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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种种由关羽形象而生发、表现的文化形态,本文称之为关羽文化现象。
面对这一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特有现象,人们不禁要问:
它何以生成?
何以发展?
何以鼎盛?
总之,其成因是什么?
这些就是本文立意探讨的问题。
关公文化兴起的历史根基
任何文化现象的出现都有着历史的、现实的,官方的、民间的,民族的、个体的,物质的、精神的等多种原因。
关公文化现象也不例外。
客观地说,关公文化现象的出现,首先,得益于历史赐予。
倘无汉末纷争至魏晋统一这段特殊历史的客观存在,岂有三国故事及关公文化?
正是由于三国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存在,才为史学家陈寿著作《三国志》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其次,得益于陈寿这位历史的书记官记录下这段珍贵历史,撰写了著名史书《三国志》,从而为后世民间文学和纯文学家提供了艺术创造的原始素材,又以极简约的文笔给创作者留下了充分发挥想象的艺术空间。
从而使以三国历史及关羽生平为素材的民间传说、平话艺术、杂剧表演、小说创作等既有史据可依,又不拘泥于史据。
倘史书写得太详反易局限后世各种艺术创作者的思维空间,束缚其想象的自由度。
《三国志·
关羽传》及其他人物传记中涉及关羽的文字计约九百余字,而后世无论是民间文学的平话、杂剧,还是小说《三国演义》,哪怕是关羽的一个故事、一个情节也不止如此少的文字篇幅。
关羽文化现象的出现首先得益于历史的赐予与史书的奉献。
关羽形象达到熠熠生辉、光彩夺目的完美程度大体经历了原始素材的自然流传,民间文学的理想化处理和纯文学《三国演义》的完善化创造三个阶段。
与关羽形象理想化、完善化过程相伴随而出现的关羽文化现象也大体经过了三次浪潮。
口头文学的传播:
口耳相传的原始故事丰富了民间艺术的创作素材,也为关羽文化现象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如同古今中外许多大规模战争结束后一样,除了引起史学家的关注,产生一些史书外,便会以口耳相传的形式,自然而然地产生许多传说和故事。
如欧洲古希腊特洛亚战争结束后就在民间流传有许多关于特洛亚战争双方英雄人物的传奇故事。
后来民间艺人就根据这些民间传说整理创作了著名长篇英雄史诗《伊利亚特》、《奥得修纪》。
而中国这场长达百年、规模空前的纷争混战结束后,也无例外地在民间流传着许多包括关羽在内的三国故事。
据有关资料记载,早在晋代和南北朝时期,三国故事已在民间广泛流传。
南朝宋人裴松之为陈寿史书《三国志》作注就采用了许多传闻轶事。
隋唐时期依然流传不衰,至晚唐三国故事已在民间讲唱,连儿童都很感兴趣。
此由李商隐的《骄儿诗》(850年)可作印证。
诗曰:
“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
刘知几说三国故事“得之于行路,传之于众口”。
①宋代说话艺术中已有了“说三分”的专门科目和专业艺人,②被毛宗岗父子评为“三绝”之一的“义绝”关羽自然就在三国故事广泛流传中而声名远扬了。
这些民间口耳相传的故事为后来民间文学的理想化加工提供了比史籍远为丰富的素材,同时也为关羽文化现象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关公文化兴起的文学基础
(一)民间文学的理想化
那些在民间广为流传的三国故事,经过一个时期传播,已经不能满足民众求新好奇、喜新厌旧的欣赏需求。
于是,那些生活于下层的民间艺人便根据民众的观赏需求,对那些几乎处于自然形态的口头传说进行加工,作理想化处理。
这些民间艺人由于既受到传统儒家文化的薰染又了解民众欣赏味口,于是便按照自己的审美理想加工创作出了一批既合于儒家传统文化精神,又为民众所喜闻乐见的包括关羽在内的三国故事。
尤其是到宋元时期,产生出一大批单独以关羽为主人公的民间文学作品。
如:
元刊本的《新全相三国志平话》中就有许多以关公为表现对象的故事。
例《桃园结义》、《关公刺颜良》、《关云长千里独行》、《关公单刀会》、《刮骨疗毒》、《水淹于禁军》等十多个故事都表现了关羽忠义、勇武、智慧、坚毅等精神品质。
此外,元杂剧表现关羽精神的就有十余种。
现存《单刀会》、《千里独行》等。
宋元民间文学平话、杂剧等对关羽形象的理想化处理,着重突出了关羽忠义、勇武精神。
