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类 常识解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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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类常识解析
用脚投票（以足投票理论）
所谓“用脚投票”，是指资本、人才、技术流向能够提供更加优越的公共服务的行政区域。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政策壁垒的消失，“用脚投票”挑选的是那些能够满足自身需求的环境，这会影响着政府的绩效，尤其是经济绩效。
它对各级各类行政主体的政府管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推动着政府管理的变革。
2009年9月，英国在医疗体制改革中打破原有的分区就诊制，允许公众“用脚投票”，即人们可以自由选择全科医生，远离那些服务质量不好的社区全科诊所。
这一改革将为英国医疗系统注入更多竞争机制。
用脚投票（Votingbyfoot/Votebyfoot）
用脚投票一词来源于股市，要理解用脚投票一词得先明白什么是用手投票。
用手投票：
在股份公司中，产权是明晰的，投资者以其投入资本的比重，参与公司的利润分配，享有所有者权益；以其股权比重，通过公司股东代表大会、董事会，参与公司的重要决策，其中包括选择经理层。
反之，投资者还拥有另一种选择权，即选择离开，理都不理你的“用脚投票”———卖掉其持有的公司股票。
现在通常用来比喻对某事的失望或抵触，从而选择离开或者放弃。
用脚投票，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蒂伯特（CharlesTiebout）提出的：
在人口流动不受限制、存在大量辖区政府、各辖区政府税收体制相同、辖区间无利益外溢、信息完备等假设条件下，由于各辖区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税负组合不尽相同，所以各地居民可以根据各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税负的组合，来自由选择那些最能满足自己偏好的地方定居。
居民们可以从不能满足其偏好的地区迁出，而迁入可以满足其偏好的地区居住。
形象地说，居民们通过“用脚投票”，在选择能满足其偏好的公共产品与税负的组合时，展现了其偏好并作出了选择哪个政府的决定。
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用脚投票这一词已经广泛的运用于其它的领域，但用脚投票追根表达的是人们对某事件、某现象、某局面不高兴了，不满意了，不答应了，选择“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2]
“用脚投票”的可能不仅使平民挺直了腰杆，更是他们自我价值及有权选择更好生活的无声宣言。
用脚投票理论的假设条件：
1、双重身份者能够充分流动，将流向那些能够更好地满足他们的既定偏好模式的社区。
2、双重身份者掌握收入-支出模式差异的完全信息，并能够对这些差异作出反应。
3、有许多社区可代双重身份者选择居住。
4、不考虑对就业机会的限制，假定所有人都靠股息来维持生活。
5、在各个社区之间，所提供的公共服务有存在外部经济或者外部不经济。
6、每一种社区服务模式都是由城市管理者根据该社区原有住房的偏好来设定的。
7、还没有达到最有规模的社区试图吸引新的居民，一次来降低平均成本；那些超过了最有规模的社区的做法则与此相反；而最优规模的社区则力图保持其人口总数量的不变。
投票悖论
投票悖论指的是在通过“多数原则”实现个人选择到集体选择的转换过程中所遇到的障碍或非传递性，这是阿罗的不可能定理衍生出的难题。
公共选择理论对投票行为的研究假设投票是那些其福利受到投票结果影响的人们进行的，投票行为的作用是将个人偏好转化为社会偏好。
在多数投票原则下，可能没有稳定一致的结果。
孔多塞悖论
十八世纪法国思想家孔多赛就提出了著名的“投票悖论”，也称做是“孔多塞悖论”：
假设甲乙丙三人，面对ABC三个备选方案，有如下图的偏好排序：
甲A>B>C
乙B>C>A
丙C>A>B
由于甲乙都认为B好于C，根据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社会也应认为B好于C；同样乙丙都认为C好于A，社会也应认为C好于A。
所以社会认为B好于A。
但是，甲丙都认为A好于B，所以出现矛盾。
投票悖论反映了直观上良好的民主机制潜在的不协调。
在得多数票获胜的规则下，每个人均按照他的偏好来投票。
