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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基本实现温饱目标、农产品供求数量矛盾基本缓解后，一些地区城乡二元结构的特质很快凸现了出来：
一方面，来自于农的初级传统供给力继续极大增长，另一方面，当今市场的现实需求却已更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层次。
于是，现实农村的问题不断向深层次演化，从经济、社会运行角度看，至少存在五大现实问题：
（1）农产品不适应市场需求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由于长期受过分偏好数量目标的政策影响，加之国内市场体系发育还不充分，价格信号难以发挥对生产的调节作用，致使农产品供给与市场需求不能得到有效平衡和对接。
就粮食生产而言，1995年以来连续五年获得好收成，至1999年底，国家粮食部门的库存达到了5500亿斤，农民人均存粮达到1324斤，扣除生产生活所需，人均余粮在500斤左右，全国农民余粮总量在4500亿斤左右，两项合计，当年我国全社会粮食剩余量达10000亿斤，相当于全国一年的总产量。
（2）农业劳动力剩余的压力越来越大。
据统计，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这段时间里，我国的乡镇平均每年可以吸纳农村劳动力1260多万人，到1996年时达到高峰，累计吸纳了亿元农民身分的工人。
但1997年开始减少，当年减了450多万，次年又减了500多万，目前又回落到1亿多人的水平。
20XX年底，乡镇比较发达的江苏常州市农业劳动力仍占总量的％，同期全江苏省为45％，而全国则超过50％。
有限耕地上农业劳动力总量居高不下，要么反映为农业劳动效率低下，否则表现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这是农民难以富裕的根本原因。
（3）农民收入增长越来越困难。
以江苏常州市为例，1996—1999年，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仅增加142元，年均增长％，这比1986—1996年平均增幅下降了个百分点；
从全国看，从1978年到1988年的10年间，农民人均纯收入在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后的实际增幅曾高达年均9％，但从1996年往后6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幅就跌到了5％以下，其中最低年份为20XX年只有％；
而就全国的粮食主产区来言，这些年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则根本就是下降的。
20XX年以后，农民人均收入虽出现了整体回升，但要持续较快增长难度很大。
（4）农村社会管理系统越来越不能适应农村发展的要求。
乡（镇）、村两级组织虽然是一级政府和法定的村民自治组织，但职能和行为实际上都偏重于社区内部行政管理，在组织和引导农民进入城镇、进入市场、提高社会保障和实现充分就业等方面则显得力不从心、办法不多，明显不适应农民的要求。
因此，农村中普遍反映，现在农民有“六缺”：
发展生产缺技术、进入市场缺引导、产品加工缺、项目经营缺资金、土地承包缺稳定、致富增收缺门路。
这“六缺”，较大程度上反映了农村群众眼下的迷惘和窘困。
（5）国家对农业的支持保护体系越来越适应不了市场经济的要求。
长期以来，受“农本”、“粮纲”思想的支配，我国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措施，过于集中在对主要农产品的价格保护上，而又因我国以家户为主的小农经济面广量大且生产效率很低，致使政府虽然背上了沉重的财政包袱，农村经济却始终未能得到有效的转型，农村发展急需的基础设施投入欠帐越积越多。
到目前为止，我国农业仍然属于弱质产业，农民仍然处于弱势群体，农村地位在向弱化滑坡，这就不能不引起党和人民忧心忡忡。
值得注意的是，新时期“三农”工作中遇到的这些令人揪心的问题，已经无法再用传统的领域内分析的方法来给出令人信服的解答。
因为改革开放以来，束缚农民种田务农积极性的生产关系已经得到了根本的调整，农业耕作的科技水平也已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农村土地对农产品产出的承载能力在成倍地释放，我国农村生产力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而这些都是举世公认的。
那么，为什么当前农村仍会出现上述问题呢？
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新时期愈益凸显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得“三农”问题已经越出了它本来的范畴，在更深的层次上产生了矛盾碰撞。
这种深层次的矛盾碰撞，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农民身份与居民身份的矛盾碰撞。
现阶段“农民”并非是一种职业的称谓，它主要是一种身份的称谓。
被称作“农民”的人，仅仅表明他不具有市镇居民的身份，即享受不到城市政府政策规定的种种福利与补贴，而与他们具体从事的职业，实在没有多少。
这种严格的身份管理制度，尽管当初有其形成的充分理由，但在自身发展中客观上却造成了两个严重后果，其一是导致目前国内消费需求不足，进而影响了产业结构升级和整个国民经济增长，其二是阻隔了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生产要素流动和重组，使农村和农民失去了大量的发展机会。
二是农业贡献转型与工业化进程的矛盾碰撞。
经济学家把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概括为四大贡献：
产品贡献、要素贡献、市场贡献和外汇贡献。
在工业化的不同阶段，这些贡献的效能是不一样的，处于不同调整和转换之中。
