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桃花扇》的艺术特色大学论文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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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香君侯方域桃花扇艺术成就孔尚任杨龙友历史剧史可法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思想性

《桃花扇》采取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参考了许多文献资料，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达到高度统一。

作者《桃花扇小引》云：

“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时地，全无假借。

至于儿女钟情，宾客解嘲，虽稍有点染，然亦非乌有子虚之比。

”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成就具体表现为人物性格的丰富多彩、真实感人。

如李香君爱憎分明，忠贞坚强，头脑清醒，敢于斗争，成为我国戏曲舞台上最光辉的女性形象。

剧作描写出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复杂性，这是现实主义的重要特征。

在《桃花扇》中，侯朝宗政治上进步，有爱国热情，又有沉迷声色，儿女情长，软弱动摇的一面，显得血肉丰满。

柳敬亭豪爽侠义、机智果敢、幽默诙谐，表现了民间艺人的本色。

杨龙友正义善良，委曲求全只重友谊才情，政治上比较糊涂。

这些人物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概括了改朝换代的动乱时期现实社会的各种角色。

《桃花扇》具有卓绝精巧的艺术构思，“一生一旦为全本纲领”（《媚座》总批），以桃花扇这一特定道具贯穿始终，以男女主角爱情的悲欢离合来反映一代兴亡的历史事件，把爱情与历史形势紧密结合起来，突出了“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主题。

以歌女与文人来串联一代兴亡的历史，不太容易，不像《长生殿》写皇帝与美人的爱情那么方便。

《桃花扇》作者惨淡经营，匠心独造，在构思上下了大功夫，采取巧妙的方法，取得了成功。

这是因为侯朝宗是复社领袖人物，曾反对阉党，与权奸阮大铖进行斗争，又参加过史可法的幕府，不仅耳闻目睹，而且亲身经历了南明王朝的各种矛盾斗争。

李香君是秦淮名妓，多交接复社文人，了解复社文人的进步思想和爱国热情。

“复社诸人大都放情诗酒，交接名妓，象冒辟疆与董小宛、陈贞慧与李贞丽、杜浚之与郑妥娘、侯方域与李香君、钱谦益与柳如是、吴伟业与卞玉京、龚鼎孳与顾横波，等等，所谓名士风流，俨然成了社会风气。

”（黄天骥《孔尚任与桃花扇》，《文学评论》1980年1期）李香君既了解复社文人的爱国热情，又以歌妓身分牵连进南明朝廷的歌舞声色，这样就可以串联起一代兴亡的历史。

《桃花扇》发挥以信物为线索的传统叙事方式，以桃花扇作为串联故事的线索。

桃花扇在剧中多次出现，定情、拒嫁、寻人、合聚、归隐等场面均有桃花扇的见证。

桃花扇的道具包涵了深厚的意蕴：

首先，象征侯李爱情。

桃花扇本是侯方域与李香君用作定情信物的一柄白纱宫扇，后来经李香君鲜血点染才成为桃花扇，其基本意义就是象征两人生死不渝的爱情。

最终这对情侣历尽艰辛，在栖霞山相遇，本想重温旧梦，被道士张瑶星当头棒喝，两人猛然醒悟，双双归隐。

桃花扇完成了使命，被撕得粉碎，不复存在。

作家的苦心孤诣，一目了然。

其次，桃花扇表达对妇女命运的同情。

“桃花薄命，扇底飘零”，桃花比喻女性的薄命、不幸，这也是剧作的基本主题之一。

再次，象征主要人物李香君的性格。

李香君身材姣小可爱，绰号香扇坠。

为拒嫁田仰，她毅然以死明志，以头撞墙，血溅扇面，被在场的画家杨龙友描为艳丽的桃花，且添枝加叶，遂将一把单纯的定情诗扇加工成一把内涵丰富的桃花扇。

桃花扇象征其刚烈的性格、坚贞的爱情与反抗斗争精神。

最后，抒发家国兴亡之感。

孔尚任《桃花扇小识》云：

“人面耶？

桃花耶？

”唐诗人崔护诗云：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

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东风。

”此诗流露出强烈的物是人非之感。

作者借以抒发黍离之悲。

此外，桃花、桃树还用来影射批判权奸。

刘禹锡《再游玄都观》诗云：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种桃道士，原指排挤打击诗人的得势小人。

