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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论语》看孔子的礼学思想
重实践合道理体人情
——从《论语》看孔子的礼学思想
AnAnalysisonAnalectsofConfuciusanditsRelationwithConfucius’TheoryofRitesandEtiquette
摘要3
一、礼的特点4
（一）重实践4
（二）合道理7
（三）体人情8
二、仁为礼本10
三、礼的现代启示12
参考文献14
重实践合道理体人情
——从《论语》看孔子的礼学思想
【摘要】礼是孔子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立在孔子的仁学基础上的。
如果说仁是思想上的“道”，那礼则是行为上的“道”。
本文主要依据《论语》中的相关阐述，从孔子礼学思想的三个特点，即重实践、合道理、体人情这三点入手，旨在对孔子礼学思想的含义作出比较一个明确地阐述。
文章第二部分，主要是针对礼的根本——仁展开论述。
为了赋予本文以现实意义，本文还在最后一部分探讨了孔子礼学思想的局限性、以及在新形势下它所能发挥的作用和带给人们的启示。
【关键词】礼孔子论语实践道理人情
AnAnalysisonAnalectsofConfuciusanditsRelationwithConfucius’TheoryofRitesandEtiquette
【Abstract】RitesandEtiquette,whicharebasedonthetheoryofbenevolence,havebeenaninalienablepartinConfucius’doctrine.Ifbenevolenceiscountedastheguidanceofthethought,thenRitesandEtiquettecanbecalledastheguidanceofthebehavior.Accordingtotherecordsinthe‘Analectsofconfucius’,thisessayfocusedonthethreecharactersofRitesandEtiquette,thatarepractical,reasonableandsentimental,soastogiveaclearaccountofthedefinitionofconfucius’theoryofRitesandEtiquette.ByfocusingonthebackgroundinformationandtheexamplesofConfucius’struggletoguardtheRitesandEtiquette,thesecondpartoftheessaytriedtoexplainwhyConfuciususeRitesandEtiquettetocarryhisdoctrine.Inordertoimpartsomepracticalsensetotheessay,thelimitationsofConfucius’RitesandEtiquettetheorywerediscussedinthelastpart,aswellasitsenormousinfluenceinthenewageandtheinspirationbroughtbyit.
【KeyWords】RitesandEtiquetteConfuciusAnalectsofConfuciuspracticalreasonablesentimental
重实践合道理体人情
——从《论语》看孔子的礼学思想
一、礼的特点
虽然论语中提到礼的次数多达75处，但对于礼的含义却始终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
也就是说，论语中的礼，是一个多义字。
这一方面是因其高明博大，非一般的言语道说所能尽。
诸如《论语》中所提到的“孝、悌、让、恭、靖、宽、恕、忠”等等都可以属于礼的一端。
另一方面，又因其本质上属于行为体证的实理，绝非仅凭认识或思辨所能达致的。
在《论语》里，孔子谈论的，大多针对的是守礼给为人和为政带来的功用和益处，如“恭近于礼，远耻辱也。
”“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
”“克己复礼为仁。
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礼，则民易使也”。
以上所说的“弗畔”、“天下归仁”、“民敬、”“民易使”等都是守礼的好处。
