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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现行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的具体内容,可以发现,现行的救

助制度具有对流浪乞讨人员进行物质帮助、维持基本生活、保障基本人权、使

其能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功能,因而具有显著的进步意义。

但救助涉及政府执

法理念和执法方式的转变,也影响社会其他成员的观念转变,有必要从深层次考虑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管理蕴含着的城市资源的公平配置与使用、流浪乞讨

背后的反贫困等问题。

针对现行政策存在的不足,须对救助制度进行完善。

当前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与管理法律制度在实践中出现的突出问题进行分

析,提出完善相关法律规定;

加大对“职业乞丐”:

“跑站者”打击力度;

明确

政府各部门的职责;

明确受助者法律责任和健全监督体制等建议,最终使流浪

乞讨人员实现最大程度的自立自助,让他们回归社会,以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

  (三)论文结构

  本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绪论部分主要阐述本文的写作背景,第二章主要阐述我国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社会救助法律制度的基本理论,主要论述公民的生存权理论、发展权理论以及行政法的服务精神与社会救助的关系。

第三章主要阐述我国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社会救助法律制度的发展状况,首先阐述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社会救助法律制度的法律渊源,主要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等;

其次阐述我国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社会救助法律制度从新中国建立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改革开放至今的变迁,从法律制度的变迁之中回顾我国政府针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社会救助的历史进程:

最后对我国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社会救助相关法律制度进行比较和考察,重点从立法宗旨、立法原则、相关规定等方面对比《收容遣送办法》和《城市生活无着落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

第四章阐述我国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社会救助法律制度实施的现状,主要以陕西省宝鸡市救助站为例,阐述救助管理工作的现状、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分析原因。

第五章提出了完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社会救助法律制度的一些合理化建议。

  (四)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一方面主要采用比较分析和历史分析法进行展开,另一方面采用

实证分析的方法对各项具体制度进行论证。

这两种方法可以解释与论证我国社

会救助法律制度的运行状况以及完善和创新的方向选择问题。

当然,这些研究

方法的运用并不是彼此独立的,而是互相交叉、为证明的。

多种研究方法的综

合运用,才能更好地展开主题论证。

  (五)创新之处

  第一,研究角度具有一定的新颖性,从法学视野,运用社会救助所体现的

政府与公民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进行深入论证。

社会救助是政府的义务,享有国家提供的救助和帮助是公民在宪法和法律上所享有的权利,并以此为视角展开

对社会救助法律制度问题的论述,推进对社会救助法律制度的理论分析。

  第二,研究结论具有可操作性。

本文针对现有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在比

较研究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重点对《救助办法》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

析,提出完善建议,并根据我国国情,建议通过健全法律援助机制来完善救助

法律制度,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二、我国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社会救助法律制度的基本理论

  社会救助法律制度基本理念也就是该法律制度设计的本质出发点和追求目

标,基本理念的选择和定位同时也决定了社会救助法律制度存在的目的和价值。

社会救助法律制度产生并随着社会发展而变迁所遵循的基本理念主要包括:

是公民的生存权理念,二是公民的发展权理念,三是行政权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一)公民的生存权理论

  “生存权”最早见于奥地利具有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倾向的法学家安东·

格尔1886年写成的《全部劳动权史论》。

1生存权此时被揭示为生存的欲望在人

的所有欲望中具有优先地位。

“社会成员根据这一标准具有向国家提出比其他具

有超越生存欲望的人优先的、为维持自己生存而必须获得的物和劳动的要求的

权利”,I“国家有义务对个人的生存权通过立法来进行保障。

”“这里所提出来的

生存权的概念,是指社会成员根据生存的基本标准具有向国家提出要求获得物

质和劳动等物质条件保障的权利在一定的程度上来也就是我们现代所说的“救

助权”的前身。

”2

  “卢梭认为,生命是人类主要的天然禀赋,是自然赋予人类的宝贵权利,

无论以任何代价抛弃生命,都是既违反自然同时也违反理性的。

”J在城市化进程

中,由于流浪乞讨人员处在城市生活低层,没有利益表达机构代其在政府作出

决策时表达自己的意愿,故城市决策的出台往往更多地考虑城市管理秩序、居

民生活环境及生活质量等因素,这些决策有时会侵害到他们的生存权益,有的

城市为了维护城市形象而出台的禁讨令,在一定程度上大大限制了乞讨人员的

乞讨机会。

因为乞讨人员在城市中进行乞讨,获得他人施舍的机会较城市以外

‘【日】杉原泰雄:

