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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北宋，三国故事的拥刘反曹思想更鲜明了。
时人不只一般地尊刘贬曹，而且帝蜀的情绪在民间是强烈的。
《三国志平话》与元人三国戏，便是这一思潮的产物。
《三国志平话》以蜀汉为中心，无一贬辞，而对于吴魏则有褒有贬。
褒贬全然以刘备的利益为转移，一心想写出唯刘备才是“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仁主，这便是问题的实质。
元人三国戏的内容，莫不以蜀汉人物为中心，莫不以对蜀汉的态度如何作为褒贬人物、抑扬吴魏的标准。
其时代烙印，则是更加强调与讴歌蜀汉人物的“汉家节”。
结论：
魏晋以来，是以曹魏为正统，还是以蜀汉为正统，地主阶级的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是反反复复的。
一其心志的是民众，他们尊刘贬曹的情绪千百年如一日，而且有增无已，形成了自己褒贬原则。
与此情绪比较合拍的，是一些封建士大夫的文学作品。
这种合拍往往是不期然而然的，没有这种“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社会思潮，就没有《三思志通俗演义》。
二、一部打开了的民众心史
拥刘反曹的思想内涵显然不是三言两语可以道尽的，应该如实地把它当作打开了的时代乐章、民众心史。
从而，由表及里地逐层认识其文化心态。
一、《三国志通俗演义》，。
。
这类里巷歌谣之义，实际上是一种民众参政意识，在文化上是渊源有自的。
政治思想上的儒法互补，美学思想上的儒道互补、道德思想上的儒墨互补，奠定了华夏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形成了中国文化的深层意识。
其中，孔孟的知难而进的人世精神、实践理性的哲学思想、王道济民的政治主张、事父事君的纲常教义、立德立功的价值观念、舍生取义的人格追求、华夷之辨的民族操守，在塑造华夏民族的世界观、思维方式、审美情趣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这就使中国文化深层意识的重“人”，具有双重性。
一方面，这是非常宗法的，另一方面，它又是非常民本的。
这种“人”的观念，这种对人格的崇尚，作为中国文化的深层意识，每当社会风云变幻之际，它便云破月来，熠熠生辉，成为忠义思潮的意识源泉，成为华夏民族的内在凝聚力，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犬牙交错之时尤其如此。
宋人“讲史”和“小说”中的说“铁骑公案”这类作品，不是“乱世忠义”的颂歌，就是说给有志王天下者听的英雄史诗，它反映了身处乱世的民众，在以自己的参政意识编写“资治通鉴”。
三国故事和水浒故事，便是这种阗苑仙葩。
二、拥刘反曹思想的产生有其外因，那就是：
曹丕称帝标志着两汉盛世的结束，此后近三个世纪的纷乱分裂的局面造成了人心思汉，同时也扭曲了曹操在民众心目的形象。
于是，凡有忠义思潮和强调“君子小人之泽”的地方，便可能有拥刘反曹的三国故事在产生。
三、拥刘反曹思想的产生还有其更为深刻的内因，那就是：
旧时中国人的文化心态基本上是儒家的，民众从刘备身上比从曹操身上发现了更多的符合他们愿望的东西。
其一，正如《周书》所说，“抚我则后，虐我则仇”。
民众是不以成败论英雄的。
曹操虽功盖天下，论“仁德及人”，却不如刘备。
其二，“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已者容。
”这是我国旧时莘莘学子的传统观念。
曹操用人“以权术相驭”，刘备用人“以性情相契”,两相对照，刘备待士，它常使后世士子神往不已。
其三，曹丕与曹植同母而箕豆相煎，刘备与关张异姓而情逾骨肉。
这一对照是那么的撼人心弦，直令人感到刘备与关、张的关系是今古人际关系的典范。
