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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与部分国有企业之间、一些乡镇与其所辖的乡镇企业之间仍然保持着父子关系;

一些地方政府与其所办的企业、部分乡镇政府与乡镇企业之间形成了利害相关生死与共的手足关系;

政府与民营企业、三资企业之间是监督与被监督的交警与司机的关系。

在进入经济体制改革转轨时期后,“政企分开”要求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构建一个新的模式,使政府和企业在国民经济运行中都能找到最佳位置,从而进一步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

在市场经济中,企业是从事生产、流通等经济活动,通过满足社会需要获取利益,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制度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

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主要以市场为中心,围绕市场这个轴心运行。

企业的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资金、技术等)主要从市场上获得,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根据市场需要进行安排和决定。

市场的需求状况直接决定企业生产经营的好坏,企业按市场竞争法则优胜劣汰。

从企业涵义来看,它必然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实体,它的最基本职能就是生产社会所需要的,并能在生产过程中向社会需求量最大、且利润最高的组合点靠拢,从而达到资本化加速之目的。

但其实现资本化与促进社会福利增长的前提是:

企业必须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经济实体。

政府的职能与企业的职能区别在于它主要表现在宏观层面上,主要负责具有战略性、全局性、方向性、社会性的义务。

具体看,保证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制定战略目标与实施步骤;

根据社会水平调整产业方向与结构,制定产业规划与产业改革;

制定、实施税收与金融政策,并调节个人、地区等经济间形成的非有机性结构;

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维护国家安全和提供社会服务设施,配合有关部门制定和维护法律尊严。

总之,以有利于微观运行为特征的整体性设计是每一个国家政府所不能逃避的责任。

企业是经济活动的主体,政府是社会活动的主体,二者之间是对等的,并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政府可以依法利用经济手段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也可以对微观上的企业违规行为进行处罚,但除此之外,政府不具备其它对企业的支配权力。

对于企业的生产、投资等各项具体经营,政府无权进行干涉。

从发展的眼光看,企业与政府的联结方式一是纳税人与被纳税人的关系。

这对于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都是一视同仁的,至于战略上的问题可以通过转移支付或通过调节税收来完成,但绝非行政上的关联;

二是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关系。

不论政府是以贷款投资形式或以其它形式出现,政府都是一个人格化的实体,企业决不能依赖以往对政府的无限责任制来转移投资形式;

三是监督人与被监督人的关系。

企业必须在法律许可与政府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活动,否则政府会通过行政的或法律的、经济的等手段对其进行必要的惩罚。

当然政府有时并不直接干预,它还可通过中介性、社会力量来实现自己的监督人的目的,同时政府行为也必然受到企业与社会力量的监督;

四是服务人与被服务人的关系。

政府为了实现其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有必要也必须为企业创造一个有利于发展的环境条件,例如抑制垄断、打击非法交易、创造平等竞争机会,提供社会保障制度等等。

为了进一步理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就必须政府对企业的管理模式进行认真分析。

(一)政府对企业管理模式

按照政府对企业管理程度的强弱,学术界通常将政府管理企业模式划分为三种:

市场主导型、政府主导型和政企合一型。

1、市场主导型。

即政府致力于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只需要告诉企业什么不可以做,在此范围之内企业拥有经营活动的全权,政府不进行干涉。

欧美多数国家都是如此,它们认为政府是公共产品的提供者而不是主要生产者,要求政府减少对经济的直接干预,减少行政管理层次,下放权力。

这种关系在当前世界的发展趋势中占主流。

2、政府主导型。

政府和企业之间不是用市场调节,而是政府来帮助企业实现目标,这个模式下政府所做的不仅仅是解决市场机制,他还通过财政税收的激励来调节经济活动,促进经济发展,甚至给企业提供一些帮助。

这种模式是比较典型的,政府是强势的,尽可能给企业支持,资金、土地、市场等,得到政府较多的支持。

我国现在处于经济转型期,政府是改革的有力推动者,因此我国现有经济管理体制应以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为主。

政府告诉企业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企业在这个范围当中,最好地利用市场上的资源来为社会创造价值。

