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历史.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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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昌历史

永昌历史

保山地区古代城市发展研究

古代滇西民族关系的变化及影响——以今保山地区为中心

古永昌地区位于云南西部，怒江中游，分布有多个民族，从地貌上看，是滇西横断山系纵谷区，属于怒江、澜沧呀和龙川江流域分布范围，整个地区的地势是北高南低，山高谷深，海拔高低悬殊，立体气候明显。

正因如此，这一地区成为“北南两大生物过渡区和迁移的通道，这在生物学研究上具有特殊的意义。

适中的经纬度，特殊而优越的地质地貌环境，为生物、特别是为远古人类的栖息和发展提供了极重要的客观条件。

”P1（张兴永，《保山史前考古》，1992年出版）

滇西地区开发甚早，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南方丝绸之路的要冲，是西南通往南亚、西方世界的陆上重镇；联系前述优越的古环境，史闪时代理应有着光辉的人类历史篇章。

至今全区总共发现古器时代遗址、地点86处。

保山历史文化极为悠远深厚。

早在距今800万年至400万年间的混沌岁月，这方水土就已是尚在进化中的人类祖先赖以生存的一个家园，而至迟在七八干年前的人类童蒙时期，保山的先民就作为后来崛起的中华民族的一个原始支系在这里生息和奋斗，并创造了璀璨夺目且独具区域特色的史前人类文明“塘子沟文化”—迄今所见的考古成果尤其是“保山古猿”化石和“蒲缥人”化石的发现充分表明：

保山既是人类重要的起源地之一也是人类文明重要的发祥地之一

永昌地区历史悠久，早在四午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这里已有人类繁衍生息。

商周时期，为西戎牧地，秦为月氏诸族牧地。

保山是古人类发源地之一，从出土的古遗址（蒲缥人遗址）判断，至少在一万多年前就有人类居住。

哀牢国的中心地保山，是云南重要的人类起源地之一。

这里冬暖夏凉，四季如春，素有“保山气候甲天下”的美称，是人类生存繁衍的一片乐土。

在该地区的某煤矿出土了一具完整的古猿下颌骨化石，经鉴定迄今约400-800万年，化石颌骨形态从齿弓到齿类都具有从猿向人转化的显著特征。

此外，考古专家还发掘了蒲缥塘子沟旧石器遗址，找到了现在已发现的最早的哀牢先民——蒲缥人。

蒲缥人距今约8000年，属于云南早期智人。

哀牢国是由最初的哀牢部落发展而成的。

随着哀牢王国的形成和不断扩大，国内杂居了许多民族，哀牢民族就不再单指原来的哀牢部族，而包括了哀牢部落在内的所有“国民”。

哀牢国鼎盛时期的人口，仅从有史记载的两次内附统计看，就达到了54660户，571370人，这在当时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人口数字。

肥沃的土地，充沛的水源，宜人的气候，丰富的矿产，茂盛的林木，种类繁多的动植物，为哀牢人民的生活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据《华阳国志》和《后汉书》记载，这里“宜五谷蚕桑”，“出铜、铁、铅、锡……”尤多珍奇宝货如黄金、光珠、琥珀、翡翠、水晶、玛瑙……并有孔雀、犀、象、轲虫、食铁貊兽和说话的猩猩等。

另外，还有“节相去一丈，围三尺余，受一斛许”的大濮竹等。

这里最有名的工艺特产是桐华布和兰干细布，就是优质苎麻细布，其华美有如丝织品中的彩色大花绫锦；桐华布则是用木棉织成的洁白不污的布。

这两种布产于哀牢，经蜀贾转手贩运，被张骞误称为“蜀布”，秦汉之际就已远销南亚和中东，被人称为“东方一绝”。

哀牢古国由于历史久远，地上文物早已荡然无存，只有一些与之相关的地名、山水和后人根据传说修建的景点，隐约透出点远古岁月的信息。

无论是石器文化、青铜文化，还是耕织文化、服饰文化、饮食文化、婚姻俗丧葬文化和音乐、舞蹈等民族民间文化，哀牢国都十分丰富而独具特色，但古籍记载少之又少，仅《华阳国志》和《后汉书》略有记述。

