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官窑制度与实际应用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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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二十三年令一应课钞除本处存用外，其余俱解本布政司库收贮。

又令各处税课司局商税，俱三十分税一，不得多收。

”[4]对于民窑事务的管理，由各地县丞负责统计和申报所辖地区出产器物的名目和数量等。

如万历《明会典》载：

“所属境内若有窑冶去处，须要各另开报。

某窑出产或铜、铁、锡，岁办若干。

烧窑去处，所烧是何器物，或砖或瓦、碗碟什物等项名色，逐一开报。

”[5]以此作为向政府纳税的依据。

明中期以后，御用瓷器用量激增，工期亦常拖延。

因临时委派的中官难以胜任从原料、费用的征集、供给，到安排烧造及成品解京等一系列的繁杂事务，遂于正德初年在景德镇设置了“御器厂”，专事御瓷烧造。

它不但是生产厂区，还是官衙署地。

据《浮梁县志》载：

“御器厂中为堂，后为轩、为寝，寝后高阜为亭，堂之旁为东西序、东南各有门，左为官署、前为仪门、为鼓楼、为东西大库房、为作二十三。

曰：

大碗作、酒锺作、碟作、盘作、锺作、印作、锥龙作、画作、写字作、色作、匣作、泥水作、大木作、小木作、船木作、铁作、竹作、漆作、索作、桶作、染作、东碓作、西碓作”，“为窑六曰：

风火窑、色窑、大小爁熿窑、大龙缸窑、匣窑、青窑，厂内神祠三、厂外神祠一”，[6]为保证产品在形制和规格上的统一，各作坊分工明确精细，按拉坯、修模、印模等生产流程、实行劳动密集型流水作业，“共计一坯工力，过手七十二方克成器。

”[7]从官窑中诞生的这一生产模式带动了民窑生产方式的进步，为后者走上规模化、商业化发展道路创造了条件。

晚明时期官窑濒临解体，朝廷废除轮班制，工匠一律改纳“班匠银”。

（嘉靖）“四十一年题准、行各司府、自本年春季为始。

將该年班匠、通行征价类解不许私自赴部投当。

仍备将各司府人匠总数、查出某州县额设若干名。

以旧规四年一班、每班征银一两八钱、分为四年、每名每年、征银四钱五分。

算计某州县每年该银若干。

抚按官、督各州县官、各年征完类解、不许拖欠。

年终造冊类缴。

分別已未完等第参究”[8]。

改制后，纳过班银的轮班匠可不应役。

这种从劳役形式的徭役制向货币形式的税制转化，是商品经济发展到较高阶段的产物。

然而轮班原本四年一役，为期三月，嘉靖时期轮班却按一次瓷器烧造任务完结为役期，需待有司造册缴工部查验后，工期才告结束。

国家财政又无力支付“代雇”银，只好拖欠工匠的工值或以特权无偿使用其劳力，使“班匠银”制度在事实上无法兑现。

但皇室、官府对瓷器的需求量却十分巨大，往往令“正班各匠，服役二十余年未得停止，告部檄查，又因烧造未完，未造册缴部，身服庸役，又纳班银，亡所控诉，实不胜困”。

[9]官匠的生产积极性严重受挫，工期一拖再拖，优秀人才大量流失。

轮班制改革后，那些身怀绝技的优秀工匠通过纳班银逃逸差役，进入高端民窑领域。

而“今乡村之愚民，一旦而使之充匠，本等艺业素非谙晓”[10]之庸匠，却成为官窑生产的主力，产品质量因此迅速下滑；

而民窑却因云集了众多制瓷高手迅速崛起，不但产品质量上乘，且生产规模庞大，成为海内外民间贸易的中坚。

“自燕云而北，南交趾、东际海、西被蜀，无所不至，皆取于景德镇。

而商贾往往以是牟大利，无所復禁此。

”[11]部分民窑不但吸纳了大批能工巧匠，更有许多非匠籍的文人参与到瓷器生产领域中，为瓷器注入更多文化元素，提高了产品的文化附加值，使之符合文人士大夫的审美趣味，占据了高端瓷器市场。