此外孔子还对当时社会“礼崩乐坏”进行了猛烈的批评如“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
”，但却较少有对于礼是什么的解释。
虽然孔子在答林放问的时候，也曾谈到了礼之本的问题：
“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
”但这也未曾从正面回答礼是什么的问题。
所以，后人对《论语》中礼的理解，大都是在孔子“重礼精神”的基础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关于何为礼这个问题，虽然众说纷纭，但若从礼的意义去探究，大约可以分为重实践、合道理、体人情这三个特点。
第一、重实践。
礼者，是重于履行的。
《说文》训“礼”为“履”，就是阐明此种意义的。
在《礼记仲尼燕居》中，孔子在答子张问政时也曾说道：
“师尔以为必铺几筵，升降酌献酬酢，然后谓之礼乎？
尔以为必行缀兆，兴羽，作钟鼓，然后谓之乐乎？
言而履之，礼也。
行而乐之，乐也。
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
”由这段话可以看出，礼乐之道，不仅在于形式，而尤重精神，礼的精神，就是言而履之。
不仅限于空谈，尤其要实地地去做。
只说不做，不能算是礼。
其实自古以来，任何一种理论都离不开实践的本质。
一言以蔽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特别是当一种理论或思想承载起经世救国的重任时，它的实践的本质就显得尤其突出。
经过整理归纳，孔子礼思想的实践性，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
一是从祭祀活动中实践“礼”，二是在日常生活中实践“礼”。
大家可能对于在日常生活中以个人的一言一行实践礼的精神并不感到意外，但或许会奇怪，何以像祭祀这样涉及到天地鬼神此等难以考证的事物，且具有浓厚的宗教仪式色彩的祭祀活动也是对礼的实践呢？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孔子之所以对祭祀又表现出极大的恭敬和严肃，把祭祀与战事一起，并列为国之大事，是与其学派的延续性和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
《论语八佾》中说过这样一句话：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
吾从周。
”在孔子看来，周代的礼是由夏商两代之礼增建修订而成的，因此礼乐制度物美盛极，所以主张从周代的礼乐制度。
由于周人信鬼，故而以鬼神为祭祀主体的各种原始宗教活动在当时相当发达。
既然孔子推崇周礼，那些祭祀礼制在他的学说中自然也就占有相当大的分量。
《论语》中的《八佾篇》就是集中讲述庙堂和为政之礼的篇章。
其中，孔子既对“八佾舞于庭”、“三家者以雍彻”以及“去告朔之饩羊”这样的越礼的行为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又对各项祭祀活动给出了理论上的指导意见，即“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吾不与祭，如不祭。
”可以说，《八佾篇》对孔子的礼学精神给出了比较明确地阐述。
之所以说祭祀活动有着实践的特质，是基于孔子对祭祀目的的认识。
传统的中国人通常有着宿命的观念，认为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主宰着人的生死，仅凭个人的力量，无法与之抗衡。
鬼神、死亡、祭祀这三者之间是有着必然的联系的。
出于对死亡的恐惧，对生的眷恋，所以人们才参与祭祀活动。
希望通过祭品、歌舞的形式，取悦于神明，以求得此生的太平，延缓死亡的降临。
而祭祀的对象，又不外乎鬼与神这两类。
当然，孔子并不否认天命的存在，他在弟子颜渊死后就曾捶胸顿足，大呼：
“天丧予！
天丧予！
”但是比之常人出于对鬼神的敬畏而从事祭祀活动，孔子多看到了一点，那就是祭祀所发挥的巨大社会功用。
首先从道德实践的角度来说，孔子洞悉祭祀这种神圣仪式有着一种宗教般的力量，其非凡的程度非世俗力量可以比拟的，那就是教化的力量。
从积极的一面看，“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
”诚敬的祭祀，乃是将对父母的孝心推及鬼神，是孝道的扩大，是仁心的延伸。
参加祭祀活动，就是将关注的目光从自己和家人身边移开，投向自身以外的世界。
将原先仅是对自己父母的爱，扩展到自己的先人，然后进一步推而广之到古代的贤君圣王，山川湖海。
