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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以礼。

’《论语·

阳货》：

‘女～周南召南矣乎?

微子》:

‘杀鸡～黍而食之。

’《孟子·

告子下》：

‘固哉高叟之～诗也!

’《左传·

隐公元年》：

‘不如早～之所。

僖公三十年》：

‘且君尝～晋君赐矣。

’我们可以随文译为‘治’‘学’‘煮’‘解’‘给’……但不能认为‘为’字本身有这些意义。

”[1]（P422）上述对“为”语义功能和用法的分析，正指出了泛义动词的特征。

在各地方言中，也存在许多极有特色的泛义动词，并发挥了重要的语言功用。

本文以宁海、象山方言中的泛义动词“装”为例，对其做一初步研究。

一、宁海、象山方言中的泛义动词

宁波方言属吴语浙北区明州片（也称甬江片），其本身又分若干小片，其中象山、宁海小片是明州片与台州片之间的过渡性方言。

在宁海、象山方言中存在着独特的泛义动词“装”，使用灵活，语意宽泛，搭配性极强，从吃喝至发生性关系，可“装”之物甚多。

语义包括但不限于“做、弄、办、打、斗、赌、赛、拚、塞、填、欺侮、捉弄”等。

如：

1.吃、喝：

装落去（吃下去）

2.碰杯：

装一记（碰一下）

3.做饭菜并端上桌：

装饭

4.打架：

装其（打他）

5.办、处理：

格事该蛮难装（这件事很难办）

6.做：

让我来装（让我来做）

7.弄：

把衣裳装干净（把衣服弄干净）

8.塞、填：

装进去（塞进去）

9.赌、斗、赛、拚：

勿相信，装装相（不相信，斗斗看）

10.捉弄、欺侮：

其装其（他捉弄/欺侮他）

11.背后造谣中伤：

装其

12.发生性关系：

我装了其（我和她发生了性关系）

上述义项间很难确认语义的扩大、引申、譬喻等关系，其中的“办、做、弄、处理”等意义也说明“装”在使用中意义已经虚化。

“装”具有以下用法：

1.可以带宾语，如：

装噶么？

（干什么？

）

2.可以带补语，如：

装满（填满）

3.可以带宾语和宾补，如：

“装其死”（打死他）

4.可以用状语来修饰，如：

用力装

5.可以连用，如：

你咋装装？

（你怎么办？

此外，还有固定的短语，如“乱装（乱来）”等。

二、各地方言中泛义动词的比较

在不同方言区，泛义动词的使用广泛存在，而动词本身却是各不相同的。

东北方言中的“整”和“造”[2]（P42），南方方言中的“搞”，河南方言中的“弄”（读去声“neng”）[3]（P97），皖北方言中的“剋”[4]（P1），徐州方言中的“玩”[5]（P106），枣庄方言中的“治”[6]（P70），内蒙古方言中的“抬”[7]（P117）等。

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不同的泛义动词已成为不同方言的标志之一。

如象山、宁海方言以“装”为泛义动词的现象，在宁波其他方言区中就不存在，它其实是台州方言的特点之一，因而也清楚地反映了台州方言对象山、宁海方言的影响。

既然这么多方言区都使用泛义动词，那么，这些方言中泛义动词的使用方式和功能是否完全相同呢？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在各地方言中，不仅泛义动词不同，它们的语义边界、用法范围也各有不同。

如在象山、宁海方言中的“装”一般不能表示“插花”等具体动作或精巧动作，没有东北方言中“整”所具有的“使……变得、说出去、传扬”等意义，也没有徐州方言中“玩”形成的诸多固定词语。

如“玩架、玩侃子、玩暄的、玩酒沤头、玩大把戏、玩憨势”等。

除了这些差别，泛义动词在语义虚化、功能语法化和语义边界化等方面是相同的。

所谓“语义边界化”是指泛义动词虽然能代替很多动词，但也有很多动词无法代替。

如“流泪、知道、爱恋、崇拜、尊敬、歌颂”等，以及属性动词如“是”“姓”等，“装”“整”“治”“玩”“剋”“搞”“弄”都无法代替。

因此，将泛义动词称为万能动词或万用动词是错误的。

究其根源，一是因为泛义动词的语法化不完全，其意义覆盖范围仍与其本义和使用习惯有一定关联；

二是因为泛义动词一般不在正式场合使用，意义更偏于虚泛化与生活化。

这也是在注重严谨、雅驯的书面语中，泛义动词的使用受到较大限制的原因。

三、方言与普通话中泛义动词的比较

方言中有泛义动词，普通话中也存在泛义动词，如“干、做”等。

事实上，方言与普通话中的泛义动词往往在功能、语义边界等方面是相同的，普通话中的某些泛义动词甚至就来自于方言，如“搞、弄”；

或者方言中的泛义动词用法渐渐影响普通话，使得相应的词语意义扩大。

如徐州方言中“玩”的“表演、装出、做、较量、暗算”等意义已经融于普通话中，又如东北方言中“整”的“做、办、筹措”等意义和“整事儿”等词语也开始进入普通话，这既体现语言的相互影响与融合，也说明普通话与方言中的泛义动词在产生缘由和功用、意义等方面是相同的。