随着“一条鞭法”的推行，国家赋役的征收开始以白银为支付手段，刺激了更多人脱离农业生产，转入工商业领域。

这使个人对土地和生产资料的依附关系变得松弛，资金、人才和技术获得了较为自由的流动。

从积极方面看，晚明社会普遍认同商品的等价交换原则，确立了个人价值与社会回报等值的观念。

官窑工匠身处商业化的社会环境里，身怀绝技却受缚于不合时宜的旧体制。

旧的官窑制度无法使他们凭借高超才艺，获取与其自身价值相当的报酬。

所以他们必然想方设法逃避差役，进入酬劳丰厚、个性艺术创造力受尊重的民窑谋求发展。

万历时期，为支撑皇室的巨额开销，朱翊钧委派中官充任“矿监”、“税使”直接搜刮社会财富，致使各地怨声载道，民变不断。

作为制瓷业中心的景德镇，自然遭到残酷盘剥。

万历十一年，御史孟一脉上疏：

“东南财富之区，靡于淫巧，民力竭矣，非陛下有以倡之乎？

数年以来，御用不给。

今日取之光禄，明日取之太仆，浮梁之磁，南海之珠，好玩之奇，器用之巧，日新月异。

”[12]朝廷命造的瓷器数量巨大，品种繁多，工期超长，窑民负担繁重。

“万历十九年命造十五万九千，既而复增八万，至三十八年未毕工。

”[13]据《明神宗实录》：

“（至万历三十五年六月）查江西烧造，自万历十九年内承运库正派瓷器十五万九千余件，已经运完，所有续派八万余件，分为八运，除完七运外，只一万余件，所需不多，宜行停止或令有司如数造完以。

……自是，役亦渐寝。

”[14]

晚明时期推行的“官搭民烧”制度，是朝廷以特权形式对民窑利益的侵占，这使窑户和地方财政都背负了沉重的负担，据《浮梁县志》载：

“大样瓷缸每口估价银五十八两八钱，二样瓷缸每口估价银五十两。

续管该厂推官范永官，烧造除官厂外，定给民窑每二样，一口给赏银二十两；

又该管厂通判王允武定，给大样缸每口给银二十两，二样缸每口给银十八两。

据民窑户告称，贫苦难以赔造。

续该管厂推官钱復初议呈，每大样缸一口给银二十三两，二样缸一口给银二十两，余器所估俱溢于民间之值。

”[15]然而这项制度也是为保障瓷器如期交付的无奈之举。

“旧规本厂凡遇部限瓷器，照常烧造，不预散窑，惟钦限瓷器数多限逼，一时凑办不及，则分派散窑，择其堪用者凑解，固一时之权法也。

但分派烧造，宜于本厂附近里仁镇市及长乡三都，其余远乡窑户，惟召集高手匠作，赴厂帮工，与召募人役，一体计工偿价，方为得体。

但民窑狡诈，人百其心，乘限期紧并多，以歪斜浅淡瓷器塞责。

厂官事逼，姑收凑解。

钦限器皿屡至愆期，职此之故，不若多设窑座，雇请高手厂内自造自烧，尤为速便。

”[16]朝廷以“散窑”方式，将所需烧造的御瓷份额摊派给有实力的民窑。

“惟官窑有其制，部限瓷器，不预散窑。

钦限瓷器，官窑每分派散窑，其能成器者，受嘱而择之，不能成器者，责以必办。

不能办则官窑悬高价以市之，民窑之所以困也。

”[17]侵占民利的强行摊派，必然导致官府与窑民之间的矛盾激化。

“万历三十年二月甲申”，兼理窑务的江西矿务太监潘相督造龙缸，因久不成功，潘相便对窑户进行“例外苛索”，不但派役于民，还对工匠进行鞭笞和捕杀。

童宾目睹同役工匠的苦况，愤然投窑自焚，激起景德镇窑工民变。

“江西税监潘相、舍人王四等，于饶州横恣激变，致毁器厂”，[18]这场抗暴运动长达四年之久。

“官搭民烧”作为一种自上而下的制度性破坏，是对官窑体制根基的一次致命打击，旧有官窑制度的瓦解不可避免，这为民窑的迅速崛起提供了机遇，也为晚明民窑大量僭越明初所定的器用制度创造了条件。