在这样一个由小及大的层层推进中，个人得以摆脱以自我为中心的一己之私念，私心在祭祀中得到一种澄汰与纯化。
从另一个方面来讲，上达天庭，下至鬼神的祭祀活动，会在与祭者的心理上投下神秘的色彩，他们或是惮于鬼神的力量，或是慑于苍天的威严，不免要收敛自己的行为，以免遭到报应。
“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其实，不论是出于内心的向善，还是迫于外界的压力，祭祀都能达到它的教化作用。
此外，祭祀还有着明尊卑，分等级的作用。
与天、诸侯、卿大夫、士、庶人等政治等级并列，天神、山川神、祖先神、灶王神等也井然有序。
天子祭天，诸侯祭山川，卿大夫帮忙。
庶人则只能祭祀鬼神中最低等的小鬼了。
越过自己的身份祭祀高等鬼神，便是越礼。
因此，当“八佾舞于庭”、“三家者以雍彻”、“季氏旅于泰山”这样越礼的行为发生时，孔子便要痛心疾首，大呼：
大呼：
“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祭祀，在孔子看来，便是现世的政治生活的延续，若是在祭祀中大家都能各守本分的话，那么，在现实生活中，各诸侯卿大夫们，便也就能敬忠职守，对周天子誓死效忠了。
相反，若是诸侯大夫们祭祀中擅自动用周天子的礼节的话，那便是其狼子野心的显露。
所以，孔子拼命守卫的，不仅是礼，更可以说是周天子的权威。
是天下的大道。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
祭祀活动是对人伦常理的实践。
通过祭祀这样的一种带有宗教性质的神圣形式，在民众心中埋下了诸如仁、义、理、智、信这类的善念，从而达到了教化的目的。
此外，在祭祀活动中严守的等级制度，投射到日常生活中，也为世人划定了尊卑等级。
暂且不论这样森严的等级制度是否有利于社会的进步与技术的革新，但它确实为中国划定了一个长幼有别、尊卑有序的社会制度，而这样一种等级森严的社会制度一直延续了千年。
这不可不说是祭祀的一大重要实践。
除却隆重神圣的庙堂礼乐、森严的宗法制度此类有着具体形态的正式仪式或规章制度，孔子礼学思想的另一种重要的实践途径便是日常生活。
礼的特质，从某些方面来说，很像是初春时节的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在无形中渗透在衣食住行的点点滴滴中。
在为人处事方面，孔子说：
“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
虽之夷狄，不可弃也。
”此处的“居处恭，执事敬”便是循礼。
仲弓问仁。
子曰：
“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在邦无怨，在家无怨。
”“如见大宾”、“如承大祭”亦是恭敬循礼。
正所谓“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在孔子眼中，一个仁者的举手投足之间必定是散发着“礼”的气息，他应该把内容的质，如美好的品德、思想、智慧和知识等内在的精神与形式的文，即外在的仪表、风度等外在的形象，完美的结合为一体，不可有所偏颇。
孔子的言行举止，在《论语》里也有相关的纪录：
“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
”“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誾誾如也。
君在，踧踖如也。
与与如也。
”“君召使摈，色勃如也，足躩如也。
揖所与立，左右手。
衣前后，襜如也。
趋进，翼如也。
”很明显，孔子是个谨言慎行的人。
无论是在乡里还是在朝堂上，孔子的言貌都信实慎慎，在朝上与同僚的应对进退，会因身份的不同而调整交谈方式。
在朝堂上接见宾客，态度也显得端庄恭敬。
虽然孔子的言行举止，并不值得今人依样画葫芦似的一一模仿，毕竟时代不同了，相信现在很少有人会穿着左右袖子长短不一样的葛布单衣，对着上司领导缩头缩脑，唯唯诺诺，大气也不敢喘一声。
因为那样做是不可时宜的。
但是《论语·乡党篇》并没有因为社会风俗的变化而失去它的意义。
就好像孔子所说的：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
吾从周。
”虽然礼的具体外在形式一直都未曾停止过它的变化，但是礼的精神一直都贯穿始终。
夏商二代的精神延续到周代，这是周礼“郁郁乎文哉”的原因。
同样的道理，将孔子与这个两千年后的世界联系起来的纽带，也正是礼的本质。
所以，虽然孔子的衣着举止不足模仿，但是孔子尚礼、实践礼的的精神，值得我们的关注。
