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主义与怎样可持续消费.docx

消费主义与怎样可持续消费.docx

《消费主义与怎样可持续消费.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消费主义与怎样可持续消费.docx（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消费主义与怎样可持续消费

消费主义与可持续消费

张杨波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

内容提要：

本文从对消费主义与可持续消费之间关系的讨论来关注可持续发展论题。

笔者在回顾了西方消费主义与可持续消费关系的历史经验之后，着重思考国家、市场与社会三方力量对消费主义在中国社会传播的促进作用，并指出可持续消费的顺利展开需要国家与社会双方力量的共同干预，尤其是政府在规范企业和引导社会观念方面的主要作用。

因为市场企业所遵循的工具理性逻辑很容易借助消费主义把人类社会引入到不可持续消费的道路上，而社会民众之间存在的“社会攀比”也会进一步加强消费主义与可持续消费之间的张力。

关键词：

消费主义、可持续消费、国家、市场、社会

一、问题的提出

可持续发展论题的提出是与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能力的不断提高紧密联系在一起。

这个话题的出现对我们来讲有两个重大启示，第一个启示是人类认识自然、改造环境的能力与以前相比已经非比寻常；第二个启示则是人类认识开始反思以往针对自然生态环境的行动，即我们应该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

可持续发展论题的提出有几个关键性的时刻。

1972年，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召开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这次会议重点讨论环境保护和资源利用问题，并通过《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

1981年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布朗发表《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首次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

1987年，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兰夫人发表《我们共同的未来》，指出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他们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

1992年，世界环境发展大会以可持续发展为指导方针制定并通过了《21世纪行动议程》和《里约宣言》等文件，该议程明确将不适当的消费模式和生产模式共同确定为环境恶化的原因（王宁2001：

290）。

事实上，以往关于可持续发展话题的讨论多是放在生产与发展方面，例如“可持续发展被定义为利用可更新的资源来促进经济增长，保护动物种类和生物的多样性。

并承诺保持空气、水和土地的清洁。

布伦特兰会议把可持续发展视为'满足当前的需要，也不危机下一代满足他们自己的需要'”（吉登斯2004：

777）。

与此相反，本文则是从消费的角度来重新审视这个重大话题，那就是消费主义与可持续消费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

两者之间是否可以相互协调而非互相冲突？

我这样做的目的不是说要忽视生产与发展方面，而是说如果能从消费方面来看，这或许会给我们更多的启示。

因为，消费模式不只是生产模式的接力棒，而是因为消费模式还会反过来影响生产模。

更重要的是，影响消费模式的因素除了生产模式，还有文化与社会各个方面的因素。

“消费模式直接受到生产的影响，这是明显的事实。

但是，从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消费模式这一事实可以看出，消费模式也收到文化的影响。

一定的消费模式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

而每一种消费模式都同一定的文化和价值观念有着内在的关系。

可以说，在一定的物质制约因素的条件下，消费模式是对一定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实践方式。

……现代西方的消费模式，实质上是对现代物质享乐主义和技术乐观主义的价值观念的实践方式”（王宁2001：

295）。

于是，我们关注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将从生产模式视角转变为消费模式视角。

图1：

关注可持续发展的两个视角

本文从消费主义与可持续消费关系的讨论来重新反思可持续发展话题，并不是说要反驳以往从生产模式方面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成果，而是要给读者一个更全面的内容。

本文的研究问题是，消费模式的变迁在各个时代对社会生活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消费主义在西方与中国的传播乃至盛行能否引导一种可持续消费？

在中国，国家-市场-社会三方在消费主义与可持续消费的关系上各有什么作为？

本文力图就以上问题逐一探讨。

二、消费主义与可持续消费：

西方国家的历史经验

关于可持续发展的讨论，笔者已经指出本文的视角是消费模式视角。

在正式讨论西方国家的历史经验之前，本文有必要介绍一下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关系，这种讨论将为本文的研究价值提供更坚实的基础。

不可否认，生产和消费是经济体系当中重要的两环，这不仅体现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产生之初（韦伯1996；桑巴特2005），而且还表现在当代经济生活的各个环节。

