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言文学论文研究《大戴礼记补注》的思想成就及其解经方法Word文件下载.docx

1、”1（P23）孔氏又能选择许多重要的书籍作为他校的依据。如朱熹仪礼经传通解、杨简先圣大训、吴澄仪礼逸经及永乐大典等引用过大戴礼记篇章的书籍。又参考小戴礼记周礼逸周书等与大戴礼记内容多有重合的着作。特别是通解大训逸经大典等书，不仅时代较早，且经常整篇节录大戴礼记内容，名为他校，实为对校，远非一般他校盲目援引类书可比。例如，王言中:“孔子曰:吾居语女”一句，宋本脱去“居”字，孔氏则“从大训增”而改正。1（P17）孔氏的校勘态度比较审慎，对于不易去取的内容，多注明异文而不擅改原文。例如，哀公问五义中“百姓淡然，不知其善”一句，孔氏只注明:“荀子淡作浅，善作邻。不，大典作莫。”1（P25）没有据荀子和

2、永乐大典盲目改动原文。对于确有证据应当修改的字句，孔氏不拘守宋本原貌，能够大胆提出改正意见。例如，王言篇的标题，旧本作主言，孔氏在补注中根据本校证据，发现:“旧本题作主言，篇中王字凡十九见，皆误作主，唯第十六字不误，今据以改正。”又举出训诂证据:“古者主之称亚于君，故三世仕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郑君坊记注曰:大夫有臣者称之曰主，不言君，避诸侯也。”1（P5）王言篇的主旨是孔子提出的实现王道的“王言”，不当作“主”，改动符合文意。孔广森补注的文字校勘取得了许多成果，后人校勘大戴礼记时对此多有吸取。如清末孙诒让大戴礼记斠补这部专门研究大戴礼记校勘的着作，对于前述“王言”的校勘，就全文引用了孔氏的论

3、证，定为“王言”。唯引据冯登府说，指出:“篇中王字十九，惟莫不言来至朝觐于王，王字不误。乃第十四字，非第十六字。”4（P6）修正了孔氏的小讹。又如民国时王树楠所作另一部专门校勘大戴礼记的着作，书名就叫做校正孔氏大戴礼记补注，在孔书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校勘意见。对于“王言”问题，王氏亦采纳孔氏的意见，指出“孔氏据戴校本为说”;又指出“汪中校本、王引之经义述闻本，俱改王言”1（P255），进一步肯定了“王言”的改动。孔氏通过各种校勘方法对大戴礼记经文的校正，大都是精心校勘的结果，能够给后人许多启发。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对大戴礼记正文一仍其旧的做法，导致了“保持旧本原貌的同时，也未免曲护了旧本中一些舛伪脱

4、衍”5（P9）的效果。孔氏补注与王氏解诂，一者偏于“活校”，一者偏于“死校”，能够互为补充。（二）读破假借，释义简明孔氏在补注中解释经注文意的时候，并不盲目旁征博引。或利用音韵知识，读破假借，解释难点;或通过简单明了的文字，直解文意。孔氏本精通音韵学，着有诗声类等音韵学着作。利用音韵学知识是其特长。诰志中“胤使来往，地宾毕极”一句的释义。孔氏先引用杨简说解释上半句:“杨简曰:胤，继也。使者相继往来。”接下来便利用音乐学知识解释下半句中“宾”字:“广森谓地宾读如诗率土之滨，言无远弗至。”1（P186）这样全句的句义为使者来往，极远之处也能到达，文意清楚。有时孔氏用简明的语言直接解释经文意义，也能

5、取得良好的效果。例如，曾子立事“行自微也，不微人”，孔氏补注直解作“自卑而尊人”。同篇“己虽不能，亦不以援人”，补注解释为“不引人以自解”1（P87），均言简意赅。而王聘珍解诂则对这两句分别解释为:“微，隐也。行自微，谓隐行善事也。不微人者，谓非阴密不使人知也。”“援犹引也，取也，谓引取人之能以为能也。”5（P7071）字数多出补注数倍。而王文锦先生就认为王氏第一句的解释“殊为迂曲，不及孔氏补注释自卑而尊人简当”;第二句的解释“亦不如孔氏补注不引人以自解切合文旨”5（P910）。可以说孔氏用极精当的解释，往往能取得超越同时学者的效果。（三）考辩史实，详解制度孔广森作为乾嘉学者，在解诂中也充分发

