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山博物馆资料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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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立

1927年9月至1928年2月，在秋收起义部队遭受严重挫折的紧要关头，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在全党率先开始工作重心由城市向农村的战略性转移，开始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

第三部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发展

井冈山会师，形成“朱毛红军”主力，粉碎了敌军第一、二次“会剿”。

开展土地革命运动，建设人民军队，建设共产党组织，建设红色政权，粉碎敌人经济封锁，进行“工农武装割据”，井冈山军民的伟大实践为开辟中国革命胜利道路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四部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新局面

平江起义后，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主力与红四军会师井冈山。

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红五军和井冈山人民坚持边界斗争。

毛泽东、朱德创建了赣南、闽西根据地，开创了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新局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胜利道路理论开始在更大范围范围实践。

第五部分走向全国胜利

井冈山的斗争，“奠定了中国人民大革命胜利的基础”。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与各根据地的联系不断加强，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直接推动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建立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

从革命的摇篮到共和国的摇篮，井冈山斗争的星星之火燃遍中国，最终夺取了民主革命的全国胜利。

●典藏珍品

★一份红色交通证

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的展室里陈列着一份不同寻常的红色交通证。

这份交通证用红绸布制作，长：

12cm，宽：

7.5cm，证件上写有“交通欧阳倬”五字。

“交通”，楷书，“欧阳倬”，竖书，墨字，楷书。

其中在“阳倬”二字上有一蓝色方印，阳刻篆体，印文较模糊，印面边长42mm，框宽4mm，印文内容为：

“永新四区苏维埃工农兵政府”。

篆体，阳刻，宽边。

这是井冈山斗争时期红色交通员欧阳倬使用过的一份红色交通证，它为井冈山斗争时期的红色交通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历史见证和研究价值。

1927年10月，毛泽东同志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建立了中国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随后，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分队伍及彭德怀、滕代远同志率平江起义时组成的红五军也先后于次年四月和十二月到了井冈山，这样，井冈山的工农武装力量大大加强。

然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引起了国民党右派的极大恐慌和仇恨，为了扼杀新生的中国红军，他们使尽浑身解数，不仅在武力上发动频繁的军事进攻，“三天一小仗，五天一大仗”，更为恶毒的是，敌人还实行了严密的经济封锁，企图切断井冈山与外界的一切往来，砍断井冈山与外界的所有联络。

由于敌人调动各县的反动民团、纠集各地的地痞流氓，里三层外三层将井冈山铁桶般团团包围，断绝了井冈山与外界人员、信件的一切往来，食盐、布匹、医药等生活必须品送不上井冈山，敌人妄图把井冈山军民困死在这里。

冬天来了，战士们仍穿草鞋、单衣，他们整天吃缺少油盐的茄子、南瓜，许多战士因营养不良而出现四肢无力、全身浮肿，伤员们更是等着医药救命。

更为严重的是，上级的指示、信件、人员进入不了井冈山，党和红军无法了解全国的形势，无法知道上级对根据地建设的指示，而井冈山的情况也不能及时向上级汇报。

一时间，井冈山上形势恶化，十分严骏。

为了解决根据地内部及外界的信件、人员的往来，红军在湘赣边界成立了一个专门负责通讯联络的机关，称“湘赣边界防务委员会”。

这个机关负责根据地内部的联防，解决根据地的通讯联络工作。

因此，在边界党的领导下，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红军首先在各级县、区、乡政府内普遍建立秘密联络点作为递步哨，每个递步哨由五至七名交通员组成，他们受同级政府领导，递步哨的交通员，在当时既无电话、无线电等通讯工具，更无现代化技术通讯联络设备的情况下，要想沟通和上级党的联系以及传递根据地内部信息又谈何容易。

交通员既要机智勇敢，又要经得起战争考验，还得有过硬的身体素质，经过一番精心考察和严格审查，欧阳倬入选为永新四区工农兵政府一名光荣的红色交通员。

欧阳倬，又名欧阳春林，1900年生于永新龙源口乡六一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由于他忠实可靠、纪律性强、听指挥、有觉悟。

成为交通员后，他任劳任怨，积极学习通讯联络保密知识，熟悉口令。

当时交通员有严格的纪律和组织要求，每人均有明确分工。

根据地所需的各种医药、物资、信件和上级派遣的人员往来，都得靠交通员接洽和护送。

但是，井冈山地处罗霄山脉中段，跨江西、湖南两省边界的广阔山区，四面白色政权包围，在频繁的战争环境里，交通员随时会落入敌手，即使这样他也无怨无悔，送文件、运物资、护送干部、给上井冈山的代表带路……欧阳倬担任交通员期间，专门负责茶陵往返于井冈山一线，为谭余保等人单线联络。

