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政官员的个人素质与心理健康.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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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政官员的个人素质与心理健康

党政官员的个人素质与心理健康

说到心理学，现在大家都不陌生，但心理学在中国的发展有一个漫长的历史，又有一个很简短的现在。

之所以说历史漫长，是因为在中国的传统典籍里心理学的思想是非常丰富的，比如中医的思想强调整体医学，强调一个人的身体健康不仅跟他个人有关，还跟他生活的人际环境、自然环境等相关。

另外，中国古代哲学著作里关于人和人际关系的描述也是非常多的，这些描述在后来的心理学研究中都被证明是正确的。

但心理学在中国确实又是一个非常简短的现在。

科学心理学第一次在中国传播是1900年，当时的京师大学堂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大学开始讲授心理学，现在北大校史馆还存着一本当年油印的心理学教科书。

　　从1900年到现在，心理学在中国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装饰品阶段”。

就像房子盖好以后在房间里摆一盆花，它对房子的功能没有直接影响，只是看上去好看而已。

心理学刚传入中国时，只不过是一个学科，表示某个学校的学科比较齐全而已，心理学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还没有产生任何的影响。

　　第二个阶段是“调味品阶段”。

调味品跟装饰品相比，有一点实用功能，但作用仍然非常有限，就像做完菜要放点味精一样，对菜的营养价值和功能没有根本的影响，只是吃起来口感好一点或看上去颜色好看一点而已。

　　第三个阶段是“必需品阶段”。

这一阶段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

中国第一家直接采用心理学理论的是中国空军。

1984年空军选拔飞行员时由原来的三个标准，即身体素质、政治素质和文化素质，增加了第四个标准即心理素质。

空军对飞行员心理素质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在训练飞行员的过程中发现，飞行员的心理素质对于其如何处理一些紧急情况是非常重要的。

比如刚学会骑自行车的人，骑着骑着突然发现前面有危险，正常情况下他应该刹车或者绕过去，但因为刚学会骑自行车，他既不会捏闸也不会拐弯，只会一边喊着一边就撞上去了。

骑自行车心理素质没那么过硬跟人撞上了或者撞到墙上了，损失不会很大，但一个飞行员遇到紧急情况时只会喊，这就非常麻烦。

我们国家培养一个飞行员的成本是多少呢？

大概相当于该飞行员体重那么多的黄金，而一架苏27或苏30战斗机的价钱在两个亿左右，因此，如果飞行员心理素质不过关，损失就大得多了。

　　从1984年开始，心理学真正进入到国家经济、社会包括军事发展领域。

也正是从那时开始，心理学开始进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现在中国人关心的两件事，一是健康和幸福，二是成功和成就，这两件事情都离不开心理学。

很多情况下，健康和幸福跟人的心理素质有着最直接的关系；成功和成就也是现在很多领域都在关注的，这两个方面跟每一个人都有着密切联系，所以心理学在中国已经成为必需品。

但心理学并没有准备好，这是因为现在整个心理学的理论体系、概念体系、技术支持体系99.99%都是直接采用西方的理论和基础，而中国人跟西方人有着非常大的差别，比如中国人的幸福或者影响中国人幸福的因素和西方人的幸福或者影响西方人幸福的因素是不一样的，这时候我们拿西方人的理论解决中国人幸福的问题，就可能会遇到很大的麻烦。

再比如什么样个性特点、能力、兴趣的人从事哪个职业或者学习哪个专业更容易成功，我们现在用的也是西方人的标准，但用西方人的标准挑出来的人放到那个岗位上以后真的能够成功吗？

现在我国心理学应用的现状多是如此。

　　有一次我开玩笑说，我国现在的心理学在解决中国人问题的时候是在幸福着别人的幸福，成功着别人的成功。

那么怎么办？

只能做本土化的研究。

也就是说，我只能根据中国人的现实和中国文化的实际提出影响或决定中国人幸福、成功的因素到底是哪些。

这也正是我和我的团队一直在致力于从事的两项研究工作：

一是个人素质，二是心理健康。

当代中国官员的能力结构

　　当我们去考察一个人的能力和素质以及能不能胜任某些工作的时候，我们首先看的是他的工作效果，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工作绩效，其次是能否适应社会环境，第三还要考察心理健康。

