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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作文之新概念作文第九届书
新概念作文第九届书
【篇一：
学霸孙宇晨高三一年】
高三一年，从三本到北大，我还是成功了！
2015-02-03
学霸说xuebashuo
几乎所有认识孙宇晨的人，都觉得他考入北大是个奇迹。
2007年2月，因获得新概念作文大赛以一等奖而参加北大自主招生面试，然而面试官甚至不知道他所读的惠州一中位于哪个省份，因为他所在的高中在他之前从未有人考入过北大。
2011年，他以北大历史系总分排名第一的成绩结束了4年的本科学业。
他有一篇很出名的文章叫《一道证明题》，学霸菌希望他所说的这道证明题能够在每个人身上都成立！
孙宇晨原本是理科生，但因物理成绩始终徘徊在二三十分间而不得不改学文科。
此后，他的成绩有所好转，但直到高三上学期结束时，仍然排在全年级100名开外。
大一时，他在《萌芽》杂志写下《一道论证题》，试图向人们证明“高中可以用一年的时间弥补任何的遗憾，只要你下定了决心”。
他在文末留下自己的通信地址，邀请中学生和他一道证明这道题目。
文章发表后两年多里，他收到了接近1万封信件。
2011年，他以北大历史系总分排名第一的成绩结束了4年的本科学业。
爱好文学，成绩稳居全班“倒数”前十
整个中学阶段，孙宇晨从来都不是老师和同学们眼中的“好学生”。
初中时他就读于一所寄宿制学校，他对3年初中生活的记忆，大多与网游有关。
为了玩网游，他常常装病回家休息，晚上趁父亲熟睡后溜去网吧，再在清晨父亲睡醒之前赶回家。
中考前他突然“觉醒”，用功学习了半年，跌跌撞撞地考入了惠州一中。
进入高中后，他对网游的热情骤减，因为他发现了新的兴趣点小说。
受在大学中文系任教的父亲影响，他接触了王小波的作品，并因此开始疯狂阅读各类小说。
他说：
“沉溺于小说的每个人都不可避免有一个引诱者，我的引诱者就是王小波。
”
在王小波“时代三部曲”的“引诱”之下，他整日沉浸于文学的世界中不可自拔。
他如此形容自己的高一生活“将课表里的中英数政史地全部改成小说或者是文学；整天待在图书馆不出来；考语文的时候，花半个小时做作文的题目，然后花两个小时写一篇3000字的作文交上去，然后就被打了个10
分；花一个星期的时间蹲在图书馆写实验小说，写好交给大家评判，只
要有一个人说不喜欢就烧掉，如果大家都喜欢就投稿，然后石沉大海；早上的早读全部改成诗歌朗诵，在全班嘈杂的背古文环境下，举起白话诗的大旗……”
与这种率性洒脱相伴随的，是考试成绩的红灯高挂。
这其实在所难免除了班主任的英语课不方便逃课外，其他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图书馆看小说。
全班48个人，他的成绩“稳居倒数前十”，老师们对他的期望是“保惠大（惠州大学）、冲汕大（汕头大学）”。
那时的孙宇晨认为，应试教育和文学理想是对立的，因为二者的根本性质不同，一个是以机械的速度训练为根本，一个要以才华为根本。
在他看来，接受“全面平庸”的应试教育近乎“奇耻大辱”，“有限的时间与精力无法覆盖诸多不擅长的学科，数学对于一个专于文史的人来说，真可谓是惨痛的悲剧。
”他因此而并不在乎考试成绩，即使全科挂红灯也无所谓，只是害怕让父母知道，“因为他们已经不好意思打我了，毕竟我已经长得比他们还高”。
必须面对应试教育的现实
他说，必须纵身跳入应试教育的河水中尽管也许会将棱角冲刷干净。
带着二三十分的数学、物理成绩，孙宇晨在高二时不得不选择转为文科生。
此时的他发现自己已不再像高一时那样不带任何功利性地“为了看书而看书”，而已经开始渴望得到别人的承认。
他坚信自己有着过人的才能，而身边的很多同学却“不知道这世界上除了做题还有何物”。
但现实却不断地给他挫败感，“400多分的成绩，我连自我安慰的理由都找不出”。
他觉得应试教育总有些使他“备感耻辱”的等级化仪式和细节：
按照学校规定，考试时的座位顺序要按照上次考试的排名依次排定，他所在班级的教室是第一考场，而他每次考试都要提着书包“灰头土脸”地挪至第三甚至第四考场。
