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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生而曳尾涂中。

”庄子曰“往矣!

吾将曳尾于涂中。

  一、世事艰难,人心莫测,明哲而保身

  

(一)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也

  庄子生活的时代,社会急剧动荡。

一方面,各国都在变法革新,招揽人才。

社会变动和各国的战争,为士人猎取政治功名提供了广阔的前景。

这使得许多士人的成就欲望被大大地激发起来,造成战国时代生气勃勃的社会流动和文化繁荣。

另一方面,战国中期,大国间的战争规模达到了空前的惨烈。

一场战争下来,动辄有几万人甚至几十万人被斩首。

除战争外,各国的严酷刑法也导致大量平民惨遭杀害或者肢体伤残。

再加上水旱灾害,统治者不顾农时抽调力役,更使人民生活困苦不堪。

孟子有两句话,说尽那时统治者的暴虐和人民的痛苦一“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

”(《孟子?

梁惠王上》)”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

公孙丑上》)孟子活动的齐魏等国,统治者有进取心,留心于冶国,人民苦难尚且如此。

那些荒淫无道,朝不保夕的国家,平民之被屠戮残害,景象更为惨烈。

庄子说卫国国君独断专行,“轻用民死”,以致国境处处可见死者尸体如同干枯的蕉叶,一片片布满山泽。

(《庄子?

人间世》)当时的墨者自奉菲薄,生活艰辛,日夜不肯休息,到处奔走劝阻战争,积极宣传其“非攻”、“节用”、“尚贤”、“兼爱”等主张,以使弱国能生存,耕者能温饱。

孟子怀抱救民于水火的愿望,坐牛车周游列国,希望说动统治者施行仁政。

庄子不以救苦的圣贤自命,不愿担当救世的责任,而是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去体察普通人在这黑暗世道里的艰难与绝望。

  

(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庄子《山木》篇有一段寓言,写庄子游于林中,见一鸟,欲以弹弓射之;

乌未注意庄子走近,准备捕食一只螳螂;

螳螂不知大祸降临,一心捕捉树荫下的蝉;

蝉不知危险逼近,正在树荫下自得其乐。

这环环相扣的危机使庄子惊觉到自己可能正身处危险之中,于是拨腿而走,果然看林人悄悄逼近,因见追捕对象已逃,遂尾追责骂。

人世之间就是这样危险,你追逐一个什么目标,却不知道自己同时也成了别人的目标。

大家都在险恶之中生存,如同“游于羿之彀中“。

人与人之间关系如此,君臣之间关系更加险恶。

《人间世》里有三段故事,都是讲君臣关系的复杂险恶。

第一段写颜回辞别孔子,说卫国君昏臣乱,准备前往救助。

孔子说:

“嘻!

若殆往而刑耳!

”(你恐怕是要去受刑!

)为什么呢?

因为颜回对人际关系的险恶缺乏了解,而且暗含了医者给人家治病这种惹人反感的心思。

孔子分析说你强以仁义绳墨之言去规范暴人,就会显得是以人家的恶来显示你的美,这叫做“灾人”。

“灾人者,人必反灾之。

”你要么不说话,一说话那些王公大人必将乘你的漏洞来施展辩才,搞得你目光迷惑,面色呆滞,言语混乱,在不知不觉中迁就对方,心神无主地顺从了对方。

这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这就叫做帮凶。

你的忠厚之言,根本不被信任,最后一定是死于暴人之前。

  第二段写楚国叶公子高将出使齐国,向孔子辞行说自己内心十分焦灼不安,“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

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阴阳之患矣;

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

”叶公子高正是因为熟知政事中人际关系的复杂,才有这种忧患无可逃避的忧惧感。

孔子告诫其传言的困难和身处其中的凶险,说语言的转述常常夸张,夸张导致妄诞,造成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最后使传言的人遭殃。

斗心计的人从正常的事情开始,最后往往流于阴谋,所以一点小事也能酿成巨祸。

  第三段写颜阖将去做卫灵公太子的老师,内心紧张,向遽伯玉请教全身之道。

遽伯玉以养虎爱马为喻:

养虎之人不敢拿活的动物给老虎吃,怕引起它撕裂食物的凶性。

要小心观察它的饥饱,引导舒解它的凶性。

爱马的人,用筐给马接粪,用器皿接尿,生怕照顾不周。

有只蚊子来叮马,主人为它拍打蚊子,结果使马受晾,咬破口勒弄坏络佩。

王公大人就是这样难伺候,一不小心就会给自己招祸。

  (三)、人主亦有逆鳞,若人婴之则必杀人

  高度集权的君主,主宰一切而又不受任何制约,往往会变得愚蠢而狂暴,任意妄为;

他因时刻提防其地位被篡夺而变得疑神疑鬼,举止乖张,阴险狡诈,所谓“天威莫测”。

韩非说,“故明主观人,不使人观己”。

(《观行》)“故明主之行制也天,其用人也鬼。

”(《八经》)“夫龙之为虫也,其喉下有逆鳞数尺,若有人婴之者则必杀人。

人主亦有逆鳞。

”在这种勾心斗角的君臣关系中,作为人臣,“窥觇其君心也,无须臾之休”(《备内》)《韩非子?

难三》中有段话引自《庚桑楚》;

“宋人语曰:

一雀过羿,羿必得之,则羿诬矣。

以天下为之罗,则雀下不失矣。

”可见他对《庄子》很熟悉。

尽管韩非对君主之心剖析得淋漓尽致,但是”知渊中之鱼者不祥”,误触逆鳞,身陷罗网,终死于秦,不能自脱。

故太史公在《史记?

韩非列传》中一再嗟叹道:

“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

脱耳。

  庄子之所以拒绝千金重利、卿相尊位,是因为当时的环境险恶,世事艰难,人心莫测:

更是因为人主喜怒无常,侍君如饲虎,稍有不慎,必遭灭顶之灾。

故庄子明哲保身“以快吾志”。

  二、人生的二难处境

  ――木以“不材”而终其天年雁以“不鸣”而惨遭杀戮

  庄子屡次写到怪病的突然发生。

《至乐》篇写道:

“支离叔与滑介叔观于冥伯之丘,昆仑之虚,黄帝之所休。

俄而柳(瘤)生其左肘,其意噘蹶然恶之。

”这两位隐者自在地漫游于山野之中,突然圣病袭来,滑介叔左肘生了一个瘤。

他先有些惊惧,接着便坦然处之。

他说,人生在世只是一个巧合,我们观赏万象的变化,为什么变化到了我身上就要嫌恶呢?

《大宗师》写子舆突然生了怪病:

“曲偻发背,上有五管,颐隐于脐,肩高于顶,句赘指天。

”(陈鼓应译为:

腰弯背驼,五脏血管向上,面颊隐在肚脐下,肩膀高过头顶,颈后发髻朝天。

)尽管身体变形不成人样,但他们能坦然面对,似乎他们已经洞悉了人生于天地间本来就是脆弱的。

《德充符》中写受了伤残的隐者(“兀者”)对自己的生死祸福淡然冷漠。

他认为被砍了一只脚有什么值得痛惜的呢?

“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大家都在险恶之中生存,如同“游于羿之彀中。

”在这种情况下,被射中与不被射中,与一个人的行为巧拙无关,纯是那黑色偶然之“命”。

冷酷无情的“命”似乎让人归于无奈的平静,但其中包含了由怨愤而转为绝望冷漠的感情。

《大宗师》写子舆在穷困潦倒之时,发出心疲力衰的“若歌若哭”之声:

“父邪!

母邪!

天乎!

人乎!

……吾思夫使我至此极而弗得也。

父母岂欲吾贫哉?

天无私覆,地无私载,天地岂私贫我哉?

求其为之者而不得也。

然而至此极者,命也夫!

”人在穷途末路之时,未尝不呼天地父母,其孤苦无助的怨愤之情力透纸背。

《则阳》写老聃的弟子柏矩在齐国街市上看见被杀死后示众的死囚,心中伤悲,号天而哭之曰:

“子乎子乎!