如果以往学者把自然生态的恶果归结为工业化的生产模式，那么这显然忽略了消费主义的消费模式方面。

其实，消费具有正反两个方面的结果，“消费指的是被人、组织或社会消耗的商品、服务、能量和资源。

它是一种有着积极与消极两面性的现象。

一方面。

世界消费水平的提高意味着人们的生活条件比过去更好。

消费与经济发展相联系：

当生活水准上升，人们能够拥有更多的食品、衣物、个人用品、休闲时间、假日、汽车等等。

另一方面，消费也可能带来负面的影响。

消费模式能够破坏环境的资源基础，还能使不平等模式进一步恶化”（吉登斯2004：

778）。

如果以往学者是关于生产领域的讨论，那么现在如果忽视消费生活领域，那么这显然是不够的。

关于消费主义起源的讨论，我们有必要进行一番回顾。

消费主义并不是古已有之，而是经历了一场几百年社会变迁的过程。

中世纪之前的西方社会强烈要求约束个人的欲望，而“文艺复兴运动大力主张物质欲望是人性的正常体现，倡导对物质和生理欲望进行满足的合法性，推行享乐主义的人生观。

可以说，这种价值观为现代消费模式的兴起奠定了某种价值基础。

现代消费模式实际上是享乐主义价值观和人生观在经济和生活领域的实践。

而现代化的生产模式或工业化为现代消费模式提供了对象、资料、手段和条件”（王宁2001：

295）。

伴随着工业革命进程的迅速展开，现代化工业的生产模式与消费主义的消费模式携手并进共同影响了西方普通民众在消费观念上的变迁。

大众文化的普及和大众购买能力的提高都为消费主义的盛行提供了前提条件。

王宁（2007）指出，“消费主义至少涉及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消费欲望的形成不再单独地由生物因素或经济因素所决定，而是涉及社会、文化等复杂因素；第二，欲望具有不断增长与膨胀的特点；第三，消费涉及对快乐体验和享乐价值的追求，这种快乐具有短暂性和易变性”（王宁2007：

2）。

因此，“现代生态和环境危机在某种程度上是现代享乐主义的物质消费模式和现代‘掠夺式’的物质生产模式双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也就是说，现代社会在‘无节制’的消费享乐主义和技术乐观主义的双重支配下，形成了一种在生态、能源或环境意义上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文明。

”（王宁2001：

297）。

关于可持续发展话题的讨论，之所以首先在西方社会引起高度关注，一个重要的条件便是西方的消费主义所导致的自然生态后果率先在这些国家产生，这种情况使得人类不得不审视以往的社会发展观。

尤其是在经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洗礼之后的西方民众，依靠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逐步产生出一种征服自然环境的盲目乐观心态，而二十世纪中后期出现的各种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则为人类社会敲响了警钟。

三、中国消费主义的成因：

三种理论视角

关于消费主义与可持续消费关系的讨论，国内学者大多认为建立可持续消费的关键在于批判消费主义（陈勇，李春燕2008；陈晖涛2007；屈锡华、李俊杰2006；香小敏2007；刁志萍2007）。

其实，消费主义已经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全面展开，甚至到了我们都无从察觉的地步。

“消费主义之所以在环境、生态和资源上造成了负面后果而能继续延续，也恰恰是由于某种消费生活方式被建构为‘正常的’和‘理所当然’的。

……正是因为具备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文化合法性’，消费主义才构成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

”（王宁2007：

2）。

但是，本文认为，关于消费主义的争论，首先是要对中国消费主义的成因做出合理解释，随后才能去讨论消费主义与可持续消费之间的关系。

对于中国消费主义成因的思考，学术界有三种理论视角，分别是“资本操纵论”、“社会攀比论”和“国家让渡论”。

前两种理论是西方学者针对西方经验提出的理论框架，这种解释在当代中国有一定解释力，但结合中国国情，“国家让渡论”才是关注消费主义在中国社会盛行的最佳视角（王宁2007）。

中国的国情显然与西方国家略有不同，尤其是中国在市场转型过程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

市场改革之前的中国并不具备消费主义盛行的条件，当时政府推行的更多是生产模式为主导的发展战略。

因此，在当时的情况下，大片大片的森林、牧场湖泊被改造为田地。

在经过若干年之后，我们以往对自然界的诸多改造已经造成诸多恶劣的后果，于是，国家最近几年推行的还耕为林、还耕为牧、还耕为渔的各项措施在逐步展开。

下文要讨论的是市场转型后的中国政府在消费主义观念产生的重要影响。

市场改革之前，中国并不存在消费主义观念。

首先，中国政府采取抑制消费和加大生产积累的政策；其次，政府实施的“统购统销”政策对城镇居民的基本消费品采取限量供应政策；再次，政府在舆论上宣扬艰苦奋斗和勤俭节约的精神；最后，政府在个人工资收入实行的平均主义制度客观上杜绝了人们在消费水平上相互攀比的条件（王宁2007）。

伴随市场改革的深入进行，政府通过放开消费品领域和提高个人的工资收入水平，加之西方消费观念的介入，消费主义在中国产生并得以广泛传播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陈昕2003）。