《宪法学的基本概念》,劲草书房1983年版。

转引自韩德培:

《人权的理论与实践》,武汉

人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81页。

z同前注第26页。

3〔法1卢梭: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李常山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37页。

的地方会多些。

从每个人的自然属性出发,去研究流浪乞讨获得社会救助权的

理论基础,可以使我们更加全面深刻地认识流浪乞讨人员生存权,也可以去了

解国家法律法规是否会对流浪乞讨人员的生存权构成伤害。

使流浪乞讨人员的

生存权能便充分地得到保护。

我国宪法第45条肯定了获得物质帮助权是公民的

一项基本权利,是公民的生存权等基本权利的保障。

国家对于公民的生存权的

维护和保障应通过具体的制度设计来完成。

制度设计应保证公民生存权在自我

不能实现时,有向国家请求帮助的权利,而国家则有相应的义务,即在公民的

生存权受到威胁时,对其提供帮助的义务;

同时在公民请求权被拒绝时,应有

相应的救济手段,而司法上对生存权的救济是生存权保障的最后环节。

这就规

制着国家在法律上和物质条件上向生存权主体提供双重支持,所以说,生存权

原则是社会救助权的法理原则之一。

  

(二)公民的发展权理论

  发展权作为一项独立的人权,最初由发展中国家塞内加尔第一任最高法院

院长、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委员凯巴·

姆巴耶于1970年正式提出。

中国对于发展

权的基本立场是:

发展权是最基本人权之一,是人权概念在现代社会不合理的

国际关系下滋生出来的新概念;

生存权与发展权是人权的核心之所在:

发展权

是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的结合物,既是个人人权,又是国家和民族集体享有的

不可剥夺的人权,而且发展权首先是一项集体人权;

发展权不仅仅是经济目标,

其内涵要比经济目标丰富和充实得多,它强调的是各种人权和基本自由的相互

依存和不可分性;

发展是生存权的必然要求,生存权的设立解决了适者生存、

不适者也生存的问题,生存权可以确定生存的最低标准,但却并不反对社会弱

者为适应社会发展的更高追求。

生存权中包含发展权的内容,首先是社会发展

的需要,其次也是人权中必须承认人的先天差别的需要。

生存权中只确定生存

的最低标准,本身就蕴涵了对人的发展权的肯定。

国家作为实现发展权的义务

主要承担者,必须通过社会安排(政策、制度、法律等)保证社会弱势群体平等地

享受发展成果。

与生存权等其它基本人权相比,发展权与众不同的重要特征就

在于其权利义务主体呈现出了特有的复杂性。

国内个体主体发展权的实现直接

依赖于国家义务主体所提供的国内法律保障和物质保障,但置身于国内保障系

统之内的发展权又必须以国家和民族发展权的实现为基础才能获得生命的源

泉。

“当然,迄今为止,主权国家在发展权保障方面普遍承担的国际法义务仍然

是十分有限的,还需要依赖国内立法、行政措施和社会道义力量共同构成发展权的保障体系来推进发展权的实现。

”4

  (三)行政法的服务理念、服务精神

  我国现行宪法规定,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行政权的产生、行使是为广

大人民群众所服务的;

我国现行《宪法》第27条第2款规定:

“一切国家机关

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

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

”这是以根本法的形式确认

了服务的精神。

从宪法的这一规定,我们可以看出服务不仅仅包含了行政机构

的服务意识而且还包含着如何方便人民群众参与国家的行政管理。

强调行政法

的服务精神不仅可以使政府更主动地关注民生,改善民生,还可以有效杜绝行

政过程中的各种腐败现象,遏制官僚主义作风。

行政法倡导的服务精神是在与

管理论相对的情况下产生的。

在管理观念的指导下,《收容遣送办法》强调的是

行政机关的主导地位,对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采取的措施是予以强制

性的收容、管教、遣返回乡。

其体现的行政关系具有单方面性,主体间不像民

事法律关系那样平等,而是具有强烈的隶属和服从色彩。

然而,在服务精神的

指导下,行政主体考虑的是如何为人民服务,克服官僚主义作风,接受人民群

众的监督。

“《城市生活无着落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将“收容遣送”

