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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号称“小李飞刀”的国美副总裁李俊涛调任国美在线CEO。

在刚刚结束的“4·

18”大促当天，国美在线交易额同比增长460%。

“因为这是新的业态，要高度关注。

同时，别的企业发展很快，我们也不能比别人落下多少。

俊涛是精兵强将、国美创业元老，在零售上有丰富经验，调到这个部门（国美在线），能促进这个部门健康快速发展。

值得留意的是，2016年3月31日，国美完成了“整体上市”——国美向大股东购买大中资产、国美非上市零售资产正式完成交割。

张大中一手创办的大中，从2007年底被国美收购，如今终于被纳入国美上市公司。

而此时的张大中，却以国美董事会主席的身份，协调着包括大中在内的国美零售业务的整体决策，真可谓是“历史的轮回”。

不过，相比于陈晓，张大中对自己在国美里的定位，似乎更有分寸感。

曾几何时，上海永乐被国美收购，永乐的创始人陈晓也受到黄光裕器重，一度出任国美的总裁、董事长。

但后来的“黄陈之争”让国美在管理上出现混乱，陈晓也黯然离开了国美。

今年3月31日，国美重组董事委员会。

张大中在担任国美董事会主席、非执行董事的同时，还获任提名委员会委员，可见国美股东对他的信任。

国美今年已明确了“全零售、新场景、强链接”的转型方向。

不仅线上、线下，移动端还要发展十万家微店，并以“国美管家”拓展家电后服务市场；

门店则增强场景式体验。

“欢迎到国美主力门店参观”，一直倡导“店小二精神”的张大中笑着向本报记者发出邀请，态度依然谦和。

“首席店小二”

和同期的很多中国企业家一样，张大中也是那个时代出色的创业者。

1948年3月出生于北京的张大中，据说是“老三届高中生”，曾在北京郊区农村下乡插队，1972年被分配到海淀区供销社工作。

1980年冬天，张大中在自家厨房亲手制作了60台落地灯，卖出后赚了160元，成就了自己的第一笔生意。

1982年4月，张大中注册成立“张记电器加工铺”，这是当时唯一允许私营企业注册的名字。

工厂是自己家、饭桌是工作台，找几个熟人帮忙就开张了。

“张记”以制造音响放大器为主营业务，1988年9月，营业额首次突破10万元。

那时的张大中身兼数职，是操作工也是营业员，是业务经理也是技术员，从照相制版、腐蚀打孔、焊接组装、检测调试直到包装封箱“一脚踢”。

张大中在实践中增长了对成本、利润、价格的认知，也积累了关于生产、管理、服务的经验，小作坊成功了。

1989年初，营业面积仅10平方米的“大中音响公司”在北京西单开业，销售元器件，这是大中的第一家门店。

1989年4月，大中音响公司成立北京第一家专业音响工程部，提供音响工程设计咨询与安装服务。

1992年，大中音响公司营业额突破1000万元。

1999年，大中作为电器专卖连锁店正式起航，2000年大中开出6家连锁店，2003年大中的门店增至32家。

2004年，大中的销售额达80亿元，占北京电器销售50%的市场份额。

同年，大中的天津分店开业，向全国电器连锁转型。

有意思的是，为了对抗国美、苏宁在全国势如破竹的扩张，大中曾联合上海永乐、广州东泽等各地的连锁商，成立“中永通泰”联盟，张大中还曾出任“中永通泰”的董事长。

然而，当时在中国电子商会副会长、全国工商联执委、北京市政协常委、大中董事长和创始人等诸多头衔中，张大中自己最愿“加封”的却是“首席店小二”。

所谓店小二，就是跑堂倌，跑上跑下都是为了给消费者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

有一天，大中一位新员工对一直在店堂内转悠的一位中年人招呼：

“大叔，您到底想买什么电器?

”大叔答道：

“我不买电器，我只是看看大中还需不需要购进什么电器。

”这位大叔正是张大中，老一代的员工曾这样描述他们的老板：

生活俭朴，作风低调，和普通人一样经常独自逛街，很少有车队和随从簇拥出行。

但也许是看到行业整合的趋势不可避免，进入2005年以后，张大中一直想套现离场，从最早百思买对大中收购的传言到随后大中同永乐的官司，以及苏宁对大中的收购谈判，直至最后国美以比苏宁出价高6亿的价格，闪电般地完成对大中的收购。

2008年的春节，对将迎来60岁大寿的张大中来说，当时的成果也许是他最满意的了。

“近东不应对我憎恨”