天下有大灾,子独先离(罹)之。

”大家都懵头懵脑地生活在这黑暗的世上,哪个人先被吞没却是偶然的。

天下有大灾,有的人侥幸逃过了,有的人却碰上了。

一个人承担了不该由个人负责的灾难,这灾难是没有理由的和随意偶然的,可是个人却在这随意偶然中被毁灭了。

  《山木》中有段寓言,说庄子带着弟子行于山中,见有一棵大树枝叶茂盛,却是一棵“不材”之木,这棵树因其“不材”而活得很好,没有被木匠伐去。

庄子说,“此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夫!

”庄子等人出了山,住在故人家,故人杀雁(鹅)招待,把一只不会叫的雁杀了,“杀不能鸣者”,留下了会叫的。

这两则寓言确实非常警策,揭示了人生进退维谷的二难处境。

山中之木因其无用而得终其天年,主人家的雁却因无用而被杀,这说明乱世全身免祸十分艰难。

你想避祸,想与世无争,最后灾祸还是主动找上门来。

《战国策》中记赵威后问齐国的使臣说,那个“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尝交诸侯”的于陵子仲(陈子仲),你们大王为什么到今天还不把他杀了?

赵威后建议杀陈子仲的理由是“此率民而出于无用者。

”政治家强烈的集权意识,使“无用”也成为罪名。

这就是主人家的“雁”因不能鸣而被杀的现实背景。

苏轼说:

“使天下之士,能如庄周齐死生,一毁誉,轻富贵,安贫贱,则人主之名器爵禄所以砺世磨钝者,废矣。

”(《议学校贡举状》)这可谓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不鸣之“雁”惨遭冤杀的原因。

  三、随遇而安地活着与孤傲绝俗的超越

  

(一)一龙一蛇,与时俱化

  在一个“不材”之木得终其天年而“不鸣”之雁惨遭杀戮的荒诞世界里,卑微渺小的个人如何生存呢?

庄子的解决之道是:

“无誉无訾,一龙一蛇,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

一上一下,以和为量,浮游于万物之祖;

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邪!

”(《山木》)《人间世》中的支离疏就是这种荒谬地“活着”的典型。

支离疏的畸变与《大宗师》中的子舆相类似:

他的“脸部隐藏在肚脐下,肩膀高过于头顶,颈后的发髻朝天,五脏的血管向上,两条大腿和胸旁肋骨相并。

”这个模样确实够悲惨的了,其身体的畸形丑陋远远超过雨果在《悲惨世界》之中所描写的那个独眼驼背的敲钟人。

尽管上天不公,象搓揉面团似地恶意地搓揉着他,但他并未绝望,最后竟然“潇洒”地活了下来。

他替人家缝洗衣服,足够过活;

替人家簸米筛糠,足够养十口人。

政府征兵的时候,其它人都逃匿躲避,而他却可以大摇大摆地游于其间;

政府征夫的时候,支离疏因身体残废而免去劳役:

政府放赈救济贫病之人的时候,他可以领到三钟米和十捆柴。

支离疏可谓塞翁失马,因祸得福,他就是庄子所说的那种因其不材而得终其天年的无用之树。

他与“兀者”申徒嘉一样,“知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庄子笔下的支离疏之所以既可悲又可笑,大概是因为这些卑微的人为了生存而对这个荒诞的世界所作的绝望的反抗吧!