6、挥了善于考证的特长，对于大戴礼记中的史实和典章制度进行了考辩和解释。考辩史实的内容，如卫将军文子中，孔广森补注对孔子弟子生平作了细致的考证。篇中“恭老恤孤，不忘宾旅，好学省物而不勤，是冉求之行也”一句，卢辩对冉求生平的解释是:“冉求字子有，冉雍之子，为季氏宰。”认为冉求系冉雍之子。孔氏补注通过考证发现:“冉有，仲弓之族。按古家语及弟子传，求、雍并少孔子二十九岁，明非父子也。注误。”指出了卢辩的失误。篇中“其桥大人也，常以皓皓是以眉寿，是曾参之行也”一句，孔氏补注通过考证发现:“按弟子传，曾子少孔子四十六岁。此文子问时，年未三十，不得以寿言之。知眉寿者，谓曾晳也。”故能解释文意为:“大人，父之称

7、也。言曾子能养志，常使皓皓无所忧怒，不损其性，以寿父母，故下文称其孝也。”1（P121）通过考证曾参生平，使读者不至于因混淆“眉寿”的指代对象而误解文意。又如，曾子制言中篇中，孔广森补注对首阳山的地理位置作了考证。篇中“夫二子居于河济之间，非有土地之厚，货粟之富也，言为文章行为表缀于天下”一句，“河济之间”与“首阳山”是何关系?孔氏补注利用地理知识指出:“首阳山在蒲坂河曲中，其南王屋，济水所出，故云河济之间。”1（P105）使人一目了然。解释古代名物制度的内容，如保傅篇，孔氏补注对古代的华表制度作了考证。篇中“有诽谤之木”一句下，补注云:“古今注曰:诽谤木，今之华表木也。以横木交柱头，形似桔槔

8、，大路交衢皆施焉。如淳汉书音义曰:旧亭传于四角面百步，筑土四方，上有屋，屋上有柱出，高丈余，有大板贯柱四出，名曰桓表。县所治夹两边各一桓。陈宋之俗，言桓声如和，今犹谓之和表。按桓、和、华声相近递转，鲁有桓楹，即桓表也。西京赋云:次和树表。盖军门前亦为和表，因名和门。是皆诽谤木之遗象。”1（P65）对华表的形制及得名，有精当的解释。又如千乘篇，孔氏补注对鲁国的军制作了考证。篇中“公曰:千乘之国”句下，补注云:“周礼: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千乘者，侯伯二军之赋。古以五百乘为军。诗采芑曰:其车三千。谓天子六军也。鲁侯爵为次国，故僖公之颂云:公车千乘。其后襄公始作三军，昭公复罢之。”1（P16

9、3）结合周代礼制及鲁国的地位，解释了鲁国军制。三、大戴礼记补注的思想成就孔广森大戴礼记补注不仅重视校勘训诂，在思想成就方面也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一）“缘情制礼，上下不援”的礼制观孔氏在补注中对礼的产生及作用，都有较为集中的论述。例如，礼察云:“然如曰:礼云礼云。贵绝恶于未萌，而起敬于微眇，使民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孔氏在对此句的补注中，阐发了“缘情制礼”的观念:“先王之治天下，户户而赏之，不能遍也;人人又刑之，不可胜诛也。是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而丧祭之礼作其孝，以乡射之礼作其让，以朝觐聘享之礼作其恭，天下卉然知天子之意，曰:礼于死者尚且不忘，况生者乎?礼于他人之长尚且如此敬也，况君父乎?”即