我国现在特别关注党政干部队伍的建设，李源潮同志在一次讲到干部培训时特别强调，现在对党政干部培训的要求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立场，也就是要坚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二是要培养干部领导科学发展的能力；三是提高领导干部的科学文化素养，其中特别强调的是心理健康。

最近这些年，国家比过去更加重视党政干部本身的素质特别是心理健康方面以及个人成长方面。

我们现在要建设和谐社会，如果领导干部本身心理不够和谐，怎么可能领导和谐社会的建设？

　　心理学里关于能力的测量从智力测验开始，已经经过了将近三百年。

一开始心理学家有一个假设，就是一个人的智力水平越高，他将来获得成功的概率越大。

事实证明，这个假设是错的。

很多研究特别是过去一百多年来的研究发现了一个让大家很沮丧的结果，当一个人的智力水平达到了中等以上，这个人能否成功就不再取决于智力了，而是取决于非智力因素。

　　十年前，西方心理学家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情商，也就是所谓的情绪智力。

当时我的学生问我，我们要不要研究这个课题？

我说不用研究。

学生很奇怪，又问为什么不研究？

我说，因为西方人讲的情绪智力或者情商，是一个人在不同的场合能不能根据环境的要求来调整自己的情绪反应，也就是一个人控制自己情绪的能力。

而中国人天生就是情商高手，从小父母、学校、社会都在教我们不要直接表达我们的情绪，要根据环境的特点来控制我们的情绪表达。

　　当然，一个人的情商或非智力因素不仅仅指控制情绪的能力，还包括一个人的价值观、兴趣、动机和人格。

价值观我们已经讲得太多了，但价值观对成功和成绩的影响是巨大的。

所谓价值观，就是在一个人看来什么事情是有价值的，或者说他看重的是什么？

是成功和成就或者人际关系或者家庭幸福或者个人健康，这些会直接影响到一个人的工作态度、工作目标。

　　西方的研究表明，人类的动机无外三大类：

第一是成就动机，人们做一件事情的目的是为了有机会获得更大的成功；第二是亲和动机，人们做一件事是为了有机会跟别人有更密切的人际关系；第三是权力动机，人们做一件事情以后，对别人的影响力就增加了。

我们每个人做事的时候都会有不同的动机在驱使。

　　一个人的非智力因素会影响到很多方面：

首先是他的理想；其次是做事的目标，目标跟理想是有关系的，目标是近期的理想；第三是他跟别人互动的方式以及他怎么看待自己和身边的人，而这些会直接影响到他的工作方式。

因此我们看到，非智力因素对一个人的成功和成绩确实是非常重要的。

　　具备什么能力的人能够胜任哪项工作，这是管理学和人力资源管理里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可以回想一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对领导干部的选拔和任用主要是根据什么样的标准。

第一是学历，第二是个人经历，第三是个人口碑，基本上是这三条。

用这三条去选择和判断一个人能不能胜任某一个岗位，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这样做其实要冒很大的风险。

比如学历，到底是本科合适，还是硕士合适，还是博士合适？

现在有一个不成文的假设，认为学历越高就越容易胜任某一个岗位，而过去我们做的一个研究发现，刚刚走上公务员岗位三年的博士、硕士、本科，大家可以猜一猜，这三种学历里哪种学历的人工作效果最好？

实际上是本科毕业生工作效果最好。

三年以后再来考察，这个时候哪种学历的人干的最好？

实际上三年以后这三种学历的人工作效果没有差别了，这是多大的浪费啊！

不但是个人的浪费，也是国家的浪费。

我们再来看经历，做过什么岗位和能不能胜任眼前的岗位有什么关系呢？

按照现在的说法是多岗位锻炼以后，让他再来做更高一级的职位效果更好，但是也没有人证明这一说法。

　　关于群众公认，我后面也会讲到，公认的是什么？

而且有研究者指出，一个人在某一个岗位上做得好，和他能否胜任更高一点的岗位是没有必然关系的。

在清朝时官员的选任由两个部门决定，即礼部和吏部。

礼部管官员的考试选拔，吏部管官员的考察任免，也就是说，礼部负责把领导干部、官员选出来，至于这些领导干部、官员做什么岗位合适由吏部决定。

　　我做研究的时候，有一个管干部的省委副书记跟我讲了一件事，一个人做市长做得非常好，就把他提拔到市委书记的位置上，结果发现他不会做书记。

过去吏部在干部任免时，如果一个官员干得好，不一定要给他提拔，而是一定要给他奖励。

　　根据学历、经历、口碑选干部是传统干部选任机制里存在的局限，这种局限不光在中国存在，西方的公务员选拔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但西方国家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而且提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这就是西方所谓的新行政管理运动。

