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尚书》与旧籍引语的比较研究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1、古文“弗事上帝神祇，遗厥先宗庙弗祀”，文从字顺，无重复“神”字；“吾有民有命，罔惩其侮”，可见纣恃“有民有命”，还在胡作非为。而墨子因三派学生所记，难免错漏白出，不能通读。 例3：非命下又引太誓曰：“天有显德，其行甚章。为鉴不远，在彼殷王。谓人有命，谓敬不可行；谓祭无益，谓暴无伤。“惟受罪浮于桀谓己有天命，谓敬不足行；厥监惟不远，在彼夏王。”墨子引文“为鉴不远，在彼殷王”，文理不通：武王伐纣时正是殷朝，何能说殷“不远”？殷王没有推翻，还在横行作恶，怎能“为鉴”？古文“厥监惟不远，在彼夏王”，正指出殷纣的下场将与“彼夏王”桀一样。又，“谓人有命”亦不若“谓己有天命”之词意清楚。这里的比较，又是古

2、文正确、合理；而墨子则记忆不清，甚至把“夏王”误成“殷王”。 例4：荀子臣道篇引书曰：“从命而不拂，微谏而不倦，为上则明，为下则逊。”杨倞注：“书，伊训也。”按古文伊训作：“从谏弗咈，先民时若。居上克明，为下克忠。”此处荀子既然是引伊训之文，而伊训是伊尹训王的话，他怎么会教王“从命而不拂，微谏而不倦”呢？这是完全不合情理的。而古文“从谏弗咈，先民时若（顺）”，正符合伊尹训王的语气和道理。两者相较，显然是古文正确、合理；而荀子则篡改书意，为其所用。 例5：尧问记楚庄王引“中蘬（当作仲虺）之言”曰：“诸侯自为得师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为谋而莫己若者亡。吕氏春秋骄态亦记楚庄王引“仲虺有言”曰：

3、“诸侯之德，能自为取师者王，能自取友者存，其所择而莫如己者亡。”按古文仲虺之诰作：“能自得师者王，谓人莫己若者亡。众所周知，仲虺是商汤的大臣，他作“诰”的目的是要汤以德怀民，永保天命，不会谈到“诸侯之德”的问题，故引文所述“诸侯”和“诸侯之德”肯定是荀子、吕氏或楚庄王捏造出来的。再说“得师者王、得友者霸”的“王霸”之论，是春秋战国间儒家的专利品，怎能按到商朝仲虺的头上？可见三者相较，又是古文正确、合理；而荀子吕览根据当时的情势篡改书意，昭然若揭。 由上五条例证可见，旧籍所引书文往往错漏，篡改之处甚多；而古文则显得正确、合理。这表明古文尚书是真实的古文献，决不是旧籍引文的凑合。 第二，古文尚书与

4、旧籍引语比较，古文为完整、全面。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引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按古文大禹谟记皋陶曰：“帝德罔愆，临下以简，御众以宽。罚弗及嗣，赏延于世。宥过无大，刑故无小。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左传引文没头没尾，无上下联系，不知如何引起这句话；古文则论述帝德“好生”的宗旨，并及其它许多赏罚的原则。两相比较，显然古文为完整、全面，中心明确，内容丰富；而左传所引，突兀一句，难明其背景和用意。非乐上引汤之官刑曰：“其恒舞于宫，是谓巫风。其刑，君子出丝二卫，小人否乃言曰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顺，降之百殃，其家必坏丧。“先王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

5、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敢有殉于货色、恒于游畋，时谓淫风；敢有侮圣言、逆忠直、远耆德、比顽童，时谓乱风。惟兹三风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邦君有一于身，国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比较上述二者，显然是古文完整全面，论列“三风十愆”，其刑也严厉、明确，当是真古文献；而墨子所引，仅列“巫风”，其刑含糊，文句不通，可能记忆不清，又不核对，故成如此。非命上引仲虺之告曰：“我闻于夏人矫天命，布命于下。帝伐之恶，龚丧厥师。”非命中非命下所引略同。按古文仲虺之诰作：“夏王有罪，矫诬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师。”值得注意的是，墨子为了论证其“非命”（没有天命）的思想，竟然篡改书之原文，

6、将仲虺之诰中“式商受命”一句略去（非命三篇皆然）；而“商受命”是当时一句流行语，在商朝的文告中俯拾即是。篡改书意为其立论作证，本是先秦诸子的一贯手法。墨子这条引文，略去对其立论不利的一句，幸真古文仲虺之诰尚在，戳穿了墨子删节原文的伎俩。两相比较，显然是古文完整、真实；而墨子为了避免对其立论的不利，竟在引文中做手脚，删去“式商受命”一句，真是用心良苦!礼记大学引太甲曰：“顾提天之明命。”按古文太甲上作：“先王顾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观大学所引，没有主语，也无目的，不知所云；古文则前有主语，后有目的，明确是伊尹开导太甲之语。两者相较，显然是古文完整，叙事清楚；而大学所引，不明上下之文，使人茫