10、认为礼制不是僵死的条文，而是根据发自内心的“人情”所制定，每一项礼制，如“丧祭之礼”“乡射之礼”“朝觐聘享之礼”都是缘情而制，有具体功能的。正因为礼制是“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的，故而可以在赏罚之前，通过潜移默化的效果教化人民，达到“示之以恭，则不臣者愧;示之以让，则不弟者耻;示之以孝，则不子者悔。其不可化者也，然后从而刑之。礼行于上，则四海之内鲜刑民矣。故曰:使民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1（P37）的效果。孔广森提倡“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是对戴震肯定“人欲”，反对程朱理学一味肯定“天理”思想的继承。孔氏不仅将戴震原善孟子字义疏证中的“人欲”“人情”思想引入了公羊学，6在补注一书中同样将该思想引

11、入了礼学。他将“人情”思想引入讲求实践的礼学之后，便能达到“把儒学思想从宋明理学的形上形式，转向礼学治世的实用形式”，“以礼代理”的效果。例如，“丧祭之礼作其孝，以乡射之礼作其让，以朝觐聘享之礼作其恭”就能通过具体可感的礼仪形式，体会“孝”“让”“恭”的重要作用，而不是抽象地论述其合理性。张寿安先生认为凌廷堪是“以礼代理”这一清代思想转向中最重要的人物，其思想来源则是戴震义理学。7（P6）凌氏未曾直接受业于戴氏，却曾向戴震弟子孔广森问学。孔氏在补注中已有“以礼代理”的思想萌芽，很可能影响到了凌氏。孔氏在戴震与凌廷堪的思想传承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孔广森还认为礼制应该达到“上下不援”，即上下

12、不争的效果。诰志云:“公曰:何以事神?子曰:以礼会时。夫民见其礼则上下不援，不援则乐，乐斯毋忧，以此怨省而乱不作也。”在补注中则阐发道:“鲁人之祭也，宫县而白牡，设朱干，击玉磬，僭天子之礼。季氏亦歌雍，舞八佾，陪臣阳虎从祀僖公，上下相援之验也。不援则乐，犹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之意。”1（P183）反对僭越等级使用礼仪的行为。看起来有维护等级制度的嫌疑，但实际上有其现实针对性。清代社会上礼仪的使用已经相当混乱，连曲阜孔氏家族这样的名门，在礼仪方面也不免存在“即如吾乡素称守朱子家礼者，亦素以古礼参用朱子家礼者也;又素以乡俗相沿之陋习，附会于朱子家礼者也”8（P536）的弊端。既然礼仪是根据具体情

13、况“缘情”而制的，那么脱离了适用群体的礼仪制度，实际上就脱离了本质，成为空洞的仪式。只有恢复古代“缘情”而制的礼仪，才能达到“夫民见其礼则上下不援，不援则乐，乐斯毋忧，以此怨省而乱不作也”的效果。（二）“外内合一，勿虑难治”的修养观大戴礼记中包含了丰富的讲求个人修养的内容，孔广森在补注中最为重视的是“外内合一”和“勿虑难治”两点。孔氏阐述“外内合一”的思想，最集中体现在曾子立事篇的注释中。曾子立事云:“人信其言，从之以行;人信其行，从之以复。复宜其类，类宜其年，亦可谓内外合矣。”孔氏补注言:“人信君子之言者，以其言之必行而从之也;人信君子之行者，以其今日行之，明日复行之，而前后相类也。久而验之

14、，至于积年所行，无弗类者，可谓外内合一无虚假也。”1（P86）强调君子必须言行合一，言出必践，行之必久，达到“外内合一无虚假”的境界。这种言行合一的表现之一，是“不说人之过”。曾子立事篇言:“君子不先人以恶，不疑人以不信，不说人之过。”孔广森补注主要针对“不说人之过”进行阐发:“彼有过者方畏人非议，我从而为之辞说，则彼将无意于改，是成人之过矣，故君子不为也。不扬人之过，厚也;不说人之过，忠也。”1（P87）强调君子要做到“外内合一”，不仅不能“扬人之过”，宣扬他人的过错，同样也不能“说人之过”，为犯错者文过饰非。而这种“外内合一”的另一种表现，则是“行其亡，如其存”，即对死者言行合一，履行诺言

