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工作者如何做大事成大业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科技工作者如何做大事成大业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科技工作者如何做大事成大业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18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我见过Feynman(1965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译者注),我见过Fermi和Teller,我见过奥本海默,尤(里乌斯)•罗伯特(Oppenheimer)(1902-1967美国原子物理学家,原子弹计划主持人。
译者注),我见过贝蒂(HansAlbrecht,1906-,美国物理学家,曾获1967诺贝尔物理学奖。
译者注)—他就是我的“老板”。
我见过不少非常有才能的人,我于是有兴趣去了解自己与那些正在做事和已经成事的人之间的差别。
(瞧瞧那龙套跑的,啧啧。
译者注)
当年我刚到贝尔实验室的时候,我进入到了一个硕果累累的部门。
Bode是那时的部门头,香农(Shannon)也在那里。
我一直问自己这样的问题:
“为什么”和“差别是什么”。
我于是去读有关的传记、自传,去问他们这样的问题:
“你是怎么干起来这样的事的?
”我试着搞清差别是什么。
这就是今天要谈的内容。
那么,为什么这样的话题重要呢?
那是因为,就我所知,你一生只有一次生命。
即使你相信来世,那也无助于你对待来世的“来世”!
为什么你不在这次生命中就做一些意义重大的事呢,不管你是如何定义你的“意义重大”?
我不会去定义它—-你懂我的意思。
我将主要谈论科学,因为这是我研究的领域。
尽管就我所知,别人也多次告诉我,我所讲的(道理)也适用于其他很多领域。
尽管杰出的工作在很多不同的领域里都具有相同的特点,我还是将我自己限定在科学的领域。
(他老人家的意思是说,他要去当总统或“政协委员”的话,实在是大材小用,驴头不对马嘴。
为了让你感觉到专门针对你个人的,我必须使用第一人称。
我必须让你抛开谦逊并对自己说:
“对,我想做一流的事。
”我们的社会会对那些着手去做像样的事的人皱起眉头,他们会怀疑:
“你是那块料吗?
运气会光顾你吗?
或许你侥幸做成某件大事。
”好吧,随这些闲言碎语去吧。
我要说的是:
你为什么不现在就动手去做一点大事呢?
!
你不用告诉别人,但是你可以告诉你自己啊:
“对,我就是喜欢做一些重要的事。
”
为了达到第二个层次,我自己也得放下谦逊并以第一人称来谈我见识了什么,我做了什么,以及我听到什么。
我会谈及一些人,其中一些你们认识,但我相信当我们离开的时候,你们不会把我的话当成“话柄”到处说事儿。
请让我从心理学的角度开始,而不是逻辑的。
我主要不赞成人们认为重大科学成果是因运气而成。
要说什么事情都和运气有关。
但是,想想爱因斯坦,看看他做了多少不凡的事,那全都是运气使然吗?
难道就没有一点可重复性?
想想香农,他不仅仅搞了信息理论,多年以前他就做了一些别的有益的事,还有一些防卫密码系统。
他可做了不少的好事。
你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一个“好”人不只做一件“好”事。
但有时一个人一生就做一件事,关于这一点我们一会儿再谈,只是更多时候是存在可重复性的。
我坚持认为运气并不推及所有的事。
我在此引用巴斯德(LouisPasteur,19世纪法国化学家。
译者注)的话:
“运气只光顾有准备之士。
”他的话说出了我心里所想。
的确有运气的因素,同时也有没有运气的成分。
有准备之士早晚会找到重要的事并去做它。
所以,的确,是有运气。
你去做的那件特定的事是偶然,但是,你总归要做某事却并非偶然了(Theparticularthingyoudoisluck,butthatyoudosomethingisnot)。
举一个例子,我当初来到贝尔实验室,和香农共用一个办公室。
他在那间办公室搞出了他的信息理论的同时,我也做出我的编码理论。
真有点奇怪,我们两人居然在同一办公室、同一时刻做了这些“事”——在某种气氛中。
你可以说:
那是运气。
另一方面你也可以问:
“但是为什么那时所有在贝尔实验室的人只有我们两个做了这事呢?