改为“救助”,且在办法中明确规定了公安机关及其它行政机关发现流浪乞讨人

员应当告知其向救助站求助:

救助站应当劝导受助人员返回住所地或者所在单

位,不得限制受助人员离开救助站等,这本身体现的就是行政职能部门角色的

转化,从管理者的立场转变为向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提供服务的救助

者立场,说明政府正在意识到自身的行为应当与社会的发展和经济规律相适应,

正努力转变成为一个服务政府、责任政府。

”5

  三、我国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社会救助法律制度的发展状况

  

(一)我国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社会救助法律制度的变迁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对于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管理措施经历了

建国初期的收容改造;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强制遣送;

到目前实施的救助管理,

制度的变迁为我们了解救助制度提供了线索。

  建国初期收容改造的主要对象是城市和乡村的贫民;

妓女、社会无业游民,

4【美1亠3.M.米尔恩:

《人的权利与人的多样性一人权哲学》,夏勇、张志明译,中国大百合全书出版社1995

年版。

5周佑勇:

《行政法原论》,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版,第310页。

国民党残余势力,主要包括流散军人警察;

也有职业乞丐和流亡地主等。

处理

方针是,一方面收容,一方面组织劳动,使乞丐劳动生产,或学习技艺,达到

改造教育、自谋生路的目的。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农村实现了合作化后,农民的生、老、病、死

就基本上依靠集体经济力量来给予保障。

对无依无靠无劳动能力的孤寡老人、

残疾人和孤儿,则由集体实行“五保”供给制度,即“保吃、保穿、保住、保

医、保葬(保教)”。

在城镇,以充分就业为基础,将绝大部分城镇人口组织到

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单位之中就业,社会保障是随着就业而生效的,职工、

干部连同他们的家属的生、老、病、死都靠着政府和单位了。

综上所述,在城

市的国家保障和农村的集体保障这两张安全网中,已经网罗了中国绝大部分人

口,漏在网的外面的或者挂在网的边上的人是极少数。

这就使得这一时期流浪

乞讨人员大为减少,国家相关的立法也随之减少。

  “20世纪60年代,国家遭遇三年自然灾害,为了限制大量灾民进城,1961

年11月11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公安部《关于制止人口自由流动的报告》,决定

在大中城市设立“收容遣送站”,以民政部门为主,负责将盲目流入城市的人员

收容起来,遣送回原籍,这实际上既是收容遣送制度的发端。

”h

  到了“文革″时期,由于国家法制建设的全面倒退,使得这一时期关于流

浪乞讨人员管理与救助措施方面的立法很少,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这种状

况才有所改变。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尤其是依法治国被确定为我国的治国方略,流

浪乞讨人员的管理和救助措施也经历了由“收容遣送″到“救助管理”的制度

性转变。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改革开放,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农村人

口向城市流动的问题开始突出,流浪乞讨人员增多,为了维护改革开放的稳定

局面,保障城市的公共秩序,国务院于1982年发布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

遣送办法》。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三农问题”突出,同时城市改革也在推进,社会

结构有所松动,大规模的流动人口给城市的公共秩序带来了冲击,为了克服治

安管理人员数量和能力不足的困境,1991年5月国务院Ep发《关于收容遣送1:

作改革问题的意见》,将无合法证件、无固定住所、无稳定收入的“三无”人员

纳入收容遣送之列。

”7

6工晓玫:

《解读≤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冫》,《社会福利》2003年第7期,第20页。

.