其四，《易传》提出：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实际上也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
刘备的”折而不挠，弘毅宽厚”，孔明的弘毅忠壮，忘身忧国，皆颇近此。
最后，曹操的历史悲剧还在于：
面对的不是暴君，而是：
仁柔之主，所以只能坐在权臣的被告席上，眼巴巴地望着身藏讨曹密诏的刘备被民众誉为“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忠义之士。
曹丕篡汉后的近三百年纷争的局面使人心转而思汉，是形成三国故事拥刘反曹思想的外围。
刘备身上符合民众愿望的东西要比曹操多得多，是形成三国故事拥刘反曹思想的内因。
二者统一在儒学的“人之所以为人者”的文化心态上，统一在“仁者在位”的民众参政意识上。
三，一种深沉的失落感
《三国志通俗演义》在其雄浑悲壮的格调中弥漫着一种深沉的失落感，体现了民众对仁政理想的追求之情及幻灭后的惆怅与悲哀。
经毛宗岗父子修改成毛本《三国演义》，拥刘反曹的思想倾向更强烈了；
其失落感亦随之而水涨船高。
要特加注意的是如下几点：
一，它强化正统思想，宣扬“汉室”中心论，认为“不特魏、晋不如汉之为正，即唐、宋亦不如汉之为正”。
二，它掩饰蜀汉人物的王霸之志，使之成为汲汲于汉室中光的志士仁人，唯恐他们有涉“僭越”这嫌。
三，它将刘备的民本思想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使之成为“空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仁德之主，天下归心如川之归海。
四，毛宗岗还精心地修改了作品的开头和结尾；
以“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作开篇，末卷增补了一则羊祜、陆抗之从容互镇故事，使《三国演义》的结尾成为中国几大古典小说中最好的。
将结语“一统乾坤归晋朝”，改为“后人凭吊空牢骚”，感慨更深沉了。
正统观念与道统的仁政思想相胶结，血统观念与汉民族的民族感情相融汇，这是三国故事缅怀刘汉的实质，由此也就决定了它必然要反对曹魏。
当阶级矛盾高涨时，它强调刘备不只是帝室之胄，而且是位“有德者”。
当民族矛盾高涨时，它强调刘备不只是位“有德者”，而且是：
帝室之胄。
这也是罗贯中和毛宗岗思想的异同点。
缅怀越执著，失落感就越深沉。
凡此，都深层地反映了当时民众的情绪，所以不但深沉，而且伟大。
不论罗贯中，还是毛宗岗，对刘备和曹操的艺术形象的塑造，都是沿着“宽、仁、忠”与“急、暴、谲”的轨辙进行的与历史原型相比，“熊猫非猫，终归猫。
”这种像与不像之间，它反映了整整一个历史时代的民众的文化心态与审美观念及参政意识。
第二讲一曲“三本思想”的赞歌————说《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创作本旨
一、说给有志王天下者听的英雄史诗
《三国志通俗演义》，实际上是说给有志王天下者听的英雄史诗。
它宣扬忠义，但不止于崇尚忠义。
崇尚忠义只是它对臣民的人格要求。
作为中国历史小说的扛鼎之作，它的独特的审美价值，更主要的还在于宣扬了一种“三本思想”，那就是：
民心为立国之本，人才为兴邦之本，战略为成败之本。
这种“三本思想”一以贯穿全书，成为作者褒贬诸镇的准则，不吐不快的方略，从而也就使作品成为一部千古不朽的形象的“资治通鉴”。
作者的襟怀，作品的意旨，尽见如此。
二、“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民心为立国之本
《三国志通俗演义》曾以追要穷源的笔法写出汉末天下大乱是“乱由上作”。
谓三国之分实肇衅于恒灵二帝上不能体天心之仁爱，下不能纳良臣之谠论，英雄之聚义草泽，诸镇之缮修兵革，另方面有何进之召外兵，董卓之乱国，诸镇之角立。
