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铁农访谈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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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您还是一名高校教师，也是一位无党派人士。
30年后的今天，您还能回忆起当时对中国的政党制度有什么认识吗？
周铁农:
当时，我和我的同事在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欢欣鼓舞时，并没有更多地关注政治。
和当时很多高校教师一样，我们把精力更多投入到教学、科研上。
对于政党制度，我当时也没有太多了解。
我身边了解中国政党制度的人也不多。
当时，即使在高校里也普遍只知道有共产党。
经过30年的发展，民主党派的社会认知度、认同感越来越高。
现在，不要说在高校，即使到最基层去，很多人也知道中国有一个执政党和多个参政党。
他不一定能把八个参政党都说全了，但他知道中国有若干个党派，知道这些党派的领导人也在参加国家大事，知道这些党派在为国家作贡献。
尤其是，现在积极要求加入民主党派的人也不少，人们也知道了民主党派是反映意见的重要渠道。
1989年，中共中央制定了《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即“14号文件”。
“14号文件”第一次把民主党派定义为“参政党”，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的关系是执政党同参政党的关系。
您当时已经担任齐齐哈尔市副市长有六年时间。
对这个文件有什么认识？
当时我身边的工作人员也都是党内的，领导我的和我领导的都是党内的，中间是我这一个党外的。
到政府工作六七年了，当时我虽然对政党制度这类具有根本性的问题没有很多关注，但是已经认识到政府工作中党与非党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党与非党的合作是非常重要的。
在学习“14号文件”之后，我认识到，自己作为无党派人士在政府里工作，不仅仅是个人参与政府工作，而且涉及我国政治制度的格局。
不过，这个时候，我更多是从个人和个人之间关系的角度来认识党与非党的关系。
直到1990年参加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培训时，我才比较多地从“非党干部在政府里工作如何处理好和党员的关系”这一角度来理解、思考学习的内容。
1991年，您调任黑龙江省省长助理，后又担任副省长，并加入了民革，担任了民革黑龙江省委副主委、主委。
在这期间您是不是对中国的政党制度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是的。
加入民主党派，并担任领导职务后，我迫切地需要对中国的政党制度做更深刻的了解。
当时手头能找到的最好的学习材料就是“14号文件”。
我再次对“14号文件”进行了认真学习，经过学习澄清自己很多对民主党派模糊的认识，并开始对中国的政党制度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今天回过头来看，无论对于民主党派自身建设，还是中国政党制度建设，乃至中国民主政治建设，“14号文件”都是一个纲领性文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它总结中国政党制度建设的经验，规划了今后中国政党制度如何发展。
对中国的政党制度做了历史上最完整的一次阐述。
把民主党派的主要职责、地位、作用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等做了界定。
对于巩固多党合作的政治基础起到重大作用，将我国多党合作事业进一步向前推进。
它在中国政党制度建设历史上、民主政治推进历史上都是划时代的。
中国的政党制度后来有很大发展，但是基本的内容在“14号文件”就已经确定下来了。
今天乃至今后回头看“14号文件”的历史功绩和作用，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1993年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写入宪法。
当时，您已经担任了民革中央副主席，对此有什么感触？
我感到了巨大的鼓舞。
多党合作制度写入宪法，上升为国家意志，这标志着我国多党合作制度完成了宪法化进程。
提升了多党合作制度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为在实践中更好地坚持和完善这一制度提供了法理依据。
也统一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认识。
让人们认识到，这一制度不仅是历史产物，也是时代需求，也是将来长期发展的政治保证。
1997年中共十五大又将坚持完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纳入中共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政治纲领，作为社会主义政治方略的内容之一。
