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福智《唐诗底蕴讲稿》1.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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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福智《唐诗底蕴讲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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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福智《唐诗底蕴讲稿》1
第一讲李世民诗
秦川雄帝宅，函谷壮皇居。
绮殿千寻起，离宫百雉馀。
连甍遥接汉，飞观迥凌虚。
云日隐层阙，风烟出绮疏。
--《帝京篇十首》之一
就诗论诗，唐太宗李世民这首诗很符合南朝盛行的审美规范。
"雄""壮"两字带起全篇，铺叙得很有气度：
夸张适可而止，用词典丽，尤其慎于选择动词。
关于唐太宗在诗坛上的表现，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是这样叙述的：
唐太宗本人对齐梁文风也很爱好。
他自己就带头写淫靡浮艳的宫体诗，富丽呆板的宫廷诗。
他命令魏征、房玄龄、虞世南等大臣编纂《北堂书钞》、《艺文类聚》、《文馆词林》等等类书，其目的之一也是为了供给当时文人们采集典故词藻之用。
本文开头所引诗显然被列入"富丽呆板的宫廷诗"，很有"齐梁文风"的那种。
专家们觉得那样很不好，却不肯深入研究一下：
李世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现呢？
"齐梁文风"沿袭已久，绝大多数文化人毕生濡染着、浸淫着，不是说声变就可以变得了的。
隋唐之际是个社会在变革时期，该急于去变的内容很多，相对而言，变革文风就远远不是一件马上要做的事；而对于李世民来说，更是一件不能马上去做的事。
这话怎讲？
得回溯一下。
魏晋南北朝是士族势力左右政局的时代。
士族之所以能威风八面，是因为他们除了累代为官，还是些文化世家。
他们是以中华文化传统的代表人物的面孔出现的。
而中国国民以农民为主体，农民是必然要在文化人中选择其利益代表者的。
选择的标准虽从未明言，但事实上大家都认为只有那些真正维护中华文化精神的人才堪信托。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农民其实也普遍具有中华文化精神。
孔子及其入室弟子对此看得很清楚。
试读一则《论语》：
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
"仲尼焉学？
"子贡曰：
"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
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
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
"
在正宗儒家看来，所谓"文武之道"，不过是全民共有的民族文化精神的总称。
文化人理解得深刻一些。
普通人虽不如文化人之深刻，却仍在为人处事各方面体现着民族文化精神。
作为学派祖师的孔子，是在广泛接触民族成员之后才概括出自己的学说的。
这学说呈现出民族文化精神，却并不是文化精神的最高代表。
孔子自称"述而不作"，就是表示自己只能把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精神说出自己所知的部份。
儒家承认"莫不有文武之道"，应该说是个伟大的思想观念。
具有中华文化精神的中国人，自然会在深层意识里选择最能代表民族文化精神的人作为领袖。
在天下承平的日子，选择并不显眼。
而一旦发生社会动乱，到了群雄逐鹿的时候，披开迷雾就可以看到这种选择了。
隋末，"七十二处烟尘"，讲强悍，讲凶恨，有窦建德、王世充、李密、刘黑闼等，而最后还是由李世民收拾残局，说到底，就是体现了人民的选择。
李世民家世属于关陇贵族。
关陇贵族要么是纯粹的胡人，要么是胡化了的汉人。
套句俗话"一脚牛屎"去说他们，则他们本是"一脚马屎"的，并无足够的文化号召力。
而李世民毕竟是个盖世英雄，老早就看出他必须争到一个文化的制高点，让自己显得比士族中任何人还够格称为中华文化传统的继承人，从而更得民心。
李世民爱好齐梁文风是要争文化筹码。
