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学术大典中国科学技术哲学》doc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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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科学和技术史以及其他以科学和技术为研究对象的学术研究领域
二、20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哲学发展历程
1．1930年代以前的“科学为本”阶段
1）“科学为本”观念的形成
2）“科学为本”观念的支配性影响。
2．30年代和40年代的多种流派竞争阶段
1）科学派的成就和影响
传统的科学启蒙性著作
西方科学哲学的翻译介绍
科学哲学的专业性研究成果
2）自然辩证法的传播和发展
自然辩证法著作翻译出版
自然辩证法学术组织和学术活动
3）玄学派的延续
3．50、60、70年代至80年代初中国自然辩证法学派成形和发展阶段
1）“文化大革命”前的奠基阶段
制定自然辩证法远景规划
不断涌现的学术研究成果
2）“文化大革命”的曲折阶段
3）“文化大革命”后的快速发展阶段
4．80年代中期以后的国际化开始阶段
1）国际化基础
2）专业性成果与对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反思
3）国际影响
三、20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特色和影响
1．影响20世纪中国的社会进程和民族精神
2．现实关怀的基本品格
3．人文关怀的优良传统
zhongguokexuejishuzhexueyanjiu
（PhilosophyofScienceandTechnology）
20世纪是科学和技术突飞猛进的世纪，同时也是对科学和技术本身进行前所未有的反思的世纪。
现代西方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就是对科学和技术进行哲学反思的学科。
但由于对科学和技术的哲学研究必然受到科学和技术发展状况的制约，必然涉及到科学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历史等各个方面的关系，更由于这门学科在中国发展的实际现状，科学技术哲学这个术语在20世纪的中国出现得很晚而它实际指称的内容却很宽泛——不仅仅指称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而是常常被用来指称以科学和技术为对象的几乎所有学科和研究领域。
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体系
科学技术哲学这个术语所指称的内容在中国远远超出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的范围，它有时甚至包括几乎所有以科学为研究对象的学术领域。
这一方面是由以科学和技术为研究对象的各个学科领域在中国发展的实际情况所决定的，另一方面也可以从20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主要学术来源及其在20世纪中国的影响和作用得到说明。
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主要学术来源
20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哲学主要有三大学术来源：
①现代西方科学哲学及其学术传统；
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辩证法传统；
③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自然哲学传统。
正是这三大学术渊源的不同影响和作用，构成了20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学术面貌和学术体系。
现代西方科学哲学及其学术传统现代西方科学哲学主要研究科学认识和方法问题。
但其学术传统可以追溯到古代西方自然哲学和近代西方自然哲学与自然科学哲学。
古代西方自然哲学古代人类已经对自然形成了有相当哲学深度的看法。
公元前4000年中叶的埃及，不仅开始出现了相当先进的天文学而且逐渐形成了以哲学思辨形式论证世界创造的神学学说和把水当作万物始基的朴素观念。
古巴比伦的高超数学技巧和《巴比伦史诗》等杰作体现出古代巴比伦人对宇宙形成最终原因和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入思考。
而古希腊罗马的自然哲学则已相当成熟。
在希腊早期，米利都学派和伊奥尼亚自然哲学都着力于探讨万物的起源，毕达哥拉斯学派和爱利亚学派则把这种对自然本原的探讨发展到抽象的逻辑推理和论证阶段；
到公元前5世纪后期，恩培多克勒提出四元素学说并发展了宇宙漩涡运动起源说，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提出了原子论；
从赫拉克利特开始到希波克拉底学派，都有对认识自然的科学方法的探讨。
经过苏格拉底，柏拉图的自然哲学已经在自然的本体学说、宇宙演化理论和认识自然本体的方法等各个方面形成了系统的理论，对近代和现代的哲学与科学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而亚里士多德则对当时已知的所有自然科学知识作了总结并系统化，同时综合古希腊哲学形成了长期支配西方科学和哲学发展的庞大的自然哲学体系。
近代西方自然哲学和自然科学哲学文艺复兴时期，伴随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新文化的兴起，出现了以泛神论形式出现的反对超自然神的宗教观、肯定物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否定非物质的灵魂实体的自然哲学。