一次考试时，他看到以往一直排在年级前五的同班女生也到了第三考场，他便有点幸灾乐祸地去讥讽她，但那个女生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
“我上次考试期间生病了，英语没考。
”
强烈的碰壁感使他开始考虑与常规的升学之路彻底决裂，他开始想办法给自己找一条出路，一条不是高考的出路。
那时的他觉得，参加高考是对应试教育的妥协，“是一种相当可耻的行为”。
他坚信自己的才华能让自己通过一条不用参加高考的路径，进入理想的大学。
带着极高的期望，他先后报名参加了第八届新概念作文大赛和北京大学的自主招生考试，结果却黯然落选。
这对他产生了极大的打击，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必须纵身跳入应试教育的河水中，尽管它也许会将我这块石头的棱角冲刷干净”。
他为自己定下五项要求：
第一是把所有与应试无关的书全部搬回家，只留下一本胡适的晚年谈话录；第二是绝对不进图书馆，所有课程一堂都不能缺；第三是收起对老师的爱憎，以获得应试的知识为目的；第四是保证晚自修的时间，3小时积极进行应试训练；第五是制定每天的计划，并严格完成。
带着450分左右的模拟考试成绩和上述五项对自己的要求，孙宇晨进入了高三。
他给自己偷偷定下冲刺目标：
中山大学，“极限的非分之想”，则是中国人民大学，王小波的母校。
一年，完成三本到北大的冲刺
孙宇晨执行五项要求的初始阶段，成效并不明显。
他觉得在应试教育体系之中，“坏学生”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比“好学生”更多的代价，“众所周知，这年头老师都不怎么愿意帮助后进生。
”但他觉得自己已经没有选择，“就像一个人临死的时候，他只想活，没有其他的目的了。
”在他看来，到了高三的冲刺期，方法已经是次要的，最关键的是态度和坚持。
渐渐地，他的成绩逼近了600分，但增长势头也就此放缓。
他的成绩在590分至600分之间徘徊了很久，他意识到，自己陷入了瓶颈期。
在广东省，600分左右的高考成绩将意味着他很有可能无法考上重点大学。
而就在此时，他获得了第九届新概念作文大赛的复试资格。
当时距离高考，还有6个月。
老师和父母都劝他不要去上海参加复试，因为这将让他缺课至少两周，对于一个成绩正处于瓶颈期亟须突破的高三学生而言，两个星期的意义似乎不言自明。
但孙宇晨觉得自己“理想主义开始重新萌动”，抛下所有顾虑，前往上海参加复试。
事实证明，他作出了正确的选择。
他顺利拿到一等奖，随后的高校见面会上，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程郁缀和招生办公室主任刘明利看中了他身上的理想主义，给予了他参加北大自主招生的资格，可在高考时于录取分数线下20分录取。
而这意味着，若想考入北大，他还需要在剩下的5个月内将成绩再提高50分。
此后令他感到神奇的是，他此前最头疼的英语，从参加完“新概念”后的第一次考试起就彻底冲破了瓶颈此前他的英语成绩从未上过100分，而自那次考试起，就从未下过110分。
而其他科目的成绩，也都在稳步提升。
他后来如此解释这种“完完全全的飞跃”：
每个人的潜能其实往往是被过低的自我预期所压抑，而过低的自我预期则源于外在制度压迫。
他觉得，应试教育的深层次问题在于分数崇拜，强调全面平庸。
“在应试教育话语体系中，所谓好学生皆是成绩好的，坏学生皆是成绩坏的，分数评价变成了道德价值判断，人格被分数体系不断否定，破罐子破摔也不足为奇了。
”在他看来，恰如其分的“新概念”一等奖肯定，是成功的关键性因素。
在他前进的脚步中，高考如期而至。
他最终以总分650分的出色成绩，成功完成了从三本向北大的冲刺。
在北大相对更加宽松自由的学习环境中，他如鱼得水。
他先习中文，后学历史，成绩稳居历史系第一。
他担任北大西学社社长，代表北大赴荷兰海牙参加世界模拟联合国大会，还曾获演讲十佳称号。
在那篇引来近万封回信的《一道论证题》的结尾，他如此写道：
“我相信自己的才华从来没有被应试教育的河水冲刷殆尽，而是我真正成功地挑战了应试教育。
最后，我仅仅有两点希望：
