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医学护理论文引领中医学术时尚的主流新安医学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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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安医学应属徽方言区的特质文化之一文化有区域性。

文化区域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行政文化区”，一种是“地理文化区”。

所谓“行政文化区”是指以今天的行政区域划分为单位的各文化单元。

从学术角度说，研究行政区域文化的意义可能远不如地理区域文化大，至少我们研究地域医学流派就不应过于立足于“行政文化区”，否则，有多少行政区就会有多少地域医学，这容易导致学术研究的泛化弊端（当然，行政文化区与地理文化区有时是有重叠的，这另当别论）。

因此我们应该立足于“地理文化区”去研究地域文化。

这里所讲的“地域文化”，是指“因着一定的地理形势，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得以与其他地方区别开来的语言、风俗、宗教、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等”[1]。

地域文化与文化地理学的概念十分相近，它们都是以广义的文化区域作为研究对象的。

二者的差异与区别仅在于：

文化地理学是以地理学为中心展开的文化研讨，而地域文化则是以历史地理学为中心展开的文化研究。

历史地理学中的“地域”概念，就是指从古代沿袭或俗成的历史区域，与我们现代的行政区域划分截然不同，但却与文化社会学理论视野中的“文化区域”或“文化圈”等概念的蕴涵相一致。

如新安医学指古新安区域的地方医学，它涵盖婺源县，若按今行政区，婺源已属江西。

所以说，地理文化区是指某种文化特征或具有某种特殊文化的人群的地域分布。

当然，其区域内的文化特征可以是单一性的，也可以是多元的。

在中国有学术研究价值的地域医学有多少呢？

目前被提出来的至少有八大地域医学，它们是：

新安医学、孟河医学、吴中医学、钱塘医学、永嘉医学、湖湘医学、旴江医学、岭南医学。

这些地域医学的共同点在于：

皆以地域命名且区域多依山傍水，尤其是皆集中在中国经济较发达的东南部，与方言区基本保持同一性。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编制的《中国方言地图》，我国共有九个方言区：

北方沉淀，是成为徽方言的主要成因。

在我国，藏语区有藏医学，蒙语区有蒙医学，壮语区有壮医学等。

在徽文化圈内，徽方言、徽菜系、徽派建筑皆是其特质文化而与其他地方的方言、菜系、建筑风格等有着显著的区别。

那么，作为其特质文化的“新安医学”与其他地域医学有着怎样的区别呢，这应该是今后“比较地域医学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二、新安医学是徽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每一个地域医学背后都会依附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背景，诸如吴中医学、孟河医学背后有吴文化，湖湘医学背后有湘文化，旴江医学背后有赣文化，岭南医学背后有岭南文化，而新安医学背后依托的则是徽文化。

在学术界，有人比喻徽学文化是和“敦煌文化”“藏文化”并列的三大显学文化。

更有学者强调“徽学位居三者之首”，认为藏学是区域文化，敦煌学是断代史文化，而徽学既有历史与现实的结合，又是儒教文化与汉族文化的凝结，所以是中华主流文化代表。

那么，相应的“藏医学”、“敦煌医学”、“新安医学”是否也可以看做是三大地方医学的典型代表呢？

这需要论证，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新安医学正是以程朱理学、皖派朴学、齐云山道教、九华山佛教等这些中国传统主流文化为底蕴而流传至今的区域医学流派”[3]。

（1）程朱理学。

程朱理学是指中国宋朝以来由程颢、程颐、朱熹等人发展出来的儒学流派。

从南宋前期至清朝，程朱理学在中国维系了600多年，对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作为朱熹祖籍之地的徽州更不例外。

历来儒医相通，新安医家群体的特点就是在好儒、通儒的高文化素质的民众基础上形成了高密度、高水平的儒医群体。

譬如新安医家王式钰（程应旄弟子）在《伤寒论后条辨·

跋》中就强调：

“儒与医不必同业，要未有不通经而称为儒者，则亦未有不通经而可称为医者……大医必本于大儒。

”深厚的文化底蕴是新安医学形成的基础，尤其朱熹理学的忠孝礼仪、义利观等儒家思想以及朱子的“存天理”等观点都是新安医家著书立论及从事医业的行为准则规范。

（2）皖派朴学。

清初歙县学者汪泰安于乾隆年间于家乡为后人创建了一个读书游息的私家园林——不疏园，礼聘江永、戴震来馆讲学。

著名的“江门七子”郑牧、汪肇龙、戴震、程瑶田、汪梧凤、方矩、金榜同在不疏园从江永研习六经之书，后来在经学上各有成就。

所以不疏园实为皖派汉学的发祥地。

朴学以文字音韵、章句训诂、典章制度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朴实的经史考证为研究方法，学风朴实谨严，故称朴学。

