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类效益的辨析与综合初探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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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类效益的辨析与综合初探Word格式.docx

  

(二)生态效益的内涵

  生态效益是人类开展社会经济活动所占用与耗费的自然资产及引起自然生态系统变化效果的对比。

人类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干扰,归根结底是对自然资产的占用与耗费,主要分为对资源的耗费与对环境的影响。

所引起的自然生态系统变化效果包括:

减少或增加自然资源、破坏或保持生态平衡、对环境产生有利或不利影响等。

至于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中所引起的自然能量与物质的转换效率,是在我们可统计、核算的生态效益背后发生的自然过程,需要通过科学技术来加以认识与掌控。

  (三)社会效益的内涵

  社会效益是一个很难统一界定、远远没有达到理论共识的概念。

本文对已有的说法进行归纳,大体分为五类:

第一,将社会效益归结为外部间接经济效益,即无法直接用货币来计量的经济效益。

该分类包含两种情况。

一是将社会效益作为企业直接经济收益以外的收益,如企业声望、信誉等。

二是将社会效益视为企业承担社会义务所增加的资源或给社会带来的收入,如,某企业吸收残疾人员或社会待业人员就业,便是为国家增加人力资源,减轻国家支付大量救济金的财政负担,从而为社会带来收入。

这里的社会效益概念被用于企业,说明企业在主要创造经济效益之外还有非经济效益。

第二,将社会效益看作从社会、国家的角度来看待的价值和作用,而不是从资金投入与行为主体的经济收入来看待的价值和作用。

或者说是能够给他人创造收入、减少损失但不能转化为投资者财务收益的带有社会性、公益性的效用。

第三,将社会效益作为对社会发展进步、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两个方面产生的影响。

或者说社会效益是指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对社会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或产生的有益效果。

这一概念等于将经济效益纳入社会效益概念之中。

进一步地说,广义的社会效益包括政治效益、经济效益、思想效益和文化效益等。

第四,将社会效益作为相对于个人、家庭、集体等局部性效益的概念,包含有全局性效益的内涵。

按照这类说法,凡是国家考虑的如推动科学技术进步、保护自然资源或生态环境、提高国防实力、保障国家和社会安全及改善人民物质、文化、健康水平等方面所起的作用,都属于社会效益。

这是从效益层次上提出的社会效益概念。

第五,将社会效益归结为教育、医疗、卫生防疫、出版、图书馆和档案部门、软科学研究等非物质生产部门的贡献。

鉴于本文探讨的社会效益是出于总体上认识的综合发展效益,论述的角度是将发展视为三个系统的运动,即经济系统、生态系统、社会系统的综合演变,因此,本文将第五种说法从理论上加以扩展和提升。

即,社会效益是指以人的生产与再生产为内容,包括人在经济生活之外的社会生活的效益,它反映人们在追求社会性目标过程中,所有投入、努力与所获社会效果之间的对比。

社会效益的内容不能仅从教育、医疗卫生、出版、图书馆和档案、软科学研究等非物质生产的“部门性社会贡献”来把握,而要从人的生产与再生产的总体收益来把握,是人在社会生活中作为发展主体力量,其生命成长、能力形成、精神感受的各类效益。

社会效益应当是社会系统中效果与投入之比;

在一定的社会投入条件下,取得的社会效果越大,则社会效益越大。

  (四)三类效益的区别与联系

  虽然三种效益在内涵上存在着一些不同,但从本质上看,三类效益都是广义的社会效益。

经济效益是创造物质财富的效益,创造物质财富本身就是社会行为;

生态效益关联着社会经济活动所涉及的自然资源与自然环境的变动。

可见,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都是社会性的概念,虽然生态效益的内容完全从自然因素来表现,但离开社会的角度,自然因素本身是谈不上效益的。