宋元民间文学对关羽形象的理想化加工、处理主要手法是或增其所无,或张冠李戴、或生发夸大等等,意在强化突出关羽的忠义、勇武精神,使其形象更加鲜明生动、高大伟岸。
从而征服观众的欣赏心理,激发观赏兴趣,进而产生观赏、倾慕、崇拜等欣赏效果和学习、仿效、颂扬等社会效果。
经过民间文学对历史上关羽形象的理想化加工处理使关羽形象已具备了忠义、勇武、智慧、坚毅等基本性格特征;
使关羽形象更丰满、情节更精彩、表述更生动、效果上更使民众喜闻乐见。
宋元民间文学,尤其是元代平话、杂据等对关羽的理想化加工及其广泛传播既为关公文化现象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又为纯文学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的诞生奠定了文学基础。
由于这时期的平话、杂剧等文学形式毕竟比较粗糙、简陋。
评书仅是当时说书人讲故事用的提纲,而杂剧也仅是供演出临时发挥的底本。
艺术上远不及后来小说、剧本精致。
为了满足观众不断提高的审美需求,必须创造出新的更精致更完美的艺术形式。
因此,纯文学作品小说《三国演义》的诞生是文学发展的必然产物。
(二)《三国演义》的完善化
元末明初,罗贯中为了满足观众日益提高的审美需求,在广泛吸收民间文学所提供素材的基础上,以史料为依据,以儒家传统思想文化道德观念为内核,以自己的审美理想和思维定式为导向而精心创作了著名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从而对关羽形象进行了完善化创造。
使关羽形象由平面而立体,由单面而多面,由粗糙而精致,由随意而定型。
总之,使关羽由生活形象而为艺术形象,而为艺术典型,更具有审美品位和艺术魅力。
罗贯中小说《三国演义》创作大约始于元末。
现存最早版本为明嘉靖元年(1522年)刊印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简称《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一经诞生就被人们争相传阅,以先睹为快。
“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誊录,以便观览”③。
清康熙年间(1662年),毛伦、毛宗岗父子便是这种“士君子之好事者”。
他们不仅是罗氏《三国演义》的热心读者,而且是《三国演义》完善本的修订者和批评者。
由毛氏父子修订、批评的《三国演义》被史家称为毛本《三国演义》,也是清代以来最流行的本子。
毛本《三国演义》的修饰、批评强化了关羽的忠义精神,使关羽形象内含更丰富、性格更鲜明、更具艺术感染力。
《三国演义》以杰出艺术手法创造了一个既受官方推崇,又受民众崇拜的英雄型关羽形象;
一个集忠义、勇武、智慧、坚毅等为一身的伟丈夫关羽形象;
一个以义、勇为内核而兼具其它多种美德的人生楷模。
他以忠义事君待友,以勇武安邦济世,以智慧谋事立业,以坚毅修身养性。
在关羽身上集中了儒家传统文化所颂扬的多种美德。
从此关羽便以一个极具欣赏品位的艺术典型而发挥着他的审美功能和社会功能。
《三国演义》在民间文学对历史上关羽作增添删减、移植嫁接、集中突出等理想化处理的基础上,又按照自己的审美理想和情趣对关羽形象进行完善化加工创造。
若将《三国演义》与元代《三国志平话》相比,就会发现作者对符合自己审美构思的材料一律采用。
如对突出表现忠义精神的“桃园结义”,表现勇武气概的关羽斩车胄、刺颜良、斩蔡阳、杀庞德,表现智勇双全的“关公单刀会”、“水淹于禁军”及表现关公坚毅刚强品德的“刮骨疗毒”等故事情节均被采用。
对有损于关公完美人格的则舍弃。
如关公随刘备、张飞上太行山落草的情节则弃之不用。
对原情节不足以尽兴表现关羽精神的则增添强化。
平话一般情节单纯,文字简约,缺少文彩和艺术感染力,小说作者就补其不足。
如关公“降曹归汉”的故事,平话极简单,而史书文字则有损于关公形象。
《三国演义》的作者则加以改造:
构思一封关羽给刘备的信,不仅将关羽降曹的过失洗涮得一干二净,且合情合理。
使之不仅对关羽忠义形象无损,反有增强。
又设计出张辽劝说关羽不必死节之言。
指出关公若在彼时战死不仅无一功反而有“三罪”,而降曹不仅无罪反倒有“三便”:
一者可保刘备二夫人,二者不背桃园之盟,三者留得有用之身。
张辽不愧为关羽挚友,深知关羽心思。
其变通之言果被关羽接纳。
关公立即决定暂且栖身,另作良图。
这与刘备投袁绍之举有异曲同工之妙。
但关羽毕竟是个光明磊落的伟丈夫。
所以作者又构思出强化关羽忠义精神的“三约”:
一约降汉不降曹,二约保证供给二夫人俸禄和安全,三约但知刘备去向,便当辞去。
并且表示“三者缺一但不肯降!
