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尚书》与旧籍引语的比较研究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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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弗事上帝神祇，遗厥先宗庙弗祀”，文从字顺，无重复“神”字；

“吾有民有命，罔惩其侮”，可见纣恃“有民有命”，还在胡作非为。

而《墨子》因三派学生所记，难免错漏白出，不能通读。

例3：

非命下》又引《太誓》曰：

“天有显德，其行甚章。

为鉴不远，在彼殷王。

谓人有命，谓敬不可行；

谓祭无益，谓暴无伤。

“惟受罪浮于桀……谓己有天命，谓敬不足行；

厥监惟不远，在彼夏王。

”《墨子》引文“为鉴不远，在彼殷王”，文理不通：

武王伐纣时正是殷朝，何能说殷“不远”？

殷王没有推翻，还在横行作恶，怎能“为鉴”？

古文“厥监惟不远，在彼夏王”，正指出殷纣的下场将与“彼夏王”桀一样。

又，“谓人有命”亦不若“谓己有天命”之词意清楚。

这里的比较，又是古文正确、合理；

而《墨子》则记忆不清，甚至把“夏王”误成“殷王”。

例4：

《荀子·

臣道》篇引《书》曰：

“从命而不拂，微谏而不倦，为上则明，为下则逊。

”杨倞注：

“《书》，《伊训》也。

”按古文《伊训》作：

“从谏弗咈，先民时若。

居上克明，为下克忠。

”此处《荀子》既然是引《伊训》之文，而《伊训》是伊尹训王的话，他怎么会教王“从命而不拂，微谏而不倦”呢？

这是完全不合情理的。

而古文“从谏弗咈，先民时若（顺）”，正符合伊尹训王的语气和道理。

两者相较，显然是古文正确、合理；

而《荀子》则篡改《书》意，为其所用。

例5：

尧问》记楚庄王引“中蘬（当作‘仲虺’）之言”曰：

“诸侯自为得师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为谋而莫己若者亡。

《吕氏春秋·

骄态》亦记楚庄王引“仲虺有言”曰：

“诸侯之德，能自为取师者王，能自取友者存，其所择而莫如己者亡。

”按古文《仲虺之诰》作：

“能自得师者王，谓人莫己若者亡。

众所周知，仲虺是商汤的大臣，他作“诰”的目的是要汤以德怀民，永保天命，不会谈到“诸侯之德”的问题，故引文所述“诸侯”和“诸侯之德”肯定是荀子、吕氏或楚庄王捏造出来的。

再说“得师者王、得友者霸”的“王霸”之论，是春秋战国间儒家的专利品，怎能按到商朝仲虺的头上？

可见三者相较，又是古文正确、合理；

而《荀子》《吕览》根据当时的情势篡改《书》意，昭然若揭。

由上五条例证可见，旧籍所引《书》文往往错漏，篡改之处甚多；

而古文则显得正确、合理。

这表明古文《尚书》是真实的古文献，决不是旧籍引文的凑合。

第二，古文《尚书》与旧籍引语比较，古文为完整、全面。

《左传·

襄公二十六年》引《夏书》曰：

“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

”按古文《大禹谟》记皋陶曰：

“帝德罔愆，临下以简，御众以宽。

罚弗及嗣，赏延于世。

宥过无大，刑故无小。

罪疑惟轻，功疑惟重。

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

好生之德，洽于民心。

”《左传》引文没头没尾，无上下联系，不知如何引起这句话；

古文则论述帝德“好生”的宗旨，并及其它许多赏罚的原则。

两相比较，显然古文为完整、全面，中心明确，内容丰富；

而《左传》所引，突兀一句，难明其背景和用意。

非乐上》引《汤之官刑》曰：

“其恒舞于宫，是谓巫风。

其刑，君子出丝二卫，小人否……乃言曰……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顺，降之百殃，其家必坏丧。

