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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一切就如同浮云掠过上空，并没有真正地对她们产生过什么助益。
因此，在电影界为了弥补了这样一种缺憾，出现了这样一批作品，它们大多是由女性导演拍摄，或女性作为剧本编剧，当然也不乏男性，只不过占少数而已。
这些女性导演或编剧用她们独有的女性眼光、女性体验对以男性为中心的世界发起冲击，她们将向来被视为客体的女性角色转变为主体角色的书写模式，用女性的情感触角挖掘出女性真正的社会价值、自我价值，它是在性别表象下另一个世界的存在。
二、“女性”一词的建构
何为女性?
在一本同名书籍中我们或许可以找到答案。
托莉・莫娃著书中的女性理论中包含了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身体。
在《第二性》西蒙娜・德・波伏娃著这本书中我们或许也可以得到启示。
书中从生物学、心理学、宗教等诸多方面对女性进行分析，得出了一个明确的充满女性主义的观点：
“女人，不是生而为女人的，是被变成女人的。
”从生理到心理，她是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
这是抛却“社会化角色”的客观主义的探讨。
但在男权社会中，人们对于性别的词汇建构是带有主见特性的。
女性往往被标注为温柔、软弱、非理性等气质。
这是一种规范化，是社会所建构出来的“女性”一词。
是几千年来占据强势男性地位的一种强权显现。
正如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一句著名的话：
“你到女人那里去吗?
不要忘了带着你的鞭子!
”这是对女人何等的蔑视。
这是由来已久的症结所在，是传统意识形态对于女性的整体忽略。
女性作为一个独立体，她有她自己的需求，有她自己的价值和生命意义。
正如女性主义论者莫莉・海斯柯回答弗洛伊德“女人要什么”的提问一样，“女人要的只不过是要有和男性一样多元丰富的选择罢了”。
三、美国电影中的女性形象
一强悍的反抗
美国电影中女权主义标签标注得最为鲜明的就是1991年上映的《末路狂花》了。
这部电影以女性自身为出发点，反传统地以强势姿态出现在屏幕上。
女主人公们试图通过自身的奋斗来改变在这个社会上的认同，想要维护自己的尊严，找回那个本应属于女性的快乐的自我，没有想到的是却被逼迫着走向了逃亡之路。
在这条路上，女性开始蔑视男性，男性开始惧怕女性。
女性主义学者安奈特・孔指出：
“在电影中，女性通常被社会结构成男性主导世界的‘他者’或‘圈外人’。
女人无法说自己的故事，因为影像是被男性控制。
”“在这里，女性是被作为性客体的，唯有美貌和性吸引力才有价值。
她们的功能着重在支持男性。
”尽管在不同年代的带有女权主义色彩的影片中，女主人公存在着诸多的差异，不论是性格还是形象，但她们已经摆脱了作为客体的“依附性”。
她们是作为主体出现的，像其他男性角色一样，有了自己的判断，有了自己的抉择，塑造出了极具女权主义的银幕形象，在电影中我们看到了女性对于自己获得平等与解放所作出的努力。
在影片《末路狂花》中，女主角强悍、肆意，对挑逗她们，企图对她们无礼、猥亵的一群男人作出终结的审判。
将两个原本善良温和的女人，一步步推向杀人的游戏中，她们在杀人的过程中感受到了自由，感受到了快乐。
影片一经推出，立刻引起轩然大波。
影片中塞尔玛和露易丝在逃亡过程中所散发出来的“野性”，召唤出了人们对于女权的再次推崇，表现出了女性对于自身权利的一种维护心理。
二隐忍的反抗
1985年史蒂芬・斯皮尔伯格导演的《紫色》和2002年史蒂芬・戴德利导演的《时时刻刻》，剧中的女主角都是“温柔的”，她们面对不公的生活境遇，没有像《末路狂花》中的塞尔玛和露易丝一样，直接用自己的行动对男性进行抗议，用无法回头的杀戮行为对男权社会进行报复。
相比之下她们是“平静的”。
她们似乎接受了或安于在这样的生活中了，只是在内心深处怀有抗争的情绪和向往自由的愿望。
她们在痛苦的环境中沮丧，甚至面对残酷的现实和无望的生活而产生过自杀的念头。
她们没能去主动地抓住生活，却依然向往着自在的生活，这是支撑她们生存的原因。
她们也在伤痛中醒悟到，女人的自我觉醒才是重生的开始，作为一个真正的女人要和男人一样有同等的自由和权利。
三“梦想”的回归
女权的本质并非要和男权去进行两败俱伤的碰撞，在某种程度而言，她们更渴望女性“梦想”的回归。
正如凯瑟琳・哈德威克导演的《暮光之城》一样，里边细腻、柔美的爱情故事就发生在女主角贝拉和金发帅哥爱德华之间。