”情节至此,一个铁骨铮铮、大义凛然的忠义之士的高大形象便巍然屹立在读者眼前。
曹操在作者笔下虽作为反面形象奸贼出现,但在爱才用贤方面却是以肯定赞赏的笔调加以描写的。
在小说这一场面的描写中既突出强化了关公的忠义精神,又真实表现了曹操善于纳才、也敢于纳才的胆识和气度。
对于关公三约,曹操虽有犹豫,但在张辽的点化下,终于答应。
此处描写可谓精彩之笔,既合于生活真实又合于艺术的真实。
而真实则是艺术的生命。
这也是关羽形象长久被民众崇尚礼拜的魅力之源。
为了进一步渲染突出关羽忠义精神,作者又巧加构思,描写了在关羽降曹期间,曹操从张辽之计“更施厚恩以结其心”的情节。
为了得到关羽这个忠义之士、盖世英雄,曹操可谓机关用尽。
先是以爵位相封,拜将封侯;
而后以财禄相赠,上马金下马银;
再用美女宝马相赐,诱其乐不思归;
甚而特意做锦囊为之护美髯等等。
然而关公在诱惑面前却全然不为所动。
真可谓富贵不足动其心,名位不能移其志。
当读者看到小说中描写的这种情景时,如何不被关羽精神、品质、气节所动所叹?
在此场面描写中,作者采用以小见大的手法,突出渲染、烘托人物形象。
如当曹操见关羽将旧袍罩在自己所赐新袍之外而穿在身上时,便问其故,关羽答曰:
“不敢以丞相新赐而忘兄长之旧赐”。
此言令曹操叹赏不已,曰:
“真义士也!
”又例:
当关羽得曹操所赐赤兔宝马,喜而再拜称谢时,操不悦,不解地问曰:
“吾累送美女玉帛,公未尝下拜;
今吾赠马,何乃喜而再拜?
何贱人而贵畜耶?
”关公则答曰:
“吾知此马日行千里,今幸得之,若知兄长下落,可一日而见面矣。
”真可谓“人在曹营心在汉”!
操闻之,何不“愕然而悔”④?
经过对原材料利用舍弃、添加、渲染、强化等手法处理后,犹嫌不足者,作家就采用虚构手法。
如小说中温酒斩华雄,华容道义释曹操,长沙城义释黄汉升等著名情节均属虚构。
前一情节表现关羽勇武神威,后两情节则重在表现关羽知恩图报,酬恩义重的义气。
华容道义释曹操的情节,史籍本无记载,平话也只有“关羽拦住”、“曹公撞阵”等寥寥数字;
而小说作者为强化、突出关羽义气,却虚构了关羽有意放曹的情节,将寥寥数字的情节浓墨重彩地描绘成500余字的重场戏。
作者以细致的笔触,先写两军狭路相逢的场面和气氛,后写操与手下众将关于冲关的对话,再写程昱对关羽性格特点的分析及对操的建议,接着写操从程昱之言与关羽对话和请求,最后写关羽不顾军令在押、冒死放操的细节和场面。
突出表现了关羽的仁慈和义气,丰富充实了关羽作为“义绝”形象的内含。
此外,毛氏本还将史书中记载的关羽平淡而死、平话中闻天神召唤而自动丢刀弃马受死的结局改写为壮烈而死,从而使关羽形象更加丰满完善,威武伟岸,光彩夺目。
应该说是毛氏父子最后完成了关羽形象的理想化塑造工程,使关羽形象犹如一座巍峨的丰碑矗立在中国思想文化史和文学史上。
罗氏《三国演义》在明代诞生流行、毛氏本《三国演义》在清代对关羽形象的理想化、完善化塑造,分别为关公文化现象的形成、发展、高潮打下了坚实的文学基础。
关公文化现象的出现关键在于关羽形象的成功塑造而获得的审美功能和社会功能。
关公文化兴起的民族心理
作为艺术形象的关羽植根于历史的沃土,生发于史书作者的笔耕,成长于民间文学的栽培,成熟于《三国演义》作者的匠心。
这棵长青的艺术之树,倘从三国历史的开端时间公元220年算起到清康熙年间(1662-1723年)毛宗岗父子评订本《三国演义》最后完善定型流传,历经1500年。
关羽从历史人物到艺术形象,至今已历经1800年的历史风雨,不仅魅力不减,且依然光彩照人。
与众多著名历史人物和艺术形象被遗忘冷落相比,关公则声名远播,流芳千载,而且仿佛愈到近代愈走红愈火爆,乃至被奉为神灵,庙宇广布、香火旺盛。
这是为什么?