”是的,那里面部分是“运气”,部分是“有准备”。
“部分”一概念也是我后面要谈到的另一问题。
所以,尽管我会不时提及“运气”这个问题,但我不会把运气这东西看成与你的工作出色与否有没有关联的的唯一砝码(谢谢海涛帮我“掰斥”这句。
译者注)我主张即使不是全部你也要对“运气”有部分掌控。
最后我引用牛顿对此的原话:
“如果别人也和我一样努力思考的话,那么他们也许会得出差不多的结论。
”(译者注:
问问自己,用一卡车苹果往你头上砸,直把你砸晕看能砸出个什么来。
)
包括许多(大)科学家在内的很多人所具有的一个特质,如你所见,就是通常在他们年轻的时候,他们具有独立的思维并有勇气去追求。
举一个例子,爱因斯坦,大概在他12或14岁的时候,他问自己:
如果我有光速那么快,那么光波看起来是个什么样子?
现在他知道了光电理论告诉你不可能有稳定的局部极大(localmaximum),但是你随着光速移动,你就能看到局部极大(localmaximum)。
他能在12或14的时候就难能看到这样的“矛盾”——所有的事物在光速条件下看起来不一样。
是运气使得他最后创造了相对论吗?
(那是由于)他早就开始积累对此问题的思考。
这,就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所有这些就是我要谈论的“运气”和“非运气”。
那么,把很多聪明的头脑都凑在一起会怎样?
这主意听起来不错。
这屋子里的听众们大概都具有从事一流工作还富余的头脑。
“有头脑”可用不同的方式来衡量。
在数学、物理、天体物理方面,一般来说,头脑在很大程度上与处理那些“信号”有关。
因此标准的IQ测试足够给他们一个高分。
但另一方面,在其他领域里有点不同。
举个例子,BillPfann,此人发明了区域溶化(zomemelting)理论,有一天走进我的办公室。
他那时只是模模糊糊地有了一些想法和提出了一些问题。
当时我非常清楚此人不太懂数学,而且有点“茶壶煮汤圆——有话说不明”的意思。
但我觉得他的问题挺有意思的,于是我就把他的问题带回家琢磨了一下。
我最后教他如何使用计算机以便帮他计算自己的答案。
我给他提供了用数学计算的动力,他于是走了下去,悄无声息地在他自己的公寓里干了下去。
终于他收获了在此领域里的全部声誉。
只要他有了一个良好的开头,他的胆怯、他的不熟练、他的含糊不清都会消失。
他会用用其他而更具成效的方式。
当然,他变得更加融会贯通(articulate)。
(译者注:
也许你对articulate会有不同翻译,对我,articulate就是“融会贯通”。
其实翻译,即understanding+articulate,和做任何一件事一样,关键在于你融会贯通。
我还要举另一个人的例子,希望他不在场。
一个叫Clogson的家伙。
我遇到他的时候正值我和他一起在JohnPierce(贝尔实验室研究总监,在通信理论、电子光学和行波管研究方面有突出贡献。
译者注。
)小组一起攻克一个难题,我那时可没觉得他有肚里没有什么料(Ididn’tthinkhehadmuch)。
我问那些和他一同上过学的同事们:
“他在学校里就这德性吗?
”“是的”,他们回答。
那好,我还是把他辞退了吧。
但是JohnPierce明智地把他保了下来。
Clogston最终做成了ClogstonCable(想想吧,能以他的名字命名东西的人是什么牛吧。
译者注)。
他并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一次成功给他带来了自信和勇气。
成功科学家的重要品质之一就是勇气。
一旦你鼓起了自己的勇气并相信自己能解决重要的问题,那么你就行。
如果你觉得你不行,几乎肯定你不会去做。
勇气就是香农(Shannon)所拥有的最重要的东西之一。
想一想他的主要定理。
他想建立一种编码方法,但是他并不清楚如何做,所以他搞了一个随机码(arandomcode)。
然后他又卡了壳。
然后他问了一个“不可能”的问题:
“一个平均随机码(theaveragerandomcode)会怎样?
”他于是去证明了平均码(averagecode)是arbitrarilygood(随意性良好?
),并且因而一定存在至少一个好的编码。
除了一个拥有无限勇气的人,还有谁胆敢有如此勇气想此所想!