大多数人是偏好x胜于y，同样大多数人也是偏好y胜于z。
按照逻辑上的一致性，这种偏好应当是可以传递的（transivity），即大多数人偏好x胜于z。
但实际上，大多数人偏好z胜于x。
因此，以投票的多数规则来确定社会或集体的选择会产生循环的结果，这就好像一只狗在追自己的尾巴，会没完没了地循环下去。
结果，在这些选择方案中，没有一个能够获得多数票而通过，这被称作“投票悖论”（thevotingparadox），它对所有的公共选择问题都是一种固有的难题，所有的公共选择规则都难以避开这种两难境地。
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肯尼思·阿罗，在他的《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1951）中，证明了著名的阿罗不可能性定理，把这个投票悖论形式化了。
在该书中，他运用数学工具把孔多塞的观念严格化和一般化了。
那么，能不能设计出一个消除循环投票，做出合理决策的投票方案呢？
阿罗证明
不存在同时满足如下四个基本公理的社会选择函数：
1）个人偏好的无限制性，即对一个社会可能存在的所有状态，逻辑上可能的个人偏好都不应当先验地被排除；
2）弱帕累托原则，
3）非相关目标独立性，即关于一对社会目标的社会偏好序不受其它目标偏好序变化的影响；
4）社会偏好的非独裁性。
简单地说，阿罗的不可能定理意味着，在通常情况下，当社会所有成员的偏好为已知时，不可能通过一定的方法从个人偏好次序得出社会偏好次序，不可能通过一定的程序准确地表达社会全体成员的个人偏好或者达到合意的公共决策。
投票悖论表明：
根本不存在一种能满足阿罗五个假设条件的社会选择原理。
解决投票悖论的方法是限制投票偏好，即将多峰偏好改为单峰偏好（是指个人在一组按某种标准（如数量大小）排列的备选方案中，有一个最为偏好的方案，而从这个方案向任何方面的游离，其偏好程度或效用都是递减的。
如果一个人具有双峰或多峰偏好，则他从最为偏好的方案游离开，其偏好程度或效用会下降，但之后会再上升。
如果所有的投票者的偏好都是单峰的，则不会出现投票悖论。
）
机会主义
机会主义，也称投机主义（Opportunism），就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就可以使用一切方法，突出的表现是不按规则办事，视规则为腐儒之论，其最高追求是实现自己的目标，以结果来衡量一切，而不重视过程，如果它有原则的话，那么它的最高原则就是成者王、败者寇这一条。
机会主义也可指工人运动或无产阶级政党内部出现的违背马克思主义根本原则的思潮、路线。
它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
机会主义有两种表现形式：
一是右倾机会主义，另一种是“左”倾机会主义。
机会主义行为就是一种损人利己的行为。
新制度经济学家威廉姆森认为，人们在经济活动中总是尽最大能力保护和增加自己的利益。
自私且不惜损人，只要有机会，就会损人利己。
损人利己的行为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在追求私利的时候，“附带地”损害了他人的利益，例如化工厂排出的废水污染了河流，另一类则纯粹是以损人利己为手段为自己谋利，如坑蒙拐骗、偷窃。
机会主义行为使各种社会经济活动处于混乱无序状态，造成资源极大浪费，给社会带来难以估计的损失，阻碍了社会的发展。
具体到管理活动中，机会主义行为会降低管理绩效，使管理目标难以达成。
产生原因编辑
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原因有多种。
但最根本的可归纳为以下两方面：
首先，机会主义行为源于人的逐利本性。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假设。
人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人，人们所从事的各种经济活动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
人们在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时，常常会走到机会主义上去。
会借助各种不正当的手段谋取自身利益，不惜损人利己。
理性选择
其次，信息不对称和人的有限理性给机会行为存在提供了活动空间。
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人是完全理性的。
由于人具有完全理性能洞察现在和未来，以说谎、欺骗和毁约来谋取私利的行为都无从得逞。
而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人是有限理性的，这种观点更贴近现实。
