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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暗中帮助了印尼人民，帮助了华侨。
更加不幸的是在日本投降之前不久，他被宪兵发现是从新加坡来的抗日知识分子，知道日本的残酷暴行很多。
虽然日本已经投降了，日本宪兵一定要消灭抗日的知识分子。
这种非法暗杀行为是‘战犯’干的。
战犯这个名称，是从反法西斯战争中开始的。
郁达夫是日本宪兵为了掩饰他们的战犯行为而加以秘密暗杀的。
”
同年9月27日，一则来自新华社的消息更让对郁达夫死因关注的人们眼前一亮。
消息称：
现代著名作家郁达夫被日本宪兵杀害之事已从日本学者铃木正夫收集的第一手资料得到证实。
日本横滨市立大学副教授铃木正夫早在1966年，就开始了对郁达夫南洋流亡生活的研究。
在查阅了大量资料后又到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等地作调查，先后寻访了上百名了解情况的日本人士。
前不久，铃木正夫经过种种努力，终于找到了当年下令杀害郁达夫的日本宪兵班长。
这名宪兵班长承认，是他下达了杀害郁达夫的命令，而且他手中还有当时下令的复印件，从而证实了郁达夫被日本宪兵杀害的推测。
据说这几个宪兵平日里无恶不作，声名狼藉，而郁达夫对他们的行径很了解。
当他们奉命绑架了郁达夫之后，害怕郁说出什么对自己不利的话，便在森林里将郁达夫活活扼死。
之后，直接参与杀害郁达夫的两个宪兵便开了小差，从此下落不明。
由于铃木正夫始终不愿公开来源者的姓名，而且其对“凶手”均用英文字母表示，铃木称他答应过被采访的凶手不公开他们的姓名，因此也颇受置疑。
据学者推测，之所以日本宪兵在投降后还杀害郁达夫，是因为他当过日本宪兵的翻译，知道太多内幕，怕在日本人受审时郁达夫作为证人指正他们，故痛下杀手。
其二，可能死于印尼独立军之手。
日军投降以后，印尼共产党领导的独立运动风起云涌，很多印尼共产党人开始捕杀日军和亲日分子。
由于郁达夫曾是日军的翻译，加上印尼独立军与华侨联系较少，并不知道郁的真实身份。
所以，那天晚上将郁叫出去的印尼人可能是独立分子，郁很可能被他们杀害。
但是，反对者认为，当时郁达夫是上了一辆小汽车之后失踪的，当时在印尼只有日本人有小汽车，所以郁达夫不太可能死于印尼人之手。
其三，可能由华侨朋友秘密掩护转移。
郁达夫在印尼华侨中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他可能在武吉丁宜、巴爷公务的华侨组织帮助下秘密转移，脱离了日军所控制的范围。
鉴于当时复杂的社会形势和闭塞的交通环境，郁完全有可能在途中出现意外。
其四，可能是死于国民党特务机关之手。
这一说法缘于郁达夫本人对国民党一直心存的忌讳，他害怕国民党某要员公报私仇，以他为日军做“通译”为借口杀害他。
可能这一担心变成了事实。
1952年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追认郁达夫为革命烈士。
抗日
1937年，郁达夫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被推选为福州文化界救亡协会理事长，并与杨骚一起担任《救亡文艺》（日刊）主编。
郁达夫在47天内，发表的作品就有20篇（其中连续8天，每天写一篇）。
后《救亡文艺》引起国民党福建省党部和省保安处的惊慌。
省保安处派特务破坏，福州文化界救亡协会被迫停止活动。
然而，郁达夫仍下定决心，要为抗战而献身。
他在光禄坊寓所为文学青年程力夫的题词中写道：
“我们这一代，应该为抗战而牺牲。
”次年3月，郁达夫应郭沫若之邀，离开福州赴武汉，参加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的抗日宣传工作。