这就是伟大的科学家的品质——他们有勇气。
他们不管周围境况,勇往直前;
他们思考、思考、再思考。
年龄是另外一个自然科学家们(physicists)担心的因素。
他们总是说你要做就得趁年轻,否则就别做。
爱因斯坦做事就早,所有的量子理论的同仁们做他们的“事”的时候都早得吓人(disgustinglyyoung)。
大多数数学家、理论物理学家,以及天体物理学家都在他们的早年作出了我们公认的他们最好的成就。
这并不是说他们岁数大了以后就不能做有益的工作,只是我们认为他们最有价值的事是他们年青的时候所为。
在另一方面,在音乐、政治和文学方面,通常的情况是,那些我们仰慕的大作品往往出炉较晚。
我不知道你的情况适合以上的哪种情况,但年龄总是有影响。
就让我说说为什么年龄产生那些影响。
首先,如果你要做一些有益的工作,你必须要找到你全心身投入的状态,全力投入以至于不能再做更多的事了。
你也许发现你就和我见到获诺贝尔奖时的布拉顿(Brattain,美国物理学家,曾获195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差不多。
颁奖的那天我们全都聚集Arnold大厅(ArnoldAuditorium),三个获奖者都上台发表了演讲。
第三个是布拉顿,他差不多噙着泪水说:
“我知道这个诺贝尔奖的影响,但我不会让它影响我。
我会继续保持做个好的老瓦尔特.布拉顿。
”我于是对自己说:
“真带劲!
”。
但是仅仅几周的功夫我就看见(诺贝尔奖)对他产生影响。
现在他只能对付那些“伟大的”的问题了。
既然如此的大牛科学家都为身外之物所累,我们又怎可幸免?
所以,你没有做好“出名”的准备之前,不可妄自出名。
名可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出的。
)
当你成名后再做一些“小”事就难了,香农(Shannon)也难逃此运。
有了信息理论(informationtheory),你还能有什么“花招”呢?
那些伟大的科学家也经常犯这样的“晕”。
他们未能继续燃烧心中本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Theyfailtocontinuetoplantthelittleacornsfromwhichthemightyoaktreesgrow)。
他们把“大”的事情给打发掉了。
这并不是事情的本来面目。
所以,这解释了为什么你明白一旦成名太早你就往往“废”了(sterilizeyou)。
实际上我要给你我多年的最爱的例子:
普林斯顿高级研修学院,比起其他的学院,在我看来,已经毁了无数好的科学家,你只要比比那些科学家去“普高”之前和之后的成就就可以分辨这点。
他们进去之前可谓超级牛(superb),出来之后就变得一般牛了(onlygood)。
从这又引出工作条件的话题,也许有点次序颠倒。
多数人想的是最好的工作条件。
非常清楚,事实并非如此,因为人们常常在条件不好的时候富有成果。
剑桥物理实验室有史以来最好的时期恰逢是他们实际上最简陋的时期——他们做出了有史以来最好的物理。
我给你一个我个人生活的故事。
早些时候,对我来讲似乎表明贝尔实验室不像是常说的搞二进制的计算机程序的人聚集的地方。
的确不是。
但是每个人的确就是这样做出来的。
(贝尔实验室自1925年成立至今,科学家们共获31000多项专利,他们中的11人获诺贝尔奖,他们中的其他人选择获得别的奖或其他的东西。
)我本可以去西海岸找个什么飞机公司的差事也不是什么问题,但是贝尔实验室的人是些让人兴奋的人,而那些飞机公司的同仁不是。
我想了好长一阵子,我去还是不去?
我一直在想两全其美的是。
最后我对自己说:
“Hamming,你一直想计算机能做任何事,为什么你不能让他们写程序?
”首先跳进我脑海的是“毛病”,并促使我非常糟的进入自动程序系统。
所以,那些看起来像缺陷的东西,通过换位思考,常常变成你可能拥有的最有价值的财富。
但你似乎不太可能头一次看到它时就说:
“哇塞,我不可能召集足够的程序员,那么我怎能搞成任何大事呢?
这类的故事多的是。
GraceHopper(GraceMurrayHopper是共享代码库、编译器验证软件以及编译器标准的使用的早期倡导者。
促进了计算机科学的发展,促成了COBOL的产生。
译者注)也有一个。
我想只要你用点心你就能明白,伟大的科学家常常通过换一个角度看问题,就能把瑕疵变成财富。
例如,许多科学家每当不能解决一个难题时,他们终究转而去研究为什么“不能”的问题。
他们然后反过来看问题:
“本来嘛,这才是问题所在。
”于是,就有了一个重要的结果。
所以,理想的工作条件非常奇特——你想要的往往不是对你来说最好的。
现在来谈谈驱动力的问题。
你观察到大多数伟大的科学家都有惊人的动力。
我和JohnTukey(1973年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奖。
在数学和统计学理论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为统计学在物理学、社会科学和工程学方面的应用做出了突出贡献。
译者注)一起工作了10年,他一直动力十足。
大约我加入三、四年后的一天,我突然发现JohnTukey比我还稍年轻一些。
John是个天才,我显然不是。
我于是冲进Bode的办公室,对他说:
“像我这‘把’年纪的人如何能和JohnTukey了解得一样多?