这种追本穷源是独具匠心的，它不只从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与社会阶级矛盾两个方面写出汉室已不可兴，齐恒晋文之业已不可用，还从而让读者从它所写的那逐鹿中原的群雄中自己去选择谁是“仁德”之主。
董卓此无他，就在于“专权肆不仁”。
这种对乱国害民贼臣的愤恨，正反映了乱世人对“仁政”的渴慕。
曹操窃国家之柄而姑存其号，挟天子以令诸侯，却终于为子孙创下基业！
所以然？
就在于他智足以揽人才而欺天下，其中便包括知民心之可用。
因而，他对黎民百姓是王霸相济，具有二面性：
当其出“以报仇雪恨”，则不惜残杀黎元以张威，几与董卓无二；
当其出“王师”以讨伐诸镇，则不忘施德政于民以示仁义，则又俨然千古贤相！
这种宽猛相济，实际上是封建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的传统法宝，也最本质地反映了曹孟德作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双重特点。
孙策“聚数万之众，游于江东，安民恤众，投者无数，江东之民，但呼策为“孙郎”。
民既归附，割据江东，策之基兆也。
真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作为自己的思想指导者，最初起于草泽之间不即在于诸镇之内的枭雄刘玄德。
笔者要补充一句：
刘备的泪是为“上报国家，下安黎庶”而流的。
这使他成为家弦户颂的“仁君”典型。
当然，刘备这样的“仁德”之君历史上是不存在的，但是，罗贯中却按照人民理想中的“好皇帝”的模式创造了他。
三、“得人者昌，失人者亡”：
人才为兴邦之本
三国时期是中华民族人才荟萃时期之一，炳炳麟麟，照耀史册，《三国志通俗演义》又不仅以它特有的艺术魅力指出人才为兴邦之本，还将能否揽人才而善用之作为褒贬诸镇的另一个准则。
袁绍其人：
外宽内忌，好谋无决，外宽，好谋，决定了他喜以折节待士自誉，亦能聚才，内忌，无决，决定了他“有才而不能用，闻善而不能纳”。
甚至愎过而好胜，面对谋士争衡，疑其所不当疑，信其所不当信。
与袁绍之用人形成鲜明对照并成为作者理想之反映的，是刘玄德。
他的鱼水说比人鉴说更高明，因为暗合中国人的“人生乐在相知心”的文化心态。
曹操“知人善察，难眩以伪”，如果说，罗贯中写其对汉室的态度是有贬无褒，写其对黎民的态度是亦贬亦褒，那么，写其对人才的态度则是褒多于贬。
这包括其知人善察，思贤若渴，尤敬忠义人士等等。
罗贯中还写出曹操待士有异于刘备而似于袁绍的一面。
刘备既可同忧，亦可同乐，注意“终始之分”；
曹操“只可同忧，不可同乐”，无视“终始之分”。
刘备用人不疑，唯人是宜，尤敬才智高于已者；
曹操“用才能之人，心甚忌之，只恐人高如已”，常用其人而疑其心。
刘备服人，惟贤惟德，士皆感服，感服易生忠信，所以一生未杀过谋士，而在其用过的人中亦未见过有司马懿父子式的人物；
曹操服人，以智以谲，士皆摄服，慑服则易藏大伪，故而罗贯中最后引唐太宗祭奠魏武帝之言予盖棺论宣曰：
“一将之智有余，万乘之才不足”。
这是中肯的。
创业不难，守业尤难。
孙权的卓越之点在于：
“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
这使他一生有“四快”，亦可谓用人不疑，唯才是宜，有万乘之智者矣！
但与刘备和曹操相比，虽亦人杰，终显“小器”，其胆略气度，守业有余而创业不足。
正因为《三国志通俗演义》要宣扬的是“君贵审才，臣尚量主”。
所以它虽崇尚忠义，却不主张愚忠。
它否定的只是“蔡张卖主求生计”，对赵子龙的“良禽择木而栖”却是充分肯定的。
作者写董卓作为奸贼，万恶中有一善，善在能忍性屈情用蔡邕；
王允作为忠臣，万善中有一恶，恶在刚愎自用杀蔡邕；
蔡邕作为逸才，千虑中有失，失在不该因一时知遇之恩而伏尸哭董卓。
这“蔡邕问题”可以看作罗贯中既尚忠义而又不主张愚忠的思想写照。
四、“汉界楚河，唯智胜也”：
战略为成败之本
《三国志通俗演义》还指出战略为成败之本。
这在作品中又是那么强意识，乃至成为作者褒贬诸值的又一准则。