当前，哀牢文化研究已取得了重大突破，一些专著、专论相继问世，哀牢文化作为以保山为中心的哀牢故地历史文化的源头，已透过岁月的沉沙露出远古的辉煌

保山是古人类发源地之一。

境内出土的“蒲缥人”遗址，挖掘出大量房屋遗迹、用火遗迹、劳作工具、动物化石等各类可资鉴定的实物标本2300余件，构成一部内容翔实厚重、形象鲜明生动的无字史书，经鉴定至少有八千多年的历史。

[2] 

至少在三千多年前，保山就已经存在部落国家。

在汉朝势力触及保山这片领土之前，傣族先民已经在保山盆地建立城邦国家“勐掌”（傣语意为“大象之邦”；“勐”意为“地方、城邦、国家”，“掌”意为“大象”）。

汉朝史学家司马迁在其《史记》中将“勐掌”记述为“乘象国”。

公元前424年，哀牢人（傣族先民）在今保山坝建立“哀牢国”（又译“达光王国”或“乘象国”），保山成为哀牢国的统治中心。

《后汉书·哀牢传》说“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贤栗等遂率种人二千七百七十，口万七千六百五十九，诣越西太守郑鸿降，求内属，光武封贤栗等为君长，自是岁岁来朝贡。

”“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种人内属，其称王者七十七人，户五万一千八百九十，口五十五万三千七百一十一；西南去洛阳七千里，显宗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县。

”可见，哀牢是“种人”，即是一个族种

公元前109年，汉朝征服哀牢国东面的雟（洱海周边）、昆明（楚雄一带）、滇（滇池及抚仙湖周边）等部族，将势力延伸到哀牢国。

公元69年，哀牢王柳貌携77邑王、5万余户、55万余人举国“内附”，汉朝在哀牢国设置永昌郡，保山正式纳入中原王朝的统治。

永昌郡的建制历经东汉、蜀汉、西晋、东晋、宋（南朝）、齐（南朝）、梁（南朝）等朝，但自蜀汉之后，永昌郡已名存实亡，陈（南朝）代梁后，彻底放弃永昌郡，保山境内的哀牢人纷纷自立。

公元前425年，澜沧江、怒江中上游的傣族城邦以“勐掌”为中心形成联盟国家“勐达光”（傣语意为“中央之国”；“勐”意为“地方、城邦、国家”，“达光”意为“目光焦聚的地方”，延伸为“中央、中心”），“勐掌”首领成为“勐达光”所属各“勐”（邦）的共主，各“勐”百姓称其为“诏隆”（意为“大王”）、各“勐”首领称其为“哀隆”（意为“大哥”）。

《华阳国志》、《后汉书》[4]  等史籍将“勐达光”记述为“哀牢国”（“哀牢”即傣语“哀隆”的变音）。

公元前109年，汉朝征服“勐达光”（哀牢国）东面的雟（洱海北面）、昆明（洱海周边）、滇（滇池周边）等部族和国家设置“益州郡”，将势力延伸入“勐达光”（哀牢国）境内设不韦（今隆阳）、嶲唐（今云龙漕涧）、比苏（今云龙）、邪龙（今巍山）等县（移民点）。

[4] 

公元47年，“诏达光”（哀牢王）贤栗遣使拜访汉朝越雟郡太守，请越雟郡太守向汉朝皇帝转达归附之意；同年，“勐达光”（哀牢国）成为汉朝的附属国。

之后，随着汉朝势力的深入，“勐达光”将王城由怒江以东的“勐掌”迁至怒江以西的“勐缅”（腾冲盆地）避开汉朝。

公元69年，“诏达光”（哀牢王）柳貌携77邑王、5万余户、55万余人举国“内附”。

汉朝将益州郡所属的不韦、嶲唐、比苏、邪龙、叶榆、云南等县划出，在比苏和邪龙之间析出一个博南县（今永平），在“勐达光”控制的怒江以西地区设置哀牢县，共8县合起来在“勐掌”成立永昌郡（“永昌”由傣语的“允掌”变音而来，即“象城”之意）、归“诏达光”（哀牢王）与永昌郡守共同治理。