二、从庄重典雅到淫巧靡丽——明代瓷器艺术风格的变迁

瓷器艺术风格的变迁是国运消长的写照。

明前期瓷器造型壮美、纹饰典雅、釉色匀净。

洪武瓷造型雄壮，纹饰简练豪放，征，主有元代遗风有元代遗风。

永宣时期是明代陶瓷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此时烧制的品种有青花、白釉、青釉、红釉、影青、翠青、冬青、蓝釉、酱釉、釉里红、青花釉里红、青花矾红彩、白釉酱彩、孔雀绿釉、青金蓝釉、黄釉、五彩及仿宋汝、哥釉等。

永乐瓷造型灵秀俊美，烧造技艺比洪武时期有显著提高。

青花瓷使用进口的苏麻离青料，釉面有铁锈斑沉淀，偶见“永乐年制”四字篆书款。

宣德瓷造型浑厚规整，纹饰更为丰富，常见植物、动物、人物、山水、庭园等题材。

其龙纹回首卷体，刚劲威武，富有灵性。

还出现画工颇为细腻的产品，据谢肇淛《五杂组》记述：

“宣窑不独款式端正，色泽细润，即其字画亦皆精绝。

余见御用一茶盏，乃画‘轻罗小扇扑流萤’者，其人物毫发俱备，俨然一幅李思训画也。

外一皮函，亦作盏样盛之。

小铜屈戍，小锁尤精，盖人间所藏宣窑又不及也。

”[19]宣德官窑开始普遍书写年号款，且写款位置不固定，有“大明宣德年制”和“宣德年制”两种款识。

明中期瓷器风格明显呈现出从强到弱的趋势变化。

成化、弘治、正德三位皇帝都对本朝瓷器风格的形成具有很大影响。

成化皇帝性格怯懦，比较喜爱淡雅小巧，纤细孱弱的瓷器，与造型健硕的洪武瓷、青花浓烈的永宣瓷形成鲜明对比。

为满足朱见深对精巧瓷器的偏好，成化官窑在纹饰和胎质上都有创新，且不惜工本，烧造量巨大。

据《明史》载：

“成化间，遣中官之浮梁景德镇，烧造御用瓷器，最多且久，费不赀。

”[20]在稳定运行的官窑体制保障下，烧出一代名品。

“成化厂窑烧造者，土腻埴，质尚薄，以五彩为上。

青，用平等青料，不及宣器。

惟画彩高轶前后，以画手高、彩料精也。

郭子章《豫章陶志》云：

‘成窑有鸡缸杯，为酒器之最，上绘牡丹、下画子母鸡，跃跃欲动。

’五彩蒲萄撇口扁肚靶杯，式较宣杯妙甚；

次若人物莲子酒盏、草虫小盏、青花纸薄酒盏，名式不一，色深浅莹洁而质坚。

五彩齐著小碟、香盒、小罐，皆精妙可人。

唐氏《肆考》云：

‘神宗尚食，御前有成杯一双，直钱十万。

’明末已贵重如此。

按：

昔论明瓷者，首宣、次成、次永、次嘉，然宣彩未若成彩，其点染生动，有非丹青家所能及也。

”[21]其中斗彩鸡缸杯、五彩蒲萄撇口扁肚靶杯等，今北京故宫博物院有传世藏品。

成化瓷纹饰无论花草、人物，画风都较素淡，人物衣饰缺乏层次感，旧有“成化一件衣”之说。

创烧于宣德时期的婴戏纹碗，在成化时大量生产，反映出朱见深迫切的求子心态。

斗彩又称逗彩，创烧于成化时期，是釉下青花与釉上彩结合的产品。

其工艺是在高温（1300°

C）下烧成的釉下青花瓷上，以矿物颜料二次施彩，涂染青花轮廓线内的空白，再入小窑低温（800°

C）烘烤而成。

因它符合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情趣，故明清文献中多有记载。