第二、合道理。
“礼者，理也”。
礼所实践的为何？
那就是合于道理。
《白虎通情性》篇云：
“礼者，履也。
履道成文也。
”说的是：
实践道理，而形成仪文，就叫作礼。
礼的仪文必须合于道理，故前人训“礼”为“理”。
这其中包含了两方面的意思。
一、礼是一种行为规范，但只有合乎情理的行为规范才是礼。
中国古代有一套完备、森严的宗法制度，其中提倡的仁、义、礼、智、信的观念固然应当提倡，但是那些不提合乎情理，甚至是不近人情的遗风陋俗，决不应该把它们作为礼的精髓而原封不动的保留下来。
在我们作出取舍的时候，应当把过去的那些礼制在情理的审判台上审一遍，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这从一定程度上也是礼的时代性的一种体现。
二、礼的内在精神是合于情理，所以，礼绝非仅是停留在制度和仪式层面，而是化身于点滴行为之中。
个人应当以礼自律，以求自己的行为和于情理。
现在的人只是从婚丧祭祀等各种仪式节目中讲求“礼”，却不问自己的行为是否合于礼，这可谓是不得礼的真谛。
其实孔子在建立和发展他的理论之初，就已经注意到理论学说要“合乎道理”。
这一点我们从他对周礼的“损益”上面就可看出。
虽然孔子认为周“郁郁乎文哉”，对周礼推崇备至，但他也并未照单全收，而是有所损益，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例如，周礼规定：
“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
”但是孔子却提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这正是把“礼”下到“庶人”身上的政治主张。
他反复告诫人们要“立于礼”，把“礼”作为德行的准则。
此外，周礼还规定“学在官府”，“国之贵游子弟与焉”。
可是孔子却打破了这种局面，自己创办私学，实行“有教无类”的主张，提出“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
”可以说，孔子对于向民间传播文化，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在社会制度方面，周礼规定了“亲亲尊尊”的宗法制度以及等级世袭制。
然而，孔子的教育方针和人才观中却透露出“唯贤才是举”和“学而优则仕”的思想。
也就是说，在孔子看来整个社会等级虽在整体上保持着尊卑有别的格局（从他的祭祀观中可以看出），但是他也承认各等级之间局部的流动性，即下等级的人可以通过学习或是展现杰出的个人才华这些途径加入到统治阶级的行列中来。
虽说孔子的这些理论仍然有着时代的局限性，但是他对周礼所作的诸多“损益”，可以算是对“礼者，理也。
”这句话的有力体证。
关于孔子“礼”思想合道理这一特点，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即各种礼法和成文典章制度必须符合道理，也就是说，必须适合于情理，有理可循的。
否则的话，即使是出于上层阶级的意志，下面的百姓也无遵守的必要。
在之后对孔子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和补充的过程中，孟子提出了这样的主张：
“君子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
其实原文还有“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在他看来，君臣是以义和。
君臣之间要以礼相待。
在上位的人，不能凭借个人的权位，颐指气使臣下。
“上对下有利，下对上有敬。
上对下无礼，下对上亦不必敬。
”你要臣下怎样尊敬你，你就得以什么礼对待他们。
同样的道理，在当今民主的趋势下，主席、总理、地方长官都是有人么选举产生的，只是所管辖的领域与事物的大小有不同而已。
其人格地位是相同的。
若是为政者以为要求下面的群众恭敬良顺，至于自己，则摆出一幅高高在上，不可侵犯的样子，纵使反映民意的善意箴言必以为忤逆而扣上“以下犯上”的罪名，长此以往，必将造成上下隔阂，彼此交恶的局面。
这实非百姓之福，亦非为政者应有的态度。
第三、体人情。
《淮南子齐俗训》说道：
“礼者，体也。
”又云：
“礼者，体情制文者也。
”将“礼”理解为“体”，其意义就是一切仪文节目的制定，皆要是体于人情的。
此处的情，指的是个人的情感。
也就是说，礼须是个人情感的真实流露，是情感的外化体现。
因为只有体于人情，才能引导人们走上正轨，不至于流于歧途为非作歹。
“礼本与人情，情生而礼随之。
”在先有情，还是先有礼的问题上。
古人一直都赞成前者的。