正因为人是有限理性的，他不可能对复杂和不确定的环境一览无余，不可能获得关于环境现在和将来变化的所有信息，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就可能利用某种有利的信息条件如信息不对称环境，向对方说谎和欺骗，或者利用某种有利的谈判地位背信弃义，要挟对方以谋取私利。
行为表现
行为命题
作为自利倾向的机会主义不同于一般的自利，区别在于：
自利行为受服从和遵守信用的约束，而机会主义不受此类约束。
机会主义是指信息的不完整的或受到歪曲的透露，尤其是指旨在造成信息方面的误导、歪曲、掩盖、搅乱或混淆的蓄意行为。
“它是造成信息不对称的实际条件或人为条件的原因，这种情况使得经济组织的问题大为复杂化了。
”个人效用函数的不一致和行为的外部性，有机会主义倾向的个人可以采取欺诈、威胁等不正当手段以谋利。
威廉姆森认为，由于某些交易的特殊性使交易双方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现象，掌握信息的一方可以通过偷懒、欺诈等手段获取个人利益。
不对称性信息为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了温床，而相应的收益则强化了个人的机会主义动机。
行为主义
机会主义说明人的本性中损人利己的一面是不可避免的，存在机会就会行动。
现实中，契约一方利用不对称的私人信息损害他人或组织以获取私利屡见不鲜。
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人在所有的时间都会以机会主义方式行事。
但是总有那么一些人在某些时间会采取这种行为方式。
问题在于，人们事先很难知道哪些人在什么时候会以何种具体方式采取机会主义行为，人的行为的不确定性使我们宁愿相信机会主义行为会随时发生。
行为影响
人的不完全理性使资源配置问题或效率问题被机会主义的行为加重了，市场交易活动因而变得十分复杂。
如果说有限理性制约了决策最优程度，机会主义则影响他人的最优决策。
不同利益的主体需求、信息及资源稀缺性的客观现实、交易中的人都有损人利己的动机，这些都不可避免地要增加交易与合作的谈判次数、增加合同条款、严格检查、监督合同的履行等，这直接关系到交易费用的大小。
其中，受到限制的理性思考与参数的不确定性是外生的干扰，人的机会主义和行为的不确定性乃内生的干扰。
如果前者我们还有可能计算出各种结果的分布概率，那么人的机会主义行为所导致结果的分布概率则无从测算。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行为的不确定性是真正的不确定。
可以设想，当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结合在一起时将会对交易与合作的效率带来怎样严重的影响。
价格机制不再作为有效解决协调和激励问题的唯一手段而起作用了，现实中的利益最大化、满足程度最大化只能有限地做到。
在信息不完备的条件下，使得契约的设计非常困难，效率与时间的损耗不可避免。
行为倾向
信息不对称引起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区分为事前机会主义行为和事后机会主义行为。
事前机会主义行为是指交易各方在签约时利用签约之前的信息不对称或隐蔽信息，交易的一方掌握着交易的某些特性，而另一方却在此无法观察或试验，“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如隐瞒信息扭曲信息以签订利己的合同，故意扭曲事实真相、迷惑他人和混水摸鱼。
在这种条件下，掌握私有信息的一方就会利用对方的无知为自己谋取利益。
这被称为“逆向选择”。
譬如，如果保险公司的保险费率提高时，健康者将不愿投保，而体弱多病者则积极参加人身保险。
如果雇主难以判断工人的能力，能力差的工人就会夸张自己的本领。
如果顾客无法鉴别质量，劣质产品就会冒充优质产品。
如果招工只取决于学历，拥有同等学历甚至假学历的人就会“滥竽充数”等等。
逆向选择表现在现代企业中，是指委托人无法识别潜在的代理人的条件秉赋时，越是劣质的潜在代理人越容易成为可能的代理人，导致劣者驱逐优者。
事后机会主义则是指交易各方在签约之后利用信息不对称与信息优势，通过减少自己的要素投入或采取机会主义行为，违背合同，钻制度、政策及合同的空子，采取隐蔽行动的方法以达到自我效用最大化而影响组织效率的道德因素，因为交易的一方因观察监督困难无法观察另一方的行为，或因成本太高根本无法监督对方的行为。
这通常被称作“道德风险”。
基于信息问题的两种机会主义行为，都造成了效率的损失。
一方想要识别另一方的隐蔽行动与隐蔽信息并不是不可能的，但需要在收集信息、进行检查和监督所需要的相应成本与所获得的相应收益之间进行权衡。
这种对检查监督活动本身成本收益的计量说明组织与合作中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会或多或少地始终存在。