“问种桃道士，且不知归何处矣。

”可见，《桃花扇》又用桃树、桃花巧妙地影射剧作中的权奸马阮之流。

在语言上，《桃花扇》在运用了精致清丽的戏曲语言的同时，又在人物语言的个性化层面上达到相当的高度。

最近几年，《桃花扇》相关的研究论文及专著，主要从思想内容方面对其进行研究，较少专门谈到艺术特色，如专著《桃花扇底看南朝》和论文《一代红妆照汗青》等。

作为一部流芳百世的传奇，《桃花扇》在艺术处理方面有许多特色，有处理得巧妙也有处理得欠佳的。

一、戏剧线索的多重性

笔者认为《桃花扇》的线索有三条。

三条线索或交错，或平行进行，共同推动故事情节的变化发展，如线串珠，自然地展开戏剧冲突。

孔尚任在《桃花扇小识》中说：

“《桃花扇》何奇乎？

其不奇而奇者，扇面之桃花也：

桃花者，美人之血痕也；

血痕者，守贞待字，碎首淋漓不肯辱于权奸者也……”桃花扇很特殊，在剧中充当穿针引线的作用。

“这把扇子，还在它上面没有桃花时、没有血迹之时，就在剧中起到了串联剧情的作用”[1]，当它染上血迹绘成桃花扇后，更是串联剧情的线索。

桃花扇的遭遇与侯李爱情的悲欢离合成对应关系：

送扇成亲——逼婚血染扇——寄扇寻侯——重逢赏扇——裂扇入道。

因此，桃花扇在文中作为一条显线的线索，同时它牵着另一条隐性的线索，即侯李爱情的悲欢离合，孔尚任还“巧妙地把侯李爱情政治化，融进南明的兴亡斗争”[2]。

一明一暗两条线索相互辉映，共同推动情节向前发展。

但是还有一条线索更加明显，即叙事时间先后顺序。

孔尚书（即云亭山人）在《桃花扇凡例》中指出“全本四十出，其上本首试一出，末闰一出，下本首加一出，末续一出，又全体四十出之始终条理也。

”由此可知，“试一出”“闰二十出”“加二十一出”“续四十出”这四出作者有意安排进去，用作解说与总结的。

除去这四出，我们从“全体四十出之始终”来看戏剧讲述了崇祯癸未二月到康熙乙酉七月两年半中发生的故事。

此外，除了崇祯癸未六、十一、十二月和康熙正二、八、九、十二月，其余月份都有一至六出不等来描写该月份发生的事情，并且在每一出的前面均有标注故事时间，以增强作品的历史性和可靠性。

所以，《桃花扇》以桃花扇的遭遇为线索以彰显标题，以叙事时间顺序为线索可增强其历史剧色彩，以侯李的爱情故事为线索以增加爱情剧成分，增强作品的娱乐性和可读性，歌颂“一代红妆”，这三条线索交错进行，增强戏剧的内在联系性，共同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如线串珠，展现戏剧的冲突。