”他向后靠在椅子上,把手放到脑后,咧嘴笑道:
“如果你知道这些年像他一样努力的话你就能了解多少,你会大吃一惊的。
”我无地自容般地(simply)逃出了他的办公室。
Bode实际上是这意思:
知识和创造的成果就像利滚利(compoundinterest)。
假设两个人拥有几乎一样的能力,其中一个人比另一个人多干十分之一的活,她将多产两倍。
你知道得越多,就学得越多;
你学得越多,就做得越多;
你做得越多,机会就越多。
这特别像“复利”。
我不会给你一个“利率”,但是那是非常高的利率。
假设两个人的能力一模一样,其中一个人设法日复一日每天都思考一个小时,那么他的一生的“产能”将是大大的提高。
我把Bode的话记在心里。
这些年我花了相当的功夫试着再努力一些,结果我发现,实际上我能做更多的工作。
我本不愿在我太太面前说,但我得承认,我有时忽视了她。
我得钻研。
如果你一心想做成某件事,有时你不得不对另一些事视而不见。
对此毫无疑问。
有关动力,爱迪生说:
“天才是99%的汗水加1%的灵感”(听了老爱用中文说这话说了好几十年,今儿才搞清楚说的是“排汗”(perspiration)之类。
)这也许有点夸张,意思却是说,“像样的‘活’比你想象的还要难干”,这一点放之四海而皆准。
干成大事非的下功夫不可,而费脑力功夫使得“活”难上加难。
这就是症结,动力如果“使”不对的话,你便一事无成。
我常思量我那么多在贝尔实验室的朋友们,工作努力的程度与我相比有过之无不及,为什么他们难成正果(didn’thavesomuchtoshowforit)?
有劲瞎使是个很严重的问题。
玩命工作是不够的——好钢要用到刀刃上(itmustbeappliedsendibly)。
我还得说说另一个性格方面的特点,那就是“似是而非”。
我可是花了好一阵子才搞明白其重要性的。
大多数人愿意相信世上万物非此即彼,是非分明。
大科学家们却能很大程度地容忍“似是而非”。
他们充分相信(自己的)预测,靠思想前行;
他们有保持足够的警觉,随时挑出其中的错误和瑕疵,以便超越旧有理论,去创造新的、替代的学说。
如果你过于相信,你将无暇留神其中的破绽;
如果你过分怀疑,你甚至将无从起步。
这需要一个良好的平衡。
多数大科学家非常清楚为什么他们的理论是真知灼见,同时也知道哪里还有些小毛病,不敢忘怀。
达尔文在他的自传里记载了他发现的每一处与他的信条相抵触的迹象,非如此,那些“证据”就会从他脑海里消失。
每当你发现明显的毛病,你最好保持敏感并跟踪那些东西,紧紧盯住看看你能否解释或者调整你的理论去适应(这些“毛病”)。
大成就大多如此。
所谓大成就并不是指那些靠多加一位小数点搞成的东西,而是指那些投入感情的的事情。
大多数大科学家们完全将他们自己融入课题之中,而不能完全投入的人鲜有做出杰出的、一流的成果的。
再者,感情投入还不够,这显然是一个必要条件。
我能告诉你其中的理由。
每一个研究了创造力的人都会认为“创造力从你的潜意识而来”。
不知怎的,突然之间,灵光乍现(thereitis!
),说来就来。
当然,我们对潜意识知之甚少。
但是你非常清楚的是,你的梦也来自你的潜意识。
并且你也意识到,在相当程度上你的梦是你白天的再现。
如果你深深地痴迷并投入到一个问题中去,日复一日,你的潜意识除了除了干这活也不会干别的。
然后,你在某个早晨,或某个下午(哈…,译者注)一觉醒来:
有啦!
(andthere’stheanswer.)对于那些个不能投入到当前的事情上的人来说,他们的潜意识此时不知在哪儿磨蹭呢,凭何指望有什么好结果?