我国广东、浙江、深圳等很多地方政府就是用无形的手在发挥作用,在这些地方整个经济环境比较宽松,民营企业发展非常快。

比如说温州,就在当地的资源和经济结构客观条件下选择了发展民营企业,这就是把绝大多数资源配置的决策让给经济主体去解决,政府做一些企业不能做的事情。

实际上就是为企业的市场运作提供一个比较好的支撑,提供一个平台,让企业去运作,在这种模式下政府只做企业不做的事情。

3、政企合一型。

企业没有独立的地位,完全成为政府的附属物。

政府通过制定各项计划直接对企业进行控制,如前苏联和我国的中央集权计划经济体制。

这种关系,由于自身的致命缺点已经慢慢的退出了历史舞台。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在WTO的框架之内,后两种类型的政企关系明显出现了向第一种类型靠拢和同化的趋势。

经济学家认为,第一种模式相对来说效率比较高,第二种模式一般,第三种模式效率比较低。

总的来说,企业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因此企业的健康对于国民经济非常重要,政府对这个应该是责无旁贷的,政府不应该过多地干涉企业的运作,不应该过多地取代市场的资源分配功能,而应该更好地致力于建立良好的社会环境、法律环境、竞争环境为企业服务,这样的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就会使我们整个国家的经济获得非常好的发展。

(二)我国典型模式分析

改革开放30年来的实践,沿海城市通过大胆的摸索尝试、不断总结,逐渐形成了良好的政府与企业关系,先后出现的“温州模式”、“义乌模式”、“浙江现象”等都有共同的显著特点:

活跃的市场、有为的政府、政府与企业的合作互补。

1、温州模式。

是指浙江省东南部的温州地区以家庭工业和专业化市场的方式发展非农产业,从而形成小商品、大市场的发展格局。

小商品是指生产规模、技术含量和运输成本都较低的商品。

大市场是指温州人在全国建立的市场网络。

其基本特征:

经济形式家庭化,小商品大都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

经营方式专业化,有家庭生产过程的工艺分工、产品的门类分工和区域分工;

专业生产系列化;

生产要素市场化,按市场的供需要求组织生产与流通,资金、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均可自由流动;

服务环节社会化。

同时,温州模式又被称作“小狗经济”,贴切形容了温州遍地的小企业,小家庭作坊场景。

政府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之中,扮演了“无为”者的角色,更多的时候,政府对民间的经济行为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

在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下,让那些不符合主流的事情和现象存在和发展,而非压制和取缔,当地政府及其官员为此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

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当地政府仍然需要面对外界对温州私营经济比重过高的指责。

2、义乌模式。

是一条以小商品市场为核心,以市场经营者为主体,以政府的宏观调控为引导,利用市场的先发和集聚功能,买全国货卖全国货,兴商建市、兴商强市,同时以贸促工、工贸联动,带动经济社会的全面和谐发展的道路。

义乌经济发展已经产生了外溢的效应,经济能量辐射到周边的县市,带动邻近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从而形成了富有活力的“义乌商圈”。

目前周边地区,周边的县市,如东阳、兰溪等县级市,已经把“接轨义乌”作为重要的城市发展战略,义乌模式的辐射效应日益增强。

3、浙江现象。

是改革开放以来,在缺乏自然资源、国家资金投入、特殊优惠政策的情况下下,浙江人民不等不靠不要,坚持自主自强自立,善于“无中生有”,敢于“小题大做”,勇于创业创新,取得了辉煌的发展成就,实现了由资源小省向经济大省转变并向经济强省迈进,人民生活实现了由基本温饱向总体小康转变并向全面小康迈进。

“浙江现象”最显著的特点就是:

民富、省强。

以上这三种典型性的发展模式是改革开放以来,各地自身摸索走出的一条发展道路,对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影响十分巨大,全国各地都在或多或少的研究和借鉴。

乐山市沙湾区为就结合本地实际,走出了一条沙湾模式。

沙湾模式区围绕做大做强不锈钢产业,确立了“依托大企业、做强大产业、延长产业链、建成大市场、形成新优势”的思路。

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了“两步走”发展战略目标:

通过3-5年努力,将不锈钢园区建成年产值达300-500亿元的省级特色产业园区,中国西部最大的不锈钢基地;

通过8-10年努力,将不锈钢园区建成年产不锈钢坯200万吨、热轧200万吨、冷轧100万吨生产能力,集不锈钢生产、加工、配送、贸易于一体,年产值上千亿元的中国西部不锈钢城。

