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西域佛教史若干问题研究述评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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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关中国佛教史的诸多论著中，都有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20世纪早年较重要的成果如下：

黄文弼在《佛教传入鄯善与西方文化输入问题》[1]一文中，对佛教传入疏勒、于阗等广大西域地区的年代进行了考证，认为佛教传入西域较内地晚。

梁启超在《佛教之初输入》、《佛教与西域》、《又佛教与西域》三篇文章中[2]，对佛教在西域诸国的传播、发展状况进行考证，否定了西域陆路传播说，提出佛教是从海路传入中国内地的。

汤用彤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一书中，对佛教入华诸传说、永平求法的传说、《四十二章经》进行考证，认为佛教东渐首先经由西域之大月氏、康居、安息诸国，其交通多由陆路。

[3]季羡林在《浮屠与佛》[4]一文中，提出佛教没有经过西域小国的媒介，而直接从印度传入中国，但并未明确指出传入路径为陆路还是海道。

后来在《再谈浮屠与佛》[5]一文中他对自己以前所持观点进行修订，认为印度佛教分两阶段，经由大夏（大月支）和中亚新疆小国传入中国。

20世纪下半叶，尤其是后20年，中国佛教史研究取得重大进展。

此时期较重要的佛教史著作有吕徵《中国佛学源流略讲》[6]、《印度佛学源流略讲》[7]、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一、二、三卷）[8]，以及郭朋《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9]和《中国佛教简史》[10]等，这些著作均持佛教最早经由西域传入中国内地的观点。

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对西域开展历史、语言、民族、宗教、艺术、考古等多学科综合研究以来，早期佛教东渐问题的研究又取得新的进展。

吴焯《佛教东传与中国佛教艺术》[11]一书，从文化传播学角度论述了佛教的传入，其论文《从考古遗存看佛教传入西域的时间》[12]从考古学角度进行论证，认为佛教传入西域较内地晚，佛教最初在西域只是“过路”，并未停留，至少在公元2世纪上半叶后，佛教才逐渐扎根。

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宋肃瀛，他在《试论佛教在新疆的始传》[13]一文中，从文献角度进行论证。

陈戈在其文《汉唐时期新疆佛教流行情况述略》[14]中探讨了佛教传入新疆的时间、佛教在新疆的流行情况、新疆各地流行不同教派及其原因等问题。

陈恩志在《佛教自有秦传入中国说》[15]一文中，提出了与众不同的说法，主张印度佛教文化的东渐，至迟到了秦代就已经发生，对佛教传入中国之标准、印度佛教东渐的时代背景、佛教在塔里木盆地的兴起，佛教自新疆传入中国内地的时间、途径诸问题阐明了自己的看法。

朱锡强在《印度佛教的传播对古代亚洲国际交往的影响》[16]一文中，探讨了印度佛教的传播对古代亚洲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所产生的影响。

陈世良在《关于佛教初传龟兹》[17]一文中，认为佛教初传龟兹应在汉武帝在位期间。

刘欣如在其文《贵霜时期东渐佛教的特色》[18]中，谈及佛教向中国的早期移植问题，简述早期佛教的传播方式和变异形态，同时着重分析促使佛的故国的传法人克服千难万险东来传法的动力，试图从一个侧面了解和分析在佛教东传这个宏伟历史进程中的一些奇特现象。

晁华山在《从古代遗存看贵霜王朝佛教放射状外传的四重环带——兼论中国早期佛教遗存》[19]一文中，结合古代遗存特点，论证了贵霜王朝时期佛教呈放射状向周围传播的“四重环带说”，即以犍陀罗和迦湿弥罗为中心，按照传播地区的远近形成了同心圆式的四重佛教文化环带，处于不同佛教文化环带的地区的佛教文化呈现一定的差异，本文对中国早期佛教遗存亦有论及。

国内关于这一问题的译文有：

R.E.埃墨利克著、殷睛译的《中亚的佛教》[20]；

[德]弗兰兹·

伯恩哈德著、姚崇新译的《犍陀罗语与佛教在中亚的传播》[21]

二、西域佛教的兴衰

西域佛教史不易理清，如贺昌群在《西域之佛教·

译者序》中所说：

“西域诸国和古代印度一样，都没有什么历史记载遗留下来，只有中国和古代希腊的文献中有些记录，中国正史的外国传和汉、晋、南北朝、唐、宋的西行求法僧徒的游记，这些正史记载和僧徒记行与近百年来在印度、中亚和新疆一带新发现的资料和遗物互相参证，古代西域史以及西域的佛教活动，才得渐次明了。