7、然。学记引兑命曰：“念终始典于学。”按古文说命下作：“念终始典于学，厥德修罔觉。”观学记所引半句，只知道人要始终念学，不知其好处和效果如何；读古文全句，才知人始终念学，其道德修养便会在不知不觉中增进成长，于是前后贯通，意思豁然开朗。这是傅说开导商王武丁的话。两者相较，学记所引，简单片面；而古文所述，意思完整，讲理明白。 由以上五条例证可见，古文尚书叙事完整，说理全面，情意真切，含义深刻；而旧籍所引，有的删节，有的片面，有的错漏，有的掐头去尾。这分明是旧籍在摘引古文尚书，而非古文尚书“搜集文句编造”。 第三，古文尚书与旧籍引语比较，古文连贯流畅，自然贴切。兼爱下引禹誓曰：“济济有众，咸听朕言。非

8、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封诸群，以征有苗。”按古文大禹谟作：“济济有众，咸听朕命。蠢兹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贤，反道败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弃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尔众士，奉辞伐罪，尔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勋。”观墨子所引，“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封诸群”云云，文理不通，用词不当。两者相较，显然是古文连贯流畅，自然贴切；而墨子引文，可能记忆不清，或弟子记录有差，造成如此错乱。缁衣引太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机张，往省括于厥度，则释。“无越厥命以自覆。慎乃俭德，惟怀永图。若虞机张，往省括于度，则释”观礼记所引，“自覆”和“则释”两句，前后不连贯；而古文中

9、间有“慎乃俭德，惟怀永图”一句，此伊尹告诫太甲如何修德思谋，然后再接“若虞机张”，便流畅自然。胸有成竹，“则释”便中。两者相较，礼记引文因中间脱句而不通；古文则有告诫，有比喻，情真意切，催人猛醒。缁衣引兑命曰：“爵无及恶德，民立而正，事纯而祭祀，是为不敬；事烦则乱，事神则难。”按古文说命中作：“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恶德，惟其贤黩于祭祀，时谓弗钦；礼烦则乱，事神则难。”这是傅说进谏商王的话。观礼记所引，很不通顺：“事纯而祭祀，是为不敬”，不可理解；“事烦则乱，事神则难”，两个“事”重复，难明其意。而古文则陈述清楚，语意明白。显然，“事纯而祭祀”乃“黩于祭祀”之误；祭祀是一种礼仪，“事烦则乱

10、”乃“礼烦则乱”之误。由此可见，礼记引文凭记忆写来，不免错乱脱漏；幸有古文尚书存在，乃得纠正。 由以上三条例证可见，古文尚书大都通顺流畅，情真意切；而旧籍引文，往往错漏，词语不当。通顺流畅的古文，不可能“搜集”自错漏百出的引文，这是谁都明白的道理。 第四，古文尚书与旧籍引语不同之处很多，说明它们各有来历。史记殷本纪引汤诰与古文汤诰完全不同，可能汤诰有许多篇，殷本纪引了甲篇，而古文保存了乙篇。周本纪引太誓亦与古文泰誓大相径庭。可能因记者不同，太誓存在许多版本。周本纪所引与古文泰誓因版本不同，故有差异。汉书律历志引伊训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诞资有牧方明。”而古文伊训作：“

11、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见厥祖”同书引武成篇亦与古文武成有许多差异。这里可能有脱简、引文错漏、版本不同等多种原因，未可一概而论。昭公六年引书曰：“圣作则。”按此句在整部尚书中找不到，惟古文说命上作：“知之曰明哲，明哲实作则。”这是群臣对商王的谏言。左传所引与古文之所以相异，也可能有版本不同、引文记错、传抄改动等原因。 按理说，如果古文尚书是“搜集”引语“伪造”的话，总要尽量保存原有文句，以使大家信以为真，避免人们“作伪”的怀疑；但现在古文尚书的情况正好相反：绝大部分与引语相异，甚至史记所引大篇古文也不去抄录，而出现了一篇与之同名而内容迥异的古文。这不能不使人得出结论：古文尚书