其实，关于消费主义的成因，戴慧思等人所著的《中国城市的消费革命》就是以国家—社会分析框架来表述中国城市消费革命产生的动因。

王宁（2007）则指出，“消费主义是国家让渡的后果，是国家用其经济让渡换取居民政治让渡的产物，也是国家出于经济主义目标而借助经济政策对居民消费欲望加以刺激的结果。

很显然，要更全面地解释消费主义在中国的产生，‘资本操纵论’范式与‘社会攀比论’范式必须和‘国家让渡论’命题结合起来”（王宁2007：

6）。

因此，中国消费主义的成因如果按照发展顺利来分析的话，首先是国家在私人消费领域内的让渡为消费主义的传播提供了空间，接下来则是市场与广告的合谋共同操纵了社会大众的消费欲望，而社会领域内出现的炫耀性消费则进一步助长了消费主义。

三、中国消费主义与可持续消费：

国家、市场与社会

上文探讨了消费主义在西方国家的成因，并就消费主义在中国社会的传播给出了解释。

关于消费主义与可持续发展的讨论，我们仍然要从两个阶段来展开思路。

市场改革之前，国家、市场与社会合三为一，国家通过单位制度吸纳了市场与社会。

当时国家开展的是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方针，这种方针指导下的生产主义模式向自然环境进行掠夺，但在当时国家主导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下，我们并不会对可持续发展的话题给予更多的重视。

另外，消费主义观念也并不盛行，由于个人消费而导致的生态破坏并没有引起更大的后果。

伴随市场改革的深入进行，国家与市场的区分，国家与社会的分离，这些社会结构的转变为我们重新认识可持续发展话题，尤其是可持续消费论题提出了新的思路。

简而言之，国家推行的市场改革首先在消费领域进行了两种改革，一是私人消费品的商品化改革，这种改革遵循的合法性逻辑；二是集体消费品（教育、医疗和住房等）的商品化改革，这种改革遵循的是合理性逻辑（王宁2007）。

这种消费品的再商品化改革为消费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条件。

只有国家让渡了自己原先控制的领域，市场和社会的力量才能发挥作用。

于是，由市场理性主导的“资本操纵论”和社会主导的“社会攀比论”在消费主义的传播过程中才能推波助澜。

以上讨论只是强调了国家、市场和社会三方对消费主义的促进作用，即国家首先在民众消费领域退出，市场和社会进入这个消费领域才成为可能，同时市场领域内的资本与广告营销的合谋不断提高消费者的消费欲望，最终为消费主义的传播提供了基础，而社会领域内存在的“社会攀比”更多地演变为人与人之间在消费领域内的竞争，于是，国家、市场和社会三方的合力使得消费主义在中国登陆并传播开来。

如果这条逻辑成立的话，那么消费主义与可持续消费之间存在的矛盾就不可调和。

正如王宁指出的，消费享乐主义是导致环境危机的心理、文化和价值的根源，1）消费享乐主义使得人们相互竞争模仿，进而导致了抽象消费能力的逐步提高；2）消费享乐主义让消费者不断追逐流行产品，这种过程大大缩短了产品的社会寿命；3）消费享乐主义使得消费者过分重视产品的包装，造成大量资源浪费（王宁2001：

298-299）。

其实，以上讨论只涉及到问题的一个方面。

由于西方国家率先开展现代化建设，尤其是近代工业革命给西方民众带来了乐观前景，于是人类改造自然所带来的后果首先在西方国家发生。

另外，西方国家有着比较发达的市民社会，国家在社会事物中的力量并不如中国政府如此强大，而西方市民社会领域中的各种社会团体参与环境保护的行为就更为深入。

反观中国的现实情况，国家在私人消费领域内的让渡的确是消费主义在中国扎根、发展的重要条件，而市场和社会也只是在这个基础上才能为消费主义推波助澜。

消费主义与可持续消费之间的张力在中国能否得以缓减？

笔者认为仍然要从国家、市场与社会三个方面的互动展开分析。

首先，市场企业由于理性人的假说，总是希望以最小的成本来换取最大的利润，而企业赚取利润无非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外部成本社会化来降低企业的成本，二是通过与广告传媒联合起来，塑造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进而调动普通民众的消费欲望。

这种一降低一提高两个步骤足以让企业获得更多的市场利润。

但这个过程带来的直接后果有两个方面，一是企业在生产运营过程中所导致的外部成本（例如环境污染和恶化等）反而由社会来承担；二是企业与广告无形中调动了消费者的欲望，这种消费欲望往往超出了消费者的实际收入水平，例如当前社会中存在的炫耀性消费。