15、。文王官人有言:“行其亡，如其存。”卢辩注的解释是:“谓奉先君及祖考之教令。”仅限于对待先君与祖考的态度。孔广森在补注中则提到:“此不必谓事祖考，凡于人皆然。昔延陵季子过徐，徐君悦其佩剑，以将有上国之事未献也。还聘，徐君已死。季子曰:吾心许之矣。解剑挂于墓树而去。所谓行亡如存者欤?”1（P195）通过季子的例子，将“行其亡，如其存”的做法，扩展到君子对交往对象都必须采用的言行合一的态度。补注中强调的另一种君子必备的修养，则是“勿虑难治”。“是故君子为小由为大也，居由仕也，备则未为备也，而未虑存焉。”补注中阐发道:“推家而致之国，事有小大，人有众寡，其道亦未备也。然能齐其家，国有勿虑难治之理，存

16、乎此也。”1（P91）孔氏在这里并不简单地将“齐家”与“治国”等同起来，而是认为二者“事有大小，人有众寡”，不能简单套用。他认为“齐家”给“治国”的启发则是相同的，即“勿虑难治之理”，凡事必须有忧患意识。给宋明理学家“修齐治平”的推导，赋予了新的含义。（三）“进贤退不肖，损益因时”的治国观。礼制在中国古代不仅是一种个人的礼仪规范，也与国家制度密切相关。大戴礼记中有不少涉及治国思想的问题，孔广森在补注中着重强调了“进贤退不肖”及“损益因时”二个问题。孔广森重视贤人在国家政治中的作用。保傅言:“夫圣人之于当世存者乎?其不失可知也。”孔氏在补注中阐发道:“下章申言教太子者必慎之于妃匹之始，端之于衽席

17、之上，重之以震夙之礼，又临以师保，佐以圣贤，乃能终以太平，历过其卜。故上陈三代，下究六国，推夫古今兴废之际，未有不得贤而昌，失贤而亡者，系之傅职，以为帝王之极范，储嗣之秉戒。”1（P83）将选择圣贤作为继承人师友的问题，扩展到“古今兴废之际”的范畴，提出“上陈三代，下究六国”的历史时段内，“未有不得贤而昌，失贤而亡者”，将选贤举能提高到事关国家兴亡的高度。既然要选择圣贤来治理国家，那么选择的标准如何?诰志言:“仁者为圣，贵次，力次，美次，射御次。“圣人先德而后爵，尚功而贱艺，故贵不如仁，力不如贵，美不如力，射御不如美也。美谓才美。”1（P185）孔广森在这里巧妙地将经文做了一个代换，解释为“圣

18、人先德而后爵，尚功而贱艺”，既强调儒家道德至上的观念，也重视才能的作用，是德才兼备的选拔标准。孔广森在论述治国思想时，认为治国的法度与礼制均是根据具体情况制定的“损益因时”的措施，反对盲目照搬古代经验。四代言:“四代之政刑，君若用之，则缓急将有所不节。”孔广森补注:“四代之法，损益因时，若并用之，则文质宽猛，必不得其中。”即认为上古四代的法度各有具体适用对象，盲目照搬，必然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他同时认为对法度若简单搬用，必将逐渐废弃。四代又言:“子曰:心未之度，习未之狎，此以数逾而弃法也。”补注言:“于四代之政刑，思之未审，习之未熟，则数过其法。”1（P172）即认为对于四代的刑政，如不能通过

19、思考与实践就加以采用，则必然因不切实用而遭到废弃。孔氏推崇的治国思想，即将“进贤退不肖”与“损益因时”结合起来。盛德言:“故曰，御者同是车马，或以取千里，或数百里者，所进退缓急异也。治者同是法，或以治，或以乱者，亦所进退缓急异也。”补注阐发道:“进贤退不肖，缓刑法，急礼度，所由适于治也，反之则乱。”1（P159）经文认为，治国如同驾车，因进退缓急不同，可能造成完全相反的效果。孔广森则将他的治国思想结合起来，认为只要做到“进贤退不肖”，以及“缓刑法，急礼度，所由适于治也”，便能达到大治的效果。（四）“阴阳化成，质疑灾异”的自然观大戴礼记中不仅有很多论及礼制、修养、治国的内容，也涉及一些儒家不常论