一、小说写出东汉之亡，亡于何进“无谋”，王允“智小”，一着酿成千古恨。
如果说，何进欲尽诛阉竖还多少含有个人的企图，那么，王允欲尽诛董孽则一心想安汉室。
然而却殊途同归于身死、国乱，获得的是愿望的反面。
为什么呢？
答案是清楚的，曰：
“胸无韬略”。
二、小说写出袁绍尚“力”，故“虽强必弱”，曹操尚“智”，故“虽弱必强”。
其转折点，是官渡之战；
它决定了由谁统一北方，而成败关键是在用不用许攸其人其策。
其结论皆是：
刘、项之不敌，公所知，汉祖唯智胜，项羽虽强，终为所擒。
官渡之战果应其言。
“智”的最高形态是战略思想。
三、小说写出赤壁之战奠定了天下三分的局面，证明了鲁肃、诸葛亮的孙、刘联合以抗曹的战略方针的正确。
“定三分隆中决策”，孔明的高瞻远瞩是有口皆碑的。
如果说，孔明是作品中的“智绝”，那么鲁肃则是大智若愚的典型。
江东诸人皆无法与之比战略眼光。
四、小说写出彝陵之战是孙、刘长期摩擦的必然结果，是孔明鲁肃缔造的孙、刘联合以拒曹的战略路线一次严重受挫，蜀国固然元气大伤，吴国也间接地消弱了它的抗曹力量，从而暗中规定了天下只能由魏晋来统一。
五、小说还写出了孔明、鲁肃缔造的孙、刘联合以拒曹的战略路线真正成为蜀、吴两国的国策，是在“白帝城托孤”之后；
原因是由于吴、蜀荆州之争已经解决，两国都感到舍此则无力与魏国取得均势。
司马氏最后能使三国归晋，不仅由于北国的民心趋于稳定，不仅凭藉魏国的人力和物力，还凭藉战略思想的正确和拥有邓艾、钟会、羊祜、杜预这样的一批智勇之士。
第三讲，缘史通志，因材成型——说《三国志通俗演义》的题材选炼和人物塑造
一、引言
《三国演义》是史传文学与“讲史”艺术碰撞后的结晶，是儒家文化与江湖文化碰撞后的融汇。
它崇尚理性、皇权、英雄、伦理，崇尚和谐美、整一美、悲壮美。
凡此，不只体现在它创作原则与结构艺术上，也同样体现在它的题材选炼的人物塑造上。
与其说它是现实主义的杰作，不如说它是中国式的古典主义的典范——或称之为前现实主义的巨构。
二、题材选炼：
缘史通志，谱写史诗
缘史通志，谱写史诗，是《三国志通俗演义》的选材指南。
因此，理性成了作者选炼题材的上帝。
具体说来，其标准有四：
1，拥刘反曹乃三国故事里巷歌谣之义，《三国志通俗演义》的继承了这一思想传统，并成为它选炼题材的标准之一。
中国封建社会的“文明中心”，理论上是道统，实际上是皇权。
皇权的拥有者莫不自诩为道统的体现者，想南面而皇者亦莫不自诩为“有德者”。
《三国志通俗演义》是维护皇权的，其所以拥刘反曹，并将之作为选炼题材的标准之一，说到底，就在于千百年来民众交口相传的刘备形象，它体现了道统的皇权的完美统一。
2，三国人才之盛，如游玄圃见积玉，收不胜收。
才与才敌，以谱写乱世英雄的颂歌，是《三国志通俗演义》选炼题材的标准之二。
《三国志通俗演义》乃人才之大都会，仅明主即有三位，战略家便不下四人。
三个明主：
一是刘备，二是孙权，三是曹操。
他们都知道民心为立国之本，而以刘备为最，曹操则采取实用主义态度。
他们都知道人才为兴邦之本，亦各能用人，而“曹操以权术相驭，刘备以性情相契，孙氏兄弟以意气相投”。
他们都知道战略为成败之本，果决善断，而以曹操“明略最优”。
四大战略家：
一是诸葛亮，二是鲁肃，三是曹操，四是司马懿。
如果说，诸葛亮大智若仙，曹操大智若鬼，那么鲁肃则大智若愚，司马懿则大智如怯。
3，召唤英雄们的亡灵，是为了演出历史的新场面。
变通古今，以谱写时代的乐章，是《三国志通俗演义》选炼题材的标准之三。
首先，作者想缘史醒世，表述人们的一种呐喊：
“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
其中，就包涵丰东晋以来的民众对“邦命中兴汉，天心大破曹”的渴望之情。
其次，作者因史喻世，表露人们的一种心态；
鄙夷奸诈而崇尚忠厚，憎恶霸主而景仰仁君。
因而，选炼关于曹操的题材时有个三字经：
“急、暴、谲”；
选炼关于刘备的题材时也有个三字经：
“宽、仁、忠”。
作为艺术形象，曹操的“急，暴，谲”慨括了历代统治者的恶行劣德，而以“宽、仁、忠”自守的刘备则成为民众理想中的好皇帝。