谷泰《博物要览》称：

“成窑上品无过五采蒲桃撇口匾肚把盃，式较宣盃妙甚。

次若草虫可口子母鸡劝杯、人物莲子酒盏、五供养浅盏、草虫小盏、青花纸薄酒盏、五采齐筋小碟、香合、各制小罐，皆精妙可人，余意青花成窑不及宣。

”[22]关于文献中“斗彩”一词的首度出现，见于清中期《南窑笔记》：

“成、正、嘉、万俱有斗彩、五彩、填采三种。

先于坯上用青料画花鸟半体，复入彩料，凑其全体，名曰斗彩；

填者青料双勾花鸟、人物之类，于胚胎成后，復入彩炉填入五色，名曰填彩；

其五采则素瓷纯用彩料画填出者是也”。

[23]弘治皇帝生活简朴，不尚奢华，加之在位时间较短，所以官窑器并不多见。

值得称道的是一种两次入窑烧成的低温黄釉祭瓷，因采用浇釉技法，故称“浇黄”。

因釉色娇嫩，光亮如鸡油，又称“娇黄”、“鸡油黄”。

弘治青花瓷纹饰留白较多，发色清淡。

正德瓷器风格与成弘时期相比，出现了器型较大的产品。

除常见的碗、盘、瓶、罐、炉、烛台、壶等，还创烧了绣墩、笔架、多层套盒、花插插屏、石榴形小罐、八方罐等。

青料的使用较为复杂，以江西乐平产平等青（陂塘青）料绘制者，发色清淡闪灰；

以江西上高县石子青绘制者，发色浓艳闪灰；

以云南回青料绘制者，发色浓艳闪紫。

武宗朱厚照是一个放荡不羁的少年天子，他对各种宗教有着广泛兴趣，对伊斯兰教及其习俗更是情有独钟，甚至颁布过令人啼笑皆非的禁猪诏令。

据《明武宗实录》载：

“正德十四年十二月乙卯，上至仪真。

时上巡幸所至，禁民间畜猪，远近屠杀殆尽，田家有产者，悉投诸水。

是岁，仪真丁祀，有司以羊代之。

”[24]关于这件事，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也有记述：

“时武宗南幸，至扬州行在。

兵部左侍郎王，抄奉钦差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后军都督府、太师镇国公朱钧帖，照得养豕宰猪，固寻常通事。

但当爵本命，又姓字异音同。

况食之随生疮疾，深为未便。

为此省谕地方，除牛羊等不禁外，即将豕牲不许喂养，及易卖宰杀，如若故违，本犯并当房家小，发极边永远充军。

”[25]“如正德乙卯，武宗南巡禁宰猪，则民间将所畜，无大小俱杀以醃藏至庚辰春祀孔庙，当用豕牲仪真县学，竟以羊代矣。

”[26]此令一出，全国上下不但餐桌上再无猪肉美食，连祭祀所需的豕牲，都只好以羊代替。

正是武宗对伊斯兰教及其习俗的浓厚兴趣，烧制了大量以阿拉伯文和波斯文装饰的青花瓷器，内容或是《古兰经》教义，或说明瓷器用途。

伊斯兰风格是正德瓷器的一个时代特征，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一件正德青花折枝花开光碗，碗底书“大明正德年制”青花六字款，外壁绘六个圆形开光，其内分别以阿拉伯文写“政权”、“君主”、“永恒”、“每日”、“在增加”、“兴盛”等字，意为“政权君主永恒”、“兴盛与日俱增”，碗心以阿拉伯文书写“感谢他（真主）的恩惠”。