进入工业化中期以后，农业的市场贡献上升到首要位置，这种市场贡献是由农产品与非农产品交换所产生的经济、工业化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不断吸纳及由此增加的社会购买力两大途径实现的。
换句话说，如果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幅度大，则农业市场贡献份额就大，反之就小。
从现实情况分析，由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农民购买力萎缩，工业品的消费增长乏力且波动很大。
因此，在工业化中后期，如果还是一味强调农业的产品贡献、要素贡献（或资金贡献），而忽视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进而不断提高农民购买力水平，那么不仅工业增长得不到支撑，最终也要破坏农业本身的成长。
三是小城镇发展与城市化发展的矛盾碰撞。
从世界城市化发展规律看，大中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是由工业化直接带动并成长起来，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增长极。
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等人的实证研究表明，工业化与城市化两者进程基本同步，当工业在GDP中的比重达到30％时，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接近50％，当工业化水平达到50％，城市化水平为60—70％。
但从我国情况看，城市化却远未能跟上工业化的发展步伐。
有资料表明，我国目前的城市化水平为％，比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低约10个百分点，比同等工业化水平的国家低约20个百分点。
仍以常州市为例，尽管该市已进入了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其工业增加值占全市GDP已达％，但城市化水平仅为56％（其中农村集镇居民还占15％），这显然是严重滞后的。
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苏南地区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主要是通过发展乡镇；
与此相对应，城市化主要是就地发展小城镇，而不是将大量农民转移至大中城市。
”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导致城市化嬗变为城镇化，专家也称之为分散型工业化与分散型城市化并存的“逆城市化”。
不可否认，城镇化在过去农村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也仍将继续发挥作用。
但过分偏重于小城镇发展，其负面效应是：
城镇分散达不到规模经济，形成不了基础服务设施的合理规模和完备的城市功能，容纳不了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导致投资分散、资源浪费和污染严重；
造成了城乡发展不协调和结构失衡，现代化大中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发育迟缓，始终不能发挥出区域经济增长极的带动作用。
判断农村形势，还必须进行辩证的分析和理性的前瞻。
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苏南等经济发达地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宏观向好，前景广阔。
在全国率先进入了工业化中后期作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以后，城乡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各种矛盾会比较早和比较集中地反映出来，这当然不是历史的倒退，而是在客观事物螺旋式发展进程中必然出现的高层次回归。
随着阶段性矛盾逐步化解，发展曲线最终会回到上升轨道。
必须清醒地看到，解决“三农”问题，无论是过去以及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突出的是要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即传统农业与现代工业并存、城乡分割的矛盾。
党的十六大提出的“统筹经济社会发展”蕴含着统筹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城乡生产力布局、城乡建设、城乡就业和社会保险等一系列非常宽泛而丰富的内容，实现“统筹发展”抓住了突破城乡二元结构、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质。
必须清醒地看到，工业化与城市化成为主体经济和社会文明进步的主要载体之后，现有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格局必然会发生重大调整，农民就业结构转型、身份转换和农村资源向城市流动步伐必将大大加快，“农退”问题必然会突出地摆在人们的面前。
“农退”对于农民和农业经济究竟意味着什么？
遵循着怎样的客观规律？
怎样“有序而退”、“以退为进”？
等等，这都是需要我们从现在起深刻思考和回答的现实问题。
二、借鉴发达国家发展的实践经验，找准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基本规律，把“农退”作为推动城乡协调发展的新开端
新时期“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之所以成为突破“三农”问题的总抓手，是由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内在要求与基本规律决定的。
纵观世界历史，任何一个发达或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或任何一个经济起飞的国家和地区，其经济和社会发展，都有一个从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从农村社会到城市社会的进程。