”[22]20世纪早期中国学术界有关西域佛教史的研究成果较少，远远不及日本学术界。

主要成果是译介日本的两部研究专著，其一为贺昌群译、羽溪了谛著《西域之佛教》[23]，其二为钱稻孙译、羽田亨著《西域文明概论》[24]。

前者着力从史地角度论述佛教在中亚和新疆的传播与发展，涉及到教理方面的内容非常少；

后者对西域佛教的发展状况有精辟论述。

20世纪下半叶，尤其是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佛教史研究的深入，作为中国佛教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西域佛教史的研究也受到应有的重视。

在前文提到的《中国佛教史》、《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等著作和《隋唐佛教史稿》[25]中，均有相当篇幅论及西域佛教兴衰以及西域等地的佛教艺术，对西域佛教不同于汉地佛教的特点，受域外诸种文化因素影响，以及以独特状貌流传下来的西域佛教艺术均发表各自的见解。

进入90年代，西域佛教史研究专著开始问世。

杨富学的《回鹘之佛教》[26]探讨了佛教在回鹘中的传播及其特点、回鹘佛典的翻译、回鹘佛教的功德思想、寺庙的兴建、佛教寺院经济、佛教对回鹘文化的影响等内容。

魏长洪等著《西域佛教史》[27]着重阐述了佛教在西域的传播与发展，侧重考察西域佛教自身的内在变动，即西域佛教在不同的时代和民族中的特点及其消亡状况，以及所形成的多中心、多层次的布局和结构。

高永久《西域古代民族宗教综论》[28]一书的第三章“西域佛教文化的传播及其发展”，主要论述了贵霜王朝、大月氏人在佛教传播与发展过程中的社会历史文化状况，利用中外文献，对古代塔里木盆地周边地区佛教的兴衰与发展进行了详细的考述。

有关西域佛教史方面的论文，有侧重于佛教传播的，也有关注佛教自身发展情况的。

耿世民在《佛教在古代新疆和突厥、回鹘人中的传播》[29]一文中，论述了佛教在新疆和古代维吾尔人中的传播、兴衰以及回鹘文佛经的保存状况，他认为佛教早在贵霜王朝丘就却在位时期即已传入南疆和田地区。

孟凡人在《略论高昌回鹘的佛教》[30]一文中，认为高昌回鹘始信佛教当在9世纪晚期至10世纪左右，佛教随着高昌回鹘的兴亡而兴衰，并一直延续到15世纪中叶左右，高昌地处东西交通要道，其佛教文化在深受内地佛教文化影响的同时，还受到其他许多地区的影响。

宫静在《五至七世纪中叶西域佛教之变迁》[31]一文中，对5至7世纪中叶西域佛教变迁状况及原因进行了概括分析。

羊毅勇在《佛教在新疆南部传播路线之管见》[32]一文中，就当时发现的文物考古资料，结合文献特别是唐代前后来往于中国与印度的佛教徒行记，对唐以前和唐宋时期佛教自印度传入新疆的路线问题进行了阐述。

三、西域、中亚等地的佛教艺术遗存

佛教艺术随着佛教的传播传入西域，西域绘画、雕刻、建筑、文学艺术等方面都明显受到佛教的影响，西域在吸取外来文化的基础上融合本土特点，逐渐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

中国学术界对西域、中亚等地的佛教艺术研究关注的重点：

佛教寺庙、石窟建筑、佛像、雕刻、壁画等佛教艺术遗存及其与印度、犍陀罗、希腊、伊朗乃至中国中原等地区诸文化的关系。

20世纪早期成果很少，到80年代出现了一批专著。

常任侠的《丝绸之路与西域文化艺术》[33]、李涛的《佛教与佛教艺术》[34]都涉及西域佛教艺术。

韩翔、朱英荣在《龟兹石窟》[35]中探讨了龟兹石窟的诞生、形成的历史条件、分期以及龟兹石窟建筑、雕塑、绘画和文字等内容，对龟兹石窟与中原、希腊、伊朗、犍陀罗、印度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吴焯在《佛教东传与中国佛教艺术》中，对中国佛教艺术特别是西域佛教艺术的研究循着佛教的产生、演变、逐渐东渐以及最终与中国本土文化相融合的主线展开论述，并介绍了对中国产生影响的印度佛教思想和艺术流派、中国佛教和佛教艺术与印度及佛教传播路线上其他外来文化的联系等内容。