另一青花碗外壁以变形灵芝间隔六个菱形开光，内书阿拉伯文“接近亲属，传播和平，接给他实物”，碗心菱形开光内书阿拉伯文：

“感谢真主的恩惠。

”还有不少书写大段《古兰经》语录、圣训格言、赞颂真主安拉和贵圣穆罕默德文字的瓷器。

明后期瓷器造型奇巧、纹饰繁缛、釉色浓艳靡丽。

嘉靖、万历时期，除青花瓷外，还有大量五彩瓷。

随着“官搭民烧”制度的推行，朝廷对景德镇瓷器的管理日益松懈。

器用禁制中的龙凤纹，在民窑瓷器上泛滥起来。

“今器贡自京师者，岁从部降式造，特以龙凤为辨。

然青色狼藉，有司不能察，流于民间，其制无復分。

”[27]由于明末青花的呈色技术已能绘画较精细的线条，所以出现大量立意高古的山水图、源于文人士大夫生活或出自历史典故的人物故事图，还有龙凤神兽、花鸟鱼虫等题材，“龙凤花草各肖其形容，而五彩玲珑务极其华丽”。

[28]这得益于此时发达的印刷业，瓷面纹饰的蓝本多来自流行小说、戏剧话本版画及画谱刻本。

“其画染、则山水、人物、花鸟、写意之笔，青绿渲染之制，四时远近之景，规抚名家，各有元本”。

[29]时人常用的画谱有《高松画谱》、《顾氏画谱》、《夷门广牍》、《图绘宗彝》、《程氏竹谱》、《刘雪湖梅谱》、《汪虞卿梅史》、《集雅斋画谱》、《十竹斋画谱》等，它们为瓷器纹饰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也是晚明社会市民文化兴盛的体现。

三、明代皇家祭祀及赏赐用瓷

朱元璋非常重视祭祀礼仪的政治功能，积极推进以郊祀和宗庙为主体的儒家祭祀制度，并赋予其极高的地位。

为使民众遵守贵贱分明，尊卑有序的道德伦理，稳定社会秩序，使全国上下统一思想、发展生产、促进社会繁荣，太祖制定出一整套礼仪制度，其中大部分延续至嘉靖时期。

祭瓷之制为洪武三年定，提议者是礼部尚书崔亮。

“亮言：

‘礼运曰：

礼行于郊，则百神授职。

今宜增天下神祇坛于圜丘之东，方泽之西。

”又言：

“郊特牲‘器用陶匏’，周礼疏：

‘外祀用瓦’，今祭祀用瓷，与古意合。

而盘盂之属，与古尚异，宜皆易以瓷，惟笾用竹。

”[30] 

“丁亥礼部奏：

按《礼记·

郊特牲》曰，‘郊之祭也’，‘器用陶匏瓦器’，尚质故也。

《周礼·

笾人》，‘凡祭祀供簠簋之实’，《疏》曰，‘外祀用瓦簋’。

今祭祀用磁，已合古意。

惟盘盂之属，与古之簠簋登豆制异。

今拟凡祭器皆用磁，其式皆仿古之簠簋豆登，惟笾以竹。

诏从之。

”[31]可知明初祭瓷的种类，除爵等少数器型遵循古制外，其余登、铏、簠、簋、笾、豆之属，皆被盘、碗取代。

尽管礼部曾奏请依古制烧造祭瓷，且有“诏从之”的记载，但据《大明会典》卷二百一：

“代簠、簋、笾、豆，瓷盘二十八”，[32]卷九十四“祭器”：

“笾、豆、簠、簋，俱用瓷楪”，并注“簠、簋楪稍大”，“鉶一，用瓷椀”，[33]又卷八十二“圜丘第一成”及“第二成”陈设图注：

“登、鉶以磁碗代，簠、簋、笾、豆以磁盘代，凡坛庙同”，[34]说明此提议未被沿用，明中期以后用量最大

的祭瓷仍是盘、碗。

关于祭瓷的使用功能，据《大明会典》卷二百一载：

“（洪武）二年定，祭器皆用瓷。

……（洪武）九年，定四郊各陵瓷器。

圜丘青色，方丘黄色，日坛赤色，月坛白色，行江西饶州府，如式烧造解。

计各坛陈设：

太羹碗一，和羹碗二，毛血盘三，著尊一，牺尊一，山罍，代簠、簋、笾、豆、瓷盘二十八，饮福瓷爵一，酒盅四十，附余各一。

十七年，饶州府解到烧完，长陵等陵，白瓷盘、爵共一千五百一十件，附余一百五十件，行太常寺收贮。

……幸学释奠题准：

白瓷尊、爵、盘、碗，内承运库取用。

”[35]这是对周礼祭祀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明代帝王通过祭祀礼仪，上承天命，下教生民。