“搭便车”行为
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形成了“集体行动的难题”，即“搭便车”，也称为免费乘车，这是公共选择理论中常用的术语，含义是即使个人未支付费用，他也享受到了团体所提供的服务，在协作性交易当中表现为个人某种形式的“偷懒”却获得相同的报酬。
当产出的物品带有集体物品或公共物品性质时，搭便车现象尤其严重。
个人理性造成了集体或合作方的外部负效应，使集团利益的激励不足，导致行为人的激励弱化，却为搭便车者提供了偷懒的激励。
“搭便车”行为在企业这样需要高度合作的集体行动中有特殊的表现。
丁伯根法则
丁伯根法则（Tinbergen’sRule）是由丁伯根（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提出的关于国家经济调节政策和经济调节目标之间关系的法则。
其基本内容是：
政策工具的数量或控制变量数至少要等于目标变量的数量；而且这些政策工具必须是相互独立（线性无关）的，不然就是无效的。
这一结论可以进行推广。
如果一个经济具有线性结构，决策者有N个目标，只要有至少N个线性无关的政策工具，就可以实现这N个目标。
对于开放经济而言，这一结论具有鲜明的政策含义：
只运用支出增减政策（我们假定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影响产出的效果一致）通过调节支出总量的途径同时实现内外均衡目标是不够的，必须寻找新的政策工具并进行合理配合。
丁伯根原则指出了应运用N种独立的工具进行配合来实现N个独立的政策目标，这一结论对于经济政策理论具有深远意义。
丁伯根原则对目标的实现过程具有如下特点:
一是假定各种政策工具可以供决策当局集中控制，从而通过各种工具的紧密配合实现政策目标;二是没有明确指出每种工具有无必要在调控中侧重于某一目标的实现。
这两个特点是不尽与实际情况符合的或者不能满足实际调控的需要。
形而上学
形而上学既指对世界本质的看法，也指片面的、孤立的、静止的思维方式。
马克思认为形而上学（metaphysics）是指与辩证法对立的，用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观察世界的思维方式。
它把事物看成是彼此孤立、绝对静止、固定不变的，看不到事物的相互联系，忘记了它的产生、消灭和运动以及点动的相对趋势，把变化仅仅归结为位置移动和单纯数量的增减，视为外力推动的结果，有似于物理学中的矢量（位移）。
由于反感教条主义的只讲形式，不究实质，黑格尔把形而上学作为与“辩证法”相对立的一种机械教条的研究方法来批判，因此形而上学也可以表示教条主义，指用孤立、静止、片面的眼光看世界，认为一切事物都孤立的永远不变的。
马克思沿用了黑格尔的这种定义。
在孙正聿的《哲学通论》中叙述如下：
人们通常是在两种不同的意义上使用“形而上学”这个概念：
其一，是在近似于“哲学”的意义使用这个概念。
在这个意义上，“形而上学”是一种追求和论证超验的“存在”即超越经验的关于世界的统一性原理的理论。
由于传统的思辨哲学家都把“哲学”视为关于超验的世界统一性的理论，所以他们也在这个意义上把“形而上学”视为哲学的同义词或代名词。
其二，是在与“辩证法”相对立的意义上使用“形而上学”这个概念。
在这个意义上，“形而上学”是指一种以否认矛盾的观点看待世界的哲学理论，是指一种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的思维方式。
刘易斯拐点
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达到瓶颈状态。
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在人口流动模型中提出。
与“刘易斯拐点”相对应的是“人口红利”，由于年轻人口数量增多形成的廉价劳动力，提供给经济发展相对便宜的要素价格。
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廉价劳动力是发展的一个重要要素，这一点，在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中也表现得较为明显。
而“刘易斯拐点”与“人口红利”之间似乎有一种正相关的关系，前者的显现，往往是“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一个前兆。
我们面临的“拐点”更多的是指“初级劳动力”领域，相对应的，以技师、技工为代表的“中级劳动力”数量却越来越不足（大学本科生以上的“高级劳动力”倒是在增加，但质量并不乐观），这更加加剧了未来发展的风险。
人口红利