[5] 

永昌郡的建制历经东汉、蜀汉、西晋、东晋、宋（南朝）、齐（南朝）、梁（南朝）等王朝；但在西晋灭亡后，永昌郡的建制形同虚设、朝廷任命的官员无法到任；陈（南朝）代梁（南朝）后，中国内地王朝彻底放弃永昌郡，永昌境内各土目统辖自治。

从公元69年东汉设置永昌郡、到公元557年陈朝放弃永昌郡，永昌郡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488年。

我国历史上最早知悉滇印间往来通道的存在是在公元前2世纪。

公元前122年（汉武帝元狩元年）,奉命出使西域归来的博望侯张骞向汉武帝上书报告:

“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

问曰:

‘安得此?

’大夏国人曰:

‘吾贾人往市之身毒。

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大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云。

其人民乘象以战。

其国临大水焉。

’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

今身毒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

”①（《史记・大宛列传》卷123）这是我国古代发现从西南地区可通往印度的开始。

事实上,这是一条早已存在的道路。

印度学者H.拉伊（HaraprasadRay）指出:

“从印度东北至中国的商道,中国称作‘丝绸之路’,其存在甚至早于中亚丝绸之路的推广和佛教传入中国之前。

中国和中国布（Cinapatta）早在公元前第4世纪已为印度所知。

当时只有通过阿萨姆陆路,印度和中国有直接的贸易联系。

”②另一位印度学者巴鲁阿（Baruah）也认为,“除水路之外,也有陆路通过上缅甸和云南到中国南方。

事实上,印度支那血统的成员,在基督诞生以前好几世纪,就通过缅甸和阿萨姆的河谷地带及阿萨姆缅甸边界的山口到达了印度

在《史记》里，没有“哀牢国”，也没有“哀牢”字样。

但《史记》确有记载：

“……滇王尝羌乃留为求道，四岁余皆闭昆明（今云南大理），终莫能通。

然闻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

”滇国已经确认是在滇池一带，从滇池往西千余里，刚好就是今天的保山，即哀牢国。

以此推论，“滇越乘象国”即是“哀牢国”。

《史记》里连“夜郎国”也提到了，为什么会没有“哀牢国”或“哀牢”字样呢？

按常理，“哀牢”只要是客观存在，他不可能不知道，所以只有一种可能，把哀牢国当成“滇越乘象国”了。

《续汉书》中的哀牢王国

《续汉书》为西晋司马彪所编撰，其中《郡国志·永昌郡》说：

“永昌郡，八城，户二十三万一千八百九十七，口百八十九万七千三百四十四。

不韦出铁，嶲唐、比苏、楪榆、邪龙、云南、哀牢（永平中置，故哀牢王国）、博南（永平中置），南界出金。

”

“哀牢王国”出现于释义中，且仅为哀牢一城的释义，因此，仅可认定置哀牢县前，哀牢王住处在彼，即首邑，为部落联盟首领所在。

《华阳国志》乃东晋人常璩所编撰，其中对“哀牢”和“哀牢国”所说甚多。

《南中志·永昌郡》中记述了“九隆”传说、南击“鹿茤”、贤栗归汉、柳貌归汉等，较为系统。

《南中志·永昌郡》说：

“永昌郡，古哀牢国。

”另说：

“哀牢，山名也。

”使今之“哀牢山”与古之“哀牢国”关系弄得有些复杂化，今之研究者往往只能强圆其说，却难于服人。

《南中志·永昌郡》明确地说“哀牢”人是“种人”，即一个族种；其国家体系不健全，“分置小王”，如部落长，因此，先归汉的贤栗是“王”，后归汉的柳貌也是“王”，但贤栗所率人口仅一万多人，是小王，柳貌之下有“称王者七十七人”，人口“五十五万三千七百一十一”，显然是个“大王”（部落联盟首领）。