因为交通员所携带送达的文件、指示、文稿等不得私自折开，甚至转交他人，以保证绝对保密，因此连家人都不明其真实身份。

每次遇到紧急指示、命令，欧阳倬从不怠慢，为了准时到达目的地，他经常半夜动身，把着火把，翻山越岭，步行几十里的羊肠小道，遇到地方民团，甚至野兽随时有意外发生。

欧阳倬除了负责通讯联络外还要负担侦察敌情、深入白区采购食盐、药材的任务，想到自己随时可能牺牲，并且为了防止自己因暴露身份而株连家人，他将自己的独生子送给了永新上陇村一位姓史的好友收养，并给儿子改名为史天开。

1929年井冈山不幸失守，敌人到处搜查、缉拿共产党人，面对日益恶化的形势，欧阳倬仍往返于九陇山一带坚持游击斗争。

在一次执行任务中他身负重伤，在家养病的欧阳倬这才把自己的真实身份告诉母亲贺官凤，并将自己使用过的这份交通证和通行证一并交给母亲保管，贺官凤把它们藏在了自家住房楼上一个墙洞里。

国民党撤离井冈山后，地方民团查知欧阳倬曾是红军的一名交通员，开始搜查捉拿欧阳倬，在朋友的帮助下，病未全愈的欧阳倬逃到离家百里的峡江县，因怕被人认出，他躲进深山以烧木炭为生，过着半隐半居的艰苦生活。

十几年过去了，他终于盼来了全国的解放。

想着当年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一个个都已离开人世，自己还侥幸生存下来，他内心非常满足，也从不与人谈及自己的革命经历。

为了不影响儿子与养父母的关系，他一个人靠政府救济做了一名五保户，过着平静、恬淡的生活，直到1974年欧阳倬安详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在当地谁也不知道他曾是红军的一名红色交通员。

欧阳倬去逝后，他原来的住房则归生产大队所有。

1978年生产大队把房子买给了欧阳倬的侄子，因此其侄媳贺春连开始打扫自家屋瓦，在打扫当年叔父住房时，发现墙洞中有一包裹，包裹外还包着一块白布，她当时还以为是一包金银财宝，打开一看，竟是一块红绸布和一块白棉布，这块红绸布正是前文描绘的欧阳倬生前使用过的红色交通证，交通员每次执行任务时从白区进入红区必须出示此证，并且在送文件、指示时，凭此证才能取得收信人或当地政府负责人的收条，然后再返回复命，以保证上下联络畅通。

而那块白棉布就是当年红军进入白区的通行证。

贺春连回忆说，白布上有字，盖有印章，只可惜因包裹不严，加之年代久远，白棉布一下就弄破了，没能保存下来，实在可惜。

随后，贺春连赶紧找来丈夫欧阳秀，欧阳秀立即将仅存的这块红色交通证送到上陇村交给欧阳倬的亲儿子史天开，史天开这才真正了解父亲的真实身份，他小心翼翼地将这份交通证收藏起来。

两年后，即1980年12月，史天开又将这份交通证转交给儿子史金德，史金德当时正在井冈山电视台开车，为了让这份不同寻常的交通证得到更好的保护，同时让人们铭记这段历史，史金德又将这份珍贵的革命文物捐赠给了井冈山革命博物馆。

以后在有关专家的鉴定下，欧阳倬使用过的这份红色交通证，根据其流传经历、完残情况、历史价值等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

（一）宁冈县工农兵政府购物粮帐簿

这本封皮表蓝色的记账簿，长方形，横本，红竖条格，共27页，其中空白13页，墨字。

封面与封底包有一层表蓝色纱布。

簿内主要记载了1928年5·

6月间宁冈县三区四乡、四区一乡、四区三乡及桥上、东源、金源、焦坡等村农民售粮数量和付款金额，其中第三页上写有“付面交筱圃兄存款捌拾玖元伍厘”等帐目记载。

账簿内记述的贲民即余贲民，1927年参加秋收起义后随毛泽东上井冈山，先后任工农革命军副师长，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财政部长等职，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领导人之一；