笔者认为关羽文化现象及文化热或浪潮的出现,除本文上述原因外还有更为深刻的内在原因,这就是关羽形象的典型性与民族性。
(一)关公形象的典型性:
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即只有具有高度典型性的艺术形象才具有长久的艺术生命力。
典型的艺术形象一定具有真实性。
真实则是艺术的生命。
因为只有真实,艺术才能取得观众的信任。
关羽形象是典型的,也是真实的。
首先,关羽形象诞生于那个纷争混战的时代。
那是一个需要英雄、呼唤英雄、同时也造就英雄的时代。
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意识里,英雄是能顺应民意、扭转乾坤、治理乱世的豪杰好汉。
他们具有安邦济世、扶君报国之志和经天纬地、勇武过人之才,有谋事立业之智和百折不挠之坚。
而关羽正是作家按照自己的审美理想以儒家传统道德观念为内核而创造的一个具有鲜明性格特征的典型人物。
忠义正是儒家道德规范的核心。
它具有强烈的民族感召力和凝集力。
忠义精神对上要求忠君报国,对下要求扶贫救危,除暴安良。
作家将忠义精神倾注在关羽的精神品格中。
经过汉末乱世和三国纷争,生灵涂炭,人心思定、民众渴望统一。
而忠义则是实现国家统一的精神旗帜和行为规范。
其次,关羽形象诞生于儒家思想文化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土壤之中。
中国思想文化史正是以孔孟为始祖的儒家思想与其他各家思想相斗争并始终居于主导地位的历史。
关羽形象正是诞生于这种特珠的文化氛围和人文环境中。
马克思主义文化学说中有句名言:
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思想便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生活于某种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文化土壤上的人们必然受占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思想的影响。
因此,自幼读《春秋》的关羽受儒家思想文化的薰陶而具有忠义、勇武、智慧、坚毅等精神品格。
这体现和揭示了诞生关羽的那个时代的本质特征。
(二)关公形象的民族性:
关羽形象的典型性不仅在于其性格内含体现和揭示了那个特定社会历史和文化的本质特征,同时还在关羽性格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民族性。
当然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对关羽形象内含或关羽性格的理解正如对《三国演义》的主题及其他人物性格的理解一样颇有些见仁见智。
但笔者却持定见,认为关羽形象的主导性格是忠义,同时具备勇武、智慧、坚毅等其他多种性格。
这些性格正与被儒家传统文化所宣扬、并已渗入中国国民精神性格中的道德训条仁、义、礼、智、信、忠、勇、毅等完全一致。
这些道德规范或训条由于长期被历代统治者所推崇宣扬,又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占统治地位,因而它们在人民大众中已经具有了规范性和约束力,久而久之,就成为民众的精神信仰或支柱;
从而铸就了民众的共同性格,同时也自然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或民族精神。
回头审视中国历史,我们的民族自古忠君死节者有之,舍生取义者有之,报国舍生者有之,至于以智慧谋事立业,以勇毅报国安邦、济世救民等更是许多智谋之士、勇武之将的处世训条。
而关羽的精神性格正是我们的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的艺术化、审美化的存在形态。
