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言文学论文研究《大戴礼记补注》的思想成就及其解经方法Word文件下载.docx
《汉语言文学论文研究《大戴礼记补注》的思想成就及其解经方法Word文件下载.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汉语言文学论文研究《大戴礼记补注》的思想成就及其解经方法Word文件下载.docx（10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1］（P23）孔氏又能选择许多重要的书籍作为他校的依据。
如朱熹《仪礼经传通解》、杨简《先圣大训》、吴澄《仪礼逸经》及《永乐大典》等引用过《大戴礼记》篇章的书籍。
又参考《小戴礼记》《周礼》《逸周书》等与《大戴礼记》内容多有重合的着作。
特别是《通解》《大训》《逸经》《大典》等书，不仅时代较早，且经常整篇节录《大戴礼记》内容，名为他校，实为对校，远非一般他校盲目援引类书可比。
例如，《王言》中:
“孔子曰:
‘吾居语女’”一句，宋本脱去“居”字，孔氏则“从《大训》增”而改正。
［1］（P17）孔氏的校勘态度比较审慎，对于不易去取的内容，多注明异文而不擅改原文。
例如，《哀公问五义》中“百姓淡然，不知其善”一句，孔氏只注明:
“《荀子》‘淡’作‘浅’，‘善’作‘邻’。
‘不’，《大典》作‘莫’。
”［1］（P25）没有据《荀子》和《永乐大典》盲目改动原文。
对于确有证据应当修改的字句，孔氏不拘守宋本原貌，能够大胆提出改正意见。
例如，《王言》篇的标题，旧本作《主言》，孔氏在《补注》中根据本校证据，发现:
“旧本题作《主言》，篇中王字凡十九见，皆误作主，唯第十六字不误，今据以改正。
”又举出训诂证据:
“古者主之称亚于君，故三世仕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
郑君《坊记注》曰:
‘大夫有臣者称之曰主，不言君，避诸侯也。
’”［1］（P5）《王言》篇的主旨是孔子提出的实现王道的“王言”，不当作“主”，改动符合文意。
孔广森《补注》的文字校勘取得了许多成果，后人校勘《大戴礼记》时对此多有吸取。
如清末孙诒让《大戴礼记斠补》这部专门研究《大戴礼记》校勘的着作，对于前述“王言”的校勘，就全文引用了孔氏的论证，定为“王言”。
唯引据冯登府说，指出:
“篇中王字十九，‘惟莫不言来至朝觐于王’，王字不误。
乃第十四字，非第十六字。
”［4］（P6）修正了孔氏的小讹。
又如民国时王树楠所作另一部专门校勘《大戴礼记》的着作，书名就叫做《校正孔氏大戴礼记补注》，在孔书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校勘意见。
对于“王言”问题，王氏亦采纳孔氏的意见，指出“孔氏据戴校本为说”;
又指出“汪中校本、王引之《经义述闻》本，俱改‘王言’”［1］（P255），进一步肯定了“王言”的改动。
孔氏通过各种校勘方法对《大戴礼记》经文的校正，大都是精心校勘的结果，能够给后人许多启发。
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对《大戴礼记》正文一仍其旧的做法，导致了“保持旧本原貌的同时，也未免曲护了旧本中一些舛伪脱衍”［5］（P9）的效果。
孔氏《补注》与王氏《解诂》，一者偏于“活校”，一者偏于“死校”，能够互为补充。
（二）读破假借，释义简明
孔氏在《补注》中解释经注文意的时候，并不盲目旁征博引。
或利用音韵知识，读破假借，解释难点;
或通过简单明了的文字，直解文意。
孔氏本精通音韵学，着有《诗声类》等音韵学着作。
利用音韵学知识是其特长。
《诰志》中“胤使来往，地宾毕极”一句的释义。
孔氏先引用杨简说解释上半句:
“杨简曰:
‘胤，继也。
’使者相继往来。
”接下来便利用音乐学知识解释下半句中“宾”字:
“广森谓‘地宾’读如《诗》‘率土之滨’，言无远弗至。
”［1］（P186）这样全句的句义为使者来往，极远之处也能到达，文意清楚。
有时孔氏用简明的语言直接解释经文意义，也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例如，《曾子立事》“行自微也，不微人”，孔氏《补注》直解作“自卑而尊人”。