“先王……制官刑，儆于有位。

曰：

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

敢有殉于货色、恒于游畋，时谓淫风；

敢有侮圣言、逆忠直、远耆德、比顽童，时谓乱风。

惟兹三风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

邦君有一于身，国必亡。

臣下不匡，其刑墨。

”比较上述二者，显然是古文完整全面，论列“三风十愆”，其刑也严厉、明确，当是真古文献；

而《墨子》所引，仅列“巫风”，其刑含糊，文句不通，可能记忆不清，又不核对，故成如此。

非命上》引《仲虺之告》曰：

“我闻于夏人矫天命，布命于下。

帝伐之恶，龚丧厥师。

”《非命中》《非命下》所引略同。

按古文《仲虺之诰》作：

“夏王有罪，矫诬上天以布命于下。

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师。

”值得注意的是，墨子为了论证其“非命”（没有天命）的思想，竟然篡改《书》之原文，将《仲虺之诰》中“式商受命”一句略去（《非命》三篇皆然）；

而“商受命”是当时一句流行语，在商朝的文告中俯拾即是。

篡改《书》意为其立论作证，本是先秦诸子的一贯手法。

墨子这条引文，略去对其立论不利的一句，幸真古文《仲虺之诰》尚在，戳穿了墨子删节原文的伎俩。

两相比较，显然是古文完整、真实；

而《墨子》为了避免对其立论的不利，竟在引文中做手脚，删去“式商受命”一句，真是用心良苦!