《南中志·永昌郡》说，孝武时，度兰沧水（澜沧江）以取哀牢地，置嶲唐、不韦二县，哀牢转衰，加上柳貌归汉后置了哀牢、博南二县，“哀牢国”就有了一个全貌：

“哀牢”地面上一共设了四个县，约为《史记》中的“同师”和“嶲”两个地方。

《南中志·永昌郡》中有一个说法：

“其地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

”《南中志·永昌郡》只说哀牢归汉，不说哀牢反汉，故此说法还需论证

先秦汉晋时期,这条从成都起步,经云南过缅甸抵印度的蜀身毒道或称川滇缅印通道③（学术界对这条连结川滇缅印的古道的命名与称呼较多。

有的学者如任乃强先生把它命名为“蜀布之路”（《中西陆上古商道——蜀布之路》,《文史杂志》1987年1、2期）。

有的学者认为以“南方丝绸之路”或“南方陆上丝绸之路”称呼为妥（蓝勇:

《南方丝绸之路》,重庆大学出版社,1992年。

陈茜:

《川滇印古道初考》,《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6期）。

有的学者则提出了“西南丝绸之路”这个名称（伍加伧、江玉祥:

《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编后记,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

笔者认为:

这条古道上的交易物资众多,丝绸只是其中一项,而且这条通道的主要功能是滇缅印间民族迁徙与文化传播的走廊,通道的开辟也正得益于此,所以还是以通道本身所连结的地域来命名为妥）。

在云南境内的基本走向是:

从叶榆（大理）经博兰（永平）渡兰津（今澜沧江渡口）,经不韦、 唐（保山）到滇越（腾冲）,然后“经过掸高地的各个山口,特别是曼尼坡高地一带,穿越帕脱开山和阿拉干山脉之间的盆地,直接进入阿萨姆地区,到身毒（印度）。

”④（陆韧:

《云南对外交通史》,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第35页）这是当时云南与印度间主要的一条通道。

汉晋时期,滇缅印间还有一条辅助性通道,即“安南通天竺道”。

这条道路经印度、缅甸沿海而行,绕马六甲海峡从越南交趾登陆（此即汉代南海道）,然后从交州经红河水道（亦即进桑麋冷道:

“从今昆明地区南下经个旧,在蒙自蛮耗沿红河而下,出河口至越南。

”⑤）（林超民:

《汉晋云南各民族交通概论》,《研究集刊》第7集）至益州（治所在滇池边晋宁）,然后转接永昌道出缅印至海的道路（陆韧前引书,第58页）也有的学者认为,滇缅印通道除了从上缅甸走陆路到印度阿萨姆的西陆路外,还有一条东汉时开通,从永昌郡境顺伊洛瓦底江到夫甘都卢国（缅甸卑缪）,然后顺水到谌离国（伊洛瓦底江入海口）,再入海航行至黄支国（印度马德拉斯南）,十分迅捷省力（蓝勇:

《南方丝绸之路》,重庆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0页）

2.汉晋时期滇印间的商贸往来和科技交流

随着滇印间通道的开辟与逐渐为人所知,有关两地商贸的记载便开始见诸史书。

《史记・大宛列传》中记有:

“然闻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三国志》卷三十裴注引鱼豢《魏略・西戎传》中说:

“盘越国,一名汉越王,在天竺东南数千里,与益部相近,其人小与中国人等,蜀人贾似至焉。

”《华阳国志・南中志》“永昌郡”条中,曾记有“闽濮、鸠僚、骠越、裸濮、身毒之民”。

这里的身毒之民,正如方国瑜先生所言:

“云南与印度缅甸之交通,盖以贸易为主,往还既密,则不免有移民至者,故永昌郡境内,有住居之印度人与缅族。

”③（见方国瑜前引文）这就是说,住居的印度人,既有可能是因经商侨居此地,也有可能因商务往来而暂居。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滇印间商人往来数量之发展。

同时,公元前320年至315年印度孔雀王朝考底利耶所著书中,说到“支那产丝与纽带,贾人常贩至印度”。

④（转引自方国瑜:

《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上册第6页）与中印史籍相对应,考古材料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先秦汉晋时期滇印贸易往来的盛况。

1938年12月初,在腾冲城西八里宝峰山下核桃园荒冢中,发现汉代五铢钱,数共千枚。

⑤（永昌府文证》纪载卷1,李雪生《还乡吟・汉五铢钱》）无独有偶,在印度境内出土的窖藏货币中,也发现了汉代的五铢钱3枚,三铢钱1枚。

⑥（姚朔民:

《印度发现的中国古钱与中国古代对外贸易》,《瀛海流泉》,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年）这些考古发现,应是当时滇印贸易活跃的一个有力证据

仅史书对滇印商贸活动的记载不断,而且滇印贸易的兴盛,还导致了汉晋时期一些国际商业重镇的形成。

如四方商贾云集、八方民族杂处、各地物产汇集、交通纵贯中西的国际商业都市永昌（《华阳国志・南中志》、《后汉书・西南夷列传》中均有永昌郡当时发展盛况的详细描述）。

有学者据《后汉书》和《晋书》中的相关资料,推测出汉晋时期的永昌郡其地人口密度在中国西南各郡中相对为大。

⑦（蓝勇:

《南方丝绸之路》,重庆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3—34期）除了云南境内的永昌外,缅甸境内的一些商贸中转站也成为滇缅印中转贸易的受益者

珠宝玉石 古代中国作为装饰品的琉璃和宝石系由外国传入。

蜀身毒道首先成为这些物品交流的主要通道。

琉璃是从梵语vaidurya译过来的,故又曰“壁琉璃”,唐代称为玻璃,宋元以来称为宝石。

先秦汉晋时期,应该有一定数量的宝石琉璃或其他奇珍异玩通过蜀身毒道流布于云南境内。

根据考古发掘报告,云南江川李家山战国晚期的24号墓出土了一颗蚀花肉红石髓珠,而在稍后的西汉中期晋宁石寨山13号墓中也有类似的一颗。

江川李家山属于战国晚期的22号墓出土了一颗质地坚硬的浅蓝色透明琉璃珠。

此外,在晋宁石寨山7号墓和13号墓,时代为西汉中期,分别发现了有翼虎错金银带钩和兽身人面形装饰品各一枚。

以上种种考古发现的物品据云南考古学者张增祺先生考证,不是本地产品,而是从西亚或南亚地区输入云南的。

其传入路线很可能是“蜀身毒道,传播者可能是四川商贾,也可能是印度、缅甸居民侨居云南西部地区者”（张增祺:

《滇国与滇文化》,云南美术出版社1997年,第289—295页。

并见张增祺:

《战国至西汉时期滇池区域发现的西亚文物》,《思想战线》1982年第2期）

3.唐宋时期滇印交流的拓展

唐宋时期,云南先后兴起了南诏、大理这两个民族政权。

“南诏大理时期是云南对外交通不断扩展、交往扩大并发生变化的重要时期。

”⑥（陆韧前引书,第77-104页）在这一重要时期,滇缅印间的交通在汉晋时期的基础上,又有了较大的发展。

在《新唐书・地理志》中以里程记载有南诏通往天竺的两条道路:

一条从南诏经骠国通天竺道;又一条从南诏西出腾冲通天竺道。

有学者依据研究把它们分别称为南路和中路。

⑦（陆韧前引书,第77-104页）这两条道路的具体走向如下:

南路从羊苴咩（今大理）出发,经永昌故郡（今保山）过诸葛亮城（今龙陵）,然后经过乐城（今瑞丽）,进入骠国境,经万公（古太公城,今瑞丽江和伊洛瓦底江汇合以后下游不远处）等八部落,往南至悉利城（今缅甸曼德勒）,过悉利城后经突城至骠国（今卑缪）。

过骠国向西翻越黑山（今阿拉干大山）至东天竺迦摩缕波国（今印度曼尼普尔）,再往西北渡迦罗都河至奔那伐檀那国（今布拉马普特拉河中下游）,由此再向西南至中天竺国东境恒河南岸的羯朱罗国（今孟加拉国）,或者又西行至摩羯陀国,行程共5600里。