20、及的自然观，孔广森对此的阐发亦不乏可观之处。曾子天圆曾对霰、雹二种的生成作了解释:“阳气盛则散为雨露，阴气盛则散为霜雪，阳之专气为雹，阴之专气为霰，霰、雹者，一气之化也。”卢辩注:“阴阳在雨，温暖如汤，阴气薄之不相入，转而为雹。阴气在雨，凝滞为雪，阳气薄之不相入，散而为霰。故春秋谷梁说曰:雹者，阴协阳之象;霰者，阳协阴之符也。”基本都是一种阴阳二气生成的非神秘主义的自然观。孔广森补注则提到:“易中孚传:降阳为风，降阴为雨。升气上，降气微。是故阳还其风必暴，阴还其雨亦暴。降阳下迎，阴起合和，而阳气自上薄之则为雷，阴阳合和其电燿燿也，其光长而雷阴阴也，温为尊，寒为卑，故尊见卑益自尊，卑见尊益自卑，

21、则寒温决绝矣。”1（P110）通过阴阳化成的观念，对雷的生成作了解释。其中认为“阴阳合和其电燿燿也”，认识到雷的本质是“电”，且是阴阳交感而成;以及发现“其光长而雷阴阴也”，即发现电光与雷声是雷的两种表现，因为光速与音速存在差异，人们会先见电光而后闻雷声。虽然其中“电”“光”的概念未必严格等同于现代物理学定义，但已对雷的特性有深入的认识。美国的富兰克林在1752年曾通过科学实验认识到雷的本质是电。孔广森在基本相同的时段，通过阴阳交感的传统理论解释雷，且部分契合现代科学知识，十分难能可贵。古人多将日月食视作“灾异”，并将此类自然现象与社会政治相联系。诰志也持此类观点:“古之治天下者必圣人，圣人有

22、国则日月不食。补注中指出:“日月之道，经纬同度，于是有食，历象之常，可推而知。”认为日月食是可以通过天文知识推算的自然现象。而对于经文中认为“圣人”会导致“日月不食”的说法，他则给出了比较现实的解释:“然人事愆于下，天谴见于上，则有频食，有不以朔食，有不入交限而食。圣人有国，日月不食者，非无食也。七政顺行，二仪贞明，无不当食而食者耳。”1（P185）即日月食是客观的自然现象，并不因政治好坏而改变，只是圣人在位时，良好的天文制度能够准确推算，“无不当食而食者耳”。实际上否定了“天人感应”的观念。孔广森大戴礼记补注作为清代大戴礼记新疏，在解经方法方面，其校勘文字的成果，清末民初孙诒让、王树楠等学者

23、多有继承;其解释文意，有时较王聘珍言简意赅;其考证史实、制度，也多有心得。在思想成就方面，在礼制观、修身观、治国观、自然观等问题上均有独到的见解。特别是礼制观中，已经蕴含了凌廷堪“以礼代理”的萌芽。王文锦先生认为:“王聘珍的解诂和孔广森的补注，同是研读大戴礼记一书不可偏废的注本。”5（P10）中华书局十三经清人注疏丛书中，选择的清人大戴礼记新疏，也仅选择了孔氏补注和王氏解诂二种。对孔氏补注的研究，仍有继续推进的必要。参考文献:1孔广森大戴礼记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32黄佳骏孔广森的经学思想D彰化:彰化师范大学，20063孙显军大戴礼记诠释史考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4孙诒让大戴礼记斠补M北京:中华书局，20105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M北京:中华书局，19836陈冬冬公羊春秋经传通义的思想成就新探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1，（6）7张寿安以礼代理凌廷堪与清中叶儒学思想之转变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8孔继汾:孔氏家仪M济南:山东友谊书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