其学术上重“实据考证”的风格，与理学重“义理阐释”的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乾嘉时期朴学鼎盛，在文献考据研究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

尤其是皖派朴学的考据对象已从儒家经书扩展到医学、农学、历算等科技典籍，向医学文献的渗透，内容涉及《内经》《伤寒》《本草》及临床诸科等医学各方面。

胡澍、江有诰、俞正燮、汪梧凤、许承尧、汪宗沂等新安朴学大家皆对新安医学作出了独到的贡献。

（3）齐云山道教。

佛道均喜山林气，徽州区域佛寺道观林立，身怀绝技的“异人”“仙人”“道人”“奇士”等隐居其中。

道士择山，更偏于清幽灵幻。

齐云山是“中国四大道教名山”之一，山脚下的横江是钱塘江、富春江、新安江的正源。

据文献载，许多新安医家都因为得“异人”“仙人”等所授仙术仙方而成名医。

更有许多医家本身就是道教徒。

如新安喉科医家郑梅涧著《重楼玉钥》，以道家《黄庭经》谓“咽喉为十二重楼”之语而命名，意为治疗咽喉疾病的钥匙。

尤其是新安医家重温补也与道教影响有关，新安名医郑重光所著《素圃医案》序言：

“或疑先生《医案》中偏于温补，何也！

曰：

非偏也。

亦先生之仁也。

吾闻阳道舒，阴道肃，故乾统乎坤，卦画于一阳，所以生生不已之元也。

万物体阴而用阳，二气屈阴而伸阳，圣人贱阴而贵阳。

人之身，阳不尽则不死，阴不盛则不病。

而道家谓阴尽而后仙，此其旨惟先生明之，故《医案》所载，得姜、桂而起者为多。

夫过于辛温，投以清凉即解，一失于苦寒，而顿殒者比比也。

”

（4）九华山佛教。

九华山位于安徽省内距黄山市不远的青阳县境内，是地藏菩萨道场，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

“天下名山僧占多”。

新安山水间佛教寺院众多，不计其数，以歙县天宁万寿寺为中心，因与九华山邻近而交流甚密。

新安医家与僧侣的关系是密切的，许多是身兼僧医两重身份者。

如新安名医程林为和尚，自称静观居士。

新安名医孙文胤更是从九华山天台大师习医而成名。

明末清初著名文学家、史学家钱谦益在为孙文胤所著《伤寒捷径书》的序言中就强调：

“不通佛法，不知四悉檀因，未可以言能医也。

”总之，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如此高度集中儒、道、佛人文盛景于一地并对中医学术产生深远影响的区域在全国并不多见。

由新安理学、朴学、徽商、建筑、教育、医学、版画等组成的优秀徽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一个典型窗口。

三、新安医学是中医药文化的子细胞之一越是民族的就越是全球的，越是地方的就越是全国的。

朱长刚曾曰：

“说徽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徽州独特的区域历史文化，并不意味着徽学的意义仅仅局限于徽州区域历史文化的研究。

实际上，任何一个区域的文化都是整个中国文化的细胞，或者说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

徽州文化存在着‘小徽州’与‘大徽州’的关系，徽州区域文化是特定时期和特定地域形成的中国文化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它与中国文化的总体密不可分。

徽商的遗迹遍及大江南北，徽州的士人入朝参政，徽州的文人活跃于各个文化圈，他们既给徽州带来了其他区域的文化，同时又把徽州文化传播到其他地域，并参与到中国大文化的循环中。

因此，也可以说，徽州文化与中国文化是小文化与大文化的关系。

”[4]他从“小徽州”与“大徽州”及“小文化”与“大文化”的关系说明了徽学研究的根本意义在于区域文化的动态性，在于立足于局部，放眼于整体；

立足于地方，放眼于全国。

同样，新安医学文化与中医药文化的关系也是“小中医”与“大中医”的关系。

这种关系决定了新安医学既有独特的地方特色，又融于整个中国传统医学文化的大循环发展中。

也就是说，新安医学是中医药文化的一个充满活力的子细胞，很具有典型性。

总结新安医学的学术特征有三点：

继承性、地方性、辐射性。

（1）继承性。

指新安医学全方位地继承和发直接和间接的影响；

而对后来歙县的吴正伦、吴天士、吴澄、程杏轩，休宁的汪付护、孙一奎、汪文绮，黟县的黄古潭，祁门的徐春甫等新安医家学术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均有直接影响。