依据受祭对象的不同，分别配之以蓝、黄、红、白四种单色釉瓷。

高温蓝釉瓷祭天，釉色有“祭蓝”之称，创烧于元代景德镇窑，明宣德时达到高峰。

因釉色均匀浓艳，具宝石般光泽，还有“宝石蓝”之称。

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两百多件宣德款蓝釉瓷是清宫旧物，以小件碗、盘为主，为宣德时祭天用瓷。

清宫旧藏弘治蓝釉双牛耳描金牛纹牺尊，高32.2厘米，口径16.5厘米，足径18.5厘米。

敞口短颈，溜肩，腹上丰下敛，近足处外撇，内圈足，肩部置对称双耳，轮廓线描金彩。

外壁施祭蓝釉，腹部以金彩绘双耕牛，金彩基本保存完好。

据阮谌《礼图》云：

“牺尊饰以牛，象尊饰以象。

于尊腹之上，画为牛象之形”[36]，器型依古制烧造。

清宫旧藏一件嘉靖蓝釉爵杯，通高16.1厘米，口径12.7／6.6厘米，足距7厘米。

椭圆口，深腹，下承三足。

配铜质镂空盖，盖顶珊瑚钮，因嘉靖时使用进口的回青料，所以釉色蓝艳泛紫。

腹部塑雕仿商周青铜器的云雷纹、兽面纹、鼓钉纹等，釉薄处露白色胎骨，器底无釉露胎，刻“大明嘉靖年制”双行六字楷书款，为祭天之饮福爵。

黄釉祭瓷用于祭祀社稷和方丘，是低温釉制品，器型以盘、碗居多，也有罐、尊等。

弘治时期的产品最佳，其胎质细腻坚密，釉面光亮，釉色纯正均匀如鸡油。

清宫旧藏弘治黄釉牺尊，高32厘米，口径l9厘米，底径17.5厘米。

敞口，短颈，溜肩，腹部上丰下敛，平底。

肩部两侧各置牛头形耳。

里施白釉，外施黄釉，外壁以金彩绘九道弦纹。

底部素胎无釉，无款，此器与乾隆十三年奉敕编著的《皇朝礼器图式》中方丘正位尊的形制基本一致。

[37]弘治以后，黄釉祭瓷的烧制水平不断下降，除正德时还有少量产品可与之媲美外，多数产品釉质肥厚不平，釉色较深。

高温铜红釉祭瓷祭郊日坛，釉色称“祭红”。

关于此釉的其他称谓，“《肆考》纪，明厂窑做‘祭红’，沈阳唐公记，今厂器做‘霁红’，而陶俗皆作‘济红’。

其实‘祭红’为是。

盖宣窑造此，初为祭郊日坛用也。

唐窑纪‘霁红’，由宣窑‘霁青’推写耳。

”[38]许之衡在《饮流斋说瓷》中写道：

“宣德发明祭红，乃祭郊坛用品所创之色也。

又称‘霁红’，谓如朝霞霁色，一名‘积红’、一名‘醉红’，复名‘鸡红’。

则因瓷无专书，市人以音相呼，遂成种种异名耳。

”[39]该釉创烧于元代景德镇窑，烧造难度极大，明永宣时期水平最高。

永乐祭红釉厚如脂，釉面如初凝的鸡血。

因宣德祭红釉中配入红宝石、玛瑙等名贵矿物，故釉色如红宝石般晶莹，色调庄重深沉。

陆廷灿在《南村随笔》中说：

“宣德祭红，以西红宝石末入泑，凸起者，总以汁水莹厚如堆脂，汁纹鸡桔（即：

釉面呈现出鸡皮纹和橘皮纹），质料腻实，不易茅蔑（即：

开裂）。

”[40]成书于万历十七年王世懋所著的《窥天外乘》中称：