同篇“己虽不能，亦不以援人”，《补注》解释为“不引人以自解”［1］（P87），均言简意赅。
而王聘珍《解诂》则对这两句分别解释为:
“微，隐也。
行自微，谓隐行善事也。
不微人者，谓非阴密不使人知也。
”“援犹引也，取也，谓引取人之能以为能也。
”［5］（P70－71）字数多出《补注》数倍。
而王文锦先生就认为王氏第一句的解释“殊为迂曲，不及孔氏《补注》释‘自卑而尊人’简当”;
第二句的解释“亦不如孔氏《补注》‘不引人以自解’切合文旨”［5］（P9－10）。
可以说孔氏用极精当的解释，往往能取得超越同时学者的效果。
（三）考辩史实，详解制度
孔广森作为乾嘉学者，在《解诂》中也充分发挥了善于考证的特长，对于《大戴礼记》中的史实和典章制度进行了考辩和解释。
考辩史实的内容，如《卫将军文子》中，孔广森《补注》对孔子弟子生平作了细致的考证。
篇中“恭老恤孤，不忘宾旅，好学省物而不勤，是冉求之行也”一句，卢辩对冉求生平的解释是:
“冉求字子有，冉雍之子，为季氏宰。
”认为冉求系冉雍之子。
孔氏《补注》通过考证发现:
“冉有，仲弓之族。
按《古家语》及《弟子传》，求、雍并少孔子二十九岁，明非父子也。
注误。
”指出了卢辩的失误。
篇中“其桥大人也，常以皓皓是以眉寿，是曾参之行也”一句，孔氏《补注》通过考证发现:
“按《弟子传》，曾子少孔子四十六岁。
此文子问时，年未三十，不得以寿言之。
知眉寿者，谓曾晳也。
”
故能解释文意为:
“大人，父之称也。
言曾子能养志，常使皓皓无所忧怒，不损其性，以寿父母，故下文称其孝也。
”［1］（P121）通过考证曾参生平，使读者不至于因混淆“眉寿”的指代对象而误解文意。
又如，《曾子制言中》篇中，孔广森《补注》对首阳山的地理位置作了考证。
篇中“夫二子居于河济之间，非有土地之厚，货粟之富也，言为文章行为表缀于天下”一句，“河济之间”与“首阳山”是何关系?
孔氏《补注》利用地理知识指出:
“首阳山在蒲坂河曲中，其南王屋，济水所出，故云‘河济之间’。
”［1］（P105）使人一目了然。
解释古代名物制度的内容，如《保傅》篇，孔氏《补注》对古代的华表制度作了考证。
篇中“有诽谤之木”一句下，《补注》云:
“《古今注》曰:
‘诽谤木，今之华表木也。
以横木交柱头，形似桔槔，大路交衢皆施焉。
’如淳《汉书音义》曰:
‘旧亭传于四角面百步，筑土四方，上有屋，屋上有柱出，高丈余，有大板贯柱四出，名曰桓表。
县所治夹两边各一桓。
陈宋之俗，言桓声如和，今犹谓之和表。
’按桓、和、华声相近递转，鲁有桓楹，即桓表也。
《西京赋》云:
‘次和树表。
’盖军门前亦为和表，因名和门。
是皆诽谤木之遗象。
”［1］（P65）对华表的形制及得名，有精当的解释。
又如《千乘》篇，孔氏《补注》对鲁国的军制作了考证。
篇中“公曰:
‘千乘之国……’”句下，《补注》云:
“《周礼》:
‘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
’千乘者，侯伯二军之赋。
古以五百乘为军。
《诗·
采芑》曰:
‘其车三千。
’谓天子六军也。
鲁侯爵为次国，故僖公之颂云:
‘公车千乘。
’其后襄公始作三军，昭公复罢之。
”［1］（P163）结合周代礼制及鲁国的地位，解释了鲁国军制。
三、《大戴礼记补注》的思想成就
孔广森《大戴礼记补注》不仅重视校勘训诂，在思想成就方面也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一）“缘情制礼，上下不援”的礼制观
孔氏在《补注》中对礼的产生及作用，都有较为集中的论述。
例如，《礼察》云:
“然如曰:
‘礼云礼云。
’贵绝恶于未萌，而起敬于微眇，使民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
”孔氏在对此句的《补注》中，阐发了“缘情制礼”的观念:
“先王之治天下，户户而赏之，不能遍也;
人人又刑之，不可胜诛也。
是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而丧祭之礼作其孝，以乡射之礼作其让，以朝觐聘享之礼作其恭，天下卉然知天子之意，曰:
‘礼于死者尚且不忘，况生者乎?