除开这两方面,有关社会主体即人的生产与再生产、有关社会和谐的效益就成为狭义的社会效益的内容。

  (五)三类效益理解上的误区

  第一,要分清“投人”与“代价”概念上的歧义。

对经济系统而言,人们理解中的“投入”与“代价”是一致的。

但涉及到生态与社会系统,人们通常所说的“生态代价”与“社会代价”却不是“投入”的含义。

“生态代价”不等于“生态投入”,“社会代价”也不等于“社会投入”。

人们一般所说的“生态代价”与“社会代价”,实际含义是“生态负效果”与“社会负效果”,用于说明在追求经济效果的同时,产生了这两类负效果。

对于经济效果而言,这两类负效果就是“生态代价”与“社会代价”。

第二,要理清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概念中的误区。

经济效益作为经济投入与经济产出之比已经得到广泛认同,但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尚未普及运用,人们对它们的理解往往偏离效果与投入之比这一内涵。

主要有两种偏离,一是将投入当成效益,如,用于生态建设或社会事业发展的财力投入,这些投入占经济总投入的比重或人均投入的数量。

二是将效果当成效益,如,森林覆盖率、教育与医疗发展规模等。

其实,前者只是表明社会对生态与社会问题的重视,后者只是生态建没与社会建设的成就,它们都不是效益的概念。

两种误区的出现有其必然性。

在经济建设领域,社会必须从粗放型增长进入集约型增长阶段,经济效益成为主要追求目标。

而在生态建设与社会建设领域,当前强调的是建设本身的规模与建设成就的数量,真正的效益观念只是初步强调。

但在理论探讨上,不能陷入误区。

  二、三类效益的构成

  

(一)经济效益的构成

  经济效益指标涉及经济投入和经济产出两部分,而构成经济投入与经济产出的内容应当是具体的、可计量的。

用于经济投入的生产要素主要包括劳动力、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它们分别转化为可以核算的劳动与物质资本。

劳动以在岗人数或劳动时间来计量,物质资本以货币价值量来计算,其中可以单独抽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如能源、土地,并以其计量单位计算。

所有经济投入都可以通约为货币资本。

同时,成为经济产出的社会有用产品和劳务,也要转化为可以核算的生产值。

  

(二)生态效益的构成

  生态投入是指某一范围内自然资产的占用与消耗;

生态产出是在生态投入相同范围内,以经济产出为基数,以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值为系数,两者乘积或两者乘积的倒数。

公式分别为:

公式1:

生态产出=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值×

经济产出;

公式2:

生态产出=1/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值×

经济产出)。

其中,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分为对环境的影响与对资源的影响,有正、负、中性(其数值为零)三种,需要分别评估后再相加。

对环境的影响包括对大气、水体、空间占用三方面。

假定空间占用的影响暂时忽略不计,那么对大气与水体的影响,只有在生态建设中生产出生态产品时才有正数影响值,只有零排放污染的产品生产才有中性即系数为零的影响值,绝大多数的产品生产都应是负数。

对资源的影响分为对可再生资源的影响与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影响。

凡是使用不可再生资源的生产,其影响值都是负数;

凡是超出可再生资源再生能力的生产都是负数。

然而,这样界定的结果是,现在的经济发展多数伴随生态负效益。

因此,可以在数值评估上加上一个限制:

承载力,只有超出自然承载力的不良影响才是负值,从而减少生态负效益的范围。

以上两个公式分别适用于不同情况:

公式1适用于影响值为正数和零的情况,公式2适用于影响值为负数的情况。

也就是说,对于生态系统有良性影响的经济产出与生态产出是正比例关系,如,植树造林,森林首先视为经济产出,它的量越大,生态产出就越大。

对于生态系统有负面影响的经济产出与生态产出是反比例关系。

如,某种产品的产出同时带来一定量的温室气体排放,其影响值的负系数一定,则经济产出越大,负的生态产出就越小。

上述构成方式表明,生态效益概念是服务于社会经济运行的。

从理论上说,绝大多数的产品生产都只能是负生态效益,如果对生态系统的不良影响一定,那么经济产出越大,表明负的生态效益就越小。

生态效益的概念实际上就是要求我们在社会物质生产中,以尽量小的生态代价来获得足够的经济产出。

同时,社会还要从事生态效益为正的物质生产,如种草种树、节水设施、环保建设、垃圾转化、新能源开发等等。

  (三)社会效益的构成

  研究社会效益的构成,首先要对社会效果与社会投入进行界定。

社会效果作为“人的生产与再生产的总体收益”,既有生理性的,也有社会性的。

生理性的效果包括人的寿命、健康,它们是大自然与社会共同作用的结果。

社会性效果包括人力资源的培育与利用、人身安全与和谐、人的尊严等。

社会投入除了包括社会系统中投入的人、财、物力,还应当包括社会承诺与社会动员(不包括人、财、物力),后两者在一定意义上比前者还重要。

社会承诺是指社会领导力量向全体社会成员提出的远景规划所要达到的基本目标。

目标一经作出,就意味着要承担兑现的责任,含有礼会领导力量背负对全体社会成员思想债务的意义。

社会动员是指社会领导力量为带领全体社会成员实现所承诺的目标而付出的组织代价、政治思想上的动员工作代价以及政治、军事、法律上的保卫代价。

在支付与耗费了社会承诺和社会动员之后,如果取得的社会效果不大,社会效益也就不高。

  三、三类效益的度量

  

(一)经济效益的度量

  经济效益的度量在现实生活中已经广泛运用,可根据度量目的而选用分子或分母。

如果要度量总投入与总产出,只能选用价值化的指标:

资金代表所有投人的各类生产要素的加总,生产总值代表所有产出的社会有用产品的加总。

该指标以资金占用或资金耗费为分母,生产总值为分子,经济效益指标是资金生产率。

如果要度量单项生产要素投人下的总产出,分母可以是实物量。

如,劳动耗费下的经济产出,经济效益指标就是劳动生产率;

度量一定土地占用或者一定能源耗费下的经济产出,则经济效益指标就分别是土地生产率或能源生产率。

  

(二)生态效益的度量

  生态效益的度量关键在于如何寻找自然资产投入与生态产出的数值。

当前,我们还没有自然资产总投入的计算方法,可量化的只是部分单项自然资源的消耗,如,原料、能源的消耗可以用价值量计算,能源消耗与土地占用可以用实物量计算。

生态产出度量中经济产出方面,要对作为劳动成果的生态产品做价值估算。

生态系统影响值是没有单位的系数,但是得出这一系数无法直接取得实验数据,而是需要科学界专门机构根据各种信息综合测评、共同商定。

在没有获得严格意义上的生态效益量值时,社会通常代之以一定时期、一定范围的生态成果或生态实绩来间接反映生态效益。

于是,一方面是在经济成果有较大增幅的情况下,一些主要的单项生态资源消耗没有增加,这说明生态效益有所提高;

一方面是国民收入水平非减情况下,社会的生态财富出现增量,环境状况呈良性变化,这说明生态效益有所提高。

  (三)社会效益的度量

  社会效益构成中的社会投入与社会产出都是难以量化的。

在社会投入中,只有投入到社会领域的人、财、物力才能量化,它们都是以社会效果为产出目的的经济投入。

真正说明社会投人的“社会承诺”与“社会动员”很难用确定的数量来表现。

因此,现阶段只能暂时以社会系统中经济投人与社会效果来对比。

这样计算的社会效益是不完全的社会效益。

社会效果的度量或者是某一社会部门的社会效果,应按照该部门专门的计量方式来算,或者是一国某一时期总体的社会效果,如,理论界设计的综合社会效果:

人类发展指数。

某一社会部门的社会效果除以该部门的经济投入,得出这个部门的不完全社会效益;

总体社会效果除以国民经济用于社会的经济投入总量,就得出一国某一时期总体的不完全社会效益。

社会效益度量的不完全性还在于社会投入与社会产出的计量中,通常只对“量”进行计算,而避开了对“质”的计算。

以教育事业为例,人们一般注意的是当前对教育领域的投入规模以及教育事业的发展规模,而不计算规模以外的效果。

简单地说,教育事业的发展规模就是学校的数量规模、教师数量与学生入学数量。

但实际上,只有通过教育大众化的发展,实现教育机会均等化,追求社会上的人力资源成长,才是从社会效益意义上看问题。

曾任世界银行副行长的温诺?