它既表现了作家的审美理想,又体现了封建时代民众的价值观念和人生追求,同时也表现了中华民族精神、民族性格。
这是关羽形象审美价值之本、艺术魅力之源,同时也是其声名远播、流芳百世的原因所在。
关公形象内含的民族性是关公文化现象形成的内在原因。
它投合了民众尚美趋同心理。
(三)关公形象的独特性:
1、主导性格
笔者认为关羽是一个以忠义为主导性格,同时兼备勇武、智慧、坚毅等多种性格的艺术典型。
这是本文在对作品中关羽形象作严谨科学分析,并参考其他有关资料而形成的见解。
《三国演义》中称得上艺术典型的人物有四十余人。
百二十回本《三国演义》按四十人平均计算每人所占篇幅仅三回;
而作家安排有重点场面描写关羽的章回就有十四回之多。
可见关羽在小说中所占份量。
在作品中除被称“智绝”的诸葛亮和被称为“奸绝”的曹操外,被称为“义绝”的关羽是作者浓墨重彩精心塑造的一个浮雕般的典型形象。
大凡不朽的艺术典型均是由多种性格或丰富的精神素质构成的,包括否定性的素质或性格。
且往往多种性格中有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性格起着统领作用,使典型人物完整丰满,富于立体感。
如哈姆莱特、于连、拉斯蒂涅、安娜·
卡列妮娜、阿Q等世界著名典型人物即如此。
关羽作为杰出的艺术典型,其主要性格是忠义、勇武、智慧、坚毅。
当然还有学者归纳出仁慈、信义、节操等。
但笔者认为:
这些性格在作品中专门表现的篇幅极少,可以归纳到忠义、坚毅等性格中去。
在本文归纳的四种主要性格中,主导性性格为“义”。
其他性格则或从属依附于这种主导性格,或是这种主导性格在某方面关系中的表现。
如“忠”则是义在下对上、小对大、个体对集体、局部对全局等各种关系中的体现。
如忠君、忠于祖国等。
而勇则是为忠义精神服务的。
否则即是亡命之徒或奸贼,如吕布、曹操等。
而勇武、智慧、坚毅等可视作忠义实现的必备精神素质。
这些性格有机地统一于以义为核心的关羽形象之中。
忠义自古是处理调节各种人际关系的首要训条和原则。
它是儒家道德规范和原则的核心。
历代统治者都大力推崇颂扬忠义精神。
关羽被毛宗岗父子称为“三绝”。
《三国演义》着重刻划了关羽的义气。
即对君主的忠贞之义、对恩人的知恩图报的恩义,对他人的信义等等,重点突出了忠义。
作品中表现关羽忠义精神的章回最多。
在全书重点表现关羽的14回中竟有8回安排重场戏刻划关羽的忠义。
第1回“桃园结义”、25回“屯土山关公约三事”、26回“关云长封金挂印”、27回“美髯公千里寻主”、28回“斩蔡阳兄弟释疑”、50回“关云长义释曹操”、53回“关云长义释黄汉升”、77回“关云长死节”等。
曹操曾数次赞叹关羽真“天下义士也!
”小说作者也称关羽为“义重如山之人”。
毛氏《三国演义》也在批语中称关羽“报主志坚”,“酬恩义重”。
这些章回艺术上也堪称精彩篇章。
写得跌宕起伏、曲折有致,读来扣人心弦,趣味盎然。
简直就是一篇篇义的颂歌。
可见作者的创作旨意就是要把关羽写成义的典范。
“义”则是中华民族所崇尚的传统美德。
这又是关公文化兴起的核心要素。
它引起了民众情感上的共鸣、理智上的共识。
2、性格内含的丰富性
作品写关羽勇武精神的篇幅也较多。
勇武则是忠义精神的具体化、行为化。
勇也是儒家文化大力宣传的道德观念和规范。
《礼记·
骋义》曰、“有义之谓勇敢”。
孔子曰:
“见义不为,无勇也。
”意即勇必合于道义。
否则即为亡命之徒。
勇武表现的是关羽行为的外在特征,形容关羽作为义士、虎将、盖世英雄的精神气概和风貌。
勇赋予关公形象勇武之气、阳刚之美。
小说中关公袭车胄、温酒斩华雄、刺颜良、除文丑、过五关斩六将、斩庞德等情节均表现了关公勇猛无敌的英雄气概。
可谓关公之勇盖世无双。
关公之勇合于忠义。
他择明主而事,封金挂印,千里寻主;
择业而从,不为他心目中的奸贼曹操篡汉之业卖力。
此外,小说还在“关公赚城袭车胄”、“屯土山关公约三事”、“单刀赴会”、“水淹七军”等情节中着重表现了关羽的智慧。
有勇无谋乃匹夫之勇。
以智慧谋事立业,勇会获得更大的成功。