作为一个地里面积600多平方公里,仅有20万人口的小山区县这个目标不可谓不大。

沙湾的做法一是做大做强支柱企业。

通过四川德胜集团钢铁有限公司和四川西南不锈钢有限责任公司,两个年产钢铁20O万吨的地方大企业,辐射周围一大片,拉动周边相关产业的发展或进步。

二是扶持一批中小企业。

通过抓好各项政策的落实,培育和扶持成长型中小企业;

完善担保体系,加大金融支持力度,缓解融资难问题;

积极创造条件,构筑中小企业服务体系;

加大科技支持力度,促进中小企业科技创新等手段促进地方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三是通过招商引资平台,促进生产要素的跨地域流动,加快当地经济的跨越发展。

沙湾区定位不锈钢园区发展,于2009年7月8—10日,在西南不锈钢热轧项目竣工烘炉之际,成功举办了中国西部不锈钢城乐山沙湾投资促进会。

会议期间,来自广东、福建、浙江、四川的53名企业家出席了会议。

会上,沙湾区与11户企业签订了15.6亿元的投资协议,与5家银行签订了48亿元的银政合作协议,与省政府驻广州办事处签订了委托招商协议。

这次投资促进会,充分展示了沙湾对外开放的良好形象,提高了沙湾的美誉度、知名度,在全国乃至国外不锈钢行业都产生了积极影响,实现了比预期更好的效果。

沙湾招商引资的成功源于对外:

加大招商引资、招大引强工作力度;

对内:

创新体制机制,优化发展环境。

正是因为有了沙湾区委、区政府一流的服务理念和真诚的服务举措,才让客商们坚信在沙湾投资一定能获得丰厚的回报,投资促进会才能取得比预期更好的效果。

检验政府经济职能的重要标准就是经济指标。

而政府职能的转变就是要通过向服务型发展。

落到实处就是要落实政策、加强引导,创造环境,完善服务,促进地方经济更好更快发展。

在具体操作中就是内要挖掘自身优势发展壮大本地企业,外要引进资本合理利用社会资源,实现产业升级,经济腾飞。

现今,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都在强调转变政府职能,强化主动服务,改善发展环境,为企业发展良好的氛围。

不论是已经取得社会认可的“温州模式”、“义乌模式”、“浙江现象”,还是扬帆起航的“沙湾模式”,他们在一定时期对本地经济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也都存在的一定问题,制约和影响了企业发展。

二、地方政府与企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和原因分析

我国的经济体制在逐步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政府虽然进行了一系列的政策调整,使经济正逐步走向成熟。

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我们不断探索和研究借鉴先进管理模式,使我国经济飞速发展。

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还存在诸多制约发展的问题存在,政府仍然借助行政权力对微观经济生活和资源配置进行过多的干预,行政行为与市场行为混淆不清,权力内部制约无从下手,流于形式,甚至会适得其反。

(一)政府职能转换不到位,职权错位。

地方政府职能转变没有完全到位,行政机关行使权力时存在越位、缺位和错位的现象。

在管理体制上延续了计划经济时代的模式,很多政府主管部门同时扮演着事业单位的资产所有者、政策制定者、付费者、监管者等多重角色。

实践证明,政府这种严重越权行为危害极大。

一方面,由于社会需求复杂多变,政府不能完全了解和适应市场需要和变化,难免犯官僚主义、瞎指挥的错误,导致企业亏损或效益下降;

另一方面,由于微观经济主体没有权力,没有利益,因而限制了其积极性和主动性,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二)政企职责不分,产权不明。

长期以来,我国国有企业一直存在着政资不分,从而导致政企不分。

政府一方面承担着社会经济管理职能。

另一方面,政府还承担着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肩负着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

政府集社会经济管理职能和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于一身,直接插手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企业的计划制订、物资供应、产品销售、人员配备、工资分配等一切工作都由政府直接安排、统一指挥,企业只作为政府这个“大工厂”下设的“生产车间”,负责某一种或几种产品的生产,完成国家下达的生产计划。

这种高度集中的传统体制,严重阻碍和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影响了企业的积极性。

虽然我国开展了一系列改革,取得了一定成绩,企业获得了一定的经营自主权,如产品定价权、产品销售权、物资采购权、资金支配权、劳动用工权等。

但由于企业法人制度不健全,国有资产管理制度不完善。

政企不分的现象没有得到根本改善,影响了企业经营自主权的落实,使企业难以成为真正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