在那个历史阶段，士族由于人材不继而衰落了。
隋文帝创立科举制度，其目的是网罗士族以外的人材，而其客观效果则是大大打击了士族的政治地位。
政治地位不保，士族的经济特权随之失去。
政治经济特权失落之后，士族就唯有在文化上撑面子。
应该承认，南朝三百年间，士族对文学艺术的形式规范的探索是硕果累累的（详参《美在生命》下编第四章）。
隋文帝不懂得处事要分清轻重缓急，竟然下令"公私文翰并宜实录"，这就不但把士族逼到连立锥之地也没有的绝境，而且让当时深受齐梁文风影响的大多数文化人产生反感，实在非常不智。
李世民之爱好齐梁文风，可以理解为一种高明的手段，体现出他远远超越杨坚的那份聪明，懂得在适当的时候于适当的领域作适当的让步。
李世民断然否认文艺有决定国家生死存亡的伟力。
他在《禁奏祥瑞诏》说：
安危在乎人事，吉凶系于政术。
这话对于那些从旧时代过来、多少涉足于文艺创作的人来说，无疑等于从隋文帝那里收复失地，心理上好过多了。
政治家往往是优秀的演员，李世民和那些文化人一道，写点"舞接花梁燕，歌迎鸟路尘"一类的诗句，既显示自己高度的文化素养，又无形中消解了可能形成的对抗情绪，这不是一举两得的大好事吗。
我之所以说李世民在演戏，是因为我觉得李世民另一类诗才真正表现出他的本色。
且看他的《经破薛举战地》：
昔年怀壮气，提戈初仗节。
心随朗日高，志与秋霜洁。
移锋惊电起，转战长河决。
营碎落星沉，阵卷横云裂。
一挥氛诊静，再举鲸鲵灭。
于兹俯旧原，属目驻华轩。
沉沙无故迹，减灶有残痕。
浪霞穿水净，峰雾抱莲昏。
世途亟流易，人事殊今昔。
长想眺前踪，抚躬聊自适。
关陇的英风朗气往常夹着粗野，而从这一首诗看来，李世民不是已经用所谓的"齐梁文风"磨掉了粗野了吗！
不宁唯是，李世民之争夺文化传统继承者地位，不但为了演出上述的戏，而且更真心实意涵泳于传统，以便汲取智慧成就千古明君。
就拿上述的"演戏"来说，其中就饱含中华智慧。
《周易》几乎处处提醒人们，做事必须从"时""位"出发，并考虑各种关系、条件及其变化。
比方其随卦便指示人们：
在自己的力量还不大的时候，要懂得权变--暂时变通处理，切不可自大，想一步登天，而且是只靠自己；还要懂得多项目标只能分期达到，不要斤斤计较非主要问题的得失。
正是得益于汲取中华智慧，李世民处事才那么聪敏允当。
为了让大家对李世民的思想行事有更深印象，我们且来谈谈文首所引《帝京篇十首》原有的序言。
此序言的大意是：
秦皇汉武等，宫殿务求侈丽，增加了老百姓的赋税负担。
又喜欢到处游逛，整个天下都难以满足他们的欲求。
我想到他们这样做的严重后果，所以只重视文教武功。
建筑物只用来避燥湿，刻金石只求谐神人，全以中和作为标准，不让自己放纵。
我觉得河沟足以怡情，就不想去看大海；宫廷足以优游，就不想去看大山；接待忠良不是很好吗，何必找神仙！
郊游一会也很惬意嘛，何必想到瑶池去！
不求实际而尚虚荣，乱于大道，君子耻之！
《帝京篇十首》是按序言发挥的，诗写得并不太好，所以前面便只选了写得较好的一首。
也许有人会说，从这首诗看来，李世民不也赞赏王宫的壮丽么？
不错。
但我们要看清：
一、从其布局上看，所描述的应是秦皇汉武的宫殿。
二、即使当时还有些壮丽的宫殿，也是在旧有的基础上翻新的。
这里我们要替唐太宗设身处地想一想，宫廷可算王朝的象征之一，总不能显得寒酸罢。
假如唐太宗只搭个草棚接待外宾，我们又该骂他丢尽中国人的脸面了。
这篇序言是传达出李世民之所以为明君的信息的，我们就以此为话头谈谈按中华文化传统该如何看待君民关系罢。
人，是羽虫、毛虫、甲虫、鳞虫外的"裸虫"。
没有羽毛鳞甲，个体的生存能力是很弱的。
人要在鸷禽猛兽的狙击下求生，必须结成有战斗力的人群。
人群要有领袖更是不言而喻的。
远古的人群都有血缘关系。
最初是氏族，其领袖即氏族中有威望的长者。
氏族通过婚姻结成部落、部族，最后建立国家，而国家领导人查实不过是其中一个强大氏族的族长。
后来社会继续发展，血族间沟通渐多，就出现了诸多血族在同一地域谋生的情况。
这时，社会就要求领袖和族长在身份上划清界线。
战国时代打了那么多仗，死了那么多人，都只为建立一个摆脱族权羁绊的王权，拥戴一个代表全体国民的总利益的王。
对于从氏族首领到全体国民首领的所有君主，中华文化传统的原则要求是始终如一的。
《周易》系辞中有道：
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
举而错之下之民，谓之事业。
君主所做的是最大的事业。
按《周易》要求，他必须于"道"有领悟，从整体、动态、多样互补诸方面去把握世界，不能光陷在个别、静态、唯一、呆板的"器"里出不来。
对道有了领悟，看到事物自然发展（"化"）到一定阶段，君主就可以及时用人为的努力（"裁"）使发展过程更顺利产生良好的结果。