这样缠绵悱恻的爱情是多数女性的梦想，通过爱情这条主线，我们感受到了女主角贝拉的成长，她由一个被动地等待救赎的小女孩儿，成长为为自己的命运而拼搏的主宰者。
在这里，男女之“情”被导演推到了一个重要的位置。
爱情不再存有可疑的世俗偏见，爱情是温暖的，是让人奋不顾身的。
在影片温情、细腻的叙事中，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原来在为颠覆男权的成长经历中，女人也可以作为一个主动者去追寻那份值得自己主动的美好。
在这里，无所谓主客体，只在乎享受爱情所带来的深刻体验。
四、女权下的女性意识的觉醒
从根本上说，所谓女性意识，就是女性对于自身价值的体验和醒悟。
她所追求的是个体尊严的体现程度。
追寻的是两性统治结构中的平等性，不论是在肉体上性欲，还是在精神上。
女权运动的开始，社会的转变，已经让女性开始学会了从隐性的男权压迫中挣脱，并开始尝试自主作出选择。
研究女性的作家们将以一个女性的视角对女性作品重新审视，并做出全新的解读。
将原本根固在男权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彻底改变，摒除女性一贯的温柔、软弱、贞洁的标签形象，揭穿这类对女性形象的歧视与扭曲。
一自在的存在
美学家萨特认为，人的存在在于自由。
自由在人的本体论上具有深刻的含义。
当然电影艺术也是如此，电影中的女权主义之所以会吸引我们的关注，首先在于它通过影音画面本身的形式，能引起我们内心深处的触动。
因此，女权主义的影片导演总是在重点强调女性影像的“美感”，这里的美感并一定是外在的感官上的舒适，而是作用在心灵上的美不胜收。
波伏娃的主张在女性主义大阵营中属于“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基本观点是：
理性、公正、机会均等和选择的自由。
如由杰拉德・达米亚诺导演的《深喉》，影片在1972年上映。
正值西方性解放运动的鼎盛时期，而这部情色影片，完全迎合了“性解放”的主题。
它以“性”作为主题和依托点，以这样的角度来对女性进行心理、情感的探讨。
通过性爱的表现，对男权文化和社会状态进行反思。
在片中，女主人公为了迎合自己的需求，主动地选择了护士这门行业。
在性爱的行为中主动地出击，1973年，《纽约时报》发表报道，将之称为“色情风潮”。
这股风潮所带来的意义是深远的，它也让剧作家兼导演杰拉德・达米亚诺声名远扬，名留影史。
二追寻自我
在影片中，不论是《本能》中的凯瑟琳举起冰锥进行杀戮，还是《末路狂花》中的塞尔玛和露易丝开枪射杀那些丑恶的男人，这些镜头下的女人不论出自何因，画面总是暴力的。
但这种暴力是可谅解的，是带有人性化的。
凯瑟琳最后因为爱，放下了手上的冰锥。
塞尔玛和露易丝为了防止“被伤害”才展开了有来由的杀戮。
影片中的她们是暴力的，却还是弱势的。
她们为了追寻那个自我而战。
敢于和命运相抗争。
没有哪个女人是天生凶悍的，也没有哪个女人甘为“奴役者”。
当一个女人甘心为一个男人所付出，并成为附属品的时候，根源应该是出自爱，而不是被某种力量所“逼迫”。
女人要追寻自我，而不是主体的迷失，男女间的区别应是“先天的”，而不是“后天的”。
所以说，女人要珍惜自我，追寻自我，使自己变为一个“强者”。
三独立的力量
女性的独立在于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意志和独立的权利。
女性不应该只是男性的依附体，没有任何的发言权。
在历史环境下，女性的独立被男权社会所压制。
如《末路狂花》中的塞尔玛和露易丝，她们是在传统意识中解放出来的两位女性，她们用她们灿烂的笑容、真诚的人生态度，结束了这场革命性的旅程。
她们超越了世俗，超越了男性，她们为了内在的自尊性，为了真正的解放，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平等，选择了独立地去战斗。
虽然在影片中，塞尔玛和露易丝最终未能逃脱失败和面临死亡的厄运，但她们已经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做出了反抗，她们在寻找自我，独立自我。
她们作为女性，是女性意识觉醒的典范。
她们都为自己作出了选择，也勇敢地承担起了选择所带来的后果。
她们真正平等地与男人“交接”过，却不会再让自己沉沦为男性的“奴隶”。
五、结语
作为一个存在多元文化的国家，美国的男女平等意识相较于其他国家而言还是较好的。
女权意识在美国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是一种精神上的解放。