再次，作者想藉史警世，表达人们的一种感受，一种心愿：
天下快意之事莫若友，快友之事莫若同存忠义于心。
因而，选炼刘、关、张三人关系方面的题材就显得分外精心。
说到底，实际是在为“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的小生产者与“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的江湖豪杰写心。
4，总体框架上羽翼信史，于微细变处集腋成裘见精神，既源于信史，又高于信史，以谱写形象的“资治通鉴”，是《三国志通俗演义》选炼题材的标准之四。
章学诚的“七真三假”之说还是正确的。
需要补充的只是：
“七真”是真的大的历史事件上，“三假”是假在于变动微细处以见精神上。
小说这种为小生产者和江湖豪杰写心，却是对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的一种“跪着造反”，因为它已含有平等观念的因素，尽管还很微弱，乃是冬末的未萌。
三、人物塑造：
博采雅俗，因材成型
八十年代关于,《三国志通俗演义》人物描写是否是“类型化典型”的争鸣，对该书的创作方法的研究至关重要。
照我的粗浅看法，凡是不朽的典型，都是既充分类型化了的，同时又充分个性化了的；
否则便不可能比实际更高，更美，更强烈，更理想。
这是有中外美学史可证的。
照我的粗浅看法，天地间万般事物，其长处所在往往就是它的短处所以，其短处所在往往就是它的长处所在，从哪一角度看问题而已。
亚理斯多德关于艺术典型的理念就是如此。
《三国志通俗演义》中有“为一般而找特殊”的类型化典型，蜀汉和曹魏集团的主要人物大多属于这类形象。
其主要特点是：
莫不以某种道德品质作为基本特征，形象内部的其他构成因素尽受此支配。
所以，人物的思想性格也就显得比较纯净和稳定，保持着古典式的整一和静穆，具有“半神”式的崇高美；
乃至一出场就是定型化的，那千变万化的情节只被用作对人物思想性格的多方位展示。
这就产生了毛宗岗所击节赞赏的“三绝”。
《三国志通俗演义》中也有“在特殊中显出一般”的个性化典型，孙权和袁绍集团的主要人物大多属于这类形象。
罗贯中在塑造这类人物时，其褒贬原则已不在忠奸、善恶之间，目光已移向人物的思想个性。
罗贯中对孙权和袁绍的形象塑造基本上是以《三国志》等史籍所提供的形象作原则的，功绩仅在于赋予它以艺术生命使之栩栩如生而已。
因此，如果说这类形象是种人性化的艺术典型，那是由于史籍所提供的原型本身是典型的。
《三国志通俗演义》中还有一类艺术形象，我称之为历史人物的剪影。
他们于《三国志》或,《后汉书》中有传，而进入罗贯中笔端的却只是一个或几个镜头，情同特写。
蔡邕、华歆，甚至陆逊、法正都属这类形象。
《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人物塑造，真正比较接受现实主义个性化艺术典型的，我以为是周瑜，鲁肃，魏延，司马懿一类形象。
它反映了作者的自知与强意识，源于作者已注意到人物思想性格的复杂性与多层次性。
因此，不仅不“回避现象与本质的矛盾”，还以神来之笔将之强化为人物显性性格与隐性性格的不同。
凡此说明，《三国志通俗演义》人物塑造的方法具有多样性，很难有类型艺术典型或非类型化艺术典型来论定。
其总的特点是博采雅俗，因材成型，艺术加工又有多有少。
由于受“讲史”艺术的影响，个别人物的思想性格虽然也有某种程度的发展，但定型化是主要特征，以致写好人事事都好，写坏人事事全坏；
由于受史传文字的影响，除了个别人物外，又大都做到“明镜照物，妍ci必露”。
或由于受史册所载的启发，或由于注意到人物思想性格的复杂性，塑造了一批以显性性格与隐性性格相表里为特点的人物形象，这无疑是种艺术上的大创造，功不在禹下；
但这类形象仍体现着古代审美意识所要求的高贵的单纯，还不是史传文学与“讲史”艺术合壁，我称之为中国式古典主义或前现实主义的人物描写方法。
形象的静穆美，整一美，崇高美，足以与西方古典主义类型化艺术典型相颉颃；
形象的层次性、复杂性、丰富性，却又为西方古典主义类型化典型所不可企及。