1938年12月，郁达夫到达新加坡，主持“华侨文化界抗敌工作团”的工作，同时主编《星洲日报》等报刊副刊，通过撰写大量宣传抗日的政论、短评和诗词，在南洋一带的华侨中产生了巨大影响。
1942年2月，新加坡失陷，作为南洋文化界抗日领袖的郁达夫便开始在南洋的诸多岛屿间不停地转移。
郁达夫很有语言天赋，除了母语外，他掌握了日语、英语、法语、德语，来东南亚以后，又初步掌握了马来语和印尼语，再加上原先就懂的闽南话和粤东话，语言上的优势，大大增强了他与外界交流的能力和欲望。
4月中旬，他化名赵廉，来到苏门答腊西部高原的一个叫巴爷公务的小市镇。
在苏门答腊，郁达夫被日军强征做了8个月的翻译。
一天，郁达夫化装成工人，乘公共汽车去办事，在路上遭遇日本宪兵队的汽车。
日军勒令公共汽车停车，随后，一群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在一个凶神恶煞般的日军军官带领下冲上了公共汽车。
为首的日军军官用日语叽哩呱啦说了一大通，可由于不懂日语，大多数乘客和司机都不知道日军要干什么，一个个被吓得面如土色。
此时，郁达夫缓缓地站了起来，走向为首的日军军官。
他听出了日军只是问路而已，于是他便用流利的日语为日军指出了道路。
这位初到苏门答腊的日军军官偶然遇到这样一位精通日语的当地人，不免惊喜万分，他仔细询问了郁的名字和地址，举手敬了一个礼，车就开走了。
两天以后，驻武吉丁宜的日本宪兵队找到了郁达夫，软硬兼施，“邀请”他充当“通译”。
郁达夫思考了几天，决定把这个条件充分利用起来，以便于从事抗日斗争，但他的条件是不领取日本人的报酬。
从此，这位大文豪的身份便是一位身兼武吉丁宜日本宪兵队“通译”的华侨富商赵廉。
由于郁达夫会说日语，日本人又对郁达夫很是恭敬，印尼当地人都认为郁达夫是日本人的间谍，碰到日本人的那天，当公共汽车到达目的地后，郁达夫去买香烟，当地人非常害怕，都不敢跟他说话。
当郁达夫担任日本人的“通译”后，当地人对他更是怀疑。
郁达夫在担任“通译”期间，经常利用各种机会掩护和支持华侨及印尼人民的抗日活动。
这些努力逐渐消除了巴爷公务的侨胞对他的敌对情绪。
之后，胡愈之、王任叔、邵宗汉、沈兹九、张楚琨这些流亡印尼各地的抗战文化人先后来到这里，得到他的庇护。
在他当翻译的8个月中，武吉丁宜的日本宪兵没杀害过一个中国人，偶有被拘禁的，不久也会经郁达夫的巧妙周旋而获释。
郁达夫的这些事迹，很快流传于当地华侨和印尼人之中。
于是，这位神通广大的“日本大间谍赵廉”摇身一变，成了当地华侨和印尼人心目中的保护者和救命恩人。
郁达夫当通译后干的第一件好事，是把苏东日本州长官派来追缉陈嘉庚的几个坏家伙撵走了。
一部小汽车加一部供油的“罗里”车，载着一个汉奸和两个拉来的实武牙筹赈会委员（这两个委员参加过新加坡陈嘉庚主持的南侨代表大会，见过陈嘉庚），来苏西各地追踪抓人。
陈嘉庚确是从巴东乘船到爪哇去的。
汉奸不会讲日本话，郁达夫对宪兵队长说：
“陈嘉庚已经乘船回国了，这班家伙却来讨人！
”宪兵队长听了大发脾气，用日本话骂起来：
“马鹿，你们敢来讨人！
”汉奸和两个可怜虫抱头鼠窜。
郁达夫也用中国话说了一句：
“中国人要像个中国人的样子！
郁达夫为了成功隐瞒自己的身份，做好长期潜伏的准备，经常在日本宪兵身上慷慨花钱，摸清宪兵队内每一个人包括队长的性格、嗜好、习惯，并为自己编造了一份颇具传奇色彩的简历。
他甚至还专门娶了一位没有文化、其貌不扬的土著女子陈莲有，用爱国华侨相赠的400余盾，开了一家叫“赵豫记”的酒厂，俨然一副长久扎根的景象。
这位嗜酒如命的才子，怕酒后误事，硬是强迫自己戒了酒，并蓄起胡须，收敛住先前的张扬和直露，过起了严肃、谨慎的生活。
他的旧名士般的张狂和玩世不恭也只能在与密友私下聊天时才能得以展露，譬如，在婚宴上，他以“何丽有”（即“何丽之有”的谐音）来揶揄陈莲有，戏称自己的新婚之夜为“破罗敷”。