按照辩证法的观点，世上的万事万物无不普遍，经济社会发展领域的诸多问题同样如此。
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进程，其背景必然是产业成长带动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的变化，突出表现在生产要素和资源配置从传统的农业领域中退出和重新整合，客观上决定了工业化与城市化成为顺利解决“三农”问题的“牛鼻子”。
从发达国家发展的轨迹分析，工业化与城市化在解决“三农”问题中一直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首先，工业化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现代化的先导力量，也是农业现代化的先导力量。
从18世纪70年代英国产业革命至20世纪初叶，欧洲和北美各主要国家相继发生了产业革命并基本实现了工业化。
英国作为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其工业占GDP的比重于1870年前后率先突破50％，其后美国于20世纪初达到了同样的发展水平。
西方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先行优势，直接促成了其国力的迅速强盛和经济社会的现代化。
工业化兴起的效果是一场意义深刻的革命，但对工业化兴起的原因却是众说纷纭，传统的解释将其归结为：
一是农业革命先于工业革命，二是技术革命促进了工业革命，三是制度革命维护了工业革命。
但无论工业化产生的原因是什么，人们对其本质的看法却是基本一致的，即：
工业化应当是工业发展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的影响和贡献，以及在工业文明带动下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资源配置优化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发达国家的实践同时证明，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应首先实现工业化，才能从不发达过渡到发达。
这是因为工业的生产率高，尤其是边际生产率高，而农业生产率尤其是边际生产率相对较低，优先发展工业可以提高全社会边际生产率，从而不断增加经济总量，进而进入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行列。
值得重视的是，虽然在工业化后期农业已难以起到带动全局发展的作用，但这并不是说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无足轻重，恰恰相反，工业化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于推动了农业的进步和现代化。
二战以后，发达国家的农业已由资源依附型转化为智能依附型的高效率、高附加值、高效益的现代产业，其转变的道路基本上有两条，一是资本集约（或曰技术集约），二是劳动集约。
一般来说，实现工业化较早，土地资源丰富而劳动力又相对缺乏的国家，农业现代化的起步往往从生产工具和技术改革上入手，走资本集约或技术集约道路。
如美国。
人多地少的国家利用劳动力方面找出路，侧重于采用生物技术，精耕细作，进行集约经营，以提高单产。
如荷兰。
问题的关键在于，不论发达国家通过什么途径实现农业现代化，都是与工业化后期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分不开的，这主要体现在工业化为农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例如欧盟和美国对农业的补贴每年都在500亿美元上下。
之所以产生这种情况，是因为在工业化中后期以前，大规模的重工产业建设需要投入巨额资金，因此工业和其他非农产业还没有力量从资金和物质上对农业提供支持，只有在基本完成工业化任务之后，才形成了大举援助农业的能力，加上此时城市化的发展使农村人口比重更低，所以工业化后期对农业的支持与保护，实质上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支持与保护，有利于工业反哺农业能力的提高和相关保护政策的实施。
其次，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日益成为区域经济的增长中心，也日益成为农业劳动力和农村人口转移的中心。
伴随着工业化出现的是城市化，当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城市化将走上前台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20世纪初，美国城市化出现了一种新的现象，一些规模较大的城市超越原有地域界限，将其周边地区纳入了城市化轨道。
美国将这一扩大了的区域定义为大都市区。
1940年至今，美国百万人口以上的大都市区优先发展，大都市区数量由58个增加到331个，人口近亿，其中百万人口以上的大都市由11个增加到60个，人口由3490万增加到亿，超过了美国总人口的50％。
当今时代，城市之所以成为引领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其主要原因在于：
一是城市化加速了工业化进程。
城市规模扩张和功能提升引发了产业集聚效应，只有集中于城市的生产要素，才能最有效地接受市场的配置；
城市集中的各种生产要素越多，集聚体内的就可以越方便地获取资金、原料、商务服务和人力资本，节约交易费用，形成有利于现代化大工业发展的外部规模经济，二是城市化提高了经济的市场化水平。
城市是市场的载体，从本质上讲，城市的核心是“市”，至于“城”已基本失去了意义。