这是由于西方古典主义既有现实主义因素，又有形式主义因素，而在史传文学和“讲史”艺术碰撞下形成的中国式古典主义，则又较之多了一点现实主义精神，少了一点形式主义东西。
四，结论和余论
《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创作方法蒙受两种文学样式的影响：
一是史传文学，一是宋元“讲史”。
史传文学和“讲史”话本有着共同特点：
一是崇尚理性，非独叙其事，亦且“有义存焉”；
二是尊王抑霸，崇尚皇权，更崇尚道统，录二者的统一；
三是崇尚英雄，不权在为帝王将相作家谱，还将豪杰作为历史的主人，黎民的主宰；
四是崇尚伦理，意主忠义，而旨归劝惩；
五是崇尚悲壮，遗芳遗臭，在生死观念，君子小人，于义得之间。
凡此，也就是罗贯中的创作原则和选材标准。
也就是《三国志通俗演义》审美意蕴的特点。
史传文学和“讲史”话本又有其不同特点：
一是本质上是历史，它叙述的是“已发生的事”；
它描述是的人物形象是史学意义上的“在特殊中显出一般”；
它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是历史功绩第一，道德操守第二，要求做到“明镜照物，妍ci必露”，富于一种严峻的现实主义精神。
一个本质上是文学，它所迷恋的是“借尸还魂”，：
“尸”虽是历史躯壳，而“魂”却是种“可能发生的事”；
它描写的人物形象往往是以民间的交口相传作基础的，“为一般而找特殊”原本就是民间文学人物塑造的基本特点；
它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是道德操守第一，历史功绩第二，要求是非分明，洋溢着一种素朴的浪漫主义情调。
我以为罗贯中笔端的人物塑造，实际上集了二者的大成，但对于具体形象来说，则又有侧重点的不同。
《三国志通俗演义》的蓝本无疑是《三国志平话》，然而，论作品的规模之巨，却远非《三国志平话》所能比拟的。
其基本艺术构思是：
于汉末各路诸侯中突出曹操、刘备、孙坚；
于魏、蜀、吴三国中突出蜀国；
于蜀国中突出诸葛亮，并使其所作所为牵动着魏、蜀、吴三国的全局。
这种以主人公和生涯为主线写的一个历史时期的政治风云变幻，反映了罗氏的创作气魄，也反映了小说深得《史记》之壶奥，它对后世的小说结构学产生了非比寻常的影响，其功不在禹下。
第四讲“乱世忠义”的颂歌——说宋元水浒故事的思想倾向
一、引言
南宋以来的水浒故事，既不是在歌颂什么农民起义，也不是在宣扬什么投降主义。
凡此，皆是其社会客观效果的某一方面。
南宋以来的水浒故事，凡特定时代的一曲昂入云天乱世忠义的颂歌。
施耐庵的《水浒传》，则又从而集大其大成。
二、应运而生的水浒故事
历史上宋江起义的自身特点：
其一、规模甚小，骁勇善战；
其二、纵横数省，云聚星散；
其三、亦盗亦侠，无意称王；
其四、降而复叛，志在济民。
一言以蔽之，历史上的宋江，既不是方腊式的农民起义领袖，也不是那种要做官，杀人放火受招安的人物；
他所领导的起义，与其说是一支革命队伍，毋宁说是一支反叛的游侠武装。
而宋代外敌凭陵，国政驰废，转思草泽，盖亦人情。
这种内因和外因一结合，便使水浒故事应运而生，同时也就被深深地打上忠义二字的时代烙印。
问题很清楚。
正由于宋江起义是亦盗亦侠，并未称孤道寡，所以方能与部众交情浑似股肱，义气如同骨肉，一般贫苦群众固然会把他们当作“劫富济贫”的义士来传颂，一般不满于现实的士大夫也能把他们当作锄暴安良的节侠来称道，致南宋民间传说的宋江形象，早在其躬履盗迹而无讳时就已被赋予忠义思想。
正由于宋江起义规模甚小，却骁勇善战，且纵横数省，波及的地区十分广阔，所以也就具有传奇色彩，其影响所及，便给纷纷藉藉，传闻沓来，久之，遂成为英雄传奇，致不同的地区的水浒故事都把宋江等人描绘成传奇式的英雄——“除非黄榜可招安，余下官军收不得。
正因为他们于交口相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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