影响了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

(三)依法行政进程偏缓,行政效能偏低。

行政法制的基本原则是合法、适当原则。

而政府行政中主观性突出,经常忽视这个原则。

作为被管理者的企业相对较为弱势,在政府不依法行政的情况下非常被动。

同时,行政过程不透明,政府行政行为与企业的互动较少,在实施行政管理过程中有的政策措施透明度不高,出现了问题往往采取硬性的行政手段。

(四)监管规则不完善、执行机制不健全。

有效的监管治理要求监管功能的实现不仅要注重各种工具的设计、实施以及工具之间的协调配合,还要注重更为宽泛的问题,如透明度、可问责性、效率、适应性和一致性。

我国经过多年的努力虽然已经建立了公共服务的基本法律法规体系,但监管规则体系还存在着很多问题,集中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规则体系缺乏统一性,不同位阶和部门的法律法规之间存在冲突,地方法规与国家法规之间存在矛盾;

第二,法规体系陈旧落后,不能适应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形势的要求。

更大的问题还在于规则的执行机制不健全。

由于监管规则不健全,执行措施不到位,因此在公共服务管理的过程中,政府部门仍然担当着主导甚至唯一的作用,而行业协会、消费者保护群体等服务提供机构在内的利益相关者的积极性却没有得到有效调动。

  

(五)官本位思想严重,服务体系不完善。

很多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不能从观念上实现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

因此,虽然出台了很多惠及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却不能落实到位,许多地方政府对企业的服务质量差,企业权益遭受侵害的情况时有发生。

同时,政府服务体系也不够全面。

缺乏为企业提供信息、融资、技术、管理、培训、人才等方面服务的相关机构,已有的社会化服务机构由于受观念、认识的影响,服务功能不能满足企业的需求,保证服务体系可持续发展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尚未形成。

同时,由于官本位思想的影响,政府职能部门办事效率不高,政府的服务功能还处在被动状态。

以上几个方面的问题,严重的影响和制约了企业发展,作为一个有为的地方政府,就要积极破除难题,努力克服困难,大力解决自身存在问题,为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的发展氛围。

三、地方政府与企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充分调动和发挥政府与企业两个方面的优势和作用,对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十分重要。

特别是地方政府必须从无所不为的万能政府转变成有所必为的有限政府,把工作内容最终集中到规划制定、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区域协调、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方面上来;

从热衷于“管、审、批”的干预型政府转变成致力于“扶、帮、助”的服务型政府,把工作任务集中到帮助企业排难解困上来;

从不受约束的自由政府转变成依法行政的法治政府,把工作规范统一到相关的法律法规上来。

(一)转变政府职能,理顺政企关系。

政府职能就是政府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公共领域承担的责任和发挥的功能,它回答政府在公共事务中“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的问题。

现代社会经济运行有三个基本环节:

一是企业,二是市场,三是政府。

在这三者关系中,政府管理经济角色体现在既是制度的供给者,又是经济增长的推动者;

既是社会经济的管理者,又是国有资产的所有者。

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企业和公众需求服务是政府最重要的职责,必须对各级政府部门进行有效整合,大刀阔斧地搞改革,真正把政府为企业发展服务的职能落到实处。

目前政府职能缺位、越位、错位的问题还很突出。

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调节政府的经济职能。

进一步准确界定政府职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主要是进行经济调节,加强市场监管,为企业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并搞好服务等。

地方政府应当按照分级管理的原则,对上述职能进行进一步明确和合理划分,把应该由市场调节的交由市场调节,政府不能事事干预。

政府工作应限定在“需要管理”、“管得了”、“管得好”的范围之内,对“不需要管”、“管不了”、“管不好”的应交给企业和市场。

只有把后者放开才能把前者管好。

 

政府要从管理微观经济活动为主转向管理宏观经济为主;

从管理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为主转向培育、组织和管理市场为主;

从分钱、分物、批项目、定指标为主转向规划、协调、监督、服务为主。

2、理顺政府部门、行业管理和中介机构之间的相互关系。

强化行业协会的管理职能,逐步建立起以行业自律管理为主、政府间接管理为辅的管理体制。

按照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要求,全方位、全过程地为人民提供高效、优质、便捷、透明的政务服务,全面提高政府公共管理水平和公共服务质量。