托马斯就认为,在人口自然分布均等的情况下,在同一国家内教育机会的严重不均等将是最大的浪费。

教育机会不均等使国家的教育投入变成富裕阶级的奢侈品,对于社会发展的收效甚微。

此外,不正确的教育理念使学生耗费大量的社会教育资源与自己的时间精力,却在人才成长方面收效甚微。

这种效益低下无法用规模增大来弥补。

  四、对三类效益的追求要持科学的态度  

  虽然三类效益的本质都是社会效益,但三者追求的目的并不同。

经济效益追求的目的是以尽可能少的经济成本提供满足社会成员生存、发展、享乐的物质资料。

生态效益追求的目的是以尽可能少的生态成本支撑社会发展,不能超出自然资源消耗限度与自然环境承载力。

社会效益追求的目的是以尽可能少的社会成本,提供“人的生产与再生产”所需的服务,实现社会生活的和谐、安全,以优良的社会环境塑造优良的社会成员。

其中,经济效益的提升取决于社会生产中“人尽其才”与“物尽其用”两大因素。

如果人力资源配置,社会分工与劳动分工合理、优化,人的积极性充分调动,就能提升经济效益;

如果生产资料配置合理、优化,各类机器设备与原料材料的质量不断改进,就能提升经济效益。

综合性经济效益的提高取决于科技发展水平、组织管理水平;

前者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后者主要反映人与人的关系。

理顺与改进这两类关系,都与社会生产两层制度有关:

微观的企业制度与宏观的经济体制。

在追求经济效益的社会运动中,如果社会出现了新的科技革命与新技术产业化的图景,国家的产业结构或产品结构就可能从计划和市场双重推动下,调动社会更多的资源进行重大调整,经济效益指标将有一个攀升。

如果企业通过学习效应、制度创新,在经营管理的组织形态、业务水平与经营战略的进步上,产生了社会性的汇集,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指标将有一个攀升。

如果党和国家出于发展决策,实行一项重要的体制变革与政策变更,并带动经济效益的取得,那么在一段时期内所调动的社会能量可能在经济、社会效益上达到一个高度。

这些对经济效益追求的描述适用于全局的、长期的经济效益,其中没有任何损害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因素。

但是,对于追求局部的、短期的经济效益,就不完全适用了。

提高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压低劳动报酬,都可能提升经济效益。

掠夺性地开发自然资源也能提升经济效益。

对于市场竞争,无论在企业问、地区间、国家间,都会有多种提升自己经济效益、损害别人经济效益的做法。

所有这些,都要分辨清楚。

没有争议的是,对生态效益或社会效益的追求,必然要反对片面追求局部的、短期的经济效益。

但现在面临的重要问题是在追求生态效益或社会效益时,会产生限制经济规模与经济发展速度的要求,这对提升全局的经济效益将带来限制,昕以国家要统筹安排。

因为这种限制要求是为了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归根到底还是有利于追求长期的经济效益。

  上述对经济效益追求因素的论述,在很大程度上也适用于对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的追求。

区别存于三点:

(1)在提高科技发展水平和组织管理水平、改进相关制度的过程中,要支持“以人为本”、生态优先的原则。

(2)生态效果与礼会效果的短期或长期利益评估,经常不是一次性认识就能解决的,可能需要长期实践。

当前认识到的效果很可能只有短期利益。

科学的评估有赖于各种学科的不断进步。

(3)后两个效益的追求还要有独立的建设与发展措施。

为此,应争取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建没“四位一体”的全面进步。

  五、三类效益的综合

  效益都是用指标来度量的。

各种指标分类构成三类效益。

既然三类效益都是广义的礼会效益,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它们就有综合的可能。

三类效益的综合方式主要有三种:

一是改进经济效益指标,使其具有生态效益或社会效益的内容。

如,在社会总产品的增长中,增加绿色产品的比重;

在能源比重中,增加可再生能源的比重;

将基尼系数作为经济效益的重要指标,使社会效益融人经济效益指标。

二是分别设置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指标,使之与经济效益指标并存。

三是设汁复合型效益指标。

如,能源消耗系数即国民生产总值与能源消耗总量比,就是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综合指标。

具体如下:

  

(一)改进经济效益指标

  改进经济效益指标的方向在于从肓目追求增长数量转向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

增长质量由两方面内容决定:

一是体现增长的效率,能够在同等产出情况下减少投入或在同等投入条件下增加产出。

无论哪种情况,都表明有效率的增长就是节约型的增长,而节约生产要素、劳动等投入下的增长效率提高就已经包含了生态因素。

二是体现增长的结构优化。

不是复制原有落后结构的增长,而是在结构升级中增长。

当代先进产业结构的主要方向是生态化与信息化发展。

前者直接体现生态效益,后者适应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信息技术产品市场不断扩大的趋势,其产品的价值量高,可以在较小的生产规模与物质投人情况下获得更多的国民财富,进而间接体现了生态效益。

  

(二)设计经济――生态二维系统的复合型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是最成熟的概念,对经济效益进行生态化改造,提高这一概念本身的综合发展含量,是提高社会经济发展指标衡量科学性的最简捷、最实用的办法。

经济效益指标生态化改造有三种方式。

一种是经济效益的产出不变,还是“社会有用产品和劳务”,而对投入的内容进行扩展,增加生态性投入,即包括经济成本与可核算的生态成本在内的全部投入,进而使经济效益转变为生态经济效益。

宏观生态经济效益指标反映了一国为获得一定量的有用产品和劳务,耗费或占用的劳动、资本、土地、能源、水资源、金属矿产等等。

在微观上,要通过生态性成本内生化的政策措施,使微观经济效益指标逐步转化为微观生态经济效益指标。

生态经济效益指标体现了“追求一个系统的效果,衡量两个系统的成本”这样的构成。

暂时将发展目的限于取得社会有用产品与劳务即物质财富上,只不过加上了生态制约的衡量内容。

如果国家为取得这个直接经济效果而付出的劳动、资本、土地等总量过高,反映在生态经济效益指标上就肯定低。

然而,这还不能衡量完全的综合发展效益。

另一种是经济效益的投入不变,投入还是“生产要素的耗费与占用”,而将产出的内容扩展为经济效果与生态效果两方面。

这样的生态经济效益指标反映了经济建设包含有生态建设的双重成就。

在宏观上,这类生态经济效益指标可用于考核全国与各级地方的双重建设成就,拓宽了“政绩”的含义。

当然,其局限性是明显的。

由于没有计人生态性投入,可能使生态财富的增加与耗费两相抵消,导致政绩虚高。

第三种经济――生态二维系统的完全复合型效益指标是将以上两种方式结合起来。

以经济投入与生态投入为综合代价,以经济效果与生态效果为综合效果,完全体现“追求两个系统的效果,衡量两个系统的代价”的构成。

  (三)设计经济――社会二维系统的复合型效益指标

  这类复合型效益指标在基础理论研究上要远远落后于生态经济效益指标。

目前,部分经济指标已经包含着社会效益的内涵,如,恩格尔系数、基尼系数可视为初步的经济――社会二维系统复合型效益指标。

鉴于“社会投入”还无法量化,可以先设计如下指标:

在经济投入基础上能够取得经济与社会两方面成果的指标,反映“追求两个系统的效果,衡量一个系统的成本”的构成,实际就是“少花钱、多办事”,既要有经济意义,也要有社会意义。

然而这种指标也仅仅是权且用之,其缺陷非常显著:

既不能解决两个系统的效果相互矛盾的问题,也不能反映礼会投入的代价。

对此,只能在发展目标上寻求综合平衡发展,对经济发展指标与社会发展指标采取统筹安排的方法。

  (四)设计三维系统的复合型效益指标

  这类指标在理论上应当反映“追求三个系统的效果,衡量三个系统的代价”。

由于“社会投入”还无法量化,现实生活中只能是“追求三个系统的效果,衡量两个系统的成本”,即以经济投入与生态投入为综合代价,取得经济、礼会、生态三方面的综合成果。

此项设计应先以经济――生态二维系统的完全复合型效益指标设计中的两个系统综合代价为投入项,再以三个系统的效果加总数值为产出项,两项相比即可。

产出项的计算有两种方式:

一是选择有代表性的单项经济效果、生态效果与社会效果,分别对每个单项效果设定权数,进行加权综合。

二是选用反映三维系统共同的综合效果值。

设计这一综合效果值目前是一个世界性的研究课题。

国内外的已有成果都是从“可持续发展”人手,分别设计了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体系。

但指标体系是不能直接作为产出项来计算复合型效益的,还需要产生一个单项指标,而这还需要理论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责任编辑:

杜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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