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下岗纺织工人访谈录怀念金子般的上海纺织时代.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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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下岗纺织工人访谈录怀念金子般的上海纺织时代

上海下岗纺织工人访谈录:

怀念金子般的上海纺织时代

“中国最时髦的城市”——上海顶着这只漂亮帽子横跨了两个世纪,眼下它仍然当之无愧,但对上一辈的、再上一辈的人而言,它总少了点滋味。

因为他们怀念的是金子一般的上海纺织时代。

沿着苏州河,今天我们仍然能注意到几处厚重宽大的老仓库,它们现在一般都是前卫且艺术感充足的创意园区,但那都曾经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就开始机器轰鸣的、上海滩上最古老的纺织厂。

外地人来上海,总是要买几件衣服带回去。

凤凰旗袍、海螺衬衫,凡是“上海带来的衣服”就意味着时髦和高质量。

上海有最好的裁缝师傅,那时候不时兴讲什么“设计”,但一件衣服挂起来,有讲究的人一眼就能指出,这是上海货。

纺织业在上海,从洋务运动一路高歌猛进,在那些不同的年代里,一直都是城市的支柱产业。

但到了上世纪90年代,纺织业的光环开始慢慢被摘下了。

90年代初,上海纺织业进入了一个严重瓶颈期。

曾经辉煌先进的机器、技术,已经变得陈旧、落后。

资本投入无法收回,亏损——追加投资——再亏损,是当时难以克服的恶性循环。

数目巨大的纺织工人、更多的退休工人的工资福利,全由工厂自行承担,工厂不堪重负。

当时的情况是:

纺织业

劳动力严重过剩,工人们满足于计划经济下安逸的生活,变得有些“不思进取”。

“铁饭碗”一词足以证明人们思想观念的落后。

资金的漏洞、人才的匮乏。

这些改革滞后的国有企业,连年亏损,根本无法继续经营。

上海纺织业一度的辉煌让它占用了上海市区内大部分

的地皮,纺织厂占地面积大,但单位地皮带来的价值又很小。

纺织业生产带来的河流污染也十分严重。

为保护环境,上海市政府规定,上海的内环线范围内不再建厂,并下令整改被严重污染的苏州河。

曾经密集于苏州河畔的纺织厂必须退出,陆家嘴、肇嘉浜路等等如今繁华的商圈过去都是纺织工厂和仓库。

这个时侯,中国即将加入WTO,上海纺织业开始面对来自国际市场的压力。

劳动密集型的纺织业在这种竞争中显然不具有优势。

纺织业在最初一阵追加投资失败之后,纷纷开始减员、停产,然后就是卖地,最后关厂倒闭。

城市的改革需要穿上新衣,要有符合国际都市的美好环境。

高楼大厦、繁华商圈都需要土地。

当时政府对纺织业也提出了“关、停、并、转”。

一个巨人缓慢倒下,带来的震动是巨大的。

20世纪80年代,上海有大量从事纺织行业的人群,尤其以闸北区、闵行区为典型,几乎三分之一的人都在纺织业工作。

他们都是经历了社会动荡的一代,他们上有老下有小,没有其他的生

存技能。

他们突然被放逐了,“被迫”进入市场经济,他们恐惧、迷茫、不知所措。

55万的下岗职工给上海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如何分配劳动力,又如何培养新劳动力?

在保证市场经济顺利转轨的前提下,如何去落实“政策无情,操作有情”的口号?

那些下岗的纺织女工如何再就业?

一时间,“空嫂”、“巴嫂”、“房嫂”等等都涌现出来。

十几年间,在政府、纺织业老领导、媒体等各方的帮助下,55万下岗工人如今只剩下2万。

上海的阵痛也带来了纺织业别样的崛起。

上海本就不是产棉地,原料造成竞争力弱。

退出纺织业后,上海周边地区棉产地的纺织业开始兴隆。

纺织业走向民营化,上海则担负起了培养设计人才的重任,创意产业园区在苏州河畔兴起。

这是合理的分工合作,从经济角度来说,也是纺织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贝佳）

原上纺九厂厂长宋琴芳:

开厂难,关厂更难

宋琴芳:

上海纺织博物馆党支部书记原上海纺织九厂厂长

想离开,又舍不得

上海纺织九厂是当时上海纺织业中名声最响亮的一个。

它的历史很久,建于1878年。

洋务运动时期,由李鸿

章批示建立的。

它是上海第一个有“机械织布机”的纺织工厂。

20世纪90年代初,厂里有7500名纺织工人,还有退休工人8000人;80年代,上纺九厂每年上缴的税都可以再造一个九厂,下线有周围几百个小的织布、印染厂。

当时上海的发展口号是“三年一变样”。

是的,我们现在看到了城市每年都在发生巨大变化,新的六大支柱产业的迅猛发展。

这些都是纺织业退出上海支柱行业换来的。

从今天美丽的苏州河、各种特色的创意产业园区,到上海的标志东方明珠、2010年上海世博会,在过去都是纺织厂的领地。

上海从劳动密集型向服务行业转变所付出的代价中,最惨烈牺牲的正是上海纺织业。

1979年,经过10年下乡后的宋琴芳,进入上海纺织九厂,在它无比辉煌的时候,从一名工人到组长,一步步做到厂长。

她也是一年一年看着巨人的大起到大落。

在工厂困难的时候,她有很多机会可以离开,和其他人一样转岗、转业、转行。

可她说,“我是真的舍不得啊。

后来,我在领导岗位上了,想离开也离不开了。

有太多的事情要做,我要为大家、为工厂尽可能再做多一些,再多一些。

”

上纺九厂破产后,宋琴芳很长一段时间不愿意回顾过去。

有一段时间,她一概不接受记者关于90年代的采访,因为那时对于她来说只有四个字——“不堪回首”。

不改造是等死,改造是找死

“我进厂的时候,厂里有近10万纱锭、2万多线锭、1000多台布机、5200头的气流纺纱机。

我们厂的工人都很自豪自己是九厂的工人。

可到了后来,不是我们想倒闭,当时的情况就是,不改造是等死,改造是找死。

最初国家有补贴,投了些钱给我们。

可我们投入一块钱,在生产线转一圈,价值就只剩8毛钱了。

若再追加投资,就只有两条路:

一是银行贷款,二是员工集资。

员工在开始的时候都非常愿意出钱,她们对厂子有很深的感情。

我接手厂长位子的时候,面临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偿还2000万的职工集资款。

那时,许多印染厂、织布厂的流水线已经提前关闭,上海南部的徐家汇、肇嘉浜路的织布厂也早就关闭了。

他们也欠我们的钱,许多三角债无从讨起。

长时间下来,已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债务像雪球越滚越大。

到最后关厂的时候,我们已经欠了原来的公司近1个亿。

除了生产压力,还有员工的成本。

7500名员工和8000名退休工人的工资和福利,也像山一样压在工厂身上。

因为当时不像如今有较为健全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当时这些全部都由工厂自己出。

领导班子整整开了两天会,分析利弊。

我们在算,哪些产品肯定会亏,哪些还能盈利。

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关厂,反复算,反复算。

最后算下来,所有的产品都要亏本,再难

过,我们只能选择关厂。

”

开厂难,关厂更难

对于工厂领导们来说,工厂关闭,比工厂运行时的工作量要大了数倍。

工厂运行时,有着积累下来已经成熟的流程安排,一切运行有条不紊。

可关工厂,却整整花掉了十年时间。

从1996年中,上海纺织九厂停止生产,一直到2005年12月正式宣告破产。

工厂的废旧物资更是直到2006年才全部清理完。

“工厂关停后,有大量的纺织存货,还有清理资产——从固定资产机械设备到工厂食堂的锅碗瓢盆,这些物资能变现的我们都变现掉。

工厂那么大,清理工作量很大。

做了厂长才知道,那是真没办法。

厂一关,各条线方方面面都来讨债了,而我们自己也有专门的两个人去讨债。

”

“没有钱了,我们就卖地。

上海当年占地面积最大的就是纺织行业。

我们一块一块地卖地,卖一块地养一段时间。

现在纺织博物馆旁边的月星家居也是我们曾经的九厂,东方明珠有两只脚都站在曾经的纺织仓库上。

谁又能料到,如今房地产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可即使想到了,也没有办法。

不卖地,就撑不下去。

”

这些,还不是最麻烦的工作。

最为复杂的,是当时宋琴芳负责的帮助下岗工人转岗。

“当时的政策,调整无情,我们有情操作。

我们设立了

专门的‘安置办公室’,帮助下岗工人介绍工作、为她们做心理咨询。

当时纺织工人真是很可怜的,她们刚上完夜班,就全部坐在弄堂由值班长组织开会,会开完就去更衣室收拾,下岗。

值班长自己也下岗,却还要去安抚劝导工人。

她们都是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文化水平偏低。

最好的青春年华都在计划经济下度过,年纪大了却要去社会闯荡。

”