全书资料丰富，论证充分，对一些论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国家文物局教育处编撰的《佛教石窟考古概要》[36]主要介绍中国石窟寺考古状况，对中国新疆、陕甘宁、华北与中原、南方地区的石窟进行概述；

对印度佛教的起源、早期佛教建筑与浮雕、佛像的产生、佛教的兴盛、密教的寺院与造像，以及中亚犍陀罗佛寺与造像、巴米扬石窟、克什米尔的佛教岩画与题记、阿姆河以北的佛教遗址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温玉成的《中国石窟与文化艺术》[37]一书，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中国石窟艺术，其中也有西域石窟建筑、雕塑、绘画等内容。

常书鸿在《新疆石窟艺术》[38]一书中，探讨了龟兹、焉耆、高昌石窟的分布情况、创造的年代以及艺术特点等问题。

晁华山《佛陀之光——印度与中亚佛教胜迹》[39]是关于印度和中亚佛寺与造像的专著，该书以佛教发展史为纲，叙述各历史时期印度与中亚佛教胜迹的特点。

20世纪我国有关西域、中亚等地佛教艺术方面的论文很多，其中大多为80年代以后的成果。

杨瑞琳的《中国佛教艺术演变略谈》[40]，从雕刻、绘画和建筑等方面谈印度佛教对中国艺术的影响，其中对西域佛教艺术有所涉及。

朱英荣的《龟兹文化与犍陀罗文化》[41]一文，就中外学术界颇有争议的龟兹佛教文化的性质进行探讨。

作者通过对龟兹文化和犍陀罗文化的比较，指出虽然龟兹文化曾受到犍陀罗文化的影响，其许多艺术观念、风格、技巧、艺术处理方法来自犍陀罗，但并不是简单的照搬，而是将其融合、改造，并与本地区的文化传统与艺术风格结合起来，从而造就了一种新的具有龟兹特色的文化。

他的另一篇论文《龟兹石窟综述》[42]，主要对克孜尔石窟的内容、特点、兴衰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宁强在《从印度到中国——某些本生故事构图形式的比较》[43]一文中，对某些本生故事构图形式在印度和新疆的不同特点进行比较，指出一种艺术类型无论影响有多大，都会在其传播伸展过程中，受当地自然条件限制、被当地文化传统改造，逐步走向本地化。

朱云宝的《丝绸之路上的佛塔》[44]，论及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佛塔的形制及功用的演变，从中可见印度佛教对西域的影响。

欧阳友徽在他的论文《古代中印文化交流的一个例证——目连传说的演变》[45]中，对随着佛教的传入而流传到西域及中原地区的印度目连传说的演变进行探讨。

陈传席在《中国早期佛教艺术样式的四次变革及其原因》[46]一文中，认为最早传入中国的佛教艺术都是天竺式的，并将其按时间顺序分成四个阶段，分析了其变革的原因。

侯灿在他的论文《新疆在汉魏时期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的几个问题》[47]中，着重就丝绸之路开通后汉魏时期帕米尔以西的文化在新疆绿洲地区的传播、影响以及发展状况作了论述，涉及贵霜时期佉卢文的影响、婆罗迷文的东传及其发展、犍陀罗艺术的影响与传播等内容。

邱陵的《新疆米兰佛寺壁画：

“有翼天使”》对于新疆米兰佛寺“有翼天使”壁画的发现与再发现，内容、表现形式和艺术风格，成画年代及人文背景进行分析，认为希腊化的佛教艺术通过贵霜人传入塔里木盆地，集中反映了古代塔里木盆地的人文荟萃现象，对于研究古希腊、罗马、南亚与中亚文化艺术交流有所裨益。

[48]段文杰在《敦煌石窟艺术的特点》[49]一文中，认为敦煌石窟艺术传自印度，途经中亚、西域，从内容到形式，必然有多种因素和风格特点，对其十大特点进行概述。

樊锦诗在其《简谈佛教故事画的民族特色》[50]一文中，探讨了佛教故事画在佛教传播过程中从内容到形式一步步走向民族化的过程。

刘永增的《敦煌莫高窟隋代涅槃变相图与古代印度、中亚涅槃图像之比较研究》一文，通过分析、比较古代印度、中亚以及隋代莫高窟涅槃图的特点，指出莫高窟隋代的涅槃图的基本形式继承了犍陀罗以及中亚地区的基本特征。