这样，多党合作制度又写进了执政党的基本纲领，从而成为由国家意志和执政党意志双重维护的稳固的制度。
多党合作在多领域各级别全面发展
记者:
从副市长、副省长，到全国政协副主席，再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您的从政履历涵盖了政府、政协、人大三个不同领域，您也亲身感受了多党合作在各个领域的全面发展。
您认为，多党合作在各个领域各有什么特点？
只有在政协里党派是以组织形式出现的。
人大、政府里的党派色彩相对较淡。
在政府里对你的认识最多就是“你不是党员”，但是还是把你看成是一个分管一方面工作的副市长、副省长，和其他副市长、副省长是一样的。
我在担任黑龙江省副省长时，曾负责组织领导第三届亚洲冬季运动会的筹备工作。
在整个筹备过程中，我没有发现作为一名民主党派的副省长有什么不便，虽然时间紧、任务重、资金短缺，但是我们的工作开展得很顺利。
我到人大工作的时间还不长，当时感觉到和政府有点相似，到地方上去开会，地方上看待你就是副委员长来了，该怎么谈工作就怎么谈工作，并没有因为民主党派的身份有什么异同。
由于我国政治体制的原因，政协议政成分相对较多，人大、政府参政成分相对较多。
虽然政协更多体现党派特色，但是从大的格局来看，民主党派成员担任人大、政府的领导职务对于巩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也是至关重要的。
如果民主党派成员都集中在政协，这种合作就是不全面的。
难以体现参政党“参政议政”的特色，也不符合“一个参加、三个参与”的要求。
近年来，多党合作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但是，仍然有人提出:
“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协商在中央一级最热，越往下越冷。
”您有着丰富的地方工作经验，对这种说法，您有什么评价？
确实存在这种现象。
这种差别也是一种必然的情况。
因为多党合作更多体现是在政治层面的。
我们国家的领导体制决定了地方不可能花大力气去研究政治问题，大政方针的问题就要由中央来研究，否则就乱套了。
所以在多党合作的问题上中央和地方必然有所差别。
不过，这种差别也与一些地方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参政议政能力不高有关。
要解决这个问题，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应该加强自身建设，提高参政议政能力。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希望得到中共的支持，帮助民主党派基层组织搞好自身建设。
这样才能把多党合作的作用不断向下延伸，使多党合作事业日益蓬勃发展。
干部队伍建设是民主党派自身建设的重要方面。
是不是因为有了对民主党派基层组织自身建设的忧心，您才会在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时，提出要加强训练民主党派人士干部？
而在您提出这个建议后不久，万钢、陈竺两位非中共人士部长先后出现。
加强培训民主党派人士干部的建议很多人都在提。
我当时提这个建议不止是说民主党派干部到政府工作，而是看到民主党派自身干部都很缺乏，建议通过培养干部，增强自身力量能够履行多党合作的职能，另外民主党派自身发展也需要一批优秀干部才能把民主党派的传统很好传承下去。
人才短缺是困扰各民主党派的问题。
但是，民主党派组织形式和中共不一样，培养干部的工作都放在民主党派不太可能。
所以提出这个建议，希望中共中央注意加强培养非中共干部。
中国共产党历来十分重视发挥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很多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先后担任了一些政府部门和司法机关的领导职务。
在中共中央和各级党委的关心和重视下，非中共干部的选拔培养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万钢、陈竺两位同志担任政府部长一职，相信将对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推进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两个“五号文件”推动多党合作长远发展
2005年和2006年，中共中央先后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也就是两个“五号文件”。
两个“五号文件”出台时，您正担任着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您认为，两个“五号文件”出台的背景是什么，较之“14号文件”，又有什么发展？
如果说“14号文件”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基础，确立了民主党派的地位，那么，两个“五号文件”就在制度层面上为多党合作格局不断延续提供了保证。