二、全知叙事代言人老赞礼

在文中，老赞礼是一个很特殊的角色，在《桃花扇纲领》中属经部纬星。

他没有姓名，是太常寺中掌管宗庙祭祀司仪的老赞礼，“活了九十七岁，阅历多少兴亡”。

他的身份很特别，既是戏外人又是戏中人，“细参离合之场”。

他生活在明清交替阶段，跨越两朝，身份低微但心中有正义与气节，爱憎分明。

孔尚任有意安排一位有个性的明朝遗民来点评和参与崇祯癸未二月到康熙戊子九月的事情。

戏中穿插老赞礼介绍或点评故事的舞台场景，这种写法类似于古希腊的戏剧演出，开头就有人上场向观众讲述故事的梗概，但孔尚任所安排的代言更胜一筹。

他还是戏中的人物，生活在《桃花扇》主要故事发生的时期，听闻或看见过故事主要人物，参与或了解故事的发生与经过，了解人物命运的最终结局。

因为老赞礼的身份低微，学识浅薄，让他来总结兴亡有失得体，就又安排了明末担任过锦衣卫千户官的张道士来总结兴亡，但他未能像老赞礼一样全知故事且能与观众近时空接触。

张道士总结兴亡的词《满庭芳》也是由老赞礼来唱出的，他还用四句诗来总括《满庭芳》：

“奸马阮中外伏长剑，巧柳苏往来牵密线，侯公子断除花月缘，张道士归结兴亡案”。

从其中我们便可看出老赞礼才是“全体四十出之始终”惟一的全知叙事代言人。

下面将从文本出发，分析老赞礼作为全知叙事代言人的合理性。

在试一出中，老赞礼登场的时间已是距离主要故事发生时间，即明清朝代交替时期（康熙丁酉年（一六四五年）三十九年之久的康熙甲子八月）。

副末老赞礼身着道袍，白须苍苍上场，与“内”（后台不出场的人物）一问一答。

其实，“内”所问的问题就是台下观众所好奇的，演出时，老赞礼也是面向观众来叙述的，仿佛就是与观众零距离交流，还有意告知他“昨在太平园中，看一本新出传奇，名为《桃花扇》，就是明朝末年南京近事”。

这种在戏中对点评戏的方式很特点，与文艺复兴时期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一样，在小说中提及出版后的《堂吉诃德》并对其进行评价。

《堂吉诃德》的这种写法得到高度的评价，并被很多作家借鉴，那么比其早两百年左右的《桃花扇》的这种写法岂不更应称赞？

其次，老赞礼有意暴露他的身份，“做了一个副末脚色；

惹的俺哭一回，笑一回，怒一回，骂一回”，还感叹“那满座宾客怎晓得我老夫就是戏中人”。

然后他又用张道士的《满庭芳》词来铺叙传奇的始末。

最后，他“道犹未了，那公子早已登场，列位请看”一句开始进入正戏，叙事时间转入故事时间。

全本分为四十出，共四卷，在戏中间，即“加二十一出”中，老赞礼又在讲述边关情况的《移防》和交代明朝皇室败逃的《闲话》后适到好处地出现。

“老赞礼出场标志着《桃花扇》一剧上本的结束，下本的开始”[3]，孔尚任很注重上下本戏的连接，在上下本中，插入老赞礼对上本戏的评价：

“演得快意，演得伤心，无端笑哈哈，不觉泪纷纷”。

最后有诗云：

“当年真是戏，今日戏如真；

两度旁观者，天留冷眼人”，这说明老赞礼曾亲自经历明朝的灭亡，此刻又见《桃花扇》里重演出南明亡国的故事。

他现在成了“两度旁观者”，合情合理地充当起孔尚任在戏中的全知叙事代言人，对戏中故事及人物有着强烈的情感。

这戏接着又怎么演，作为“人”的老赞礼将继续铺叙。

末了，又以“那马士英又早登场，列位请看”将叙事时间康熙甲子八月巧妙地转入故事时间康熙甲申十月，于是故事继续进行。

续四十出，《余韵》发生的故事时间又刚好是老赞礼的生日，戊子年九月十七日，也是福德星君降生之辰。

他的出现有力地交代了苏昆生、柳敬亭等明末隐士始终忠心明朝，不愿做清朝的官，守节坦荡。

最后，老赞礼口吟“避祸今何晚，入山昔未深”，然后就不见了，以“桃花源”笔法结局。

在戏中老赞礼也是重要事件的目击者。

他在第三出《哄丁》（癸未三月）、第三十二出《拜坛》（乙酉五月）、第三十八出《沉江》（乙酉五月）和续四十出《余韵》（戊子九月）四出中都参与重要事件，碰到的剧中主要人物有侯方域、柳敬亭、苏昆生、马士英、史可法、阮大铖、吴应箕、陈定生、杨文骢等，除了身处烟花地的李香君和李丽娘，其他的主要人物都与他同时出现在戏中，而苏昆生又与李香君和李丽娘有交情，李香君最终也是随苏昆生入道，由此我们可知老赞礼几乎认识剧中所有的主要人物。