筱圃即李筱圃1928年任宁冈县工农兵政府财政部长、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财政部副部长等职。

此本以毛边纸为质地的记账簿，是1929年1月井冈山红四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后，由当时任宁冈县工农兵政府财政部长的李筱圃保存，1930年李筱圃牺牲后，由他儿子李值民保存在家中到1959年。

1959年8月，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文物工作者廖士凡到宁冈县大陇乡乔林村征集文物时，李值民将此账簿捐献给博物馆收藏。

1990年4月，江西省博物馆研究员李科友、彭丁秀将此账簿鉴定为一级藏品；

1994年5月，国家文物局鉴定专家组阮家新、万冈等5人又再次确认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

★

（二）永新县泥金乡党支部会议记录本

这本质地为毛边纸的土黄色记录本，长方形，线装；

封面右下有一“赏”，墨字，反写；

共29页，毛笔和铅笔书写，字迹清楚，内容完整；

记录了该党支部1927年7月至1928年3月历次支部会议的内容；

是研究井冈山斗争时期地方党组织的建设尤其是党内民主生活的重要史料。

记录本中记录的段富奎及其兄段瑞奎都是共产党员而且同为泥金乡党支部成员，记录本里还记录了段富奎多次参加协商会议支部会议的记录内容，段富奎1928年在永新参加革命，后改名段辉亮，建国后曾任中共安徽省委统战部部长。

他曾上井冈山确认此记录本为当年的原物。

并回忆说：

当时的党支部书记是段飞虎，他于1928年被反动派杀害。

1928年秋，反动派进村搜捕革命同志时，他们兄弟俩将这本记录本藏在敦伦祠堂的灵坛牌子下。

解放后，乡亲们打扫牌子时发现了这个本子，后来由永新县革命纪念馆征集收藏。

1965年8月，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干部周金碧等人到永新县征集文物时，永新县革命纪念馆将此文物移交给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陈列展览。

1990年4月，江西省博物院研究员李科友、彭丁秀鉴定此记录本为一级藏品；

1994年5月，国家文物局鉴定专家组阮家新、万冈等5人再次确认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

★（三）永新县委《三大纪律八个注意说明》油印小册子

这本质地为毛边纸的土黄色油印小册子，长方形，竖本，纸线装订。

封面四周有黑线框，框内中间有“三大纪律八个注意说明”十个字，竖行、墨字，楷书，“三大纪律八个注意”为双行排列在上，“说明”二字为单行排列其下。

全册共7页，刻印本，字迹清楚，内容完整。

1932年中共永新县委编印的这本小册子对“三大纪律八个注意”逐条作了浅释，是当年广大红军指战员学习“三大纪律八个注意”的辅导材料，对研究我军早期的政治建设和军纪作风以及为什么提出“三大纪律八个注意”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这件文物是湖南省茶陵县档案馆工作人员建国初期在民间征集收入馆藏的。

1968年8月，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文物工作人员汪为公、章华生等人赴茶陵县征集文物时，茶陵县档案馆将其移交给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收藏。

1990年4月，江西省博物馆研究员李科友、彭丁秀鉴定这本小册子为一级藏品；

1994年5月，国家文物局文物鉴定专家组阮家新、万冈等5人确定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

★（四）朱德题写“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馆名手稿

这件质地为白色宣纸的馆标题字，长方形，竖幅，高70厘米，宽29厘米，装裱在宣纸上。

楷书，竖行，墨字，字迹清晰。

内容为“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馆名。

这件题字，是朱德委员长1962年3月4日至6日重上井冈山时，于3月5日，在井冈山宾馆应时任中共井冈山管理局党委书记、局党委宣传部部长兼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筹备处主任林史的要求而题写的。

朱德是四川省仪陇县人，中共党员。

1927年参加领导了南昌起义，任起义军第九军副军长。

1928年初，发动和领导了湘南暴动，4月他率部上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他任军长。

建国后，授元帅军衔，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中共中央副主席等职。

此件题字后由井冈山管理局常委办公室移交给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收藏。

1994年5月，国家文物局文物鉴定专家组阮家新、万冈等5人确认为国家一级馆藏品。

★（五）王佐赠给李嗣凤的青龙剑

此件质地为铁、木，颜色呈灰黑色的青龙剑，长条形，两面刃。

长74厘米，宽3厘米。

剑柄上有一块圆形铁皮护圈。

剑鞘由两片硬木合成，五组铜片圈固定，铜片上的纹饰各异，靠护手圈内一组的铜片圈两侧各有一条青龙，故称青龙剑。

此剑原为王佐所用。

1928年春，井冈山罗浮乡成立工农暴动队时，王佐将此剑赠给该暴动队副队长兼军事教官李嗣凤。

它是王佐戌马生涯的历史见证，同时也说明王佐与井冈山地方革命武装领导人的深厚友谊。

王佐，江西井冈山人。

早年投身绿林，走上武装反抗豪绅地主的道路。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将所部改编为农民自卫军。