“市”是吸引非农产业集中的初始动因，也是后来服务业快速成长的根本原因，三是城市化加速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由于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明显低于工业，所以发达国家工业化所引发的农业劳动力和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就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如韩国从60年代到90年代经济高速发展，同期的农业劳动力比重由60％降至20％以下。
日本战后城市工商业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农户数量急剧减少，其中1960年农户为606万户，1973年降至495万户，1990年又降至383万户，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则提高了数十倍，成为直接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
正因如此，经济学家研究世界城市化发展得出的重要结论之一是：
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生活中，一个最重要的要素是一件事情引起另一件事情的机制，城市化最重要的贡献不是它的直接产品，甚至也不是它带来的直接利益，而是它对就业技能、教育水平、消费习惯、现代思维和新的需求产生的深刻影响。
第三，工业化、城市化促进了产业布局的调整优化，高效农业和现代工业在不同地域合理分工并充分展示各自的比较优势。
工业化、城市化不仅会带动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升级，而且有助于劳动区域分工与产业布局合理化，前者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后者则有助于提高地区资源综合利用效率，两个过程同时进行才能促进区域经济社会的持续协调发展。
因为根据经济非均衡增长和区域经济比较优势理论，由于各地的资源禀赋、区位特点以及技术条件不同，产业发展在地域分布与空间组合上表现出的结果是分工差异和地区差异，某个区域的经济发展也一般表现为由点到线、再由线到面这样一个非均衡增长过程。
区域经济比较优势是在市场竞争中产生的，在市场力量的推动下，生产要素和主导产业总是根据价值规律、竞争规律和利润最大化原则自由选择最佳区域，相应的产业布局的调整总是保证发达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
工业化初期，西方各国以制造业为核心的社会化大工业成为优先发展产业，城市化的及时跟进又使得大城市成为现代工业的集聚地和区域经济地增长极，由此原来的产业分布格局被打破，在整个国家的范围内，高效农业与现代工业分别在更能发挥各自比较优势的区域内重新整合、分布和集中，劳动区域分工与产业布局逐步趋向合理。
如美国的区域经济自东向西依次推进，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开展特征，这些特征在纽约、芝加哥、洛杉矶这三大城市的兴起过程中都有集中反映：
从19世纪初至20年代，商业贸易往来作为城市化的主要动力，促进了纽约的繁荣；
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工业化与城市化进入鼎盛时期，中西部形成一个新的工业区，芝加哥脱颖而出；
20世纪20年代至80年代，第三产业长足发展，洛杉矶实力大增，以三大城市为中心，形成了三大经济圈，鼎足而立，相得益彰。
与此相对应，美国农业生产区域自东向西逐步转移，农业生产在全国范围内和较大的地区之间形成了日益明显的分工，形成了玉米带、棉花带、畜牧带、烟草带、水果带、小麦带等10大各具特色的农业产业带，形成了十分明显的区域化分布和专业化生产的特点。
自此以后，美国区域经济形成了有重点开发和合理利用资源的产业布局结构，保证了美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鉴于我国国情不同，各地情况也千差万别，无法也不必要照搬别国模式，但工业化、城市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内在、演进规律是相同的。
从中我们可以全面深刻理解经济发达地区“农退”的历史必然性及其积极意义，找到解决“三农”问题的全新思路。
首先，工业化、城市化为彻底解决“三农”问题创造了极好的机遇。
工业化、城市化是推进现代化的“两个轮子”，是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主轴”，在本世纪开始的头二十年，谁抓住了这个机遇，谁就掌握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动权，掌握了有效化解城乡发展一系列突出矛盾的主动权。
其次，一定时期内工业化、城市化要优先于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进程。
现代工业经济、城市经济成为主体经济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会大大下降，现代化大工业、大城市在一些地区优先发展并发挥主导作用，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农业、农村必须经过工业化、城市化的洗礼才能如“凤凰涅pá
n＠①”，展现出全新的面貌。
第三，经济增长不能“只见物不见人”。
现阶段“三农”问题的焦点是人的问题，不让农业剩余劳动力和农村人口顺利进入城市，就会割裂工业化、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正常关系，不仅无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也势必会阻碍整个经济的发展。
第四，“农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就整个国民经济而言，“农退”是农业比重下降和农业人口减少的过程；
就发达地区而言，随着非农产业的高速发展，外资、民资大量涌入，“农退”还是包括土地在内的一切生产要素的重新优化配置的过程，这都会带动三次产业布局在更大区域甚至在全国范围内重新整合。