所以老赞礼就像全知的创作者一样详细地了解剧中人物，并以戏的方式对人物遭遇娓娓道来。

他对剧中人物及事件饱含爱憎之情，如《哄丁》中出手打阮；

《沉江》中亲眼看到史可法投江，对其忠心很钦佩，但对其自尽很惋惜，并感叹“好一个尽节忠臣，若不遇着小人，谁知你投江而死呀”；

《余韵》中他与柳敬亭、苏昆生一同隐居。

因此，老赞礼作为作者在戏中的全知叙事代言人，直接抒发作者对人物的态度。

作者借老赞礼之口讲述《桃花扇》中的故事，并对其他人物、事件加以评价，类似司马迁写《史记》，所以《孤吟》中老赞礼对上本《桃花扇》的评价“司马迁作史笔，东方朔上场人”。

作者试图以史笔写《桃花扇》，将《桃花扇》写成历史剧，但“艺术作品表现生活、反映生活，体现着作者对现实生活的感受、评价和愿望，同时也按照作者的美学理想和创作意图重新进行安排。

”[4]同时，“孔尚任仅仅忠于客观历史事实，而对于这些历史人物没强烈的爱憎，鲜明的立场，那是不可能这样成功地塑造一连串舞台艺术形象的。

”[5]所以，作者有抒发个人情感的需要，但太直接表达则缺乏可信度，反而引起反感，也不适合戏剧演出。

于是作者找到了老赞礼这个合适的全知叙事代言人，借他之口抒发作者的爱憎情感与对明朝衰亡的评价。

这种处理很高超，与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和拜伦的《唐璜》的叙事方式有些类似，不过它们是直接借用第一人称的全知叙事者“我”来介绍剧中人物与抒发对他们的看法，但孔尚任的这种处理则是为戏剧演出专门打造的。

三、角色用墨的处理

《桃花扇》虽是以李侯的悲欢离合为主要故事情节，但是对侯方域的个性闪光点的描写使用较少笔墨，其形象的独特性与可感性也都较差。

首先，在《却奁》中，阮大铖为他办婚宴，他就说“俺看圆海情辞通切，亦觉可怜”，还答应“定生次尾，皆我至交，明日相见，即为分解”，而不晓得分析其中的厉害，倒要李香君来替他分析“阮大铖趋附权奸，廉耻丧尽；

妇人女子，无不唾骂。

他人攻之，官人救之，官人自处于何等也？

”从中我们也可看出侯方域是一个政治立场不够分明的人，却奁并非出自他本心，而是“恐为女子所笑”。

所以“天大祸事来寻”，他还一头雾水，问道“我与阮圆海素无深仇，为何下这毒手”。

其次，当高杰不听他的劝告，执意要去扑许定国为他设下的“鸿门宴”时，他只是冷笑拂袖而下，而不是耐心分析厉害，避免党争越演越激烈，劝阻未遂后他也未能像张良一样巧妙地安排樊哙保护沛公，灵活派助手去保护高杰，以避免大将相互斗争，损兵折将。

再次，久别李香君二年，他也没有主动设法去探望她，要等到苏昆生寄扇到才生回去探望之意，仿佛不是他对香君一往情深，而是香君的守节感动了他，让他生怜爱之情。

久别重逢，李香君为他“铁鞋踏破三千界”，多么渴望能“莲花并蒂开”，只愿为他下翠楼，但侯方域却听了张道士的一句“两只痴虫，你看国在那里，家在那时，君在那里，父在那里，偏是这点花月情根，割他不断么”，就匆匆入了道。

本来为国守节与爱情并无冲突，即使有“如梦忽醒”也不必立即答应“弟子晓得”就入道，让等他盼他的李香君孤独一人，只能也答“弟子也晓得”。

从这些，我们便可看出侯方域的立场很不坚定，没有大智大勇，他的这种性格发展取向与他最终愿为明朝守节而入道自相矛盾。

所以，笔者认为侯李入道的安排很突兀，不符合人物性格推动故事情节发展与导向结局的规律，“虽然《桃花扇》的主旨是用世的，但在《桃花扇》的结局处，作者‘舍之则藏’的出世倾向无疑发生了影响。