1927年10月，他迎接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并主动接受共产党对他及其所部的团结改造，并任工农革命军第二团副团长兼二营营长，不久即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年5月，红四军成立时，任三十二团副团长；

同年7月，任湘赣边界防务委员会主任；

在1928年5月和10月，中共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特委委员以及红四军军委委员，后任红军纵队司令，1930年牺牲于永新县城。

李嗣凤，又名李昆俚，江西井冈山罗浮人，早年参加广东国民革命军当战士，广州起义失败后，回到井冈山务农，1928年初开始井冈山斗争，任井冈山罗浮乡工农暴动队副队长兼军事教官时，王佐将这把自己正在使用的青龙剑赠给了他。

1930年以后，拿山保卫团团总尹豪民得知李嗣凤当过暴动队长并藏有武器，曾多次带兵捉拿他。

李嗣凤将此剑藏在自家房屋的屋檐板里，逃往他乡。

1958年李嗣凤病重期间，告诉他儿子李井生说屋檐板里藏有王佐当年送的一把剑，并嘱他要好好保存，留着给子孙们看看。

1983年李井生修缮房子时，将此剑取出。

此后，李井生的儿子李云仔经常用此剑练功玩弄。

1984年7月，罗浮下茅坪村的尹传家对井冈山市委党史征集办公室的李春祥说，罗浮坑尾村李昆俚家还保存有王佐用过的一把青龙指挥刀。

同年10月，李春祥到坑尾村找到李嗣凤的儿子李井生，李井生将此剑捐赠给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收藏。

1990年4月，江西省博物馆研究员李科友、彭丁秀鉴定此剑为一级藏品；

1994年5月，国家文物局文物鉴定专家组阮家新、万冈等5人再次确认此剑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

★（六）段红皮1928年在龙源口战斗中使用的土枪

这支灰黑色，铁、木质地的土枪，长124厘米，枪口口径2厘米，重3·

4公斤，由一木托和一根铁管组成，三个铁箍加固。

靠枪托的第一个铁箍右侧有一点火装置，下面有一板机。

靠枪托与第二个铁箍下面各安装一个套背带用的铁圈。

1928年，永新县秋溪乡暴动队将这支枪发给该乡横溪村少先队员段红皮站岗放哨使用，此后，段红皮经常持着这支枪在龙源口石拱桥上站岗放哨。

同年6月23日，段红皮又用它参加了著名的龙源口战斗。

这支土枪也成了井冈山斗争时期，井冈山人民为建设革命根据地，而不分男女老幼，积极参军参战的历史见证。

1929年井冈山失守后，段红皮将这支土枪藏在自家柴火间的阁楼上，一直到1959年，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文物工作者殷克铨等人到永新县横溪村征集文物时，段红皮亲自将此枪从柴火间取出，捐给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收藏。

1990年4月，江西省博物馆研究员李科友、彭丁秀鉴定此枪为二级藏品；

1994年5月，国家文物局文物鉴定专家组阮家新、万冈等5人确认此枪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

★（七）宁冈县新城区桥上乡农民1928年交土地税清单

这张土黄色毛边纸清单，长72·

5厘米、宽23·

5厘米，长方形，竖行，墨字，行书，字迹清晰。

清单记载了1928年间宁冈新城区桥上乡农民缴纳土地税所交谷子的数量和时间，是当年井冈山革命根据人民向新生的红色政权积极交纳土地税、支援革命战争的历史见证，是井冈山斗争时期革命文物珍品。

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后，此份清单由当时任宁冈县工农兵政府财政部副部长李筱圃保存；

1930年2月，李筱圃牺牲后，由他儿子李值民保存至1959年。

同年8月，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文物工作者廖士凡等人到宁冈县大陇乡乔林村征集革命文物时，李值民将此文物捐赠给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收藏。

1994年5月，国家文物局文物鉴定专家组阮家新、万冈等5人经鉴定后认为再补充一些调查材料，则可定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