礼于他人之长尚且如此敬也，况君父乎?
’”即认为礼制不是僵死的条文，而是根据发自内心的“人情”所制定，每一项礼制，如“丧祭之礼”“乡射之礼”“朝觐聘享之礼”都是缘情而制，有具体功能的。
正因为礼制是“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的，故而可以在赏罚之前，通过潜移默化的效果教化人民，达到“示之以恭，则不臣者愧;
示之以让，则不弟者耻;
示之以孝，则不子者悔。
其不可化者也，然后从而刑之。
礼行于上，则四海之内鲜刑民矣。
故曰:
使民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1］（P37）的效果。
孔广森提倡“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是对戴震肯定“人欲”，反对程朱理学一味肯定“天理”思想的继承。
孔氏不仅将戴震《原善》《孟子字义疏证》中的“人欲”“人情”思想引入了《公羊》学，［6］在《补注》一书中同样将该思想引入了礼学。
他将“人情”思想引入讲求实践的礼学之后，便能达到“把儒学思想从宋明理学的形上形式，转向礼学治世的实用形式”，“以礼代理”的效果。
例如，“丧祭之礼作其孝，以乡射之礼作其让，以朝觐聘享之礼作其恭”就能通过具体可感的礼仪形式，体会“孝”“让”“恭”的重要作用，而不是抽象地论述其合理性。
张寿安先生认为凌廷堪是“以礼代理”这一清代思想转向中最重要的人物，其思想来源则是戴震义理学。
［7］（P6）凌氏未曾直接受业于戴氏，却曾向戴震弟子孔广森问学。
孔氏在《补注》中已有“以礼代理”的思想萌芽，很可能影响到了凌氏。
孔氏在戴震与凌廷堪的思想传承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孔广森还认为礼制应该达到“上下不援”，即上下不争的效果。
《诰志》云:
“公曰:
‘何以事神?
’子曰:
‘以礼会时。
夫民见其礼则上下不援，不援则乐，乐斯毋忧，以此怨省而乱不作也。
’”在《补注》中则阐发道:
“鲁人之祭也，宫县而白牡，设朱干，击玉磬，僭天子之礼。
季氏亦歌雍，舞八佾，陪臣阳虎从祀僖公，上下相援之验也。
不援则乐，犹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之意。
”［1］（P183）反对僭越等级使用礼仪的行为。
看起来有维护等级制度的嫌疑，但实际上有其现实针对性。
清代社会上礼仪的使用已经相当混乱，连曲阜孔氏家族这样的名门，在礼仪方面也不免存在“即如吾乡素称守朱子家礼者，亦素以古礼参用朱子家礼者也;
又素以乡俗相沿之陋习，附会于朱子家礼者也”［8］（P536）的弊端。
既然礼仪是根据具体情况“缘情”而制的，那么脱离了适用群体的礼仪制度，实际上就脱离了本质，成为空洞的仪式。
只有恢复古代“缘情”而制的礼仪，才能达到“夫民见其礼则上下不援，不援则乐，乐斯毋忧，以此怨省而乱不作也”的效果。
（二）“外内合一，勿虑难治”的修养观
《大戴礼记》中包含了丰富的讲求个人修养的内容，孔广森在《补注》中最为重视的是“外内合一”和“勿虑难治”两点。
孔氏阐述“外内合一”的思想，最集中体现在《曾子立事》篇的注释中。
《曾子立事》云:
“人信其言，从之以行;
人信其行，从之以复。
复宜其类，类宜其年，亦可谓内外合矣。
”孔氏《补注》言:
“人信君子之言者，以其言之必行而从之也;
人信君子之行者，以其今日行之，明日复行之，而前后相类也。
久而验之，至于积年所行，无弗类者，可谓外内合一无虚假也。
”［1］（P86）强调君子必须言行合一，言出必践，行之必久，达到“外内合一无虚假”的境界。
这种言行合一的表现之一，是“不说人之过”。
《曾子立事》篇言:
“君子不先人以恶，不疑人以不信，不说人之过。
”孔广森《补注》主要针对“不说人之过”进行阐发:
“彼有过者方畏人非议，我从而为之辞说，则彼将无意于改，是成人之过矣，故君子不为也。
不扬人之过，厚也;
不说人之过，忠也。
”［1］（P87）强调君子要做到“外内合一”，不仅不能“扬人之过”，宣扬他人的过错，同样也不能“说人之过”，为犯错者文过饰非。
而这种“外内合一”的另一种表现，则是“行其亡，如其存”，即对死者言行合一，履行诺言。
《文王官人》有言:
“行其亡，如其存。
”卢辩注的解释是:
“谓奉先君及祖考之教令。
”仅限于对待先君与祖考的态度。
孔广森在《补注》中则提到:
“此不必谓事祖考，凡于人皆然。
昔延陵季子过徐，徐君悦其佩剑，以将有上国之事未献也。
还聘，徐君已死。
季子曰:
‘吾心许之矣。
’解剑挂于墓树而去。
所谓行亡如存者欤?