[51]黄文昆在《佛教初传与早期中国佛教艺术》一文里，认为佛教初传中国大体在贵霜王朝的迦腻色迦时期，经由攀越葱岭的沙碛之路，以月氏、安息等国为中介，还就早期中国佛教艺术在各地呈现不同的特点进行了描述。

[52]羊毅勇的《尼雅遗址所反映的中外文化交流》一文，探讨了尼雅所受到的汉文化的影响、尼雅遗址反映的西域土著文化、尼雅遗址反映的佛教文化等三方面内容。

[53]

《丝绸之路造型艺术》、《丝绸之路乐舞艺术》[54]和谷苞的《古代新疆的音乐舞蹈与古代社会》[55]，周菁葆的《丝绸之路的音乐文化》[56]和《丝绸之路艺术研究》[57]，霍旭初的《龟兹艺术研究》[58]也论及了西域佛教艺术，敦煌研究院编《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书中，收录多篇西域佛教艺术方面的论文。

20世纪这一领域译介国外的研究成果主要有：

《古代中亚艺术》[59]、《中亚古代艺术》[60]、《中亚佛教艺术》[61]，这三部关于中亚古代艺术的著作的研究对象主要是造型艺术，它们从艺术考古角度论及东西文化对中亚艺术的形成、发展及流派、风格的影响，中亚艺术在不同阶段，先后移植和模仿过波斯、古希腊、罗马、印度和中国中原的艺术，但其结果是通过融会贯通，进入了创造的新阶段。

之后，又经过双向交融与相互渗透，形成了文化上的所谓“双向回授”。

《丝绸古道上的文化》[62]系统地介绍了古代丝绸之路地区的民族、宗教和文化艺术状况，《犍陀罗佛教艺术》[63]探讨了犍陀罗佛教艺术的形成、特点、对外传播及影响等方面内容。

除专著外，国内还翻译了许多国外研究者的专题论文，如台建群摘译了日本学者田边胜见的《犍陀罗佛和菩萨像起源于伊朗》[64]，作者认为贵霜人把印度（小乘）佛教变为波斯（大乘）佛教，并且第一次将佛教与希腊-罗马的雕塑技巧和肖像画法结合起来，创造了犍陀罗的佛和菩萨像。

台建群还翻译了美国学者玛丽琳·

M·

爱丽的《5世纪中国佛像和北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及中亚雕像的关系》[65]，此文就佛像的服饰衣纹与风格式样的关系进行探讨，指出中国四五世纪的塑像同中亚北印度、印度西北部（今之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早期塑像相似，特别是5世纪北魏的塑像与中亚、马都拉、犍陀罗的塑像关系尤为密切。

《克孜尔千佛洞佛教美术中的印度式风格》[66]、《中国佛教石窟艺术的历史透视》[67]、《敦煌佛教艺术的多样性——新德里国立博物馆的中亚收藏品》[68]等也是我国西域佛教艺术领域有影响力的译文。

四、印度佛教史及印度佛教文化

西域佛教源于印度，因此，在对西域佛教及佛教艺术进行追本溯源的探究过程中，必然要涉及印度佛教史及印度的佛教文化。

中国学者对印度佛教史的研究以吕徵的成就最大，他著有《印度佛教史略》[69]、《佛教史表》[70]和《印度佛学源流略讲》[71]。

周叔迦有关印度佛教史的论著见于《周叔迦佛学论著集》（上册）[72]。

段晴的《戒日王的宗教政策》[73]、方广锠的《关于印度初期佛教研究的几个问题》[74]等都是从不同角度研究印度佛教的论文。

此外，还应提到一部藏文汉译本印度佛教史，多罗那它著、张建木译《印度佛教史》[75]，本书成书于1603年，作者觉囊巴·

多罗那它（1575-1634年）为西藏佛教觉囊派大德。

此书自问世后一直被推崇为研究印度佛教历史的权威著作。

20世纪我国关于印度佛教史的译著主要有：

李荣熙译的《印度教与佛教史纲》（第一册）[76]，该书对印度教与佛教的起源、发展、教义等作了系统的介绍，对印度教与佛教之间的差别也作了客观的阐述。

王世安译的《印度佛教史》[77]，对贵霜时期犍陀罗艺术有所涉及，书中提到在贵霜时期苏罗娑和犍陀罗两个学派之间已经追迹出来有些交互影响，但犍陀罗的艺术逐渐被吸收到印度的主流传统中，经过犍陀罗传播到中亚和中国。