　　新行政管理运动要解决在公务员的选任过程中准确率和效率不高的问题，他们参照西方私营企业选拔高层管理人员的办法，就是根据胜任特征进行选择，不管一个人的学历、经历、公共评价如何，就看他每天在做什么。

举个例子来说，现任的各市市长有些是做得好的市长，有些做得没那么好，我们把做得最好的市长挑出来，把做得最差的市长也挑出来，考察这两种市长每天干什么，把他们的行为记录下来进行比对，把相同的行为去掉，因为这些相同的行为说明跟能不能做一个好市长无关的，然后挑出只有做得好的市长做而做得差的市长从来不做的行为，再把只有做得差的市长做而做得好的市长不做的行为也挑出来，对这两组行为进行分析，就可以建立一个市长的胜任特征模型，以后再选市长时候，就按照这样的标准选，选出来的人就应该能胜任市长的工作。

　　通过这种模式，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中国党政干部的胜任特征有哪些呢？

2005年我们在北京市做研究，通过访谈和问卷调查了从副科级到副部级的5000多人（当然副部级的人数比较少）。

我们发现，中国党政领导干部的胜任特征大概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管理能力，二是人际能力，三是自律能力，也就是管理下级、协调同级和约束自己三个大的方面。

　　第一，管理能力。

当一个党政干部自上而下带领别人工作的时候，需要有所谓的管理能力。

关于这一点，又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说。

　　一是政治素质。

政治素质包括两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对党的事业的忠诚。

关于这一点很多学者并没有太重视，可能他们认为对党忠诚只是中国特色，没法跟外国人交流。

我在北大做了五年党委副书记，每次接待外宾时我就变成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的副主任，一开始我没太注意，后来我突然发现我怎么多出这么一个副主任的称呼，就问学校外事部部长，他很不好意思地说是因为国外的大学里没有党委。

我国的体制跟西方确实不太一样，但西方有没有这条呢？

绝对有！

美国选拔公务员时，也有严格的标准，但在考察应试人员是否具备相应的能力之前，要先被问到是否愿意按照总统的指令去行事？

你如果说我不愿意，那你就不用考试了，回去干别的吧！

其次是创造性地执行上级的政策指示。

一个有决策权的领导干部，必须能做到两条：

其一，在其所负责的地方，党的政策能得到贯彻落实；其二既执行了上级政策，又促进了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

不仅仅是简单的上级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办，也不是传达一下文件就完了，而是要根据文件精神，结合自己的实际去把事情做好。

　　二是领导能力。

领导能力实际上是一个很复杂、内涵非常多的概念，但在这个模型里领导能力是非常简单的能力，即能够通过调查研究发现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形成解决问题的方案，贯彻落实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案，最后督促检查是否收到了实效。

能够及时准确地发现问题非常重要，现在经常强调领导干部要有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

我们反过来看，如果一个领导干部的工作领域里经常出现突发事件，而他每次都处理得很好，这样的干部也算是好干部吗？

不能算。

突发事件频发说明那地方的领导干部没有足够的预见能力，只有当问题变成显性问题时才能发现和解决。

因此，一个领导干部的领导能力实际上就是能够在问题还处于萌芽状态就发现它，而且采取有力措施把问题解决掉。

这有点像消防队的功能，我们一提到消防队就叫救火队，其实救火只是消防队职能里很小的一部分，消防队的意义和价值不全在于火着起来以后去救火，而在于有了消防队就能使这个地方少着火，不着火，也就是经常进行安全检查，一个新的建筑物在启用之前，一定要做消防检查。

消防检查解决两个问题，其一是看看有没有火灾隐患，其二是看看如果一旦发生了火灾，逃生的路径是否畅通。

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