在“单刀会”中作者细致地描写了关公如何以机警智慧获得孤胆英雄美称的全过程。
关公的智慧使他的勇成为所向无敌的“神勇”。
坚毅也是关羽形象的一个鲜明性格特征。
它主要形容人的意志的强度和韧性。
人有了忠义之心导向,又兼备勇武、智慧及坚毅等精神品德,谋事立业就会无往而不胜。
这一性格特征在小说中也有较突出的表现。
“人在曹营心在汉”的故事全过程即表现了关羽报主志“坚”。
“刮骨疗毒”的情节场面即侧重表现了关羽之“毅”。
在此场面的描写中,作者采用了以小见大的手法,表现了关羽这个英雄、伟丈夫在生活细节中体现出来的刚毅之美。
从而又增添了关羽作为艺术典型的感人魅力。
关公形象内含的丰富性适应了不同性格、不同情趣民众的审美需求。
3、性格的独特性
关羽性格又是鲜明独特的。
这不仅是指关羽性格特征内含是由有别于他人的多种精神元素组成的,同时也指其存在的方式、表现的形态也是有别于他人的独特的“这一个”。
如与作品中其他典型人物相比,就主导性格特征而言,关公之“义”就是独具特色的,有别于孔明之智、刘备之仁、曹操之奸等特征。
再如关羽之勇又是有别于张飞的带有某种鲁莽色彩的勇,有更多的智作扶助,所以可称其为盖世英雄,而张飞则略逊于智。
此外,张飞性急,有时小不忍则乱大谋;
而关羽则处事稳沉,因为他具有张飞所缺少的坚强刚毅的个性。
再如忠的性格是孔明、张飞、赵云、关羽等共有的。
但作者却将关羽的忠义表现得那样一波三折、曲折动人。
如关羽降曹归汉情节的独特性及其细节描写的真实性、心理描写的勾魂摄魄之笔力等等都是其他人物描写所绝无仅有的。
总之,关羽性格特征的存在方式、表现形态是独特鲜明的。
唯其如此,关羽形象才具有撼人心魄的艺术震撼力和吸引力,而这又是关羽形象经久不衰的艺术上的内在原因。
关公性格的鲜明独特性满足了大众求新好奇的欣赏心理。
关公文化兴起的社会基础
由于关羽形象中所蕴含的民族精神、民族性格忠义、勇武、智慧、坚毅等既代表了下层民众的价值观念、人生理想和审美情趣,又能反映统治者的意愿;
同时又由于关羽形象的高度典型性和艺术上的独特性,使其一经诞生便受到社会全方位的首肯、赞赏、崇尚乃至膜拜,具有经久不衰的魅力,为关羽文化现象的生成、发展、形成高潮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和广泛的群众基础,使关羽这样一个生活中的英雄,艺术中的典型具有前所未有的普及性和知名度,有了一代又一代的模仿者和“追星族”。
关羽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个杰出的艺术典型,同时也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一颗璀璨明星。
(一)官方的推崇与关公文化三浪
每个民族的思想文化都有其民族共性。
这种民族共性植根于本民族历史和现实生活及其思想文化土壤。
而共处于该民族之中的上自官方,下至民众都有意无意受到薰陶,乃至渗透其精神血液,成为其思想灵魂,从而形成该民族的民族性共同精神特征和性格特征。
学术上称之为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
它们具有强烈的凝聚力和感召力。
因而当作家将忠义、勇武、智慧、坚毅等具有民族共性的精神、首先倾注于关羽形象时,他就成为一种民族精神、性格的象征、代名词和旗帜。
《水浒传》中英雄大聚义用的就是义字旗。
义旗一举,八方好汉共聚梁山,图谋起义大业,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革命运动。
旧时代的统治者本来就以国家的主人、民众利益的代表者自居,因而当关羽这位具有民族性特征的艺术典型一经诞生就受到统治者的青睐、推崇和颂扬。
1、关公文化的兴起。
历史上的关羽,生前仅是刘备手下一员战将,到隋唐五代,其爵号还是生前封的汉寿亭侯,其生平事迹也仅口耳相传。
宋朝随着包括关羽在内的三国事迹的广泛传播和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