杨曾文、姚长寿等译的《印度佛教史概说》[78]，本书探讨了印度佛教的产生、传播、发展、灭亡的历史，对各历史阶段佛教的特点进行分析。

专门研究印度佛教艺术方面的论著很少，常任侠编著的《印度与东南亚美术发展史》[79]，是对印度史前及上古艺术、古代和中世纪的佛教艺术等问题进行探讨。

他与罗照辉合著的《从中国典籍看印度阿育王时期的艺术》[80]，运用有关汉文史料记载，对印度阿育王时期的佛教艺术及其特点等进行探讨。

罗照辉的《印度犍陀罗艺术对中国审美观念的影响》[81]，从绘画、雕塑、发髻、崇尚莲花的佛教象征意义等方面探讨印度犍陀罗艺术对中国审美观念的影响。

张玉兰《巴基斯坦部落地区的佛教文化古迹》[82]，对向以“佛教艺术殿堂”闻名于世的巴基斯坦西北部喀布尔河流域（古称犍陀罗）的佛教文化古迹及其所表现的文化特征进行了探讨。

王钺《印度造型艺术的外来因素问题》[83]，从欧亚大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角度，探讨了诞生于印度河和恒河流域的印度造型艺术的外来因素问题，其中包括巴比伦、波斯、希腊、塞人等在不同时期对其造成的影响，指出举世闻名的印度造型艺术尤其是佛教造型艺术渗透了大量的外来因素，其辉煌成就是亚欧大陆东西文化交流的硕果。

王惠民《古代印度宾头卢信仰的产生及其东传》[84]，对释迦牟尼弟子之一宾头卢信仰在印度的产生及东传以及敦煌宾头卢信仰的特点进行了探讨。

彭树智《历史交往的丰厚馈赠——论阿富汗地区的犍陀罗艺术》[85]，着重从艺术性上来审视考察犍陀罗的希腊-印度佛教艺术，探讨历史交往在犍陀罗文化形态形成中的作用。

有关印度佛教艺术方面的译文主要有：

[印]M.N.德什班德著、杨富学译《印度佛教石窟壁画的主要特征》[86]，[印]M.C.约什著、杨富学译《印度岩刻佛教建筑概观》[87]，[印]P.贝纳尔吉著、杨富学译《阿旃陀·

巴米扬·

吐鲁番与敦煌间的文化联系》[88]，[日]宫治昭著、顾虹译，蔡伟堂校《印度佛传美术的三种类型》[89]等，其中均有可资参考的内容。

五、西域佛教史重要人物研究

（一）对使臣王玄策的研究

20世纪以来中外学术界对他的生平及史迹给予高度评价。

早年的研究有柳诒徵的《王玄策事迹》[90]，冯承钧的《王玄策事辑》[91]，[法]列维著、冯承钧译的《王玄策使印度记》[92]等。

50年代以后，国内发表了这方面的论文，主要有陆庆夫的《论王玄策对中印交通的贡献》[93]和《关于王玄策史迹研究的几点商榷》[94]，莫任南的《王玄策第二次奉使印度考》[95]，阴松生的《王玄策出使印度、尼泊尔诸问题》[96]等。

孙修身对王玄策的研究最为全面，著有《王玄策事迹钩沉》[97]一书，该书以时间为序，按照事件分类，对王玄策的事迹及其贡献进行详尽的考证、评价。

他的《〈大唐天竺使出铭〉的研究》[98]一文，对1990年6月发现于西藏的《大唐天竺使出铭》进行了考释。

林梅村结合考古材料和语言研究成果，对《大唐天竺使出铭》也进行了校释，著有《〈大唐天竺使出铭〉校释》一文[99]。

（二）对西域高僧鸠摩罗什的研究

东晋十六国时期后秦高僧鸠摩罗什，被称为中国佛教史上的“四大译师”之一，同时也是一位宣扬般若三论的思想家。

对于他的生平及贡献，许多中国佛教史研究的论著都有相当多的篇幅加以评述，如任继愈的《中国佛教史》[100]、郭朋著的《隋唐佛教》[101]以及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102]等，郭朋还著有《鸠摩罗什评传》[103]一书。