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呈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
“红利”在很多情况下和“债务”是相对应的。
2013年1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相当长时期里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比上年减少345万人，这意味着人口红利趋于消失，导致未来中国经济要过一个“减速关”。
一国人口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在造成人口老龄化加速的
人口红利逐步衰竭中国经济增长减缓
同时，少儿抚养比例迅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将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于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人口经济学家称之为“人口红利”。
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就处在人口红利的阶段，每年供给的劳动力总量约为1000万，劳动人口比例较高，保证了经济增长中的劳动力需求。
由于人口老龄化高峰尚未到来，社会保障支出负担轻，财富积累速度比较快。
劳动力资源丰富和成本优势已经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和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
帕金森定律
帕金森定律（Parkinson'sLaw）是官僚主义或官僚主义现象的一种别称，被称为二十世纪西方文化三大发现之一。
也可称之为“官场病”、“组织麻痹病”或者“大企业病”，源于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诺斯古德·帕金森1958年出版的《帕金森定律》一书的标题。
帕金森定律常常被人们转载传诵，用来解释官场的形形色色。
帕金森在书中阐述了机构人员膨胀的原因及后果：
一个不称职的官员，可能有三条出路，第一是申请退职，把位子让给能干的人；第二是让一位能干的人来协助自己工作；第三是任用两个水平比自己更低的人当助手。
这第一条路是万万走不得的，因为那样会丧失许多权利；第二条路也不能走，因为那个能干的人会成为自己的对手；看来只有第三条路最适宜。
于是，两个平庸的助手分担了他的工作，他自己则高高在上发号施令，他们不会对自己的权利构成威胁。
两个助手既然无能，他们就上行下效，再为自己找两个更加无能的助手。
如此类推，就形成了一个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相互扯皮，效率低下的领导体系。
帕金森得出结论：
在行政管理中，行政机构会像金字塔一样不断增多，行政人员会不断膨胀，每个人都很忙，但组织效率越来越低下。
这条定律又被称为“金字塔上升”现象。
帕金森定律要发生作用，必须同时满足下面四个缺一不可条件：
第一：
必须要有一个组织，这个组织必须有其内部运作的活动方式，其
中管理要在这个组织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这样的组织很多，大的来讲，各种行政部门；小的来讲，只有一个老板和一个雇员的小公司，都存在着管理的组织。
第二：
寻找助手以达到自己目的的不称职的管理者本身不具有对权力的垄断性。
这就是说权力对这个管理者而言，可能会因为做错某件事情或者其他人事的原因而轻易丧失。
这个条件是不可少的，否则就不能解释何以要找两个不如自己的人做助手而不选择一个比自己强的人，这样也就不会产生“鲜花”插在“牛粪”上的现象。
第三：
这个管理者能力极其平庸，他在组织中的角色扮演不称职，如果称职就不必寻找助手，否则就不能解释他何以要找几个助手来协助。
第四：
这个组织一定是一个不断自我要求完善的组织，正因为如此，才能不断地吸收新人来补充管理队伍，也才能符合帕金森关于人员编制增长的公式。
可见帕金森定律，必须在一个拥有管理职能，不断追求完善的组织中，担负着和自身能力不相匹配的平庸的管理角色，且不具备权力垄断的人群中才起作用。
那么反弹琵琶，一个没有管理职能的组织，比如网络虚拟学术组织，兴趣小组之类，不存在帕金森定律阐释的可怕顽症。
一个不思进取，抱守陈规的组织，不必要引进新人，自然也没有帕金森定律的困扰。
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人，他不害怕别人攫取权力，也不会去找比他平庸的人做助手。
一个能够承担他的管理角色的人，没有必要找一个助手，也不存在帕金森定律的情况.