一次，郁达夫和密友交谈，得知不少华侨已经知道自己就是郁达夫，他却颇不以为然地说：
“没问题，这里的许多华侨已经知道我是谁。
有什么问题呢？
到日本宪兵部去告我吗？
我先把他抓起来打个半死。
”知道赵廉真实身份的，除了几位文化同仁外，还有巴东某中学的校长张紫薇，侨长吴顺通、曾玉印、蔡承达、蔡青竹等几个人，就连他的最后一位夫人也不知道她的枕边人居然是一位鼎鼎有名的大作家。
得益于巴爷公务的闭塞和当地华侨的团结，在差不多两年的时间里，日军都不知晓这个仗义疏财、豪爽正直的酒厂老板“赵胡子”居然就是大名鼎鼎的郁达夫。
直到1944年初，郁达夫的身份才暴露。
当时，有个从昭南岛调来的汉奸洪根培知道郁的身份，他在新加坡听过郁达夫的演讲，也与郁达夫有过接触。
他告发郁达夫，是因为他托郁达夫为他做媒，被断然拒绝，便去宪兵部告发郁达夫的真实身份，并诬陷郁达夫是联军间谍，为其作证的是一个同样因私事而对郁达夫怀恨在心的前巴爷公务中华小学校长。
由于郁达夫事前的特意渲染，整个日本宪兵队都知道了郁、洪之间存在矛盾，便认为洪可能是在打击报复，所以未加理会。
2月初，当地华侨孙某被日本宪兵逮捕，在严刑拷问之下供出了赵廉即郁达夫。
联系到洪根培之前的告密，日军大吃一惊，立即展开秘密调查，并开始对郁达夫实行监视。
告密的消息很快便传开了，很多朋友劝郁达夫去别处躲藏，他却表现出了不同寻常的冷静，他对胡愈之等人说：
“我是躲避不了的，最近日本宪兵每天都到我家来喝酒闲谈，虽没说穿，显然已被监视了（实际上，当时日本宪兵一边监视郁达夫，一边开始对他进行严密的审查，并到东京、上海等地调查赵廉的真实身份）。
但你们应先离开，不然，事情怕牵连太大。
”不久，巴爷公务陷入了某种恐慌，一些与郁达夫走得近的华侨和朋友，相继被传去问话，甚至遭到逮捕。
宪兵们上门的次数也越来越多，而且每次都来得很诡秘。
郁达夫则继续和他们周旋着，表现得竟如一个专业的情报人员般娴熟。
郁达夫在《自述诗》中说：
“每到岁首，立作遗言。
”自1944年1月因华侨汉奸告密后，郁达夫就对自己的结局早有心理准备，所以他到元旦，照例写了一份遗嘱。
出人意料的是，日军知道了郁达夫的身份后，并没有马上逮捕他。
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宪兵们除了把对郁的称呼由“赵先生”改为“郁先生”之外，一切还是维持原状，“双方好像是尽欢而散”。
巴爷公务又慢慢恢复了平静。
忧国
郁达夫进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时，曾赋《新秋偶感》七律一首：
客里苍茫又值秋，高歌弹铗我无忧。
百年事业归经济，一夜西风梦石头。
诸葛居常怀管乐，谢安才岂亚伊周。
不鸣大鸟知何待，待溯天河万里舟。
郁达夫毕业论文的题目曾计划写《中国经济史》或《中国外交史》，还打算写《中国货币史》。
1917年6月3日，郁达夫在日记中发愤立志：
“予已不能爱人，予夜不能好色，货与名更无论矣。
然予有一大爱焉曰：
爱国。
予因爱我国，故至今日而犹不得死；
予因爱我国，故甘受人嘲而不得厌；
予因爱我国，故甘为亲戚兄弟怨而不之顾。
国即予命也，国亡，则予命亦绝矣。
”接着在11月日记上又写道：
“予上无依闾之父母，下无待哺之妻孥，一身尽瘁，为国而已，倘为国死，予之愿也，功业之成与不成，何暇计及哉。
郁达夫在《沉沦》中问：
祖国啊，你什么时候才能强大？
1921年10月的一天，当时日本政界赫赫有名的所谓“党政之神”，历任文部大臣、司法大臣、东京市市长等要职的尾崎行雄，到中华留日学生青年会给近千名中国留学生演讲。
尾崎在演讲中把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仍叫做“清国”，还带有明显的讽刺意昧。
突然，大厅中“呼”地站起来一青年，用流利的日语说：