2007年前后中国家电零售业的整合波诡云谲，谈判过程中，张大中曾跟黄光裕、张近东之间上演过一场“三角恋”，后来苏宁先退出了这一角逐。

“就像男女谈恋爱，错过了。

”张大中回顾往事时说道，当年大中与国美在北京是竞争伙伴，彼此取长补短。

“如果没有我们俩在北京的打拼，不会把别的家电零售企业边缘化。

所以，我发自内心感谢他（黄光裕），当然他也有感谢我的地方。

后来，由于他出的价格比苏宁高，商人嘛，择优而行，像拍卖一样。

”张大中说，“我当时为什么找近东？

因为大家在北京长期竞争，难免碰锅边，所以跟近东谈得比较多。

但是近东比较谨慎，迟迟不签合同，所以给了国美机会。

国美说你说多少钱，我说你必须比苏宁（出价）高20%。

而且，我还问苏宁你要不要，苏宁说对不起，这个数接受不了。

所以，近东作为商人，不应该对我憎恨，我们俩没有签合同。

”

尽管已有近十年没再跟张近东怎么直接交流，但张大中坦言，江浙企业做得比较细腻、考虑问题算得细致，“我们是北方人，有时比较粗犷，所以有时性格上不是特别默契，但是人家（张近东）做企业还是做得很好”。

张大中与黄光裕，也是商场利益角逐中争斗时寸土不让，事过后生出战斗友谊的典型。

2006年4月，张大中和陈晓签署了大中与永乐的《战略合作协议》，结果永乐却被国美收购，闹出1.5亿元定金被大中没收的风波。

在2007年4月举行的“2007国美全球家电论坛”上，被媒体问及时任国美董事会主席黄光裕如何看待大中和永乐的门店时，黄光裕甚至表示：

大中门店含金量比永乐的低很多，无法和永乐相比。

而且在涉及大中和永乐之间的官司纠纷问题时，黄光裕毫不掩饰地表示：

“说得不好听一点，就是没事找事。

大中违背了行业道德，拿了人家的1.5亿，还在那里哭成泪人，搞了一个什么网络调查，伪装成弱势群体。

苏宁有意并购大中电器期间，进行了漫长的并购“摸底”，直至2007年12月12日，苏宁正式宣布退出并购；

2007年12月16日，国美正式宣布获得了对大中股权的独家购买权，购买价格约为36.5亿元。

从此，仇家变亲家，中国家电零售业格局也由“三国演义”变成了“美苏争霸”。

“战斗友谊”

商业故事的戏剧性还不止于此，黄光裕入狱后，复出的张大中反而成了国美的“定海神针”。

张大中表示，本来把大中卖给国美后，他就完事了。

后来，由于陈晓（曾任国美董事长）离开，黄光裕想找一个临时的董事会主席。

“考虑到曾经作为竞争对手时，我们俩肯定天天研究对方的举止，他对我底子比较熟悉，觉得我比较可靠。

五年前，张大中接任国美电器董事会主席一职，并担任非执行董事。

本来卖了大中电器，套现巨额财富的他，投点项目日子也可以过得很轻松，为什么在花甲之年还要重回竞争激烈的家电零售业“受累”？

张大中不太认同“受累”的说法。

他表示：

“搞企业这么多年，他（黄光裕）后来委派我的这点事，是非执行董事，应该是站脚的事，不是很牵扯精力，所以我应该理所当然地接受，同时大家在这个业态里耕耘了很多年，也结下了战斗友谊。

“我们都是八十年代起家，我搞制造，他搞销售，大家在九十年代中期有了交集，后来家电连锁的商业模式越来越雷同。

在发展的步伐上，他年轻，在全国跑得快；

我对北京熟悉，在北京圈得大一点，各有特点。

”张大中回忆道。

作为国美上市公司董事会主席的张大中，与国美的“老板娘”杜鹃、国美总裁王俊洲，他们之间在决策、分工中又是如何配合的?

张大中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国美电器只是国美控股旗下业务的一部分，在“大国美”的层面，“国美控股有一个重大决策委员会，主席是杜总（杜鹃）。

我是国美电器香港上市公司的董事会主席，董事会有什么事，我负责召集，让议题在董事会合理运转，并且获得通过；

俊洲他们是管理层，负责具体操作的，这三股力量配合还是比较默契。

对于在国美决策中起的作用，张大中坦言，自己有时会看到黄光裕，“重大决策还要跟他沟通一下”。

谈及黄光裕的状况，他幽默地说道：

“挺好，经常除除草。

一位国美的中层干部表示，平时很少有机会与张大中直接沟通，毕竟“张总更多地在董事会的层面”。

从目前国美的董事会成员看，大部分都是非执行董事和外部的独立董事。

以这个角度看，在行业里德高望重、为人谨慎谦和的张大中，更多地扮演着稳定国美上市公司董事会的作用，毕竟黄光裕和国美董事会已经历过“黄陈之争”的阵痛。

对张大中来说，能看着自己一手带大的孩子“大中电器”，伴随着国美事业的发展壮大而健康成长，也是一件乐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