不论世界如何荒诞,人生多么卑微,都应“潇洒”地活一回。

  

(二)适性而乐,游刃有余

  庄子在《秋水》篇中强调“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命。

”即:

不要人为地去毁坏自然,不要故意地去做那些会毁灭性命的事,不要因为贪心而损害自己的名声,这就是回复到人的天真本性。

龟在泥中曳尾嬉戏,鱼在水中从容悠游,猿在树上狂蹦乱跳,马在旷野自由奔跑,天地万物适性而乐。

相反,“凫胫虽短,续之则忧;

鹤胫虽长,断之则悲。

”违反事物的天性则悲。

庄子《至乐》篇中讲了鲁侯养鸟的故事:

“昔者海鸟止于鲁郊,鲁侯御而觞之于庙。

奏九韶以为乐,具太牢以为膳。

鸟乃眩视忧悲,不敢食一脔,不敢饮一杯,三日而死。

此以己养养鸟也,非以鸟养养鸟也。

”这只鸟把自由与幸福联在一起,真可谓“不自由,勿宁死”。

其实,鸟就是庄子精灵的化身。

庄子心中的鸟是高洁的。

惠子在梁国为相,恐怕庄子名高而取而代之。

庄子对他说,南方有只凤鸟,“非梧桐不止,非练食不食,非醴泉不饮”,岂肯同猫头鹰争夺死老鼠?

但庄子心中的鸟更是自由的。

鲁郊之海鸟如此,就是那些“决起而飞,抢榆枋,时则不至而控于地”的蜩与学鸠,也是自由而欢快的。

庄子认为,只要洞明世事,练达人情,就可以在险恶世界的“夹缝”中寻找到自由的空间。

他在《养生主》中讲了一个庖丁解牛的故事。

庖丁积十九年解剖数千头牛的经验,透彻地了解了牛的内部组织结构,因此他能够做到“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因其固然”,以“无厚”之刀刃,入“有间”之骨节,恢恢乎其游刃有余。

当面对繁复的问题时,小心谨慎,“怵然为戒”,不去硬碰“技经肯綮”之处,所以牛体“磔然已解”,而刀刃用了十九年却若新发于硎。

庄子表面上讲解牛,实质上是讲如何处世,讲卑微脆弱的人如何在这个荒诞的世界里“保身”、“全生”、“养亲”、“尽年”。

  (三)大鹏孤飞,水静犹明

  当然,庄子不满足于这种随遇而安的苟活,他要尽力展现自已存在的价值。

故《逍遥游》中有孤傲绝俗的大鹏形象。

鲲鹏尽管能展开其“若垂天之云”的翅膀,翱翔于九万里的天空,但还是不能达到绝对的自由。

那么,怎样才算达到了绝对的自由呢?

庄子说:

“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平待哉!

”这种境界即与道合一的境界,它超越了事物的有效性,达到了自我与非我、主观与客观的浑然一体。

绝对自由的人,才是真正幸福的人。

只有“至人”、“神人”和“圣人”才能达到这一境界。

“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逍遥游》)他们与道相合一,超越了自我的局限和功名的束缚,成为“物物而不物于物”的绝对自由的人。

这样的人,“不逆寡,不雄成”,他们的精神极为平静,“其寝不梦,其觉不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

”他们也许有过错,但不为过错而烦恼:

他们也许会受到赞扬,但不为荣誉而欢欣,甚至对生死也能无动于心,表现出“不知悦生,不知恶死:

其出不欣,其入不拒”的达观与乐天(《大宗师》)。

庄子的“至人”、“神人”和“圣人”毕竟有点神秘,下面用几则寓言故事来加以说明。

庄子在《达生》篇中说“梓庆削木为口。

口成,见者晾犹鬼神。

”鲁侯问他有何诀窍,他说是“斋以静心”:

“斋三日,而不敢怀庆赏爵禄:

斋五日,不敢怀毁誉巧拙;

斋七日,辄然忘吾有四肢形体也。

”“斋以静心”,就是指在从事制作之前,在头脑排除一切赏罚得失、富贵贫贱、是非好恶等世俗观念的干扰,甚至将自己也置之度外,“其灵台一而不桎”,保持脑海的清明宁静,没有窒碍,才能充分解放思想和正确认识事物,做到“以天合天”。

《让王》中说:

“曾子居卫,蕴袍无表,颜色肿哙,手足胼胝。

三日不举火,十年不制衣,正冠而缨绝,捉衿而肘见,纳屦而踵决。

曳徙而歌《商颂》,声满天地,若出金石。

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

”曾子完全忘记了自身的贫困处境和统治者的权势,“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故而放声高歌,宏伟激越,回荡弥满,不同凡响。

庄子认为,要达到身心自由,关键在于两个字,一个是“忘”,“忘足,屦之适也:

忘要(腰),带之适也。

”“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

”(《大宗师》)另一个是“静”,《天道》中说:

“水静犹明,而况精神!