四、泛义动词的语言功用

泛义动词的语言功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是泛义动词可以根据语境不同，代替众多具义动词，在句子中表达出相应的含义。

泛义动词在具体语境中有具体涵义，而交谈者能轻易地理解，这就说明泛义动词的实际涵义可以通过语境与交谈者互相的理解来具化。

如象山、宁海方言中的“我装了其”，既可能是“打了他、骂了他、逗了他”，也可能是“在背后中伤他”等等，但交谈双方能很方便地根据语境、经历、关系等在理解时换用具义动词，不至于发生误解。

二是泛义动词发挥语法功能，只表示特定的动作，而该动作的内涵丰富，包含许多具义动词，但任一具义动词都难尽其意。

如“开放搞活”中的“搞”字就意味深长，“改革经济管理体制、调整国民经济、推进产权改革、发展多种经营、调整产业结构”等都可以是“搞”的内容，如果不用泛义动词，“搞活”的丰富蕴意就难以准确传达。

又如象山、宁海方言中的“装装相”可以应对对方的任何挑衅、约战、要求，体现了说话者的自信和低调。

具义动词具有词义精确、狭窄的特性，有固定的搭配形式或短语；

而泛义动词则体现出了词义的概括性与丰富性，在用法上也显得灵活而随意，因此，泛义动词在现实交际中的功用不可忽视，使用频率也较高。

五、从语境场理论理解方言中的泛义动词

崔蕾从构式语法角度分析方言中的泛义动词，认为“泛义”和不具有任何意义等同，所以东北方言中的“整”也就等于是“无义动词”，它作为一种特殊的动词性语法成分，使其参与的整个结构符合某种句法要求，它包含的所谓“意义”其实仅由构式蕴含，依靠强制解读过程得到体现，其本身不具有相应“意义”[8]（P55）。

构式语法理论重视研究发话者和受话者有关语法知识在心智中的表征，将一切语言单位视为“象征单位”和“构式”，这两者就是语言系统（或语法系统）在心智中的表征形式，应将句法、语义、语用等因素紧密结合起来对“构式”进行系统分析，从而以其为基本单位对整个语言系统作出全面而又统一的论述。

显然，利用构式语法理论有助于理解泛义动词意义的虚化和在句式构成中的语法作用。

但是，崔蕾的分析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

1.泛义动词本身有其基本意义和语义边界、用法范围，并非完全的“无义动词”，它在使用和搭配上的局限性也说明它不是万能的、完全语法性的虚词，这也正是各方言泛义动词相互间并不能完全互相代替、或互换后意义也会发生变化的原因；

2.泛义动词的产生是自然的生成过程，对于语境有极强的适应性与依赖性，它的编码与解读既是主动的，也是受限的，具有语义表达与语法构成的双重作用。

因此，除以构式语法理解方言中的泛义动词之外，我们有必要引入语境场理论。

“语境场”指在交际过程中交际者所涉及的语境范围，它的核心是交际者的交际目的（即意图）[9]（P43）。

“场”是能量的集合，通过场，事物之间发生着相互作用，接收和发射着能量。

而“语境场”是交际主体所面对的语境与环境的集合，构成语境场的要素包括互相的了解、过往的经历、时间背景、空间环境、语音语调、身体语言、服饰器物等等，这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系统，各要素不断互相作用、相互交织，从而对言语进行补充、暗示、改换。

在现实生活中，交际双方是在一定的语境场中进行交流，言语交际不仅要与语境场密切结合，甚至就“扎根”于语境场，交际双方不仅要以言语为根据，也要将言语置于语境场中来表达与理解。

因此抽象地、孤立地、以言语为中心分析语言，只会导致与日常交际的隔绝，也难以理解许多生动的语言现象，特别是口语和方言现象。

要理解泛义动词的产生和发展，就必须理解方言和口语的语境场。

方言和口语往往发生于特定的语境场，双方的人际关系、周围环境、动作衣饰等都是明确的、互知的，交谈者的交流往往信口而发，没经过深思熟虑、字斟句酌，因此词义虚泛、用法广泛、语法化的泛义动词就具有明显的优势。

同时，在具体的语境场中，虽然泛义动词含混、互代，但交谈者能较容易地通过对话中伴随的情境、语气、手势、动作等的变化和指示明了具体的含义。

如在象山、宁海方言，“在地里种洋芋、在河里洗洋芋、在厨房做洋芋”都可以说成“我在装洋芋”，但听者完全可以通过所处的环境（地里、河边、厨房）和说话者的动作（种、洗、做）等来理解，不会产生歧义。

所以，泛义动词充分借助了语境场的优势，通过语境场来提示、生成动词的实际意义，实现其灵活方便的语言交际功能。

语境场理论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泛义动词，而且可以与构式语法理论相结合，以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维度深化语言学研究，从而更切合日常交际的实际情况。