“南路的走法以往不见记录,很可能是一条新辟道路

除了上述两条道路,有学者经考证后认为当时还有一条北路即南诏北经大雪山通天竺道。

它的具体路线是:

从羊苴咩出发,经永昌、腾冲城,往西北,经宝山城（今昔马）,然后北行,过金宝城（今缅甸密支那）,再往北至大赕（即广荡城,今缅甸葡萄）,由大赕往西,翻越大雪山,至东天竺（阿萨姆）;由大赕继续往北,有道通吐蕃牙帐,吐蕃常有商贾至大赕与南诏和天竺商人贸易（陆韧前引书,第77-104页）

公元738年，蒙舍（原邪龙县、今巍山县）的哀牢人入主洱海地区建立“南诏国”后，于公元762年统一保山境内各部，在保山设永昌节度。

公元902年，南诏权臣郑买嗣杀死最后一任南诏王及统治南诏的哀牢贵族八百余人，建立“大长和国”，前期随南诏王室入主洱海地区的哀牢人纷纷逃往保山避难。

公元937年，原南诏国通海节度使段思平平定洱海地区乱局，建立“大理国”，继承了南诏国的遗产，仍在保山设永昌节度（后改永昌府）。

唐宋时期,滇缅印贸易的交易物资中,各种珍宝异物仍有相当比例。

在“这一时期,云南对外贸易商贸关系遍及南亚、东南亚交通通达的区域,其中以缅甸、印度为主要伙伴，当时,取自缅印的商品主要有毡毯、缯布、真珠、金、贝、瑟瑟、琥珀,云南输往缅印的主要是丝织品以及金、银诸物。

”①（吴兴南:

《云南对外贸易》,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吴兴南前引书,第42页）但是,除了上述物资,南诏、大理时期,滇产的销印物资也逐渐增多。

这既是当时云南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结果,也是滇印间商贸交流的一个显著变化。

根据记载,当时销往印缅的滇产货物主要有马匹、犀牛皮制品、麝香、丝织品等。

南诏、大理国时期,云南畜牧业发展迅速,云南马曾作为重要物资被南诏大理商人输往缅印。

这种贸易曾一直延续到元代

公元738年，“蒙舍”（汉朝邪龙县、今巍山县）傣族（哀牢人）入主洱海盆地建立“蒙舍龙”（汉译“南诏国”）；公元762年，“蒙舍龙”（南诏国）统一澜沧江以西各部、设永昌节度。

[6] 

公元902年，“蒙舍龙”（南诏国）汉裔权臣郑买嗣杀死南诏王及南诏贵族八百余人，建立“大长和国”，洱海盆地陷入乱局；[6] 公元937年，前南诏国通海节度使段思平平定洱海地区乱局，建立“大理国”，继承南诏国的政治遗产，仍设永昌节度（后改永昌府

综合以上材料,南诏、大理国时期滇印商贸交流达到了一个历史性高潮。

滇印贸易作为当时云南对外贸易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对于云南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元时云南人张道宗在其《纪古滇说集》中记道:

“自唐进封之后,永昌诸郡、缅、暹罗、大秦皆西通之国,俱以奇珍、金宝、盐、棉、毡布、珲琚、巴贝岁进,于王不缺,于是渐有昌也。

”《旧唐书・张谏之传》说到永昌:

“西通大秦,南通交趾,奇珍异宝岁时不阙。

”云南的南诏国与印度境内大秦婆罗门、小婆罗门等国间的商贸往还,不仅使贸易品种、贸易数量大为增加,加快了滇印贸易的民间化进程,而且还促进了滇印通道上一些云南商贸城市的兴起,如阳苴咩（今大理）、永昌等

公元1253年，蒙古可汗忽必烈率军沿川藏边界南下灭大理国，先后平定大理国的八府、四郡、四镇、三十七部，在保山设永昌三千户，隶属大理上万户。

公元1274年（至元十一年），元朝设立云南等处行中书省（云南行省），撤销原来的万户、千户、百户等军事建置，改设路、府、州、县等行政机构，保山改设永昌府。

公元1291年（至元二十八年），元朝置大理金齿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管辖云南行省西部地区，都元帅府先是在大理、后移至保山。