所以,做事情的法子就是:
如果你找到一件真正重要的事情,你就不要让任何别的事情成为你注意力的中心—-你思你所思(youkeepyourthoughtsontheproblem)。
保持你饥饿的潜意识使它想你所想,然后你就可以安心地睡觉,静等天明,答案便不取自来。
现在聊聊AlanChynoweth(演讲当天的主持人,好像是光纤通信大牛,译者注)提到我老是和搞物理的那帮人一起吃饭。
我在此之前是和搞数学的人一块吃饭的,但我发现我已经了解了不少数学的东西,所以,事实上我所学甚少。
物理学的饭桌那边,如他所说,的确是有点让人兴奋。
但我认为他对我的贡献有点夸大其词了。
听Shockley(195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Brattain(195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Bardeen(1965、1972年两度物理学奖获得者)、J.B.Johnson(物理学家,噪声方面专家,发现热燥声,Johnsonnoice)、KenMckay(没找到背景的反正均为大牛科学家。
译者注)还有其他人聊,我兴趣盎然,收获颇丰。
但是可惜的是,诺贝尔奖、提升接踵而至,剩下我们这些“沉渣”而已。
没人想要这些残渣剩饭,因此,和他们吃饭何益?
挨着物理学的饭桌的是化学那帮人的饭桌。
我曾和其中一个家伙一起干过,DaveMcCall(多牛?
译者注),那时他正和我们的秘书眉来眼去的呢。
我走过去对他说:
“我能加入你们吗?
”他们还能说不吗。
所以我就和他们那帮人吃了一阵子饭。
我开始发问了:
“什么是你们哪个领域的重要的事呢?
”一个多星期以后,另一个问题:
“你们正在搞什么重要的课题呢?
”有过了一段时间后:
“如果你们干的事情不那么重要,如果你们不认为那将导致重大的结果,那你们还在贝尔实验室搞它干嘛呢?
”我于是从此不再受欢迎。
我得再找别的人去吃饭了了!
那还是在春天。
到了秋天,DaveMcCall在饭厅堵住我对我说:
“Hamming,你的话一直让我记着。
我想了一个夏天,比如,什么是我的领域里重要的问题。
我并没有改变我的研究,但是,这思考是值得的。
”我然后说:
“谢谢你,Dave。
”转身走了。
我注意到几个月以后他成了他们部门的头,我注意到有一天他成了国家工程院的院士(member)。
我注意到他成功了。
我可没听说过他们那个饭桌上的还有其他人在科学和圈子里被提起过。
他们没能问自己:
什么是我这个领域里的重要问题?
如果你不去搞那些重大的问题,你就没法干那些重要的活。
十分显而易见,大科学家细细地从头到尾考虑过在他们那个领域里的诸多重要难题,并且随时留神考虑如何攻克那些难题。
我得提醒你,说“重要/大问题”得留神。
在一定的意义上,当我在贝尔尔实验室的时候,那三个在物理方面的突出难题,从未被好好研究过。
所说重要,是指可以获得诺贝尔奖以及你能谈及的任何金钱的程度。
我们未曾搞过
(1)时间旅行;
(2)遥距传递(teleportation);
(3)反引力(antigravity)。
我们不去攻克他们就不显重要。
不是结果导致一个问题的重要性,是你找到合理的攻克手段(使它重要)(It’snottheconsequencethatmakesaproblemimportant,itisthatyouhavereasonableattack)。
当我说多数科学家没有做那些重要的工作,我是指这个意思。
我前面说到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plantingacornssothatoakswillgrow)”之类。
又不可能总能清楚结果在哪,但你却能在那些可能“有戏”的地方充满活力。
甚至即使你相信大的科学就是一些运气什么的,你仍要站到电闪雷鸣的山顶,而不必藏在你感觉安全的峡谷。
话虽如此,众多科学工作者毕生仍只例行公事般地从事“安全”的工作,所以他/她“产出”有限。
就这么简单:
如果你要干大事,你必须毫不迟疑地(clearly)去干重大难题,而且你得有个想法。
顺着JohnTukey和其他人主张的思路,我最终采用了我称作“重大思考时间”“制度”。
当我周五去吃午饭,我此后只会讨论重大思考。
所谓重大思考,我是指那些诸如“计算机对整个AT&
T会成为什么角色”,“计算机怎样改变科学界”的问题。
举个例子,我那时注意到十分之九的实验是在实验室做的,但只有十分之一是在计算机上做的。
我有次专门跟一个副总裁谈了我的看法:
事情得反过来。
比如十分之九的的试验应该在计算机上做,剩下十分之一留给实验室。
他们早知道我是数学狂缺乏现实观。
我知道他们错了,并且随着越来越证明我对,他们自然就越来越错了。
他们在不需要的时候建起了各种实验室。
我发现计算机正改变着自然科学,因为我花了很多时间问自己:
“计算机会给科学什么影响,我能怎样改变(影响)?
”我再问:
“这如何影响贝尔实验室呢?
”我有一次发表高见,用同样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