汪机首倡“新感温病”学说，从此温病成因有“伏气”“新感”两说，为明清时期开展温病学术争鸣、提高温病的治疗水平奠定了理论基础。

明代方有执通过对伤寒热病的诊治和研究，大胆将《伤寒论》整移编次，辑成《伤寒论条辨》，增强了原书的系统性、条理性，从而创“错简重订”说，开《伤寒论》错简派之先河，揭开伤寒学派争鸣的序幕。

在临床方面，清代喉科医家郑梅涧著《重楼玉钥》，其子郑枢扶著《重楼玉钥续篇》，立“养阴清润”治疗方法，创“养阴清肺汤”治疗白喉病，在喉科学上形成了郑氏父子倡导的养阴清润派。

清代吴澄所著《不居集》为论治虚损专著，他首创“外损”一说，是李东垣内伤外感辨的补充；

首倡“理脾阴”学说，可与叶桂养胃阴说相媲美；

其创设的“解托”“衬托”诸法对治疗外损发挥了积极作用，为临床开辟了一条新的治疗途径。

清代程国彭著《医学心悟》，倡导“八纲辨证”，首创“医门八法”，对中医学辨证论治体系的补充完善作出积极贡献，他所创“止嗽散”“消瘰丸”诸方倍受世人推崇。

（3）名医世家，经久不衰。

新安医学之所以源远流长，繁荣昌盛，与名医世家纷呈有极大关系。

据研究统计，从北宋以来，名世医家传三代以上至十五代乃至三十代的共有63家，如北宋歙县名医张扩首传于弟张挥，再传侄孙张杲，历经三代，约130年，成为新安第一名医世家。

歙县黄孝通于南宋孝宗时，御赐“医博”，传于十四孙黄鼎铉，十七世孙黄予石，历经二十五世，代不乏人，成为新安医学史上世传最久的妇科世家。

他如西园南园郑氏喉科、新安王氏内科、歙县张一帖世医、吴山铺程氏伤科、休宁舟山唐氏内科、梅林江氏妇科、蜀山曹氏外科等都以医学世代相传，名声益噪，经久不衰，成为新安医学学术兴旺、不断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4）学术交流，引领时尚。

明清两代讲学盛行，士人结社成为人们进行学术交流的一种方式。

医家也受此风尚影响，而有医学团体问世。

明代新安医家余傅山、汪宦、吴篁池、汪烈采、黄刚诸人于嘉靖二十二年（1543），在徽州府城给门人余渥及汪、吴三子进行了一次讲学，其讲学记录《论医汇粹》被称为中国医学史上第一部讲学实录。

仅仅时隔25年，寓居京师的徐春甫即于隆庆二年（1568），在北京发起组织了“一体堂宅仁医会”（简称“宅仁医会”“仁医会”），开展讲学活动、交流学术，钻研医理、切磋技艺，这应该是我国最早的医学学术团体。

参加该会的有苏、浙、皖、闽、湖、广等地在京的太医和名医共46人，其中新安医家最多，达21人，徐氏的老师汪宦与学生徐良佐、李应节、汪腾蛟等均是会友。

一在本土，一在京师，这样的医学学术交流，可谓引领一时之风尚。

总之，研究新安医学并不是仅仅将其作为一个历史现象而去挖掘其历史价值。

新安医学以其独立的传承性而流传至今，作为中医学的组成部分一直有效地指导着临床实践，所以研究新安医学更是为了挖掘其现实价值，以便现在及今后为人类的健康事业作更大贡献。

立足于新安医学的基础性研究，不断深化其研究内容，是新安医学创新的出发点和根本所在。

注重多学科的借鉴与整合，不断拓展新安医学研究的新领域是时代的需要，因为新安医学的魅力之一在于其研究外延的广泛性，研究内容的丰富性和典型性。

所以要着眼于新安医学研究的时代性，不断加强其应用性和开发性研究。

新安医学研究既是属于历史的范畴、文化的范畴，更是时代的需要，现实的需要，或者说新安医学在当代的发扬光大，本身就是一个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1]杨善民,韩铎.文化哲学[M].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

[2]周振鹤.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M].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

[3]朱长刚.谈新安医学文化特征[J].中华医史杂志,2007,3

（1）:

56-59.

[4]黄德宽.徽学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J].徽州社会科学,2001,（3）:

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