一是希望有理想的人不要向现实低头；二是希望大家一起帮我做这道题目，我希望它在你们每个人身上都成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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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二：
《一道论证题》——谨以此文,献给所有有理想的人】
《一道论证题》——谨以此文，献给所有有理想的人。
by孙宇晨
——谨以此文，献给所有有理想的人。
论证题：
高中可以用一年的时间弥补任何的遗憾，只要你下定了决心。
很遗憾，我不是那些某调查机构，有强大的财团支持。
我无法做广泛的调查，只能以我自己作为一个例子，来勉强说明问题。
高一的时候，我是一个理科生。
众所周知，学理科在中学阶段总比学文科要耗些脑子。
做理科的题目也不如看小说轻松。
这理所当然导致了一种倾向，在不在乎考试成绩的情况下，我宁愿选择小说，而不是选择做题。
当然，很多高中的学生还不知道除了做题还有何物，更不知道这世界上竟有小说可看。
沉溺于小说的每个人都不可避免有一个引诱者。
别人的引诱者我不知道，也没兴趣打听，因为我已经被引诱过一次了，而且下场不太好，我不想再被引诱了。
而且我还未满十八岁，在这个年龄之前，极容易再被引诱。
顺便说一句，我的引诱者是王小波。
下列的现象，我相信很多人会产生共鸣。
将课表里的中英数政史地全部改成小说或者是文学；整天呆在图书馆不出来；考语文的时候，花半个小时做除了作文的题目，然后花两个小时写一篇三千字的作文交上去，然后就被打了个十分（六十分制）；考历史的时候，遇到填空题，凡是要填反动派的，一律写上班主任的名字，凡是要填英雄一级的，类似于新文化运动的领袖等等，一律填上自己的名字就交卷；英语考试用中文答题；花一个星期的时间蹲在图书馆写实验小说，写好交给大家评判，只要有一个人不喜欢就烧掉，如果大家都喜欢就投稿，然后石沉大海；早上的早读全部改成诗歌朗诵，在全班嘈杂的背古文环境下，举起白话诗的大旗；喜欢历史，但是绝不听历史课；喜欢政治，但绝不看政治书；如果发现了全科挂红灯，自己无所谓，只是害怕让父母知道，因为他们已经不好意思打我了，毕竟我比他们还高；喜欢旁征博引，把《七缀集》和《管锥编》的事例记下来到处卖弄，因此作品没读多少，书名和作者记了不少；关心不了康德等人的学说（实在读不懂），就关心他们的轶事，再与朋友谈论康德的时候，俨然专家；和班上的其他差同学一样，敌视优等生但是却与他们除了这点毫无共同语言，当他们请我逃课，一起去上网的时候，拒绝，然后去图书馆；为了自己仅有的尊严，拼命读书，但也经常是简介书评，然后不懂装懂，到处与人谈论自己并没有读过的书。
上面的现象，并不是所有都是我做过的事情，只是某一种人的特征罢了。
可以说我的高一就这样无可挽回的过去了。
高二到了，你可以猜到，一个物理二十多分的理科生，一定会选择文科。
情况的确如此，而且我的高二在继续毫无挽回的流逝。
文科班的危机感没有那么强烈，除了数学仍然不懂以外，其他科考试的时候都是可以写一点的。
如果说高一的我从来没有任何功利性，只是为了看书而看书的话，高二的我已经开始渴望得到别人的承认，因为我认为自己的才华理应得到别人的承认。
再加上父母的劝告，我开始想办法给自己找一条出路，一条不是高考的出路。
参加高考，在我看来，不仅不可能，而且是对应试教育的妥协，是一种相当可耻的行为。
我积极准备，参加了第八届的新概念大赛。
聪明的读者你肯定也猜到了，我落选了。
当时我有一种很自负的感觉，我一直感到自己应该拥有两个荣誉。
一个是新概念的一等奖，一个是北京大学录取通知书。
因为我毫不羞愧的认为自己配的上这两个荣誉。
而毫无疑问是痴人说梦，连去上海的资格都没有，四百多分的成绩，我连自我安慰的理由都找不出。
高二新概念的落选对我的打击是相当的大，我原先的自欺欺人完全的破灭了，我一直相信自己可以走一条不是高考的路。
而如今这条路被明明白白的堵死了。
我不是傻瓜，我要思索自己的出路。
我未来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未来要干什么样的
事，我究竟有着什么样的理想。
这些问题被摆上了桌面，现实开始逼着我解剖自己。
应试教育和文学理想是对立的，我一直相信这个观点。
因为他们二者的根本性质是不同的。