7秦前红、宦吉娥:

《从收容遣送到社会救助的法理学分析》,《武汉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第47页。

收容遣送制度在立法上缺乏合法性和正当性,影响了国家法制的统一性和

严肃性。

2000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9条明确规定:

“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

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但是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

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除外。

”同时该法第八条明

确规定:

“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

律。

”据此,“收容遣送制度己经失去法律依据,因为它属于剥夺和限制公民人

身自由的强制措施,而依据的仅仅是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却没有任何法律

对此作出规定”。

s

  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执政党执政方式的转变与成熟,社会物质和经

济文明的发展,人权保障越来越成为国家所重视的价值追求,在这种社会背景

下,以少数法学精英的倡导为契机,实现了制度的转变。

2003年8月1日《城

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正式生效,新的社会救济制度取代

原收容遣送制度。

  

(二)我国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社会救助法律制度的渊源

  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社会救助是行政机关基于法定的职权和职责对特定对象

实施的救助行为,其中“法定”之“法”也即社会救助制度的法律渊源,主要

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

  1、宪法

  1954年宪法第93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者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

劳动能力的时候,有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

国家举办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群

众卫生事业,并且逐步扩大这些设施以保证劳动者享受这种权利。

”这是我国第

一次以明文宪法规定公民生存权与国家相关法定职责。

1982年宪法第45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

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

国家发展为公民享有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

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

国家和社会保障残疾军人的生活,抚恤烈士家属,优

待军人家属。

国家和社会安排盲、聋、哑和其他有残疾的公民的劳动、生活和

教育。

”2004年宪法修正案又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国家建立健全

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

这些新的条文与内容反映了时代的要

求与民众的呼声,是我国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必备条件之一,尤其作为宪法

8王思斌:

《从管制到救助: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制度分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3年第7期,第7-8页。

条款对我国的人权与法治事业具有里程碑意义。

回顾以往的具体相关规定,也

可看出我国在此取得的长足进步。

  2、法律

  宪法的原则规定必须依赖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实施。

随着社会经济体制改

革的深入,国家相继出台了相关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保障公民受救助的权利,

这样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的保障体系。

社会救助很多内容是通过法律形式规

定的,如:

1990年颁布、2008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1991

年颁布、2006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1992年颁布、2005

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1996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2007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和《中华人

民共和国律师法》等。

  3、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国务院和各部委发布的大量的行政法规、政府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构成

了目前我国社会救助法律体系中的主要部分。

1999年9月国务院颁布的《城市

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标志着我国现阶段社会救助制度正式确立。

此后,国

务院及其有关部门相继出台了关于城市最低生活保障、自然灾害救济、农村五

保生活供养、农村特困户救助、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以及城乡

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等专项救助内容的行政法规和规章。

如2003年

6月国务院通过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和《法律援助

条例》、2006年通过的《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2008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以及2003年民政部发布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

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等。

  4、地方性法规

  由于社会救助在不同地区之间存在救助标准的区别,而地方根据自身不同

特点,通过依据宪法、法律、法规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方式,

积极推动本地区域内社会救助制度的健全和发展。

例如“湖南省政府下发《关

于进一步加强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湖南省

各级救助管理站将在城区各车站码头、繁华路段等重要场所设置救助引导牌。

有条件的县市,要成立流动救助服务队,开通流动救助服务车,设立统一标识

的社区全天候救助点,及时引导和救助流浪乞讨人员”◇“郑州市政府下发《关

于开展救助管理工作进社区的通知》,要求各区、街道办事处、社区要组建救助

9赵文明:

《湖南重要场所设引导牌全天候救助流浪乞讨人员》,《法制日报》2007年2月5日。

管理服务队伍,在每个社区至少要建立一个救助服务亭,方便流浪乞讨人员的

求助,这意味着社会救助体系将由市一级向区、街道、社区逐层延伸,并最终

形成多层次的救助网络”1″;

“山东省政府2004年6月下发通知,要求各级部门

加强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的关爱性救助管理,建立以自愿受助、无偿救助为基

本原则的新型社会救助制度,并从救助对象、救助程度和内容方面推出了一系

列“关爱措施”。

主要内容有:

因被盗抢等造成食宿困难者列入救助范围;

对无

力支付交通费的受助人员提供乘车凭证;

受助人员患病采取先记账后结算的办

法就诊;

救助站内男女、老幼、健康人和残疾人分开居住,等等”;

“苏州市民

政局、公安局、城管局联合发布《关于加强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

管理的通告》,禁止乞丐在繁华街区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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