现在暂定为馆藏二级藏品。

★（八）湘赣全省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证

此代表证为铜质黄色，呈五角星形。

中间有两个同心圆圈，外圆圈与五个角的邻边交点相切，内圆圈内有“代表证”三个字。

同心圆圈之间由上自左至右一周为“湘赣全省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

正上角中间有一党徽和一小五角星，角尖上有一条9个小圆圈组成的挂链。

上左右角和下左右角内各有一花穗。

共收藏此代表证有一模一样形状的共两枚，它们背面中间的编号一枚为“1061”，另一枚为“20104”，阴刻。

据史记载，1932年4月，湘赣省职工联合会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永新县城召开，每位出席大会的代表佩带一枚此种代表证入会。

因此，这代表证成了我党领导的苏区工会工作的历史见证。

解放初期，吉安地区的残废军人和军烈属在办理残废军人证和抚恤证时，将自己保存的此种代表证等各种当年的证件拿出来，交给民政部门，以示证明。

1959年8月，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文物征集工作组到吉安等地征集文物时，由吉安市民政局的同志移交给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收藏。

1994年5月，国家文物局文物鉴定专家组阮家新、万冈等5人，认定此代表证在补充调查相关材料后，可定为一级革命文物。

现在暂定为二级藏品。

★（九）袁文才1926年在吉安农民运动训练班的合影照片

这是袁文才早年的两张合影照片，一张是袁文才与刘辉霄等九人的合影照，一张是袁文才与刘辉霄等四人的合影照，两张均为黑白光面相纸，是早年的原版照片。

是袁文才1926年参加吉安农民运动训练班时的合影，同年印洗于南昌鹤记照相馆。

1930年袁文才牺牲后，他的妻子谢梅香流落他乡，冒着生命危险，在漫长的岁月中精心保存着这两张照片，它是袁文才烈士早期革命生涯的见证。

袁文才，1898年生于江西省宁冈县茅坪马源坑村，早年就读于永新中学，后投身绿林“马刀队”。

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宁冈县农民自卫军的负责人。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进军后，他率部进行改编，并任工农革命军第二团团长；

1928年5月，中国红军第四军成立时，任红四军三十二团团长；

1928年5月，任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主席；

1928年5月和10月，在湘赣边界党的第一、二次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特委委员，同时还先后当选为中共红四军军委委员；

1929年任红四军参谋长。

1930年2月，牺牲于永新县城。

1964年5月，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文物工作者汪为公等赴宁冈茅坪征集文物时，袁文才烈士的妻子谢梅香将她保存多年的这两张照片捐赠给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收藏。

1990年4月，江西省博物馆研究员李科友、彭丁秀鉴定此两张照片为一级藏品；

1994年5月，国家文物局鉴定专家组阮家新、万冈等5人认定此两张照片再补充其流传经过之后可定为一级革命文物。

★（十）王棣权的1928年遂川第五乡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识别带

这条红色棉布的识别带，长70厘米，宽4厘米，长条形，两端印有“遂川第五乡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字样，竖行，墨字，宋体。

这是1928年遂川县第五乡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赤卫队队长王棣权用过的一条识别带，叫“红带子”，又称“牺牲带”这种红带子是当时革命者的一种标记，表明他们随时准备用自己的鲜血或生命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的坚定信念。

1928年初，遂川乡第五乡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成立后，相继成立了乡赤卫队，每个队员都佩带一条识别带，这条识别带是赤卫队队长王棣权佩带的，同年，他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他的妻子张氏将这条红带子藏在自家住房的墙洞里直到全国解放。

1955年，王棣权烈士的妻子张氏进城办理抚恤证时，将丈夫在五乡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担任赤卫队长时佩带过的这条“红带子”交给了县民政局负责人曾华英（她是万安农民上井冈山后，参加了井冈山的斗争的一位老革命）曾华英则将它交给了遂川县烈士纪念堂收藏。

1961年7月，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文物工作者汪为公等人赴遂川县征集革命文物时，县烈士纪念堂将这条“红带子”移交给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收藏。

1994年5月，国家文物局文物鉴定专家组阮家新、万冈等人认定此文物在补充调查有关材料后可定为一级革命文物。

★（十一）谭余保部在九陇山坚持游击战用过的土炮

这两门铁黑色土炮，一门长107厘米，口径9厘米，并配有两只八字形的炮脚组成，炮管上有五道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