应该说，在美国的电影发展中，女权主义作品还是比较多的，尽管有些并非以鲜明的旗帜性而存在，却是已经渗透着对女性地位、女性自我、女性自在及两性关系方面的思考。
即便是情色片之中，也不乏对女性觉醒意识的流露。
总之，美国电影构建了一种多样化表现的女性意识形态，它既有“强悍的女人”，也有“隐忍的女人，还有男女对等成长的存在。
这些影片，都在用影像这种特殊的方式来宣告女性主义的立场，是努力实现对女性自我的超越与升华的影片，是与男性共享权利与责任的最好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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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态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借鉴女性批评与生态批评的方法，从自然和女性的角度来研究文学领域中自然与女性的关系。
在美国文学中，薇拉・凯瑟的边疆小说反映了自然与女性的和谐关系;
托尼・莫里森的黑人小说反映了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精神污染;
西尔维娅・普拉斯的诗歌则体现了现代社会生态环境的破坏对女性健康的影响。
这些女性文学作品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生态女权思想的基本特点，旨在证明只有把妇女与自然从被动、从属的地位解救出来，才能使人与自然、男人与女人建立平等和谐的关系。
关键词：
生态女权主义美国文学薇拉・凯瑟托尼・莫里森西尔维娅・普拉斯
生态女权主义这个名称首先出现于法国作家弗朗西娃・德奥博纳FrancoisedEaubonne发表于20世纪70年代的两部作品：
《女权主义或死亡》《LeFeminismelaMort》，1974和《生态女权主义：
革命或变化》《EcologieouMutation》，1978。
弗朗西娃因此被视为西方生态女权主义观点的重要先驱。
但是生态女权主义的主要运动及主要批评思想的形成却是在美国。
早在1962年，美国生态运动的发起人之一、生物学家雷切尔・卡尔逊RachelCarlson女士就以作品《寂静的春天》《SilentSpring》在美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生态环境保护运动。
此后，生态女权主义运动就如火如荼地开展了起来。
它的宗旨在于提示在人类思想领域和社会结构中统治妇女与统治自然之间的密切关系，反对各种形式的统治和压迫，把反对压迫、妇女解放和解决生态危机一并当作自己奋斗目标。
美国生态女权主义具有下列基本观点和特征：
第一，美国生态女权主义的首要内容是女性与自然的认同;
第二，美国生态女权主义者们普遍认为，人类对于自然的侵略等同于男性对于女性肉体的侵略;
第三，美国生态女权主义要求对西方现代科学进行反思和批判;
第四，美国生态女权主义对现代工业和经济发展的沉重代价持强烈的批判态度;
第五，美国生态女权主义认为宇宙万物是没有什么等级制度的。
生态女权思想在文学作品中主要表现在女性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方面。
美国女作家薇拉・凯瑟、托尼・莫里森、西尔维娅・普拉斯的作品中从不同的侧面突出了生态女权主义思想的基本特点。
本文通过这三位女作家及其作品，探讨了美国女性文学中的生态思想和环境意识。
一自然与女性的和谐：
薇拉・凯瑟边疆小说中的生态女权思想
美国女作家薇拉・凯瑟WillaCather，1879-1947以擅长描写西部拓荒者生活而著名，也是美国最早的生态女权思想家之一。
她的小说《啊，拓荒者》1913、《云雀之歌》1915和《我的安东尼亚》1918被称为“草原三部曲”。
这三部作品均以内布拉斯加草原为背景，以女性拓荒者的生活为题材，反映了女性坚强独立的精神，探索了女性与自然的亲密关系，集中体现了薇拉・凯瑟的生态女权主义思想。
“其作品中所致力于表现的女性与自然的他者地位、女性与自然的言说、女性、自然、艺术的关系，足可以使读者对薇拉・凯瑟的生态女权主义窥见一斑”。
《啊，拓荒者》的女主人公亚历山德拉是凯瑟小说中最具代表性的女性拓荒者形象之一。
在恶劣的自然环境及困难的生活面前，亚历山德拉不退缩不妥协，以乐观的态度和坚定的信念最终帮助家人和邻居渡过了难关，并靠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建立起自己的农庄，过上了富裕的生活。