”[6]侯李入道的结局只是在满足孔尚任的归隐之心，而并非故事发展的必然结果。

翁敏华还猜测道：

“孔尚任来自‘山林隐逸’，归于‘山林隐逸’。

借助剧中人所说的‘避祸今何晚，入山昔未深’的话，或许正传达了他后悔当初出山的心曲”[7]。

这是让戏剧的结局符合作者的个人情感取向，而不是戏剧人物性格及故事情节的发展推动故事的结局，这种处理方式欠佳。

侯方域的个性闪光点很不明显，但文中对普通市民李贞娘、柳敬亭、苏昆生、杨文骢的刻画花了不少笔墨，原评有言：

“写昆生突如而，写敬亭倏然而去，俱如战国先秦时人，须眉精神，忽忽惊人，奇笔也。

”柳敬亭虽是一个普通的说书人，但他爱憎分明，立场坚定，“爱国热忱，侠义肝胆，讨贼利口，处处给人难以磨灭的印象”[8]。

他不怕艰险，孤身一人，带着书信给素不相识的史可法，并以摔茶钟于地和往内里吃饭作喻，向史可法进谏，说得史可法赞叹“句句讥诮俺的错处，好个舌辩之士。

俺这帐下倒不得你这个人哩”。

后来，侯方域被逮入狱，“苏昆生远赴宁南，恳求解救。

那左帅果然大怒，连夜修本参着马、阮，又发檄文一道”，传信的工作又落到柳敬亭身上，他也因此入狱。

出狱后，他与苏昆生等人一起隐居，为明朝守节。

从中我们便可看出孔尚任在柳敬亭这个人物中倾注了深情厚意，施以浓墨重彩，正如翁敏华评说的：

“其淋漓酣畅、其立体凸现的程度，其艺术的感染力，远在正生侯方域之上。

”

文中还有一位与柳敬亭一样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兴亡相连的民间艺人苏昆生，孔尚任有意正面描写民间艺人，“让他们在社会的斗争中崭露锋芒，成为正义、智慧、勇气的化身，这在中国戏剧文学史上是第一次”[9]。

而对杨文骢的描写更是不惜笔墨，他在文人、青楼、奸臣三股势力中运筹帷幄，起到连接这三种人物的桥梁作用，但他处处是好好先生，到处帮忙，但常常帮倒忙，这也是朝代没落时期一类人的典型代表。

由此可见，孔尚任在处理人物描写的笔墨上有所偏重，根据个人的情感取向和故事需要描写人物，并没有浓妆艳抹故事的主人公。

综上所述，孔尚任创作《桃花扇》时巧妙地运用了许多艺术手法，通过三条线索来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借全知叙事代言人老赞礼介绍故事梗概、抒发爱憎情感和探寻明朝衰亡原因，并根据自己对故事人物的把握选用适宜的描写笔墨。

但是，作者对侯方域的形象刻画欠佳，人物个性闪光点不突出，对其结局的安排未能符合人物性格所导向的结果，渗杂较多的个人避世人生观取向。

注释：

[1]《桃花扇》:

以明末复社文人侯方域和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爱情离合为线索，描写了南明弘光小朝廷的兴亡历史，即“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

为后人提供历史与人生的借鉴。

这里的“感“，包含着家国兴亡之感和人生悲剧之感两重意义。

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和例证，后者是前者宗教和哲学的引申和归纳。

[2]《桃花扇》作者：

清初作家孔尚任经十余年苦心创作，三易其稿写出的一部传奇剧本。

【参考文献】：

[1][3][6][7]8][9]翁敏华著《桃花扇选评》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P172、P97、P174、P188、P182、P186。

[2]苏寰中《桃花扇前言》附于孔尚任著《桃花扇》王季思苏寰中杨德平合注，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P5。

[4][5]高爽王浩《侯李结局辨析》辽宁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