“请问尾崎雄先生，你怎么能把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仍然称作清国呢？
是不知道中华民国这个事实，还是故意这样称呼？
”驳得尾崎行雄哑口无言，被迫道歉。
这青年就是郁达夫。
60多年以后，夏衍先生于1985年8月回忆这件事时说：
“一位年轻的中国留学生，驳倒一位日本政界的大人物，这件事很快就在留学生中传为美谈，连远在北九州户烟町念书的我也知道了。
我佩服他的勇气，佩服他敢于顶撞一个大人物的爱国主义精神。
郁达夫参加了鲁迅的葬礼，感慨：
“因鲁迅的一死，使人们自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
也因鲁迅的一死，使人家看出来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的半绝望的国家。
日本侵略中国后，郁达夫无比愤怒，只有一提到“日本”二字，他就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反感。
有一次，他在福建同日本人松永一起吃饭，当着众人的面，在席上痛斥日本军国主义者不该侵略中国，正气凛然，令人震惊。
有一天晚上，刘海粟和郁达夫躺在新加坡期颐园中的草地上，两人随即谈及时局。
郁达夫忽地愤然跃起，仰天喃喃地说：
“海粟！
万一敌军侵入新加坡，我们要宁死不屈，不能丧失炎黄子孙的气节，做不成文天祥、陆秀夫，也要做伯夷叔齐！
郁达夫被推为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联合会主席，并兼任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任主席的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委员会执行委员。
王任叔在《记郁达夫》里说到一段：
“爱同小学校里，有时静寂得如深山古刹似的。
达夫孤单地一个守在那里。
他有老僧似的忍耐力，他并不因此而感到孤寂。
他自然不是一个具有领导能力的领袖，但他总爱尽他能尽的一份责任。
即此负责精神，已使热情的青年们对他有一种崭新的看法了。
家恨
1937年12月，日军攻陷杭州、富阳后，郁达夫的七十多岁老母亲不愿做亡国奴，躲在夹墙中，除夕那天饿死于家乡的鹳山。
噩耗传到福州已是1938年春初，国仇家恨，双锤齐下，郁达夫悲恸欲绝，即在刘宅景屏轩设灵堂遥祭，并亲自书写一联：
“无母何依；
此仇必报”，悬挂于其母遗像旁。
决心化悲痛为力量，投入更广泛的全国性抗日洪流中去。
1939年11月23日清晨，郁达夫的大哥、上海著名大律师郁华（郁曼陀）在赴法院途中，被奸徒狙击，连中三弹殒命。
郁华曾是创造社四巨子之一，诗酒风流，甚是香艳，如其《鸳湖新词》：
“春泥冷溅小菱靴，连臂湖塍唱踏沙。
花底几家新酒熟，水边三月丽人多。
鬓云渐重鞭丝腻，面页微香扇影过。
珠箔飘镫归去晚，调笙还倩粉儿歌。
”身在新加坡的郁达夫闻讯，为大哥写来一副挽联：
天壤薄王郎，节见穷时，各有清名扬海内；
乾坤扶正气，神伤雨夜，好凭血债索江东。
婚姻
郁达夫的第一次婚姻是典型的旧式婚姻。
在他三岁的时候，就由父母做主给他订了亲。
未婚妻孙蓝坡是乡间少有的才女，读过一些诗词。
郁达夫原本对包办婚姻反感，但当他读过未婚妻托人捎给他的手书密信，称赞孙蓝坡“文字清简，已能压倒前辈老秀才矣。
”当他第一次接触孙时，惊喜万分，他后来给长兄郁华的信中说，孙蓝坡虽“荆钗裙布，貌颇不扬，然吐属风流，亦有可取处”。
郁达夫惊诧于孙蓝坡的文采，孙在郁达夫指导下，曾写了不少好的古体诗。
孙蓝坡后由郁达夫为其改名孙荃。
见面之后，郁达夫与孙荃之间书信往来密切，在信中二人诗词唱和，互诉衷肠。