一个是以机械的速度训练为根本，一个要以四溢的才华为根本。
尽管如此，我开始意识到自己必须纵身跳入应试教育的河水中，尽管它也许会将我这块石头的棱角冲刷干净。
我开始现实起来，我认识到理想主义，起码在高中根本不会给我出路。
我打算试试这条路，这条高考的路。
我可以给一组数据，我努力前的基本成绩，皆为150分制。
语文91，数学79，英语65，政治106，综合118，总分是459.而起码可以确定的是，北京大学的录取分数估计不会低于630分。
既然下定决心，就要开始付诸行动。
我的努力可以说是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高二到高三的上半学期。
付诸行动的第一件事是把所有与应试无关的书全部搬回家，我只留下一本胡适的晚年谈话录；第二件事是绝对不进图书馆了，所有课一堂都不能缺；第三件事是收起对老师的爱憎，以求应试的知识为目的；第四件事是保证晚自修的时间，三小时积极的进行应试训练；第五件事是制定每天的计划，完成。
一开始的成效是不明显的，英语的阻力尤其巨大，单词和语法是我最欠缺的两个方面，而且众所周知这年头的老师都不怎么喜欢帮助后进生。
但是我已经没有选择了，就像一个人临死的时候，他只想活，没有其他的目的了。
方法在我来看，也许是次要的关键是这种态度。
数学经过我的亲身实践，可以得出的方法就是做题，没做题就像文学不读书一样，说什么都是白费。
理解了理论之后，再做题来付诸实践，加强理论理解。
其实高中数学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循环套。
要说努力之后效果最明显的是语文和综合，因为我以前考试的态度不够好，综合都是很简单的基础知识，也没有认真复习。
如果这个阶段要有个小结，我只能说态度和坚持是最重要的。
还要有努力之后没有回报的准备。
这个阶段结束以后，成绩我可以给一组数据。
语文115，数学127，英语97，政治117，综合138，总分594，可以说有了些进步，可众说周知，分数越到后面进步越难，我在这个590到600的成绩阶段徘徊了很久。
我开始遇到了瓶颈。
按照这个成绩来看，重点大学在广东几乎是没有希望的。
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事。
我获得了参加第九届新概念的复赛资格。
老师和父母都劝我不要参加，因为还有6个月就要高考了。
而我的成绩正在瓶颈期需要突破，经不起这两个星期缺课的后果，其实我知道还有一个理由，他们并不相信我的才华，他们不相信我可以拿到一等奖，这时候只有我自己相信自己。
我的理想主义开始重新萌动，我只是渴望别人的承认，我打算不计代价的参加这次比赛。
到了上海之后，一切都已计划进行。
复赛的题目《从这里出发的旅程最远》很合我的胃口。
因为我一直认为理想主义者，尤其是一个文科理想主义者，本来就在走一条从这里出发路程最远的路。
他们在人类的智慧路上前行，吃力不讨好。
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有足够多的理想主义者倒下了，可是这并不能吓倒剩下的理想主义者，他们依旧在前赴后继。
我当然想成为他们的一员。
我的复赛文章大体在讲这一件事情。
也许评委老师被我的理想主义所感动，我侥幸拿到了一等奖。
随后的高校见面会上，北京大学程郁缀老师和招生办公室主任刘明利老师也许是看中了我的理想主义和一点点才华，给予了我参加自主招生的资格。
当我把高校回执交到李其纲老师手上，确认了自主招生资格的时候，我感到了一种支持，一种承认，我感到拥有理想，坚持理想不再是一件难事。
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都在理解，
支持着理想主义者。
我永远感谢他们。
回到惠州的我，成绩理所当然还是差得很远，尽管自主招生资格可以下调二十到三十分录取，就凭我现在的成绩，这是绝对不够的。
寒假结束的时候，离高考恰恰只有一百天。
我重新制定了复习计划，一百天满打满算的计划，一百天不回家。
为了更好的突破成绩，我将x科换成了我更擅长的历史。
在今后的学习中，集中突破英语。
也许是换了种心情的缘故，我的英语进步神速，从新概念回来的第一次英语考试，我从97分进步到了122分，名次进步了452名。