3、按照建设效能型政府的要求,全面实施机关效能建设,完善机关目标管理,健全督查制度、考核制度和报告制度,严格实行问责制,打造高绩效政府组织,全面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

4、要探索建立科学的考核评价指标体系,针对政府的基本职能进行科学考核,努力创造体现科学发展观的业绩。

(二)明确企业产权关系,促进企业自主发展

1、促进国有资产的优化配制。

我国传统国有企业由于投资主体单一,投资方向集中,增加了投资风险,影响了投资规模和企业经济效益。

而通过对国有企业进行公司制改造,采取国家控股、国家参股、企业法人相互参股、职工个人投资入股等形式,使股权多元化。

同时,有效地将政府与企业剥离,有利于企业的自主发展。

2、加快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造,促进国有资产的合理流动。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确立企业法人制度,实际是指在确认国家对国有企业拥有财产的终极所有权的基础上,使企业拥有独立的法人财产权,并据此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的法人实体。

因此,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确立法人财产权,有利于加快国有资产管理方式的改革,即实现国有资产由实物形态的运营管理向资产价值形态的运营管理,促进国有资产的合理流动,提高国有资产的运营效益,巩固国有企业的主体地位。

(三)加大依法行政力度,建立健全社会法治。

政府的行政权的一个特点是拥有直接的命令权、形成权和强制执行权,而行政权在行使上还有自由裁量权。

如果滥用,就会成为任意裁量,有很大的随意性。

因此,对于政府的行政行为必须强调加以控制,要求依法行使职权,依法行政并通过多种渠道与措施,对其权力加以抗衡,使之能在法治的轨道上为人民谋利。

要使政府做到依法行政须做到规范行政权力、遵守行政法制原则、加大行政的透明度、改革行政审批制度。

要严查违规行为,规范审批程序。

坚决制止各种形式的干扰企业正常经营、损害企业合法权益、增加企业负担的行为,坚决杜绝违规检查、多头检查、重复检查,进一步规范检查审批程序,除出现安全、环保事故等突发性事件和违纪违法案件调查外,对确实需要到重点保护企业检查或对企业实施停产、停电的要向政府递交书面申请,经批准后依法行政。

严肃查处强制服务、强制收费、重复收费以及少服务甚至不服务也收费的行为,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利用职权和行业管理职能随意向企业集资和摊派;

严格规范新闻媒体到企业的采访行为;

坚决制止各种违反规定、随意罚款和超标准罚款的行为;

严肃查处到企业违规报销应由部门或个人支付的费用等问题。

坚决纠正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和随意执法、粗暴执法、以言代法、以罚代管现象,严厉查处执法犯法、到企业吃拿卡要的腐败行为,保持执法队伍的纯洁性和战斗力。

(四)完善监管规则,强化执行机制。

建立一个有政府、企业、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的主体多元化、社会化的服务体系。

针对一些地方在执行中央政策上滥用权力,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执行走样”的现象,要加大政府对企业服务的执行力度,积极推进问责制,使上级政府下达的政策能够高效、真实的传达、落实到企业。

同时,要建立规范政府与企业对话机制、协商机制、协调机制,强化政府的公共责任和企业的社会责任。

政府既要对全社会的发展负责,也要注意为企业的发展搞好服务;

企业要努力追求合法的经济利益,但必须注意外部影响、承担社会责任。

要处理好政府的公共责任和企业的社会责任的关系,必须建立相互信任、相互理解、共担责任、良性互动的政府与企业关系。

一是要建立经常的对话机制。

政府部门与企业要进行定期对话,要讲真话、讲实话、讲心里话,把真实情况反映出来,共同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

二是要建立互动的协商机制。

在不少情况下,政府从全局利益的需要出发想问题、作决策,往往对一些企业的要求重视不够;

企业从自身利益的需要出发开展经营活动,但往往忽视了外部影响和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

对此,政府和企业双方都要共同努力。

政府要主动协商,企业也要主动承担社会责任。

政府要急企业之所急,企业也要服从全局利益。

三是要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

政府是公共权力的承担者和行使者,必须从整体利益出发作规划、谋发展。

同时,企业不仅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也是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成员,同样肩负着构建和谐社会、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历史性跨越的重要使命。

要通过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整合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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