郁达夫对孙荃的诗作颇为欣赏，曾把自己的诗和孙荃的诗混在一起，以自己的名字发表在《之江日报》上，竟使读者真假难辩。
郁达夫还把孙荃的诗作编成集子，命名为《夕阳楼诗稿》，夸示同人。
为了将来生活和谐美满，郁达夫也开始要求孙荃学习书法，并亲手楷书影格，孙荃都照办了。
1920年暑假，因祖母患病，郁达夫回国省亲，在双方家长的坚持下，郁达夫和孙荃完了婚。
由于郁达夫的坚持，没有举行什么仪式，也没有证婚人和媒人到场，甚至没有点燃喜庆的蜡烛和鞭炮，孙荃只是在夜色降临的时候，悄然乘上轿子，就算过了郁达夫的家门。
简单的晚饭后，新郎、新娘即独自到楼上上床就寝。
婚后的生活是愉快的。
郁达夫做诗曰：
梦来啼笑醒来羞，红似相思绿是愁。
中酒情怀春作恶，落花庭院月如钩。
妙手碧玉瓜初破，子夜铜壶影欲流。
懒卷珠帘听燕语，泥他风度太温柔。
正当他们沉浸在新婚燕尔的欢快之中时，不幸郁达夫患了严重的疟疾，虽经孙荃悉心照料，但病好之后，郁达夫的假期已到，即将别离的两人难分难舍。
这一情况，郁达夫在自传体小说《茑箩行》中有详细的描写。
试看下面一段：
“将行的前夜，你也不说什么，我也没有什么话好对你说。
我从朋友家里喝醉了酒回来，睡在床上，只见你呆呆的坐在灰黄的灯下。
可怜你一直到第二天的早晨我将要上船的时候止，终没有横到我床边上来睡一忽儿，也没有讲一句话……”
1921年，郁达夫应郭沫若之邀，回上海负责《创造季刊》的出版工作，他和孙荃又得以相聚。
但时隔不久，郁达夫须赶回日本，参加帝大的毕业考试，夫妻再一次别离，依依难舍，洒泪联句作别。
联句云：
梦里哭君行，疑已到天明（孙）
醒来却喜夜沉沉（郁）
不是阿侬抛不了，郎太多情（孙）
无语算邮程，暗自心惊，（郁）
途中千万莫多停。
到得胡天安住后，寄个回音（孙）
1922年7月，郁达夫结束了他十多年的日本留学生活，回到了上海。
在上海，他参与了创造社对文学研究会的论战。
后为生活所迫，又去安庆法政专门学校任教。
这时，他一面教书一面创作，劳累成疾。
后来在安庆卸职后，贫穷又跟随着他。
他回家养病，以后又带孙荃到了上海。
但各处的生活和工作都不能使他满意，他想到了自杀，又想到去俄国做劳工，都为亲人所劝止。
关于这一段的生活，他亦在自传体的小说《茑箩行》中有较为细致的叙述。
1923年秋，他受聘于北京大学，担任统计学讲师；
1924年初，他又赴武昌，担任武昌师大文科教授，同年十一月他离开武昌，回到上海，不久肺病复发，只好回富阳、杭州疗养。
这期间，他和孙荃有简短的生活。
1926年3月，郁达夫受广州中山大学的邀请，与郭沫若结伴同往。
孙荃暂时住在北京郁达夫长兄郁曼陀家中，这时又添了第二个儿子熊儿，生活更加困苦。
孙荃在给郁达夫的信中备述了生活的艰难窘况，郁达夫看后热泪盈眶，日记中记道：
“我真不晓得荃君如何在那里度日，我更不知道今年三月里新生的熊儿亦安好？
”他立刻寄钱过去，但因为钱少，这又使他不得安心。
他的大儿子龙儿又在这饥寒交迫中突患脑膜炎，郁达夫闻讯日夜兼程地赶到北京时，龙儿已经埋葬四天了。
由于爱子的夭折，郁达夫便在北京滞留了两个月，后又不得不返回中大上课，但心中一直在惦念着北京的妻儿，每隔七、八天收不到孙荃的来信，便焦急难耐。
若有人去北京，他不是带钱回去，就是捎一些燕窝去，尽心尽力地体恤着在孤寂中抚养着孩子的妻子。
后来由于创造社工作的需要，郁达夫辞去了中山大学的教职，回到上海来。
他本想到接回住在北京的妻子来上海共同生活，无奈拮据的经济状况使他不能这样。
在北京的孙荃也担心郁达夫的孤寂生活。
当大雪纷飞，北京已是隆冬季节的时候，孙荃想到郁达夫尚无棉衣御寒，便冒了大雪到邮局给他寄去一件皮袍子。
当郁达夫取回皮袍时，心里真是万分地感谢孙荃，只一个心眼地想到如何想法子去报答孙荃。
孙荃以为能和丈夫团聚之时，却不曾料到郁达夫此时遇见了王映霞，并于1928年2月与王映霞结婚。
孙荃从此就吃长素，念佛诵经，没有再嫁。
郁达夫的长女郁黎民回忆母亲：
“在长夜漫漫中，她只得断荤茹素，寻求精神上的寄托，成了虔诚的佛教徒。