小说真实而生动地书写了女性的独特价值，其中的一些描写很好地体现了亚历山德拉与故土的亲密关系和深厚感情，也充分体现了她在征服自然后的油然而生的自豪感。
“以前她从未意识到这里对她意味着什么，深草中昆虫的卿卿声就像甜美的音乐;
千鸟们、野鹑们和其它一些小东西在阳光下低吟轻唱，她觉得自己的心和它们留在了草地的某一处。
狭长起伏的山脊下，她看到未来在骚动着。
”自己的命运和土地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
大自然赋予了女性以力量，而女性又通过征服自然而回馈自然。
“这土地起伏着，就像亚历山德拉的身体，迎向阳光。
”此时的亚历山德拉已经与自然融为一体，女性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也就不言而喻。
凯特・苏博KateSoper在《自然化的女人和女性化的自然》中将自然与女性联系起来，认为女性更接近大自然。
海伦娜・西苏也认为女性更接近自然，与自然有一种亲和力。
在男性中心文化中，女性与自然都被看作“他者”。
在《啊，拓荒者》中，女主人公从弱小到强大的个人成长与自然从贫瘠到富饶的变化是休戚相关的。
喻示着女性与自然开始摆脱“边缘”“他者”的地位，打破了“人――自然”、“男――女”的二元对立模式，表达了作者欲使人与自然、男性与女性向着更加和谐、更加理想化的关系发展的美好愿望。
二父权制社会女性的精神污染：
托尼・莫里森黑人小说中的生态女权思想
托尼・莫里森是当代美国文坛最重要的黑人女作家之一，代表作有《最蓝的眼睛》、《秀拉》、《所罗门之歌》、《宠儿》等。
她于199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非裔美国作家。
莫里森的作品始终以表现黑人的历史和命运为主题，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黑人女性形象，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人们为处在种族和性别双重压迫下的黑人妇女产生了深切的同情。
作为黑人女性作家，莫里森以其独特的视角探索了自然与文化的关系，在自然描写中蕴含着深刻的精神内涵：
“……黑奴吊在世界上最美丽的梧桐树上。
她只记得喃喃细语的梧桐，却怎么也想不起那些黑奴，这使她感到羞愧。
她努力去回忆人，但每当孩子们刚要露脸时，就被梧桐的沙沙声赶跑了。
”《宠儿》在小说中，原本美丽的梧桐却成了凶残的刽子手，自然则象征着死亡。
而另一方面，莫里森在作品中又把自然描写成黑人快乐的源泉。
在她的笔下，荒野、河流、花草、树木、雨水、雷电等自然现象大多具有象征意义，大自然给人们带来了无比的愉悦，成为了人们心灵的依托。
如在《秀拉》中有这样的环境描写：
“Thensummercame.Asummerlimpwiththeweightofblossomedthings.Heavysunflowersweepingoverfences;
irisiscurlingandbrowningattheedgesfarawayfromtheirpurplehearts…”
这段具有诗歌韵律和抒情性质的语言生动地反映出了大自然勃勃的生机和人们平和安宁的心境。
莫里森作品对自然生态的细腻的刻画实际上反映出她对于黑人女性精神生态的深切关注。
在夹缝中挣扎的黑人妇女，在强大的父权制文化和白人文化面前表现出无助和无奈。
黑人传统及母性本能在强势文化的压迫下已被异化。
“莫里森小说中‘被物化、被统治、被操纵’的美国黑人女性这一边缘体在面对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甚至阶级压迫的‘多重危险’中，其精神被污染的程度是最严重的。
”如《最蓝的眼睛》中的黑人小女孩佩科拉的母亲;
《宠儿》中亲手割断自己两岁女儿喉管的赛丝，她们身上的母性都被扭曲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她们的行为实际上反映出了作为父权制社会牺牲品的黑人女性的精神危机。
美好的自然与善良的人性一旦遭到破坏，受到扭曲，势必会呈现出狰狞的面目，对社会带来的危害也是不可估量的。
三生态环境的破坏与女性的健康：
西尔维娅・普拉斯诗歌中的生态女权主义思想