《礼记·

大学》引《太甲》曰：

“顾提天之明命。

”按古文《太甲上》作：

“先王顾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

”观《大学》所引，没有主语，也无目的，不知所云；

古文则前有主语，后有目的，明确是伊尹开导太甲之语。

两者相较，显然是古文完整，叙事清楚；

而《大学》所引，不明上下之文，使人茫然。

学记》引《兑命》曰：

“念终始典于学。

”按古文《说命下》作：

“念终始典于学，厥德修罔觉。

”观《学记》所引半句，只知道人要始终念学，不知其好处和效果如何；

读古文全句，才知人始终念学，其道德修养便会在不知不觉中增进成长，于是前后贯通，意思豁然开朗。

这是傅说开导商王武丁的话。

两者相较，《学记》所引，简单片面；

而古文所述，意思完整，讲理明白。

由以上五条例证可见，古文《尚书》叙事完整，说理全面，情意真切，含义深刻；

而旧籍所引，有的删节，有的片面，有的错漏，有的掐头去尾。

这分明是旧籍在摘引古文《尚书》，而非古文《尚书》“搜集文句编造”。

第三，古文《尚书》与旧籍引语比较，古文连贯流畅，自然贴切。

兼爱下》引《禹誓》曰：

“济济有众，咸听朕言。

非惟小子，敢行称乱。

蠢兹有苗，用天之罚。

若予既率尔群封诸群，以征有苗。

”按古文《大禹谟》作：

“济济有众，咸听朕命。

蠢兹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贤，反道败德。

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弃不保，天降之咎。

肆予以尔众士，奉辞伐罪，尔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勋。

”观《墨子》所引，“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封诸群”云云，文理不通，用词不当。

两者相较，显然是古文连贯流畅，自然贴切；

而《墨子》引文，可能记忆不清，或弟子记录有差，造成如此错乱。

缁衣》引《太甲》曰：

“毋越厥命以自覆也；

若虞机张，往省括于厥度，则释。

“无越厥命以自覆。

慎乃俭德，惟怀永图。

若虞机张，往省括于度，则释”观《礼记》所引，“自覆”和“则释”两句，前后不连贯；

而古文中间有“慎乃俭德，惟怀永图”一句，此伊尹告诫太甲如何修德思谋，然后再接“若虞机张”，便流畅自然。

胸有成竹，“则释”便中。

两者相较，《礼记》引文因中间脱句而不通；

古文则有告诫，有比喻，情真意切，催人猛醒。

缁衣》引《兑命》曰：

“爵无及恶德，民立而正，事纯而祭祀，是为不敬；

事烦则乱，事神则难。

”按古文《说命中》作：

“官不及私昵，惟其能。

爵罔及恶德，惟其贤……黩于祭祀，时谓弗钦；

礼烦则乱，事神则难。

”这是傅说进谏商王的话。

观《礼记》所引，很不通顺：

“事纯而祭祀，是为不敬”，不可理解；

“事烦则乱，事神则难”，两个“事”重复，难明其意。

而古文则陈述清楚，语意明白。

显然，“事纯而祭祀”乃“黩于祭祀”之误；

祭祀是一种礼仪，“事烦则乱”乃“礼烦则乱”之误。

由此可见，《礼记》引文凭记忆写来，不免错乱脱漏；

幸有古文《尚书》存在，乃得纠正。

由以上三条例证可见，古文《尚书》大都通顺流畅，情真意切；

而旧籍引文，往往错漏，词语不当。

通顺流畅的古文，不可能“搜集”自错漏百出的引文，这是谁都明白的道理。

第四，古文《尚书》与旧籍引语不同之处很多，说明它们各有来历。

《史记·

殷本纪》引《汤诰》与古文《汤诰》完全不同，可能《汤诰》有许多篇，《殷本纪》引了甲篇，而古文保存了乙篇。

周本纪》引《太誓》亦与古文《泰誓》大相径庭。

可能因记者不同，《太誓》存在许多版本。

《周本纪》所引与古文《泰誓》因版本不同，故有差异。

《汉书·

律历志》引《伊训篇》曰：

“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诞资有牧方明。

”而古文《伊训》作：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

奉嗣王祗见厥祖”同书引《武成篇》亦与古文《武成》有许多差异。

这里可能有脱简、引文错漏、版本不同等多种原因，未可一概而论。

昭公六年》引《书》曰：

“圣作则。

”按此句在整部《尚书》中找不到，惟古文《说命上》作：

“知之曰明哲，明哲实作则。

”这是群臣对商王的谏言。

《左传》所引与古文之所以相异，也可能有版本不同、引文记错、传抄改动等原因。

按理说，如果古文《尚书》是“搜集”引语“伪造”的话，总要尽量保存原有文句，以使大家信以为真，避免人们“作伪”的怀疑；

但现在古文《尚书》的情况正好相反：

绝大部分与引语相异，甚至《史记》所引大篇古文也不去抄录，而出现了一篇与之同名而内容迥异的古文。

这不能不使人得出结论：

古文《尚书》必然别有来历，而非“搜集”引语而编成。

其实，今文《尚书》也有与旧籍引语大相径庭甚至迥然不同的问题。

《国语·

周语上》引《汤誓》曰：

“余一人有罪，无以万夫；

万夫有罪，在余一人。

”查今文《汤誓》，根本没有此语。

韦昭注：

“《汤誓》，《商书》伐桀之誓也。

今《汤誓》无此言，则散亡矣。

”但《吕氏春秋·

顺民》篇记：

“昔者，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

汤乃以身祷于桑林，曰：

‘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

’”清宋翔凤《过庭录·

尚书谱》因言：

此知《周语》之《汤誓》，“乃因旱祷天之誓，非伐桀之誓，韦昭说非。

”实际上，《汤誓》有两篇：

今文为甲篇，《周语》所引为乙篇，两篇都非伪作。

再如《左传·

僖公三十三年》引《康诰》曰：

“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

”同书昭公二十年又引《康诰》曰：

“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这些话，今文《康诰》都没有，其原因有版本、记忆、传抄等问题，但决非伪作。

由此推断，古文《尚书》与旧籍引语不合，同样不能判其为伪。

第五，许多旧籍引语，古文《尚书》中没有，说明古文并非“搜集”而成。

现略举数例于下：

1.《左传·

昭公十四年》引《夏书》曰：

“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

”

2.《墨子·

七患》引《夏书》曰：

“禹七年水。

3.《庄子·

天道》篇引《书》曰：

“有形有名”；

《盗跖》篇又引《书》曰：

“孰恶孰美，成者为首，不成者为尾。

”[11]

4.《韩非子·

外储说左上》引《书》曰：

“绅之束之”，“既雕既琢，还归其朴。

”[12]

5.《吕氏春秋·

孝行览》引《商书》曰：

“刑三百，罪莫重于不孝”

6.贾谊《新书·

君道》篇引《书》曰：

“大道亶亶，其去身不远，人皆有之，舜独以之。

”[13]

