是世界政治的地理中心截然相反，冷战后欧亚大陆的东部成为世界政治的地理中心，这不仅仅是因为该地区无可比拟的人口优势和商业重要性，还在于它正在成为主要大国权势斗争的核心区域。

而这一核心区的西部边界，则处于从哈萨克斯坦到巴基斯坦与中国的交界处。

（16）基于这样的逻辑，把中亚和南亚视为一个战略聚合体，即21世纪世界政治中心——欧亚大陆东部地区的西部外缘，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特别是对当今中国而言，作为亚太地区的新兴大国，在冷战后、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在地区安全层面上，国土西部的中亚和南亚地区的重要性日益显现。

中亚和南亚，尽管作为相对独立的地缘战略区域各自具有十分鲜明的特性，但“9•11”事件后，我们还是可以明显地感知其日渐加深的地缘依存关系。

把中亚和南亚合二为一作整体的战略考察，对于中国的国家安全无疑意义重大。

因为这样一幅地缘战略图景，有助于清晰地描绘崛起的中国东西两端所面对的主要地缘战略棋手，无论是强大的海权国家，还是强大的陆权国家，抑或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重大挑战的非国家行为体（如极端势力）。

需要强调的是，本文中的“中南亚”作为专门的地缘政治区域，包括了狭义的中亚，即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5个国家，南亚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泊尔、不丹、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等7国，以及位于伊朗高原上的伊朗，总共13个国家。

毫无疑问，“中南亚”战略地位的高低，不仅取决于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根本上取决于世界主要实力中心的动态转移进程，而正在发生的这一转移进程至少涵括了如下重要事态：

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邓小平开启的中国改革开放事业，20世纪90年代初的苏联解体，21世纪初发生的“9•11”事件以及由此导致的美军进驻中亚和阿富汗，它们与印度的世纪性崛起一道，共同催生了亚洲大陆新的地缘政治图谱。

其中，“中南亚”这一广大区域所蕴含的国际政治张力，不仅直接关乎中国的国家安全，而且还关乎主要大国权势斗争的走向，因而格外具有战略意义。

　　二、角逐“中南亚”：

权势政治的内在逻辑

　　就国际政治的宏大历史图景而言，最能说明“中南亚”战略价值的，当数19世纪后半期大英帝国和沙皇俄国围绕该地区进行的“大角逐”。

当19世纪最强大的海权国家大英帝国直接统治印度、强大的陆权国家沙皇俄国于1876年宣布废除浩罕汗国并于1885年抵达阿富汗边境后，陆海权对抗便在中亚和南亚这一广阔的区域展开。

显然，无论是大英帝国还是沙皇俄国，其战略构想均没有局限于中亚或南亚的单一区域，而是将之作为整体来加以考察。

当俄国征服了中亚并推进到阿富汗边境时，前沙皇将军斯涅萨列夫用一段古老的谚语对这一战略成果做了最好的阐释：

“谁统治了赫拉特（Herat），谁就能主宰喀布尔；谁统治了喀布尔，谁就能主宰印度。

”（17）同样，在大英帝国眼里，中亚与南亚密不可分。

南亚曾被描述为辽阔的中亚细亚的腹地。

历史上，印度河流域就不同于因有险阻屏障而相对封闭的恒河流域，其西部洞开的门户——喀喇昆仑山的一些山口，使英国得以经由阿富汗而在中亚舞台上发挥影响力，同时也使得南亚自身的安全与中亚、特别是阿富汗密不可分。

而历史上一些伟大的征服者，如亚历山大大帝、成吉思汗、铁木尔、巴布尔等，无不是经由这些山口进军南亚次大陆的。

对此，一位学者做了这样形象的比喻：

“中亚可以比作一个水库，它的水源来自暗流，水库里的水不时地、而且说不清什么时候会溢出，以致泛滥到它的邻近地区。

”（18）而英国外交官寇松则更为直白，他认为，“阿富汗、里海以南地区、波斯湾……对我说来是一局正在下的棋盘上的方格，这棋盘的赌注是世界。

”（19）

　　19世纪末，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俄国的亚洲战略开始从中亚向远东地区进行重大转移。

（20）1907年《英俄协约》的签署标志着英俄之间出现了缓和的局面。

两次世界大战中，主要实力中心的较量都远离了这一地区。

及至冷战期间，从大英帝国手中接下世界领导者地位的另一个海权国家美国，主要基于乔治•凯南的地缘战略思想，在欧亚大陆边缘地带全面推行对苏遏制政策。

（21）当然，与大英帝国主要关注英属印度的安全有所不同，美国看重中亚的重要性主要源自这样一种历史推论：

“就俄国向中亚地区的挺进来说，那就是波斯的边境”，（22）即苏联试图谋取波斯湾的出海口。

杜鲁门主义、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所谓“北层”构想（23）以及卡特主义，充分说明了中亚作为美国中东政策的一个基本要素具有何等重要的作用。

其中，1979年发生的苏联入侵阿富汗事件堪称冷战时代的陆海权大交锋，而这场大交锋就其实质而言，无疑是19世纪英俄“大角逐”的历史延续，即最强大的海权国家与试图冲破海上环形包围圈的俄国陆权之间的冲突，而这成为冷战时期世界政治的基本态势之一。

（24）

　　1991年苏联的解体开启了新一轮实力中心的动态转移进程。

冷战后，中亚由于与中东/南亚地区地理上的邻近，自主地增强了其地缘战略价值，以及地区国家（伊朗、土耳其、俄罗斯和中国）和区外大国（美国）的中亚敏感性。

可以说，冷战后填补中亚“权力真空”的过程，也就是苏联解体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