论文有胡戟的《龟兹名僧鸠摩罗什传》[104]，丁明夷的《鸠摩罗什与龟兹佛教艺术》[105]、陈世良的《鸠摩罗什年表考略》[106]等。

（三）对法显、玄奘、义净等西行求法僧的研究

佛教初始时只是西域和印度僧人东来传法。

魏晋以后，中国内地僧人西行求法者日众。

从最初的朱士行至唐玄奘、义净，众多僧人前赴后继加入求法行列，蔚然成风。

北宋初年，佛教一度复兴，传教求法一事又盛极一时。

9世纪后，佛教在印度渐趋衰微，东来弘法和西行巡礼的僧侣人数日渐减少。

对于这些情况，梁启超在《千五百年前之中国留学生》[107]中曾作过精辟论述，文章对魏晋以降中国西行求法僧侣的动机、经行路线、主要事迹、成就、著述进行考证。

梁启超还撰写了《又佛教与西域》[108]一文，对东汉至隋唐东来传教的僧人的国籍等情况进行了研究。

马雍在《东汉后期中亚人来华考》一文中结合《高僧传》中有关资料，对东汉后期中亚人来华热潮这一历史现象进行分析，对其中重要的佛教僧徒、商贾、贵族、游客等的生平和事迹略作探讨，有助于我们了解该时期中原、西域与南亚等地的文化交流状况。

[109]在众多西行求法的僧人中，法显、玄奘、义净最为著名，贡献最大，他们是后世学人关注的重点，李山、过常宝主编的《历代高僧传》[110]，何兹全主编的《中国历代名僧》[111]，张力、黄修明主编的《中国历代高僧》[112]，陈作义著的《丝路取经人》[113]，马曼丽、樊保良著的《古代开拓家西行足迹》[114]等书中，均将他们作为重点人物进行研究。

1.对法显的研究

20世纪中国学术界比较重视对法显及其《佛国记》的研究。

早年的研究有丁谦的《晋释法显佛国记地理考证》[115]和岑仲勉的《佛游天竺记考释》[116]；

汤用彤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117]一书，对法显的评价颇为精当。

日本学者足六喜六、张小柳、何健民还翻译了《法显传考证》[118]。

80年代以来，法显及《佛国记》的研究取得新进展。

章巽《法显传校注》[119]，依据的版本比较全，校核水平较高，其注释在参考中外各家观点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是目前国内最好的版本。

此外，季羡林《法显》[120]、靳生禾《旅行家法显》[121]、谢方《法显》[122]、贺昌群《古代西域交通与法显印度巡礼》[123]等，均有一定参考价值。

2.对玄奘的研究

国内学者对玄奘及其《大唐西域记》的研究包括多方面的内容，主要涉及玄奘生平、佛学思想、哲学思想、西行取经译经活动，印度与西域等地历史地理、佛教发展状况等。

对《大唐西域记》的研究，20世纪早期的有丁谦的《释辩机大唐西域记地理考证二卷、五印度疆域风俗制度考略一卷》[124]及《大唐西域记地理考证二卷附录一卷、印度风俗总记一卷》[125]。

70年代后出现的对《大唐西域记》的校译、导读及研究论著有：

章巽校点的《大唐西域记》[126]，向达辑的《大唐西域记古本三种》[127]，周连宽著的《大唐西域记史地研究丛稿》[128]，章巽、芮传明著的《大唐西域记导读》[129]，季羡林等译注的《大唐西域记今译》[130]，芮传明译注的《大唐西域记全译》[131]，周国林注译的《大唐西域记》[132]等。

季羡林等人的《大唐西域记校注》[133]在吸收中外学者研究成果基础上，对原著进行全面校勘，对书中涉及到的地名、人名、族名、典章、名物等进行了注释和考证，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它是此领域研究的集大成者。

季羡林在《校注〈大唐西域记〉前言》中，对中印时代背景、玄奘的家世、西行求法的动机、在印度活动情况、归国后所从事译经弘法活动及其影响等方面作了全面的研究，对《大唐西域记》一书作了客观评价。

玄奘的西行活动及其在印度的留学生活也是学术界关注的重要内容。

20世纪早年孙毓修、苏渊雷、杨非、习之、赵宗桂等人对此均有研究。

80年代后对玄奘的研究成果丰硕，有：

马佩主编的《玄奘研究》[134]，黄珅著的《玄奘西行》[135]，黄心川、葛黔君主编的《玄奘研究文集》[136]，陈扬炯著的《玄奘评传》[137]，吴恩扬著的《玄奘》[138]等。

杨廷福着力于玄奘生平事迹的研究，著有《唐僧取经》[139]、《玄奘》[140]、《玄奘论集》[141]和《玄奘年谱》[142]，其中《玄奘年谱》根据有关古籍将玄奘的生平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