美国著名的生物学家和生态环境保护活动家雷切尔・卡尔逊于1962年发表了著名的《寂静的春天》，提出了滥用杀虫剂和化学药品给自然生态和人类健康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1963年初，美国当代著名的自白派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发表了《榆树》、《侦探》、《高烧103度》等著名诗作。
普拉斯的这些诗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卡尔逊及其《寂静的春天》的影响。
创作于1962年的《侦探》涉及生态环境问题。
诗歌的叙述者是一名福尔摩斯式的侦探。
他在调查一名女子被谋杀的过程中，发现案件和家用有毒化学物质有关。
普拉斯在给她母亲的信中曾提到：
“有相当比例的未出生的孩子已注定要遭到放射性尘埃和日益加重的污染效应的危害”。
诗中的侦探描述了被害女子肉体所遭受的损伤，而这些损伤造成的后果与那些可能由辐射或化学毒害导致的后果极为相似。
例如，诗中描述的女性受害者“乳汁开始是黄色的，/后来变成了蓝色而有甜味的水，/不停吮吸的双唇，却把两个孩子/喂养得瘦骨嶙峋”。
哺育生命的母亲的乳汁在受到辐射或化学毒害后变得不再有营养，反而在危害着下一代的健康成长。
在《高烧103度》中，普拉斯流露出对精神与身体、宗教与性爱失落的痛苦：
“如此且阴郁的烟雾/自己衍生出元素。
它们不会上升，只是绕着地球流动/使年老和虚弱的人窒息……”叙述者告诉她的情人，“亲爱的，整个晚上/我都闪烁不定，暗，明，暗，明”;
随后，她又问：
“我的热度没有吓坏你吗?
还有我的光”。
在男权社会中，作为附属物的女性不得不依靠毁灭性的科技来取悦男性而生活。
发着高烧、经历着婚变打击的诗人既沉溺于核辐射的噩梦中，又沉溺于神话式的宗教拯救的幻想中，她在死亡的世界中努力走向自我净化。
四结语
薇拉・凯瑟、托尼・莫里森以及西尔维娅・普拉斯在作品中表现出了美国女作家的生态智慧与女权思想。
她们以创作实践表明：
妇女、自然和文学三者之间似乎有着天然的密切的联系：
女性与自然同样具有哺育功能，自然是女性最亲密的朋友，生态的保护与女性的健康休戚相关。
离开了女性，生态的平衡与保护就无从谈起。
因此，具有大自然般丰富情感和妇女写作体验的女作家们为生态批评研究做出了独特的卓越的贡献。
大多数环保主义者都认为，导致当代的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但是在生态女性主义者看来，导致种种生态灾难的深层原因应当是“男性中心主义”androcentrism，而非宽泛的“人类中心主义”。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借鉴女性批评与生态批评的方法，从自然和女性的角度来研究文学领域中自然与女性的关系，揭露文学作品所反映出的两种压迫的联系，并以生态女性主义的价值标准来关照文学中的道德伦理问题。
妇女与自然同遭男权思想的奴役与压迫，只有打破逻各斯中心主义“人―自然”、“男―女”的二元对立模式，消除性别偏见和歧视，把妇女与自然以及弱势群体从从属、被动的地位解救出来，才能使人与自然、男人与女人建立平等共存、互相支撑的全新的和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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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美国作家赛珍珠一生关注父权制文化下的妇女命运，孜孜不倦地为女性群体著述、演讲。
由于种种原因，她对美国女权主义运动的贡献被尘封已久，其《男与女》一书蕴含女权主义意识，应将《男与女》一书置于美国当代女权主义运动的发展历程中去观照。
赛珍珠;
《男与女》;
美国女权主义运动;
性别
赛珍珠一贯抵制别人给她的“女权主义者”的头衔，她也的确没有参加过任何妇女解放运动组织。
但是，终其一生，无论是从她的实际行动，还是从她对妇女问题的书写与论述中，都不难看出其明显的女权主义意识。
由于种种原因，赛珍珠对美国女权主义运动的贡献被尘封已久，尤其是凝聚了她对性别关系之思考的《男与女》一书更是少有人问津，即使是赛珍珠研究者也几乎把它遗忘了。
本文结合赛珍珠本人的经历，着重分析《男与女》一书所蕴含的女权主义意识，并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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