”［1］（P195）通过季子的例子，将“行其亡，如其存”的做法，扩展到君子对交往对象都必须采用的言行合一的态度。
《补注》中强调的另一种君子必备的修养，则是“勿虑难治”。
“是故君子为小由为大也，居由仕也，备则未为备也，而未虑存焉。
”《补注》中阐发道:
“推家而致之国，事有小大，人有众寡，其道亦未备也。
然能齐其家，国有勿虑难治之理，存乎此也。
”［1］（P91）孔氏在这里并不简单地将“齐家”与“治国”等同起来，而是认为二者“事有大小，人有众寡”，不能简单套用。
他认为“齐家”给“治国”的启发则是相同的，即“勿虑难治之理”，凡事必须有忧患意识。
给宋明理学家“修齐治平”的推导，赋予了新的含义。
（三）“进贤退不肖，损益因时”的治国观。
礼制在中国古代不仅是一种个人的礼仪规范，也与国家制度密切相关。
《大戴礼记》中有不少涉及治国思想的问题，孔广森在《补注》中着重强调了“进贤退不肖”及“损益因时”二个问题。
孔广森重视贤人在国家政治中的作用。
《保傅》言:
“夫圣人之于当世存者乎?
其不失可知也。
”孔氏在《补注》中阐发道:
“下章申言教太子者必慎之于妃匹之始，端之于衽席之上，重之以震夙之礼，又临以师保，佐以圣贤，乃能终以太平，历过其卜。
故上陈三代，下究六国，推夫古今兴废之际，未有不得贤而昌，失贤而亡者，系之傅职，以为帝王之极范，储嗣之秉戒。
”［1］（P83）将选择圣贤作为继承人师友的问题，扩展到“古今兴废之际”的范畴，提出“上陈三代，下究六国”的历史时段内，“未有不得贤而昌，失贤而亡者”，将选贤举能提高到事关国家兴亡的高度。
既然要选择圣贤来治理国家，那么选择的标准如何?
《诰志》言:
“仁者为圣，贵次，力次，美次，射御次。
“圣人先德而后爵，尚功而贱艺，故贵不如仁，力不如贵，美不如力，射御不如美也。
美谓才美。
”［1］（P185）孔广森在这里巧妙地将经文做了一个代换，解释为“圣人先德而后爵，尚功而贱艺”，既强调儒家道德至上的观念，也重视才能的作用，是德才兼备的选拔标准。
孔广森在论述治国思想时，认为治国的法度与礼制均是根据具体情况制定的“损益因时”的措施，反对盲目照搬古代经验。
《四代》言:
“四代之政刑，君若用之，则缓急将有所不节。
”孔广森《补注》:
“四代之法，损益因时，若并用之，则文质宽猛，必不得其中。
”即认为上古四代的法度各有具体适用对象，盲目照搬，必然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他同时认为对法度若简单搬用，必将逐渐废弃。
《四代》又言:
“子曰:
‘心未之度，习未之狎，此以数逾而弃法也。
’”《补注》言:
“于四代之政刑，思之未审，习之未熟，则数过其法。
”［1］（P172）即认为对于四代的刑政，如不能通过思考与实践就加以采用，则必然因不切实用而遭到废弃。
孔氏推崇的治国思想，即将“进贤退不肖”与“损益因时”结合起来。
《盛德》言:
“故曰，御者同是车马，或以取千里，或数百里者，所进退缓急异也。
治者同是法，或以治，或以乱者，亦所进退缓急异也。
”《补注》阐发道:
“进贤退不肖，缓刑法，急礼度，所由适于治也，反之则乱。
”［1］（P159）经文认为，治国如同驾车，因进退缓急不同，可能造成完全相反的效果。
孔广森则将他的治国思想结合起来，认为只要做到“进贤退不肖”，以及“缓刑法，急礼度，所由适于治也”，便能达到大治的效果。
（四）“阴阳化成，质疑灾异”的自然观
《大戴礼记》中不仅有很多论及礼制、修养、治国的内容，也涉及一些儒家不常论及的自然观，孔广森对此的阐发亦不乏可观之处。
《曾子天圆》曾对霰、雹二种的生成作了解释:
“阳气盛则散为雨露，阴气盛则散为霜雪，阳之专气为雹，阴之专气为霰，霰、雹者，一气之化也。
”卢辩注:
“阴阳在雨，温暖如汤，阴气薄之不相入，转而为雹。
阴气在雨，凝滞为雪，阳气薄之不相入，散而为霰。
故《春秋谷梁》说曰:
‘雹者，阴协阳之象;
霰者，阳协阴之符也。
’”基本都是一种阴阳二气生成的非神秘主义的自然观。
孔广森《补注》则提到:
“《易·
中孚传》:
‘降阳为风，降阴为雨。
升气上，降气微。
’是故阳还其风必暴，阴还其雨亦暴。
降阳下迎，阴起合和，而阳气自上薄之则为雷，阴阳合和其电燿燿也，其光长而雷阴阴也，温为尊，寒为卑，故尊见卑益自尊，卑见尊益自卑，则寒温决绝矣。
”［1］（P110）通过阴阳化成的观念，对雷的生成作了解释。
其中认为“阴阳合和其电燿燿也”，认识到雷的本质是“电”，且是阴阳交感而成;
以及发现“其光长而雷阴阴也”，即发现电光与雷声是雷的两种表现，因为光速与音速存在差异，人们会先见电光而后闻雷声。
虽然其中“电”“光”的概念未必严格等同于现代物理学定义，但已对雷的特性有深入的认识。
美国的富兰克林在1752年曾通过科学实验认识到雷的本质是电。
孔广森在基本相同的时段，通过阴阳交感的传统理论解释雷，且部分契合现代科学知识，十分难能可贵。
古人多将日月食视作“灾异”，并将此类自然现象与社会政治相联系。
《诰志》也持此类观点:
“古之治天下者必圣人，圣人有国则日月不食。
《补注》中指出:
“日月之道，经纬同度，于是有食，历象之常，可推而知。
”认为日月食是可以通过天文知识推算的自然现象。
而对于经文中认为“圣人”会导致“日月不食”的说法，他则给出了比较现实的解释:
“然人事愆于下，天谴见于上，则有频食，有不以朔食，有不入交限而食。
圣人有国，日月不食者，非无食也。
七政顺行，二仪贞明，无不当食而食者耳。
”［1］（P185）即日月食是客观的自然现象，并不因政治好坏而改变，只是圣人在位时，良好的天文制度能够准确推算，“无不当食而食者耳”。
实际上否定了“天人感应”的观念。
孔广森《大戴礼记补注》作为清代《大戴礼记》新疏，在解经方法方面，其校勘文字的成果，清末民初孙诒让、王树楠等学者多有继承;
其解释文意，有时较王聘珍言简意赅;
其考证史实、制度，也多有心得。
在思想成就方面，在礼制观、修身观、治国观、自然观等问题上均有独到的见解。
特别是礼制观中，已经蕴含了凌廷堪“以礼代理”的萌芽。
王文锦先生认为:
“王聘珍的《解诂》和孔广森的《补注》，同是研读《大戴礼记》一书不可偏废的注本。
”［5］（P10）中华书局《十三经清人注疏》丛书中，选择的清人《大戴礼记》新疏，也仅选择了孔氏《补注》和王氏《解诂》二种。
对孔氏《补注》的研究，仍有继续推进的必要。
参考文献:
［1］孔广森．大戴礼记补注［M］．北京:
中华书局，2013．
［2］黄佳骏．孔广森的经学思想［D］．彰化:
彰化师范大学，2006．
［3］孙显军．大戴礼记诠释史考论［M］．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4］孙诒让．大戴礼记斠补［M］．北京:
中华书局，2010．
［5］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M］．北京:
中华书局，1983．
［6］陈冬冬．公羊春秋经传通义的思想成就新探［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1，（6）．
［7］张寿安．以礼代理———凌廷堪与清中叶儒学思想之转变［M］．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8］孔继汾:
孔氏家仪［M］．济南:
山东友谊书社，1989．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