”郁黎民还记得，小时候一觉醒来，往往能听到隔壁小佛堂传来母亲喃喃的诵经声，和着一下一下轻敲的木鱼声。
孙荃对儿女管教严厉。
孩子放学回家，先要去她那里报到，做完了作业就在家看儿童画报。
抗日战争时期，即使四处奔波逃难，孙荃也随身携带《唐诗三百首》等书籍，她还指导孩子们办了一个叫《零碎》的刊物，三个小孩子轮流当责任编辑，每期每人要写几篇文章，不管是日记、故事、小小说还是散文，甚至还可以画一张画。
1931年3月，郁达夫与王映霞之间的矛盾升级，他带着复杂的心情回到了富阳老家，见到了久别的妻儿。
他对儿子天民最是喜爱：
“熊儿好，熊儿好，大头大脑的，又健又壮，这双手就像两个粉团。
尽管郁达夫请来岳母规劝，但孙荃不肯原谅他，她把郁达夫安顿在楼下的西厢房，在自己和孩子们同住的卧房门上贴出“卧室重地、闲人莫入”的告示。
不过，在饮食上，孙荃还是按照郁达夫过去的喜好和口味细心烹制。
“富春江的白鱼，东坞山的豆腐皮是每餐必备”，郁黎民说，离清明还有一些时日，孙荃就让人到娘家的竹园挖出尚未露尖的早笋，采摘刚刚吐出新芽的绿茶，都是为了让郁达夫尝尝鲜。
在郁黎民看来，起初母亲对父亲抱有深深的怨恨，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她由怨恨转为理解，最后转为同情，等到得知父亲殉难印尼苏门答腊的消息后，更变成了深深的悼念了”。
郁达夫的侄女郁风在一篇回忆文章中也提到后来三婶（孙荃）慢慢抛弃了对三叔（郁达夫）的怨恨，“而是饶有兴味地像谈起老朋友似地沉浸在她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里”。
郁黎民还记得，母亲曾经说过一天晚上她梦见郁达夫交给她一把韭菜，要她好生保管。
孙荃对这个梦久久不能释怀，她的解释是“韭”的谐音是“九”，加上早夭的龙民，郁达夫一共有九个孩子，孙荃觉得这是郁达夫要她把遗留下来的所有儿女都照顾好，但是她又没有这个能力，于是常常感到不安。
郁黎民发现，母亲高兴的时候总是与父亲有关。
解放初一个清明节前的傍晚，富阳第一任县委书记来到家里，看到桌子上放着一盘青蒿，这是富阳的风俗，用来做清明果的。
书记就问：
“这也能吃？
”孙荃回答：
“能吃。
”隔了一天，政府就送来了80斤大米，原来这位北方干部以为这一家人还在吃野菜度日。
受到政府这样的礼遇，孙荃总觉得这是丈夫给她的荣耀。
更让孙荃感到荣耀的，是1952年郁达夫被中央人民政府追认为烈士，她领到了由毛泽东亲笔签名的烈属证，这让她感到无上的光荣，并且成为晚年的精神寄托。
孙荃去世前，很少离开郁家老屋，堂屋里始终挂着郁达夫的手书对联：
“绝交流俗因耽懒，出卖文章为买书。
”1978年3年29日孙荃逝世，享年82岁。
1927年1月14日，郁达夫在留日同学孙百刚（也是王家世交）家中邂逅了王映霞，一见倾心，立刻坠入情网，不能自拔。
当天，郁达夫就邀约了孙百刚夫妇与王映霞一同出去午饭，前前后后显得异常的兴奋豪爽、周到细致，可谓备极殷勤。
在当晚的日记中他写道：
“中午我请客，请她们痛饮了一场，我也醉了，醉了，啊啊，可爱的映霞，我在这里想她，不知她可能也在那里忆我？
王映霞比郁达夫小11岁，原名金宝琴，杭州人，因过继给外祖父王南为孙女，改名王旭，字映霞。
王映霞为杭州的浙江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毕业生，是一个性格活泼的知识女性。
王映霞长身玉立，肌肤白皙，从小就有“荸荠白”的雅号。
她面如银盘，眼似秋水，鼻梁是希腊式的，挺而直，娇躯略现丰满，曲线窈窕，骨肉停匀，在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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