“永乐、宣德间内府烧造，迄今为贵。

其时以鬃眼甜白为常，以苏麻离青为饰，以鲜红为宝。

”[41]嘉靖以后，由于技术衰退和鲜红土原料告罄，高温祭红釉瓷烧造陷入困境，故“嘉靖二年，令江西烧造瓷器，内鲜红改作深矾红。

”[42]低温矾红釉由氧化铁呈色，色泽砖红、性质稳定、较易烧成。

永乐时白釉祭瓷的烧造技术在达到高峰，有“甜白”之称。

蓝、黄、红釉以铁、铜、钴、锰等氧化物为呈色剂，而白瓷并非在釉料中加入呈色剂，它是以含铁量很低的瓷坯，施以纯净的透明釉（含铁量小于0.75%）烧成。

在景德镇珠山遗址永乐地层中，白瓷堆积层厚重，说明它具有很强的实用性，产量很大。

（洪熙元年九月）“己酉”，为造奉先殿几案，“命行在工部于江西饶州府造奉先殿太宗皇帝几筵、仁宗皇帝几筵白磁祭器。

”[43] 

“……月坛白色……长陵等陵白瓷盘、爵共一千五百一十件，……幸学释奠题准:

白瓷尊、爵、盘、碗，内承运库取用”[44]器型主要有赏瓶、豆、爵、盘、碗等，北京故宫藏弘治白釉“祭器”青花铭盘，高4.5厘米、口径18厘米、足径6.4厘米。

敞口浅壁，圈足。

通体施白釉，釉质细腻光洁。

盘心青花书“祭器”二字，注明此盘用途。

白釉瓷不仅祭郊月坛，也赏赐功臣勋贵。

在南京明故宫遗址东部社稷坛井内11米深的淤泥中，出土一件白釉矾红彩“赏赐”铭梅瓶。

同时还出土了白釉爵、白釉碗。

该梅瓶折沿束颈、丰肩敛胫，平底内凹，带旋坯痕，造型有元代遗风。

朱元璋建立政权以前，常设酒宴犒劳功将。

《明太祖实录》卷十三载：

至正二十三年八月鄱阳湖大战后的“九月丁卯朔，上发湖口还建康。

壬申，上至建康告庙，饮，至论功行赏，赐常遇春、廖永忠田馀，将士金帛有差。

”[45]庆功宴上所用的盛酒器，当有此类“赏赐”铭梅瓶。

又见（宣德元年二月戊寅）“宣宗皇帝尝亲御翰墨作《春山》、《竹石》、《牧牛》三图，题诗其上，装潢成卷，赐公（杨荣），并赐端砚，御用笔墨及白磁酒器，茶锺、瓶罐、香炉之类。

”[46]（宣德四年九月甲辰朔）赐（杨荣）白金、珍珠、钞币、白磁器、苏合香丸等物，重阳节赐宴及御制诗一章。

”[47]

四、明代宫廷日用文房陈设娱乐及宗教供瓷

明代宫廷日用瓷是各官方窑场的大宗产品，主要产地是龙泉、景德镇和磁州。

由光禄寺和尚膳监两个机构负责。

“凡直隶宁国府解到岁造酒瓶一十万个，送南京光禄寺交纳。

嘉靖七年题准：

止解一万五千个。

”[48]据《明太宗文皇帝实录》卷四六，永乐四年十月：

“回回结牙思进玉椀，上不受，命礼部赐钞遣归。

谓尚书郑赐曰：

‘朕朝夕所用中国磁器，洁素莹然，甚适于心，不必此也。

况此物今府库亦有之，但朕自不用。

’又曰：

‘虏贪而谲，朕受之必应厚赉之。

将有奇异于此者，继踵而至矣，何益国事哉。

’”[49]由此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