圣人之心静乎!

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

”“休则虚,虚则实,实则备矣。

虚则静,静则动,动则得矣。

”这说明虚是为了充实,静是为了能动。

中国哲学特别强调虚静。

老子说“致虚极,守静笃”,荀子说“虚一而静”,刘勰说:

“陶钧文思,贵在虚静。

疏瀹五藏,澡雪精神。

”苏轼说:

“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

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

”佝偻承蜩,百发百中,其原因在于“用志不分,乃凝于神”。

其它如轮扁斫轮、津人操舟、画史解衣盘礴等寓言故事,也不能仅仅看作是对劳动者的技艺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的盛赞,而应当透过表面意义而领悟其通过虚静坐忘而达于自由超越的深刻寓意。

况周颐在《惠风词话》中对庄子道家坐忘境界作了生动的描述:

“人静帘垂,灯昏香直。

窗外芙蓉残叶飒飒作秋声,与砌虫相和答。

据梧冥坐,湛怀息机。

每一念起,辄设理想排遣之。

乃至万缘俱寂,吾心忽莹然开朗如满月,肌骨清凉,不知斯世何世也。

”正如佛家所说:

“安禅未必须山水,灭却心头火自凉”。

(《碧岩录》)如果达到了这种“弥漫着独特宁静的境界”(海德格尔语),那么人的心灵也就自由超脱了。

  四、树的哲学――扎根黑暗,舒展枝叶,自由地向上生长

  《逍遥游》中惠子说自己有一棵大树,因“大本臃肿”、“小枝卷曲”而无用。

“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漠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平寝卧其下。

不天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庄子通过这个故事表明:

只要能全生避祸、尽性适意、逍遥自在地活着,有用无用都无所谓。

也许正因为“无用”才能成其大用。

  在贝克特的《等待戈多》一剧中,在一条光秃秃的小路上,也有一棵仅有四五片叶子的矮树。

这棵几乎枯萎的矮树与其说是春天的象征,不如说是作为荒原的隐喻而对春天的莫大讽刺。

贝克特以这棵树暗示了人类的困境;

饥寒交迫,无家可归,孤独而荒诞,唯一的出路就是等待和自杀。

作者通过穿靴子的痛苦,象征整个人类生存的痛苦;

幸运儿背负着沉重的沙袋前行,象征着人类漫漫旅程的艰难和无意义。

作者通过舞台上荒诞的表演,旨在揭示这样一个悲剧性的主题:

人们生活在盲目的希望中,人们在遥遥无期地等待着一个模糊而又万难实现的希望。

然而,人们并不因为屡次失望而不再希望,反倒失望愈多,希望愈烈,最终在等待中耗尽了生命。

希望等于无望,绝望中又不放弃等待,时间由此而变得毫无意义。

生活是没有意义的,存在是极其荒诞的。

  庄子这棵树“无用”,贝克特这棵树“绝望”,那人生之树到底应该是怎样的呢?

尼采认为,为了使自己永远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不断地创造一个高于自己的自己,人应该象山上的树,一方面,把根扎向下面,向地里、向黑暗、向深处、向罪恶:

另一方面,迎着山风的摇撼,不断向上伸展自己的枝叶。

  

(一)做一个真实的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

  庄子在《渔父》中假托渔父对孔子说:

“真者,精诚之至也。

”庄子要求人们“法天贵真,不拘于俗”,并说:

“不精不诚,不能动人。

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

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

”然而,这也许是最难达到的条件:

“要真实――很少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

即使能够做到的人,也还是不想做到”因为真实是要付出可怕的代价的。

《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中的《学者》一节,把学者与真正的哲学家作了清晰的对照:

学者天性扭曲,真正的哲学家却天性健康,“爱自由和新鲜土地上的空气”;

学者“冷漠”,真正的哲学家却热情而真诚,“被自己的思想灼烫着”;

学者无创造性,如磨盘和杵臼,只会咀嚼别人的思想,而真正的哲学家却富于创造性。

尼采轻蔑地说:

“即使我走着错路,我也仍然走在他们头顶上面。

  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都敢于正视人生的,许多人一辈子靠自欺欺人的幻想活着,而把试图打破幻想的人视为仇敌。

权势者为了维护统治,也着力培养民众的迷信,对敢于向迷信挑战的思想家严加镇压。

所以,一个真正的哲学家,不但必须是一个真实的人,为了有勇气做到真实,他还必须是一个坚强的战士,“为你们的思想而战!

  

(二)躲避罗网,在孤独中保存自己

  庄子书中,无论是吸风饮露的神人,翱翔青天的鲲鹏,还是处于广漠之野的大树,都显得绝俗而孤傲。

大概无言的孤独是真正的哲学家的宿命吧。

尼采把孤独当作自己的家,并且说:

“我需要孤独,就是说我需要恢复,需要回到我自己,回到自由的、轻扬的、爽朗的空气之呼吸。

”“我的一部《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就是一曲孤独的颂歌。

”尼采平生最厌恶小市民阶层,不耐烦也不相信可以改造他们的猥琐卑劣。

因此,他要求热爱真理的人们离开小市民聚集的“市场”,逃到孤独中去。

孤独,也是真正的思想家避免无谓牺牲,保存自己的避难所。

“别再伸起孤臂反抗他们!

他们是无数的,并且你的命运也不是要做一个苍蝇拍。

小人和可鄙者是无数的。

雨点和莠草曾调蚀了许多华丽庄严的建筑。

”“我的兄弟,怀着你的爱和你的创造到你的孤独里去吧!

很久以后正义才跛脚跟在你后面。

”这是尼采为一切创造者预言的命运。

  (三)热爱生命,努力展示人生的奇妙

  尼采认为,迄今为此的“正常”文化,无非是貌似公允深刻的冷漠、超然以及文饰内心怯懦的谐谑与恬淡,骨子里却透出一种个体无奈的凄凉失败感。

(这种“正常”文化用来评价中国古代的隐士文化倒十分合适)实际上,每个人都清醒地意识到如此奇妙的人生只有一次,必须尽一切努力展示其独创和奇妙,方不至辱没平生。

但是,每一个“正常”的人都把这份对真生命的眷恋埋藏在心底,因为“正常”的文化要求他必须把自己包藏在习得的道德中才有太平。

否则,“正常”文化将把这追求卓越的个体驱迫到疯狂之境!

遗憾的是,中国多“温良恭俭让”的君子和洁身自好的隐士,而少“舍我其谁”般孤傲的“疯子”。

屈原也许可以算一个“疯子”吧。

  或许因为庄子所处的时代过于惨烈,或许因为中国人太过于“谦卑”和“驯服”的缘故吧,不少的中国人在激烈的社会动荡面前,总是容易产生怯懦和畏惧的心理,心甘情愿地陷入自暴自弃的泥沼之中而不能自拔。

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

“中国之治,理想在不撄”。

“其意在安生,宁蜷伏堕落而恶进取”。

而尼采却不同,他要求人们象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作一个英雄的搬运夫。

面对冷酷的必然,必须放弃任何幻想,战胜一切怯懦,勇敢地以乐观的激进姿态去响应所有苦难的历程。

“这是一个哲学家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对生命抱狄奥尼索斯式的态度―我的公式就是热爱命运。

”为了达到克服虚无主义的目的,“它不怕带来个人的牺牲,不怕承担任何风险,不怕承担任何厄运――伟大的激情。

  人不应仅仅成为温驯的狗,有时候也需要趁黑夜的掩护发一声属于自己的孤狼似的长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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