7.《史记·

河渠书》引《夏书》曰：

“禹抑洪水十三年，过家不入门。

”《商君传》又引《书》曰：

“恃德者昌，恃力者亡。

”《蔡泽传》并引《书》曰：

“成功之下，不可久处。

”[14]

8.《汉书·

律历志上》引《书》曰：

“先其算命。

9.《白虎通·

号》篇引《尚书》曰：

“不施予一人。

”同书《社稷》篇又引《尚书》曰：

“太社唯松，东社唯柏，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

”[15]

以上先秦至两汉的古籍称引《书》或《夏书》《商书》《尚书》如此多的文字，古文《尚书》一概未收。

由此可见，所谓“梅赜二十五篇之书出，则凡传记所引《书》语，诸家指为‘逸书’者，收拾无遗”云云，乃是一种不考查事实、极不负责任的断语。

第六，旧籍引文在古文《尚书》中所占比例甚小，依靠零星引句要编造长篇大论的古文，实不可能。

崔述之弟崔迈曾作《读伪古文粘签标记》，把古文中的“剿袭”字句统统“签出”，载于崔述《古文尚书辨伪》卷二。

崔迈的用功不可谓不勤，但有些篇签出的剿袭字句仍少得可怜。

如古文《咸有一德》只签出“天难堪，命靡常”一句，谓上半句来自《诗·

大明》，下半句来自《诗·

文王》。

再如《说命中》仅签出“有备无患’，和“启宠纳侮”两个短语，谓前语出自《左传·

襄公十一年》，后语出自《左传·

定公元年》。

试想，仅凭一二个“剿袭”的短语，怎么能写成主题明确、议论丰富而情真意切的长篇古文？

通过上述对古文《尚书》与旧籍引语作详细的比较研究后所得出的六条证据、二十六个实例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作这样的结论：

古文《尚书》决不可能是“搜集”引语“编造”出来的，而肯定是别有来源的真古文献；

对于古文《尚书》的真伪及其学术价值，应当重新认识和评价。

关于古文《尚书》非伪的意见，自清代以来有不少学者提出。

毛奇龄曾撰《古文尚书冤词》，与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相辩难。

上世纪二十年代，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提出：

在所谓“伪古文”中，“有真实材料之存在。

”[16]（上册，P81《尚书编次考》）上述意见，由于论据没有充分展开或论证方法不当，因而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

至八十年代，李学勤先生因西汉墓中出土与《孔子家语》相似的竹简，而提出“我们对今本《家语》的认识应当重新考虑”。

由对《孔子家语》《孔丛子》等“久成定论”的“伪书”的平反，而连类论及古文《尚书》的问题，指出：

“晋代古文《尚书》的传授是很清楚的”，“从郑冲到梅赜都实有其人，有事迹可考”；

今传古文《尚书》有着很长的编纂、改动、增补的过程。

”[17]这些意见，由于不是正面提出，论据亦未充分展开，因而也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笔者经过缜密考查，从多方面进行研究，得出了与上述学者一致的结论。

参考文献：

.吴澄：

书纂言[M].台北：

商务印书馆，1986。

.崔述：

崔东壁遗书[M].上海：

亚东图书馆，1936。

.刘起釪：

古史续辨[M].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

中华书局，1983。

.十三经注疏[M].北京：

光绪丁亥脉望仙馆石印本，1887。

.诸子集成[M].上海：

世界书局，1936。

.王先谦：

荀子集解[M].上海：

商务印书馆，1929。

汉书补注[M].上海：

商务印书馆，1937。

.国语[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宋翔凤：

过庭录[M].北京：

中华书局，1986。

[11].王先谦：

庄子集解[M].上海：

商务印书馆，1930。

[12].陈奇猷：

韩非子集释[M].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13].贾谊集[M].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

[14].司马迁：

史记[M].北京：

中华书局，1959。

[15].班固：

白虎通[M].台北：

[16].江侠庵编译：

先秦经籍考[M].上海：

商务印书馆，1931。

[17].李学勤：

竹简家语与汉魏孔氏家学[J].孔子研究，1987，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