一切照此办理（"推行"），国事就万无滞碍（"通"）。
能为国民作出这样的举措（"错"），才是全民族普遍认可的好君主。
中华民族从来没有在学术上承认过君主可以有与民众利益相对立的特权。
孟子那"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命题颠扑不破。
君主如与民众对立，孟子就说这人只是个"独夫"，杀了他也不算是"弑君"。
再看《周易》系辞，所歌颂的"圣人"级的君主，都是为民众谋实益，解决其切身问题的：
伏羲发明结网捕鱼。
神农发明农具，开展交易活动。
黄帝、尧、舜发明舟楫、杵臼、弓箭，首创牛马拉车，首建房屋，首先使用书写符号……可见，在中华文化传统里，君主应该是个真正的人民勤务员。
这勤务员当得怎么样，要看各人的自觉性。
从上述诗序看得出，李世民的自觉性很高。
就凭这一点，终其一生，我们实在找不出他有什么贻误民族大局的错误。
友好诤言
收到惠寄《唐诗底蕴》讲座第一讲"李世民诗"。
拜读后深感兄历史文化功底深厚，水到渠成，触类旁通，非一般泛泛而谈可比。
第一讲精义是借《帝京篇·序》来阐述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在李世民身上获得部分体现，结论是李在群雄逐鹿中脱颖而出，"体现了人民（主要是农民）的选择"。
又认为李"爱好齐梁文风，要争文化筹码"。
前者涉及面较广，暂置弗论；后者不敢苟同。
作另一种审美趣味，长期受某种文风熏陶，耳濡目染，不易摆脱，涉笔宫体，可以理解。
兄在讲座中说李"断然否认文艺有决定国家生死存亡能力"，自是的论，但又将李个人审美爱好，看成是"高明手段"，"争文化筹码"，是否无意中又提高了文艺地位，且与前论抵牾。
至于中华民族文化精神作为核心和主流，是儒家文化，但封建君主治天下，有效使用的又往往是法家文化，两千年间，形成一种儒法互补的政治文化。
至于开国君主乱中得天下，因素很多，以汉族为主体几个大一统王朝，汉、唐、宋、明，除李世民系陇西贵族外，刘邦、赵匡胤、朱元璋都是游民，而用武力取天下则任何一个王朝开国都无例外。
这里面，个人的英雄才智，运筹帷幄，往往起决定作用，很难说是"人民的选择"。
朱元璋出身赤贫（流氓无产者），照理说，该体恤民情罢，但他恰恰是两千年专制王朝中一个最酷虐的皇帝，杀人如麻，开国的文臣武将几被他杀光了，人民何曾选择了这个虐杀狂？
此事一言难尽，暇时当为兄缕述。
文斌
2000．3．20．
余福智《唐诗底蕴讲稿》
第二讲王绩诗
东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
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
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
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
--《野望》
王绩晚年归隐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的东皋，但心情不见得能像真正不问世事者那般平静。
这首诗就丝毫没有陶渊明那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情调。
就以第一句那个"望"字来说，和陶氏的"见"字比即大异其趣：
"望"是有所期待的，显得心绪不平静。
第二句更直接表示他浑身不自在，对一切现状不满意，却又连消除烦闷的办法也想不出。
第三和第四句顺着第二句的意思加以渲染，"秋色"和"落晖"是熟悉中华古文化者一下子就能产生共同联想倾向的意象。
钱钟书在《管锥编》毛诗正义第二十九则指出，这是"诗人体会，同心一理"：
"盖死别生离，伤逝怀远，皆于昏黄时分，触绪纷来"，而秋天又是万物摇落的衰飒季节，对于与大自然讲亲和的中华人士来说，自有一种悲凉的感受。
因此，中华古典作家便往往以写秋日黄昏景色来传达自己心中的巨大哀愁。
王绩用到"树树""山山"这样的叠字，阔大的境界中不免含着烦躁，突出了他那种想逃避也逃避不了的生命体验。
第五和第六句还是从首句"望"字中生出。
这时他眼光一转，落在"牧人""猎马"身上，而这些人、马又无不带着"薄暮"的特色：
"驱犊"而"返"，"带禽"而"归"。
人们都有所事事，生活充实，不像他因无事可做而感到空虚。
不过，从作为士族成员的王绩看，其内心世界恐怕还有另一层意思：
一般人只忙于日常生活，谁能理解他忧国忧民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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