举例分析
西里尔．诺斯古德．帕金森所著的《帕金森定律》一书有个老太太寄明信片的故事。
帕金森发现，人做一件事所耗费的时间差别很大：
一位老太太要给侄女寄明信片，她用了1个小时找明信片，1个小时选择明信片，找侄女的地址又用了30分钟，1个多小时用来写祝词，决定去寄明信片时是否带雨伞，又用去20分钟。
做完这一切．老太太劳累不堪。
同样的事．一个工作特别忙的人可能花费5分钟在上班的途中就顺手做了。
帕金森认为，工作会自动占满一个人所有可用的时间。
如果一个人给自己安排了充裕的时间去完成一项工作，他就会放慢节奏或者增加其他项目以便用掉所有的时间。
工作膨胀出来的复杂性会使工作显得很重要，在这种时间弹性很大的环境中入并不会感到轻松。
相反会因为工作的拖沓、膨胀而苦闷、劳累，从而精疲力竭。
帕金森还发现，在一个组织中，机构和人员的增加并不完全来自现实工作的需要，而是有它自身的需要，有它自身的法则。
管理活动本身会制造工作，增加人手会制造出功能重叠、互相扯皮的管理体系，从而使工作目标不明确、不紧凑、进而导致工作效率低下。
这是帕金森定律中最著名的阐述，概括为：
“雇员的数量和实际工作量之间根本不存在任何联系。
”
帕金森举例说：
当官的A君感到工作很累很忙时，一定要找比他级别和能力都低的C先生和D先生当他的助手，把自己的工作分成两份分给C、D，自己掌握全面。
C和D还要互相制约，不能和自己竞争。
当C工作也累也忙时，A就要考虑给C配二名助手；为了平衡，也要给D配两名助手，于是一个人的工作就变成七个人干，A君的地位也随之抬高。
当然，七个人会给彼此制造许多工作，比如一份文件需要七个人共同起草圈阅，每个人的意见都要考虑、平衡，绝不能敷衍塞责，下属们产生了矛盾，他要想方设法解决；升级调任、会议出差、恋爱插足、工资住房、培养接班人……哪一项不需要认真研究，工作愈来愈忙，甚至七个人也不够了
至上而下，一级比一级庸人多，产生出机构臃肿的庞大管理机构。
由于对于一个组织而言，管理人员或多或少是注定要增长的。
那么这个帕金森定律，注定要起作用。
也就是有这样一个公式：
X=[100（2K^M+L）/yn]100%，其中K表示一个要求派助手从而达到个人目的人。
从这个人被任命一直到他退休，这期间的年龄差别用L来表示。
M是部门内部行文通气而耗费的劳动时数。
N是被管理的单位。
用这个公式求出的X就是每年需要补充的新职工人数。
数学家们当然懂得，要找出百分比只要用X乘100,再除以上一年的总数Y就可以了。
不论工作量有无变化，用这个公式求出来的得数总是处在5.17-6.56%之间。
显然，如此类推，就形成了一个机构重叠、人浮于事、互相扯皮、效率低下的领导体系。
马尔萨斯陷阱
在工业革命之后，大约经过了100多年的时间，西方人口生产上的“两高一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就逐步被“三低（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趋势所取代。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高死亡率的各种因素，是人口再生产与农业时代生存资料实现匹配的关键过程，马尔萨斯说战争、饥荒和瘟疫都是促使人口下降到与生存资料生产水平相适应的道路，人口数量要在某种方式和程度上与农业发展成比例的观点是一个内含的逻辑。
马尔萨斯提出两个级数的理论：
人口增长是按照几何级数增长的，而生存资料仅仅是按照算术级数增长的，多增加的人口总是要以某种方式被消灭掉，人口不能超出相应的农业发展水平就被人称为“马尔萨斯陷阱”。
科斯定理
科斯定理（Coasetheorem）由罗纳德·科斯（RonaldCoase）提出的一种观点，认为在某些条件下，经济的外部性或曰非效率可以通过当事人的谈判而得到纠正，从而达到社会效益最大化。
科斯本人从未将定理写成文字，而其他人如果试图将科斯定理写成文字，则无法避免表达偏差。
关于科斯定理，比较流行的说法是：
只要财产权是明确的，并且交易成本为零或者很小，那么，无论在开始时将财产权赋予谁，市场均衡的最终结果都是有效率的，实现资源配置的帕雷托最优。
内容
（一）在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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