由此观之，如果我们希望由市场来解决这个张力，并不会奏效。

此时，国家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就值得关注，一是通过国家立法的形式来限制企业外部成本社会化，二是以各种行政命令措施加强对企业的管理，例如控制企业对商品的过度包装等；三是通过政治意识形态的塑造来影响民众的消费观念。

但是，国家力量始终有限，而社会就需要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作用。

这里的社会，“指的是与国家或国家的代理人相对应的民间领域，它由公民及公民自发形成的各种民间组织和社区组成”（周晓红2008：

155）。

社会一般包括以下基本特征：

个人本位，自治精神，公益观念，社团主义和法制原则等（黄杰2002；转引自周晓虹2008：

155）。

社会力量的介入更多是以社会团体的组织来展开，例如大量的绿色环境保护组织，保护藏羚羊组织等等，这些社会团体通过民众自发的行动来影响人们的消费观念，这种过程对于国家来讲则是一个有益的补充。

四、总结与讨论

关于消费主义与可持续消费关系的探讨，上文做了三个方面的探索。

首先，笔者从消费的角度讨论了消费主义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指出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提出与西方国家自文艺复兴以来出现的消费主义观念的盛行有密切联系，这种消费主义观念的盛行由于技术工业的高速发展而变得更加顺利。

有人指出“现代性的历程在某种意义上实际上是一个消费民主化和平民化的进程。

而这种消费的民主化和平民化是以现代工业和技术为物质基础的。

为了维护大众性的物质需求，现代工业和技术专注于源源不断地创造财富，源源不断地向自然界进行‘掠夺’，同时源源不断地制造环境危机”（王宁2001：

302）。

直到二十世纪中叶，由于人类对自然生态的过渡开发使得环境受到极大破坏，这种破坏的后果反过来影响了人们的正常生活。

可持续发展话题首先在西方国家被提出来，而这个话题给人们所带来的提示逐步扩展到其它发展中国家，最终成为一个全球性论题。

其次，本文回顾了消费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三个理论视角，分别是“资本操纵论”、“社会攀比论”和“国家让渡论”，前两个视角是国外学者针对西方国家所提出的重要理论框架，而第三个视角则是国内学者王宁结合中国国情所提出的第三种理论解释。

关于中国消费主义成因的问题，笔者的立场是，“国家让渡论”使消费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了前提条件，而后面两种理论框架则使消费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更为迅速。

因此，三个理论框架反应的是消费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的三个不同阶段，各个阶段彼此联系，相互影响。

最后，关于消费主义与可持续消费关系的讨论，国家、市场与社会三方力量不只是对消费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有力的支持，更为关键的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消费主义对自然环境所导致的各种社会后果已经引起了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

因此，跨国社会团体或组织已经成为影响社会民众消费观念和促使社会民众采取行动的重要力量，而各国政府针对企业制定的相应法律法规则是国家影响消费主义的有力手段。

中国政府虽然在消费主义观念的传播过程中提供了正面影响，但伴随国际力量的影响，国家对于可持续消费方面的贡献更多是去通过立法来影响企业，而社会团体则是通过实际的社会行动让民众认识到消费主义与可持续消费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而避免消费主义对我们自然环境的进一步破坏。

参考文献;

1、安东尼，吉登斯（2004）《社会学》，赵旭东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陈昕（2003）《救赎与消费：

当代中国日常生活中的消费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

3、陈晖涛（2007）“可持续消费：

对消费主义的反省和矫正”，《广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第53页-56页。

4、陈勇、李春燕（2008）“建构可持续消费模式的原则与内容略论”，《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第11页-15页。

5、刁志萍（2007）“消费主义价值观与可持续消费方式的建构”，《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卷第3期，第80页-83页。

6、戴慧思、卢汉龙译著《中国城市的消费革命》，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

7、马克思，韦伯（德）（1996）《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三联书店出版社

8、桑巴特（德）（2005）《奢侈与资本主义》，王燕平，侯小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9、屈锡华、李俊杰（2006）“节约型社会与代际公平”，《社会科学研究》2006年第3期，第24页-27页。

10、王宁（2001）《消费社会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1、王宁（2007）“‘国家让渡论’：

有关中国消费主义成因的新命题”，《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第1页-7页。

12、王宁（2007）“消费制度、劳动激励与合法性资源——围绕城镇职工消费生活与劳动动机的制度安排及转型逻辑”，《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3期，第74页—98页。

13、香小敏（2007）“消费社会的危机与可持续消费模式的构建”，《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第61页-65页。

14、周晓虹（2008）“国家、市场与社会：

秦淮河污染治理的多维动因”，《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期，第143页-1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