两个“五号文件”制定和出台的过程，既是中国共产党统一全党的认识的过程，也是大量吸收民主党派意见的过程。
“14号文件”出台15周年前夕，各民主党派希望中共中央能再出台一个文件，把这些年对多党合作的新认识、新经验充分体现出来。
新认识、新经验究竟是什么？
经过和中共中央反复商量，最后集中到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上，而这些经验也在《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中得到体现。
”周铁农说。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出台时，我正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意见》起草过程中多次征求了我的意见。
《意见》出台后，全国政协组织检查组去各地落实情况。
我和思卿同志共同带队去福建检查落实情况。
他是党内副主席，我是党外副主席，这也算是多党合作在很多细节上的体现吧。
根据检查了解到的情况，以及其它各方面反馈的信息。
您认为，两个“五号文件”的贯彻落实情况怎么样？
两个“五号文件”使多党合作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日益加强。
现在，从中央到地方都在认认真真地按照两个“五号文件”的要求推进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
比如，每年7月，不管中共中央的工作多忙，一定会抽出时间来听取各民主党派对上半年经济工作的意见，商量下半年经济工作的有关问题。
对其它重大问题的协商非常密集。
现在重大协商是什么题目，中共中央在年初就会通知各民主党派，我们可以提前做研究，提高协商的质量。
另外，中共中央在作出重大决策前，都要召开民主协商会、座谈会、情况通报会，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进行反复讨论、协商，征求意见。
特别是中共十六大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高层协商会、谈心会、座谈会和情况通报会近80次。
各民主党派本着进直言、做诤友和挚友的精神，通过到各地调研，在充分了解社情民意基础上，积极提出意见和建议，许多意见和建议都得到了采纳。
地方上，两个“五号文件”也落到实处。
各级党委检查工作时，也把贯彻、落实两个“五号文件”作为重要的检查内容。
有了两个“五号文件”及一系列的配套制度，在多党合作问题上就不存在做与不做的问题，只有做得好些差些的问题，这样有利于提高基层多党合作工作的质量，缩小与中央的不合理差距。
用事实向世界说明中国的政党制度
今年两会期间，您在记者招待会上回答了关于中国的政党制度等一系列问题，并表示愿意在会后接受外国记者的专访。
您的坦诚获得了各界好评。
我想知道您平常怎么样向外国人介绍中国的政党制度。
我在地方工作时，就开始接待外宾，到北京工作后就接待了更多的各国来宾。
很多外宾对中国的政党制度很感兴趣，我也乐于和他们探讨相关问题。
不过，我并不喜欢从理论上探讨政党制度。
因为，谈理论不太容易谈下去，经常发现双方的理论体系不一样。
所以，讲理论，和学者讲，我讲不过他。
和其他人讲，我又讲不懂他。
我习惯于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和中国的发展实践两个层面介绍中国的政党制度。
我首先会说，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摆在中国面前最艰巨的任务是发展，发展中需要有人来带个头。
要成为带头的政治力量得符合两个标准:
第一要稳定，第二要不保守，善于接受各方监督。
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一支力量，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没有人要拉其下台，所以稳定；
另一方面，有人在不拉其下台的前提下对其进行监督，使其不保守。
您怎么样让西方人理解“在不拉其下台的前提下对其进行监督”？
我以为不以拉下台为目的的监督是最有效的监督。
参政党对执政党的监督是为了执政党把工作做好，有利于执政党地位更稳固，执政党显然乐于接受。
相反，如果以拉下台为目的，这种监督之间就缺少信任，一方不得不对另一方说的每句话都要警惕，仔细思考，其居心究竟何在，是不是为了取而代之，这样监督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所以中国的政党制度既有利于政治力量的稳定，又有利于接受监督。
我告诉他们，从实践上看，现行的政党制度已经保证中国实现了连续30年保持政治稳定，经济繁荣，这是已知数；
换个政党制度是未知数。
当然，这个已知数里肯定有些问题，但是这个已知数总体上是好的，是可以接受的。
既然已知数是可以接受的，而且感觉还不错，为什么要找未知数来代替呢？
很多外宾还是认同了我的观点的。
（《人民政协报》2008年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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