从全局、长远角度想问题，发达地区“农退”是必须的“退”，是积极的“退”，先“退”才能先“进”，早“退”才能早“进”，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大胆一些，更彻底一些。
三、立足本地实际，大胆改革创新，着眼于全面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做好做实“农退”这篇新文章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证明，不断改革创新是农村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
但改革创新没有止境，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思维定式，在一定程度上仍束缚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在农业、农村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
就苏南地区而言，先后经历了家庭联产承包和乡镇改制两次重大改革，新世纪按照“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思想，积极实施以“农退”为重点的发展变革，必将又一次极大地解放和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
农村每一次重大的历史变革和转折关头，总会产生各种各样不同的看法，甚至遭到非议，成功与否关键看能否让农民满意、让农民得到实惠。
“农退”是符合农民长远和根本利益的，在工业化、城市化浪潮的冲击下，一切源于本本的说教和不切实际的条条框框，必然会被农村生产力发展的旺盛生命力和基层农民改革探索的实践所突破。
我们要以战略家的远见卓识，坚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把“农退”这件事关农民切身利益的大事办好办实。
首先，要退出“农耕”传统。
现代工业和城市经济，最终不可能脱离现代农业的经济基础而独自前行；
而提升农业水平、发展现代农业首先必须把退出“农耕”传统作为切入点。
一是要从全局范围合理调整农业的区域布局。
无论是从全国范围还是从省、市或更小区域范围内考察，农业区域结构雷同、地区比较优势不能充分发挥，是造成农产品卖难和农业比较效益下降的重要原因。
这与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过份强调保障粮食供给的政策取向有关，以至于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苏南所有县级市都是国家级棉油生产大县。
20世纪90年代后期，国家宣布苏南的红皮小麦、广东的早灿稻等传统粮食作物退出保护价收购序列，一时曾让农民处于无所适从的境地。
90年代末，国家又决定集中力量支持中部粮食主产区，苏南等沿海发达地区及大中城市郊区不再要求粮食自求平衡，可以退出粮田放手调整农业结构，大力发展高效农业和出口创汇农业。
这虽然是受制有限财力作出的不得已的政策选择，却承认和基本体现了市场导向下产业布局优化整合的客观规律。
但回过头来看，这一政策是留有余地的，有待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
由于将沿海发达地区农民推向市场后，很快又出现了新一轮地区同构、农产品过剩的现象。
因此，一个科学合理的农业布局调整政策，还应把握农业布局转换与农民就业转轨的关系，辅之以调整农村就业结构的政策。
在这个大前提下，各地才能以市场为导向顺利地退出传统农耕，在区
域分工和差别化竞争中大力发展特色农业。
二是要切实抓好农业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农业结构性调整，不能像以往那样只是简单地解决多种点什么、少种点什么或是多养点什么、少养点什么的问题，而是要全面提高农产品质量，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实现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
要加快农业产品结构调整，一方面要改变农产品品种较为单一的状况，努力实现农产品品种多元化；
另一方面，要改变农产品单靠数量论英雄的状况，努力增加农产品的科技含量、提高农产品的质量档次（如高筋小麦、高油玉米、瘦肉型猪等），使农产品从低质向高质发展。
依靠科学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发展都市农业、设施农业和有机生态农业，使这一夕阳产业逐步“青春化”。
尤其要鼓励农民发展“产业”，即：
把发展乡镇和农业产业化结合起来，重点发展农产品加工、储藏、保鲜和运销业，增加农产品附加值。
鼓励传统农业向服务业转化，尽可能多地开发出像观光农业这种类型的产业。
要加快农业区域结构的调整。
在调整结构中，必须有发展当地特色经济的主动意识，因地制宜发挥资源、市场、经济、技术方面的比较优势，开发本地优势农产品，逐步形成具有本地特色的农业主导产品和支柱产业，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
要加快农业市场结构调整。
我国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不能关起门来进行，必须利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充分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扩大农产品的对外贸易，发展创汇农业。
加入WTO后，虽然我们的粮食生产已经丧失竞争优势，但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如蔬菜、瓜果、花卉、猪肉、水产品等方面都具有很强的竞争力，优质大米、无公害油菜也有较强的竞争力。
对于这些农产品要加以扶持，鼓励其出口创汇。
三是要下功夫研究和解决小生产和大市场对接问题。
一家一户的小生产和大市场存在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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