公元1382年（洪武十五年），明朝击垮元朝在云南的残余势力，设立云南都指挥使司和云南承宣布政使司分别管理云南的军、政事务，先后在保山置金齿军民指挥使司、永昌军民府。

公元1524年（嘉靖三年），永昌改设县治时，因其名与安徽永昌县重名，于是将城内太保山中的“保山”借用为县名。

“保山”一名即始于此时。

清代设永昌府，领土府一，厅、县、土州、长官司各二及安抚司三，宣抚司五，是全省领州县级政区最多、设治也最复杂的府。

辛亥革命后，1913年废府置县，因为甘肃省金昌市下有一个县的名称叫永昌，所以易名保山，同时在其原辖地腾冲设腾越道，辖域相当于今保山、临沧、丽江、大理、德宏、怒江、迪庆7地州；1930年裁道设第一殖边督办署，辖12县、10行政区；1940年改设腾龙边区行政监督；1942年设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治所移保山；1948年改设第十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治所再移腾冲，辖4县、7设治局。

2000年12月30日，撤销保山地区和县级保山市，设立地级保山市。

原县级保山市改设隆阳区。

保山市辖隆阳区、施甸县、腾冲县、龙陵县、昌宁县。

2015年8月4日，《民政部关于同意云南省撤销腾冲县设立腾冲市的批复》（民函[2015]248号）：

经国务院批准，同意撤销腾冲县，设立县级腾冲市，腾冲市由云南省直辖，保山市代管

4.元明至清前期的滇印关系

公元1253年，蒙古可汗忽必烈率军沿川藏边界南下灭大理国，先后平定大理国的八府、四郡、四镇、三十七部，在保山设永昌三千户，隶属大理上万户；公元1274年，元朝建云南等处行中书省（云南行省），撤万户、千户、百户等军政合一辖区，设路、府、州、县等行政区，永昌三千户改为永昌州（后升级为府），隶属大理路；[7]  公元1286年，大理等处宣抚司、镇康茫施柔远等路宣抚司、镇西平缅麓川等路宣抚司合并为大理金齿等处宣抚司，治地在大理路永昌府；[7]  公元1291年，大理金齿等处宣抚司升为大理金齿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代云南行省管辖云南西部地区，治地仍在大理路永昌府。

[7] 

公元1312年，“勐卯”（瑞丽江河谷盆地）的傣族头人思汗法兼并周边地区、建立“勐卯弄”（麓川国）；[5]  公元1316年，“勐卯弄”（麓川国）向东扩张、占领永昌地；保山成为“勐卯弄”（麓川国）领土。

公元1355年，“勐卯弄”（麓川国）归附元朝、其控制区域置平缅宣慰司；保山属平缅宣慰司“勐掌”地。

公元1382年，明朝击垮云南的元朝势力置云南都指挥使司（军事机构），进入“勐卯弄”（平缅宣慰司）怒江以东领地设金齿卫指挥使司（军事机构）与永昌府（行政机构）；公元1384年，“勐卯弄”迫于压力归附明朝、其控制区域置麓川平缅宣慰司；公元1390年，明朝裁金齿卫指挥使司与永昌府，设金齿军民指挥使司、统辖金齿地（注：

“金齿”为大摆夷，“银齿”为小摆夷，今为傣族）军政事务；今保山境属金齿军民指挥使司。

公元1399年以后，明朝逐步“析麓川地”（使麓川平缅宣慰司仅剩今梁河南部、芒市、陇川、瑞丽及缅甸木姐、南坎等地）；公元1428年，麓川平缅宣慰司脱离明朝、恢复“勐卯弄”（麓川国）向周边扩张；公元1439年，“勐卯弄”（麓川国）击败明军，占领金齿军民指挥使司；今保山境属“勐卯弄”（麓川国）。

[5] 

公元1441年、公元1442年、公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