生是纺织厂的人,死是纺织厂的鬼

有个工人,厂子关了,仍然每天去工厂报到。

她只说,我生是申九（上海第九纺织厂）的人,死也是申九的鬼。

工厂关停,她就搬个小凳子坐在厂门口。

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到最后机器拆掉、厂房也拆掉。

宋琴芳骑着自行车,一家一家和别的企业谈,希望他们能够接受九厂工人的动力。

每到年底,她都要挨个去找企业领导。

恳请他们“裁员的时候不要裁我们纺织女工”,希望博取他们的同情,对她们多宽容一些。

“那时候也没有职介所,没有现在多种多样的找工作的办法。

她们只会来找领导。

我们要为那些纺织女工做培训,教她们如何面试,教她们基本的礼仪,教她们化妆。

其实都是很小的事情,但要改变习惯和观念,对她们来说很不容易。

比如纺织工厂出来的女工因为常年在机器旁,说话都很大声,我们要她们改变习惯。

有工人被推荐去做了公交售票员,按报站按钮还以为那就是操作电脑,她说那‘太难了’;还有

去梅龙镇广场保洁的,认为下过雨地面就不需要再冲刷,结果挨批要被开除……”

这些例子,宋琴芳能说上许多许多,但也有一些很不错的转岗,比如“空嫂”、“房嫂”。

“我们有个纺织女工,组织了一个‘永昌女子管弦乐队’。

在此之前,他们连五线谱都不识。

40来岁了却开始学吹打,每天都练到嘴吹肿,头吹晕。

演出服装买不起,就去拉赞助。

她们当时还管这个叫”化缘“。

后来她们成功了,经常被各企业和市里请去表演。

现在她们都退休了,也还会聚在一起偶尔参加老年活动表演一下。

吹奏只是娱乐了。

”

“我现在在纺织博物馆工作,也是希望能在纺织行业再出点力。

其实当时有55万下岗工人,如今剩下不到2万。

我们只能说,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外面的世界也很精彩。

”（贝佳）

纺织女工变空嫂:

15年来痛并快乐着

主动要求下岗做空嫂

吴尔愉出生在一个纺织世家。

她的祖父母、父母都在纺织行业工作,哥哥原来也是上海纺织大学的老师,从小耳闻目染的都是纺织业。

似乎是顺理成章的,在上世纪80年代初,吴尔愉也进入了纺织业。

在当时,能够进入纺织业可是很让人羡慕的事情。

那时的纺织厂,工资虽然不高,但福利非常好。

生病了,只要拿着医疗单去医院划账就行,自己完全不用付费;过年了,厂里分发的年货,多到自己都不需要再买;家里盖的鸭绒被、穿的鸭绒滑雪衫、用的锅碗瓢盆、甚至是住的房子,都是厂里发的。

整个厂里大家彼此之间没有攀比性,没有竞争性,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当时的生活:

安逸。

当大家开始下岗时,一下都慌了。

吴尔愉是幸运的。

当时上航的副总范宏喜先生表示希望可以放宽空乘的

年龄政策,能够帮助到部分下岗纺织女工。

本来空乘的招聘年龄限制应当是18-24岁的范围,在妇联、媒体和上航等多方促动下,1994年底上航开始招“空嫂”。

几项主要的招聘条件:

年龄在28-36周岁,必须已婚已育,同时对体型和视力等其他的要求比现在的要高。

其实,当时下岗这件事还没有落到吴尔愉的头上。

当年32岁的她在科室里是年纪最小的一个,按惯例也是干活最多的一个。

而一般每个科室会有一个名额留下,通常都会是最年轻能干活的。

但吴尔愉说,一来当时觉得上航的机会不错,自己可以去试试;二来,看看科室里其他人,她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面对的了下岗。

她们都是老三届,初中、高中生,顶替回沪的,农场过来的……下岗对于她们来说,就是没有饭吃。

吴尔愉想,更应该把位置留给别人。

吴尔愉很清楚,早走晚走都是一条路:

走。

起初,厂里领导找吴尔愉谈话,希望能够挽留。

但当时在旁的一位纺织系统领导说:

“算了,还是放她走吧。

你现在不放她走,她会恨你一辈子。

”这句话,吴尔愉一直记得。

在等待结果的三个月里,她拿着下岗工资,在工作岗位上坚持到最后一天才去了上航。

3个多月的等待是煎熬的,但显然对吴尔愉来说是值得的。

此次招聘,最终一共18位纺织工人转行成为了“空嫂”。

她们于1995年的3月8号。

一个特殊的日子,正式进入上航工作。

纺织工作经验助其顺利转型

“其实,在刚开始工作的时候。

每次被人问到,你是空嫂吧?

我的心都是被刺痛的。

”吴尔愉说,当时的压力除了来自社会,也来自行业内部,更不要提家庭了。

那时候社会上对纺织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