12、必然别有来历，而非“搜集”引语而编成。 其实，今文尚书也有与旧籍引语大相径庭甚至迥然不同的问题。国语周语上引汤誓曰：“余一人有罪，无以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查今文汤誓，根本没有此语。韦昭注：“汤誓，商书伐桀之誓也。今汤誓无此言，则散亡矣。”但吕氏春秋顺民篇记：“昔者，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清宋翔凤过庭录尚书谱因言：此知周语之汤誓，“乃因旱祷天之誓，非伐桀之誓，韦昭说非。”实际上，汤誓有两篇：今文为甲篇，周语所引为乙篇，两篇都非伪作。再如左传僖公三十三年引康诰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同书昭公二十年又引康诰曰

13、：“父子兄弟，罪不相及。”这些话，今文康诰都没有，其原因有版本、记忆、传抄等问题，但决非伪作。由此推断，古文尚书与旧籍引语不合，同样不能判其为伪。 第五，许多旧籍引语，古文尚书中没有，说明古文并非“搜集”而成。 现略举数例于下： 1.左传昭公十四年引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 2.墨子七患引夏书曰：“禹七年水。 3.庄子天道篇引书曰：“有形有名”；盗跖篇又引书曰：“孰恶孰美，成者为首，不成者为尾。”11 4.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引书曰：“绅之束之”，“既雕既琢，还归其朴。”12 5.吕氏春秋孝行览引商书曰：“刑三百，罪莫重于不孝” 6.贾谊新书君道篇引书曰：“大道亶亶，其去身不远，人

14、皆有之，舜独以之。”13 7.史记河渠书引夏书曰：“禹抑洪水十三年，过家不入门。”商君传又引书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蔡泽传并引书曰：“成功之下，不可久处。”14 8.汉书律历志上引书曰：“先其算命。 9.白虎通号篇引尚书曰：“不施予一人。”同书社稷篇又引尚书曰：“太社唯松，东社唯柏，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15 以上先秦至两汉的古籍称引书或夏书商书尚书如此多的文字，古文尚书一概未收。由此可见，所谓“梅赜二十五篇之书出，则凡传记所引书语，诸家指为逸书者，收拾无遗”云云，乃是一种不考查事实、极不负责任的断语。 第六，旧籍引文在古文尚书中所占比例甚小，依靠零星引句要编造长篇大论的古文，

15、实不可能。 崔述之弟崔迈曾作读伪古文粘签标记，把古文中的“剿袭”字句统统“签出”，载于崔述古文尚书辨伪卷二。崔迈的用功不可谓不勤，但有些篇签出的剿袭字句仍少得可怜。如古文咸有一德只签出“天难堪，命靡常”一句，谓上半句来自诗大明，下半句来自诗文王。再如说命中仅签出“有备无患，和“启宠纳侮”两个短语，谓前语出自左传襄公十一年，后语出自左传定公元年。试想，仅凭一二个“剿袭”的短语，怎么能写成主题明确、议论丰富而情真意切的长篇古文？ 通过上述对古文尚书与旧籍引语作详细的比较研究后所得出的六条证据、二十六个实例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作这样的结论：古文尚书决不可能是“搜集”引语“编造”出来的，而肯定是别有

16、来源的真古文献；对于古文尚书的真伪及其学术价值，应当重新认识和评价。 关于古文尚书非伪的意见，自清代以来有不少学者提出。毛奇龄曾撰古文尚书冤词，与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相辩难。上世纪二十年代，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提出：在所谓“伪古文”中，“有真实材料之存在。”16（上册，P81尚书编次考）上述意见，由于论据没有充分展开或论证方法不当，因而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至八十年代，李学勤先生因西汉墓中出土与孔子家语相似的竹简，而提出“我们对今本家语的认识应当重新考虑”。由对孔子家语孔丛子等“久成定论”的“伪书”的平反，而连类论及古文尚书的问题，指出：“晋代古文尚书的传授是很清楚的”，“从郑冲到梅赜都实有其

17、人，有事迹可考”；今传古文尚书有着很长的编纂、改动、增补的过程。”17这些意见，由于不是正面提出，论据亦未充分展开，因而也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笔者经过缜密考查，从多方面进行研究，得出了与上述学者一致的结论。 参考文献： .吴澄：书纂言M.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崔述：崔东壁遗书M.上海：亚东图书馆，1936。 .刘起釪：古史续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十三经注疏M.北京：光绪丁亥脉望仙馆石印本，1887。 .诸子集成M.上海：世界书局，1936。 .王先谦：荀子集解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汉书补注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国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宋翔凤：过庭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1.王先谦：庄子集解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 12.陈奇猷：韩非子集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13.贾谊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 14.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5.班固：白虎通M.台北： 16.江侠庵编译：先秦经籍考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 17.李学勤：竹简家语与汉魏孔氏家学J.孔子研究，19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