在自信和努力的陪伴下，随后通往高考的路是充实紧张而又愉快的我已经锁定了目标——北京大学，不用再为报志愿而徘徊。
当时的我是豁达的，我打算好大学只上北京大学，考不上就复读。
（广东高考为先填志愿后考试）后来到了北京大学，才知道这样豁达的人很多。
接下来的考试，我的成绩真的如芝麻开花一般，节节上涨。
606，615.5，630，646，656，等到广州二模，我的历史考出了142分，一个相当高的成绩。
在我前进的脚步声中，高考如期而至。
眼见着梦想即将实现，我高兴的一夜未眠。
6月28日是公布成绩的日子，我语文115，数学132，英语130，综合146，历史127，总分650.我很高兴自己实现了一次完完全全的飞跃。
以上的数据证明了一个小小的事实，刚才的论证题，起码在我身上，算是成立了。
到这里论证进入了尾声。
我相信自己的才华从来没有被应试教育的河水冲刷殆尽，而是我真正成功地挑战了应试教育。
最后，我仅仅有两点希望，一是希望有理想的人不要向现实低头。
二是希望大家一起帮我做这道题目，我希望它在你们每个人身上都成立。
如果它在你身上成立，非常希望你能写信告诉我。
我的地址是北京海淀区北京大学45乙栋328室，邮编100871。
让我们一起完成这道题目，如果人数足够多，就可以使它成为一般性的结论。
——看了这篇文章以后可以说是感慨万千哪?
?
虽然作者把自己的经历写得还算潇洒，不过我相信他一定也为自己的理想付出了很多的努力，才有了想要的结果。
所以，唉，自己身为一个高二的学生，离高考的硝烟还有一小段距离，但是压力却早已亲身体会过了，确实够呛啊，让人喘不过气来。
非常担忧，却又无可奈何。
作者很努力，也把握了眼前的机遇，最令我佩服的是他上了北大otl（对于作文只能拿到70%分数的人来说，新概念这种东西我还是不要去想的比较好）他做到了我想做却不一定能做到的事情，有志气有魄力，而且确实有才华。
“高中可以用一年的时间弥补任何的遗憾，只要你下定了决心。
”可是我的高中也只剩差不多一年而已了，而且遗憾颇多，我能在高三把所有失去的都补回来吗？
只有天知道。
此时此刻我什么都不敢说，希望2010年的这个时候，我能在一个我比较愿意呆着的地方，给作者寄去一份能增加此文可信度的论据。
2007年2月，他因获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而参加北大自主招生面试时，面试官甚至不知道他所就读的惠州一中位于哪个省份。
在这所在他之前从未有人考入过北大的学校里，他原本是理科生，但因物理成绩始终徘徊在二三十分间而不得不改学文科。
此后，他的成绩有所好转，但直到高三上学期结束时，仍然排在全年级100名开外。
大一时，他在《萌芽》杂志写下《一道论证题》，试图向人们证明“高中可以用一年的时间弥补任何的遗憾，只要你下定了决心”。
他在文末留下自己的通信地址，邀请中学生和他一道证明这道题目。
文章发表后两年多里，他收到了接近1万封信件。
而如今，他即将以北大历史系总分排名第一的成绩结束4年的本科学业。
沉浸于文学世界不可自拔成绩在全班稳居倒数前十
整个中学阶段，孙宇晨从来都不是老师和同学们眼中的“好学生”。
初中时他就读于一所寄宿制学校，他对3年初中生活的记忆，大多与网游有关。
为了玩网游，他常常装病回家休息，晚上趁父亲熟睡后溜去网吧，再在清晨父亲睡醒之前赶回家。
中考前他突然“觉醒”，用功学习了半年，跌跌撞撞地考入了惠州一中。
进入高中后，他对网游的热情骤减，因为他发现了新的兴趣点——小说。
受在大学中文系任教的父亲影响，他接触了王小波的作品，并因此开始疯狂阅读各类小说。
他说：
“沉溺于小说的每个人都不可避免有一个引诱者，我的引诱者就是王小波。
”
在王小波“时代三部曲”的“引诱”之下，他整日沉浸于文学的世界中不可自拔。
他如此形容自己的高一生活：
“将课表里的中英数政史地全部改成小说或者是文学；整天待在图书馆不出来；考语文的时候，花半个小时做作文的题目，然后花两个小时写一篇3000字的作文交上去，然后就被打了个10分；花一个星期的时间蹲在图书馆写实验小说，写好交给大家评判，只要有一个人说不喜欢就烧掉，如果大家都喜欢就投稿，然后石沉大海；早上的早读全部改成诗歌朗诵，在全班嘈杂的背古文环境下，举起白话诗的大旗?