如借助语境场的指示、补充功能，言语实现压缩、省略、概括等变形，也就造成了语法的变异，表现出了非模块性、非转化性、全面性等构式语法的特征，因此两种理论完全可以互相补充、共同发展。

六、泛义动词的产生与发展

泛义动词是在语境场中，为适应快速变化的社会环境和方便灵活的交际需求而逐渐创造和磨合、衍生、扩散形成的，所以要理解它的发展历程和意义，就离不开语境场。

而在泛义动词出现后，由于其意义的虚化导致其使用的开放性，每当生活中出现新事物需要搭配动词时，人们就顺手拈来，使得其意义迅速膨胀。

所以如果要分析方言中的泛义动词，就应研究该方言的发展脉络、民众使用习惯和当地语言环境，非如此不能透彻认识方言中泛义动词的产生与发展。

至于泛义动词具体为哪个动词，则似乎有一定的偶然性，还需进行细致的语源学探索。

但一般而言，泛义动词本来的词义就较含混，从而为词义的迁移、包容提供了可能。

鲍幼文在《语文学习》1954年第8期的《说“打”》一文中说：

“有些字的引申义比本义多到多少倍，甚至于无法知道它是怎样引申出来的，动词里的打字就是个最明显的例子。

”我们认为，泛义动词的产生比较复杂，既有词义的引申、比拟，也有词义的吸收、合并，仅从词义的引申来理解泛义动词并不合适。

还有学者认为“打”的泛义应该是广义的，即词义广泛，但根据上下文可以确定；

“弄”的泛义是狭义的，即词义广泛，但是在自由结构中许多时候根据上下文仍然无法确定其具体含义，具有典型的泛义特征。

并进而提出：

“泛义动词的‘泛’应该是指词义的‘泛’，而非用法之‘泛’。

泛义动词就是指那些在自由结构中能够取代某些表意具体而且准确的动词，或者在语用环境中无法找到词义精确的词语，或者说话人不愿意使用意义精确的词语时，使用的意义宽泛而不定的动词。

”[10]（P137）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有助于深化对泛义动词的分析与认识，但从整个语言的发展演变来看值得商榷。

泛义动词不同于多义词汇，一般兼具词义广泛和用法宽泛的特点，并且两者互相影响。

如“打”，从语言历史来看就是用法宽泛的动词，随着日常使用的频繁，逐渐形成了较广泛的词义，并能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扩展，如近代以来，特别是当代出现的“打电话、打街机、打电脑、打游戏、打的、打飞的”等等。

同时，伴随着因时代变化而消失的事物，泛义动词的某些意义也消失了。

如《警世通言》卷三十九：

“先生留我，为何要你打短？

”言“揭短，说短处”。

《初刻拍案惊奇》卷十：

“我们小本经纪，如何要打短我的？

”言“扣钱、少给钱”。

《抗日歌谣》：

“老汉今年六十五，年年帮人去打短。

”言“打短工”[11]（P62）。

而这些“打短”的词汇基本在现代汉语中消失了。

再如刘半农《打雅》一文中罗列的“打千里镜”，今天也不再出现了。

我们认为，受语境场的影响，方言中的泛义动词仍有发展的空间，其发展路径可能与“打”近似，将逐渐形成短语，并进入书面语，使得泛义动词与具义动词交相为用，尽显语言严谨准确而又灵动活泼的魅力。

总之，方言中泛义动词的适应性或生命力正是在于它们的泛义性。

正因为具有泛义性，它可以而搭配诸多宾语，表达多种内涵，方便灵活地利用语境场表达或清晰、或含混的意义，避免重复和板滞。

同时，方言中的泛义动词也体现出鲜明的地域色彩、地方人文和民众性格。

如“整”“造”反映出东北群众的豪爽和大大咧咧，而“装”则反映出宁海、象山民众的粗粝和明快灵活。

可见，泛义动词成为方言独特韵味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得到宁波大学刘孔爱菊教育基金的资助，谨致谢忱。

参考文献：

[1]王力.古代汉语[M].北京：

中华书局，1981.

[2]杨春宇，佟昕.东北方言中的泛义动词“整”和“造”[J].大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

（2）.

[3]褚艳.泛动词“整”“搞”和“弄”小议[J].语文学刊，2009，（8）.

[4]王彬.淮北方言中的泛义动词“剋”[J].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4）.

[5]佟秋妹.徐州方言中的泛义动词“玩”[J].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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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董业明.枣庄方言中的泛义动词“治”之探究[J].枣庄学院学报，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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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崔蕾.小议东北方言泛义动词“整”[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3）.

[9]陈勇.浅谈语境场对交际的负面作用[J].外语学刊，2000，（4）.

[10]田明秋.也说泛义动词——以“打”和“弄”为例[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

[11]刘瑞明.论“打、作、为”的泛义动词性质及使用特点[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

（1）.

（邬蔚群浙江宁波宁波大学外语学院315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