在他们看来，远古时期民风淳朴，尚未形成礼制，有的只是家庭成员之间的感情。
但正是这种父母对子女的关爱、夫妻时间的爱情，萌发了诸如冠礼、婚礼之类的礼制。
而对于已逝亲人的追慕之情，又是丧祭之礼的产生基础。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吾不与祭，如不祭。
”孔子的这句话，正是很好地概括了礼体人情的内涵。
关于礼之本的问题，孔子在答林放问的时候给出过解释：
“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
”在孔子看来，礼的基本精神来自内心地感受，是追思亡者的真实心情。
在《礼记·乐记》中提到：
“中正无邪，礼之质也。
壮敬恭顺，礼之制也。
”此处将礼的本质认定为心中中正无邪，也是从内心地感受出发的。
由此可见，在孔子的思想中，仁从一定意义上看，是一种内在与主体的深层道德意识——良心。
它包含并显示着主体的道德涵养，而礼在某种意义上则可视为这种意义的外在展现。
内在道德仁正是通过里这一外在形式对主体在现实世界中的行为进行规范的。
在孔子那里，礼并不只是一种徒具外表的形式，真正的礼应该是发自内心的。
所以他才会说：
“人而不仁，如礼何？
人而不仁，如乐何？
”“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
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没有内心的真实感情，礼乐只是空洞的形式。
虽然孔子极其地注重祭祀，但本着“礼”旨在“体人情”的原则，他并不以奢华隆重荣为上。
“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
”礼的本质不不在于外相的排场，它是应当是来自于内心地感受，是追思亡者的真实心情。
现在很多人质疑儒家的“父母之丧，子女守孝三年”这种说法，如为这不过是应询守旧。
亡者已矣，何必又要拖累生者呢？
孔子对此的解释是：
子女为父母守丧，是基于内心的不安。
因为小孩子出生三年才能脱离父母的怀抱，子女有感于父母之恩，故服丧三年已安其心。
所以我们大可以这么认为，服丧这种礼制，不过是一种形式，并不是为了要做给别人看，而是有感于父母对自己的恩情。
至于服丧期的长短，则可因人而异，若是感情深厚的，多服几年也无妨，若是感情浅薄的，大可不必装出一幅孝子贤孙的模样。
有一句话很能概括此处的情景，那就是“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吾不与祭，如不祭。
”儒家的中心，是为了提升人性道德，可惜的是，我们现在遵循很多礼，却使得虚伪的那面扩大了，我们总在很多情况下作给别人看，既是自欺也是欺人。
由此导致了人心一天比一天骄戾，徒令很多的仪轨变成虚伪的形式。
二、仁为礼本
周人尚礼，周代的基本精神是“礼”。
“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
”在周代，礼处于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是“天之经”，是“地之义”，是不容置疑的“民之行”。
总之，它是一切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道德生活的灵魂。
所谓“天有十日，人有十等，各有分亲，皆由等意。
”周礼的核心是社会等级制度，它规定了人在社会中很久不变的地位。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
吾从周。
”在当时，孔子寄希望予相对和美的周礼，并以此为基础开创一个太平盛世，所以他自然就成了周礼的维护者。
但是作为一个熟解历史的思想家，孔子不会看不到这样一个事实：
以周礼之完备何以走到“礼崩乐坏”的地步？
若是孔子想要创立新的礼乐制度，这是他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同时，这一置疑又牵扯到问题的另一面：
立于礼，礼又依何而立呢？
在一番沉思之后，孔子为“礼”找到了依托，那就是“仁”。
正如前文中提到的那样，孔子对周礼的继承是有所损益的，其中最关键的一点便是在其中加入了“仁”的内核。
但是，在他的学说体系中，“仁”处于核心地位，它取代了周代“礼”的至高无上地位，使传统的“礼”成为表达“仁”，实践仁的礼仪或形式。
《论语八佾》篇子夏和孔子有一段对话，很好地反映了孔子对“礼”与仁的关系的看法：
子夏问曰：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
’何谓也？