?
”
与这种率性洒脱相伴随的，是考试成绩的红灯高挂。
这其实在所难免——除了班主任的英语课不方便逃课外，其他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图书馆看小说。
全班48个人，他的成绩“稳居倒数前十”，老师们对他的期望是“保惠大（惠州大学）、冲汕大（汕头大学）”。
那时的孙宇晨认为，应试教育和文学理想是对立的，因为二者的根本性质不同，一个是以机械的速度训练为根本，一个要以才华为根本。
在他看来，接受“全面平庸”的应试教育近乎“奇耻大辱”，“有限的时间与精力无法覆盖诸多不擅长的学科，数学对于一个专于文史的人来说，真可谓是惨痛的悲剧。
”他因此而并不在乎考试成绩，即使全科挂红灯也无所谓，只是害怕让父母知道，“因为他们已经不好意思打我了，毕竟我已经长得比他们还高”。
必须纵身跳入应试教育的河水中尽管也许会将棱角冲刷干净
带着二三十分的数学、物理成绩，孙宇晨在高二时不得不选择转为文科生。
此时的他发现自己已不再像高一时那样不带任何功利性地“为了看书而看书”，而已经开始渴望得到别人的承认。
他坚信自己有着过人的才能，而身边的很多同学却“不知道这世界上除了做题还有何物”。
但现实却不断地给他挫败感，“400多分的成绩，我连自我安慰的理由都找不出”。
他觉得应试教育总有些使他“备感耻辱”的等级化仪式和细节：
按照学校规定，考试时的座位顺序要按照上次考试的排名依次排定，他所在班级的教室是第一考场，而他每次考试
都要提着书包“灰头土脸”地挪至第三甚至第四考场。
一次考试时，他看到以往一直排在年级前五的同班女生也到了第三考场，他便有点幸灾乐祸地去讥讽她，但那个女生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
“我上次考试期间生病了，英语没考。
”
强烈的碰壁感使他开始考虑与常规的升学之路彻底决裂，他开始想办法给自己找一条出路，一条不是高考的出路。
那时的他觉得，参加高考是对应试教育的妥协，“是一种相当可耻的行为”。
他坚信自己的才华能让自己通过一条不用参加高考的路径，进入理想的大学。
带着极高的期望，他先后报名参加了第八届新概念作文大赛和北京大学的自主招生考试，结果却黯然落选。
这对他产生了极大的打击，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必须纵身跳入应试教育的河水中，尽管它也许会将我这块石头的棱角冲刷干净”。
他为自己定下五项要求：
第一是把所有与应试无关的书全部搬回家，只留下一本胡适的晚年谈话录；第二是绝对不进图书馆，所有课程一堂都不能缺；第三是收起对老师的爱憎，以获得应试的知识为目的；第四是保证晚自修的时间，3小时积极进行应试训练；第五是制定每天的计划，并严格完成。
带着450分左右的模拟考试成绩和上述五项对自己的要求，孙宇晨进入了高三。
他给自己偷偷定下冲刺目标：
中山大学，“极限的非分之想”，则是中国人民大学，王小波的母校。
一年时间成功完成从三本到北大的冲刺
孙宇晨执行五项要求的初始阶段，成效并不明显。
他觉得在应试教育体系之中，“坏学生”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比“好学生”更多的代价，“众所周知，这年头老师都不怎么愿意帮助后进生。
”但他觉得自己已经没有选择，“就像一个人临死的时候，他只想活，没有其他的目的了。
”在他看来，到了高三的冲刺期，方法已经是次要的，最关键的是态度和坚持。
渐渐地，他的成绩逼近了600分，但增长势头也就此放缓。
他的成绩在590分至600分之间徘徊了很久，他意识到，自己陷入了瓶颈期。
在广东省，600分左右的高考成绩将意味着他很有可能无法考上重点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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