”子曰：
“绘事后素。
”曰：
“礼后乎？
”子曰：
“起予者商也！
始可与言诗已矣。
”
一个人如果没有了内在的仁人之心，那么外在的礼就显得无所依附，无从表现，就像画画而没有底子一样。
因此，仁是礼的灵魂，礼则是仁的外在形式。
正所谓：
“人而不仁，如礼何？
人而不仁，如乐何？
”
明确了“仁为礼本”这一原则，我们不难发现，其实重实践、合道理、体人情，礼的这三个特点归根到底，其实反映的是“仁”的本质。
在下文中，我就将具体阐述透过孔子礼学的这三个特点中折射出的仁学光芒。
在前文中已经提到，仁是礼的根本，那么，仁的根本又可以归结到哪一点呢？
在《学而》篇中孔子说到：
““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一旦将仁之本用孝悌来诠释，立即就体现了仁的两个特点——体人情、重实践。
如果说“礼”是具体的操作性的规范准则，那么“仁”与之相比，未免就显得抽象与玄妙。
仁的意义广博，我们可以用人释仁，用忠恕释仁，用克己复礼释仁，但这种种都不如孝悌之道来的实在。
谁人不是父母生养的，因此孝悌之道作为人伦的基础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一旦将深奥的“仁道”用“孝敬父母，友爱兄弟”这种人人都能做，人人都会做的浅显的道理来诠释，那么民众自然也就找到了实践“仁道”的着手之处。
也许孔子觉得仅是规定一个孝悌的大方向还不够，他又提出了诸如“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
”这样更为具体的要求，旨在为人们的实践提供理论的参照。
用孝悌释仁反映的另一层思想就是作为普遍之爱的“仁”应当像孝悌那样以内在感情为根据。
也就是说，“仁”体现的应当是人世间的情感。
“今之孝者，是谓能养。
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子夏问孝。
孔子回答说：
“色难。
在孔子看来，孝不仅是在形式上做到侍奉供养父母，真正的孝是已经爱父母的情感为内涵，因为出自这样的情感，在侍奉父母之时就会流露出喜悦的容色。
所以以孝悌为仁之本，就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普遍仁爱应以自然感情为基础。
孝悌为仁之本，体现了孔子礼仁思想的人情原则是与实践原则相融的。
孝悌作为一种血缘关系，具有人情性。
孝悌的感情内涵是由实践仁的具体行动激发的。
因此，把血亲之爱提升为普遍的爱人之仁并在实践中，是人情的实践化。
而在实践的过程中处处以人情为考量和参照则是实践的人情化。
这就充分反映了实践原则与人情原则的交融。
同样的道理，礼只能以仁为内核，按照人的原则来制定，一切不符合仁的原则的礼仪礼法都应该在仁的框架内重新改制，因此一切现实的非人的规矩和刑罚都应当废止而代之以合理的仁爱的新约定。
这也就是孔子礼仁思想的第三条原则——合道理。
总而言之，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关于仁与礼的关系，仁是内在的，礼是外在的。
仁是决定性的，礼是从属性的。
仁是礼的内容，礼是仁的形式。
仁是礼的灵魂，礼是仁的表现。
三、礼的现代启示
中国向来以“礼仪之邦”自居，可以说，礼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之一。
但是，当源于殷商，隆于孔子之手的古老礼治经历了千年的风雨飘摇，走入了20世纪的时候，它的本质与内涵都不免发生了一些动摇和混淆。
“打倒孔家店”，“礼教吃人”，在近现代冒出的这种种对待孔子和他的礼学思想的否定和消极态度，既可以说是对孔子礼教思想的误读，也可以说是后人在继承孔子学说的过程中出现的偏差。
为了避免这些偏差的出现，我们不妨立足于孔子礼学重实践、合道理、体人情的这三个特点，在现实社会中为孔子的礼学思想找到一个合理的定位。
首先，从孔子礼学思想的的实践性和人情性的特点来看，孔子当初之所以周游列国而不见用，各国诸侯徒慕孔子之高义，却对他的学说束之高阁，除了孔子学说在这一阶段本身发展的不成熟之外，还与在实践礼学的过程中对主政者思想道德和人情人性方面的要求有关。
在实行“世卿世禄”制的春秋战国时期，对主政者的监督考核机制普遍缺失，这些当政者任由自己的情欲和贪念流淌，在他们心中承载的，只有对权力的利益的眷恋。
在这种情况下，孔子的主张不可能得以真正的实践。
但是，在当今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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