在随后的近代科学革命中，以波义耳、牛顿等人的自然科学成就和他们的自然哲学思想为基础，形成了以培根、霍布斯、洛克、贝克莱和休谟为代表的经验主义自然科学哲学的强大学术传统。
与此同时，以笛卡尔、斯宾诺莎和莱布尼兹等为代表的理性主义自然科学哲学强调感性经验的不足和理性认识的意义，并形成现代科学哲学中逻辑演绎的主要来源。
经过法国18世纪唯物主义自然哲学和德国古典自然哲学的发展之后，终于出现了以孔德为代表的放弃形而上的本体论哲学内容而完全专注于感知现象的经验事实和实证科学研究的实证主义，实际形成了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的最早形态。
而以马赫和彭加勒等人为代表的经验批判主义对实证主义的传统科学观念的批判则已经完全进入了20世纪西方科学哲学的范畴。
现代西方科学哲学从孔德的实证主义开始，科学哲学便不再着力于宇宙本源或事物终极原因的探讨，而着重研究科学认识的基础和方法方面的问题。
继经验批判主义之后，既强调经验又强调逻辑的逻辑实证主义成为20世纪早期科学哲学的主流。
与此同时，皮尔斯、杜威等人的实用主义哲学，以及受其影响而产生的以布里奇曼为代表的强调科学概念的可操作意义的操作主义也有很大影响。
自称为“证伪主义”的波普尔科学哲学对实证主义的批判对科学哲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库恩强调人的价值观念和社会文化对科学活动的影响对科学哲学基本观念的改变更加巨大，再加上奎因、赫斯、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夏皮尔、劳丹、本格等人的科学哲学思想，就构成了20世纪西现代方科学哲学的主要内容。
进一步看，现代西方科学哲学在围绕科学认识和基础和方法的研究方面主要探讨以下问题：
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问题，试图通过确立科学的范围、方法和目标等说明科学不同于非科学的特征；
理性和价值在科学中的地位及科学的客观性问题；
迪昂-奎因论题，关于经验证据和科学方法有限性的讨论；
从有限的科学观察和证据作出普适性的科学定律和理论的归纳推理有效性问题；
科学理论的确证问题；
科学理论的解释模式；
科学定律的特性；
科学理论的还原；
科学研究对象的经验论与实在论之争等等。
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它与现代西方科学哲学同样继承了古代西方自然哲学和近代西方自然哲学与自然科学哲学的学术遗产，但走了一条与现代西方科学哲学完全不同的发展路子。
西方古代和近代的自然辩证法传统西方古代自然哲学中具有丰富的自然辩证法传统，赫拉克利特的流变学说和恩培多克勒的四元素学说就是代表，而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体系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自然辩证法资源。
西方近代自然哲学中，法国18世纪唯物主义的自然哲学对一切超自然原因的否定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的唯物主义来源，其强调自然规律的思想也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寻找辩证规律的先导性思想；
德国古典自然哲学更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的直接来源。
康德哲学不仅有了辩证观而且用它刻画出了一幅关于宇宙结构与发展的演化图景，赫尔德进一步发展了自然界演化的思想观念，谢林进一步用思辨方法揭示自然界的辩证发展过程，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体系把辩证法推向了成熟阶段，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诞生创造了直接的条件。
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的创立继承法国18世纪唯物主义和德国古典自然哲学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觉把自身建立在19世纪自然科学和技术发展的基础上。
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认真学习和系统掌握了数学、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知识，深入研究科学和技术发展的历史、科学和技术发展的社会环境条件、科学和技术发展的特殊规律、科学和技术的社会功能，对自然科学进行哲学总结和应用。
对自然界和自然科学的辩证研究形成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
恩格斯逝世前将自己一部未完成著作的全部论文和札记分束存放时标上“自然辩证法”字样，成为这一马克思主义分支学科名称的来源。
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在20世纪的发展把恩格斯标有“自然辩证法”字样的未完成著作以《自然辩证法》为书名首次发表是在苏联。
从此，苏联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的宣传和对科学和技术领域中各种哲学问题的研究都相当有声势和影响。
20年代即有所谓“机械论学派”与“辩证论者”的著名论战，科学家、哲学家和列宁等党的领导人都牵涉其中。
苏联在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的经典著作出版方面，在基本理论研究方面，在科学认识论、科学方法论和科学逻辑的研究方面，尤其是在各门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争论方面，都有非常丰富的学术内容。
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在日本等国，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也得到相当大的发展。
中国在20年代末开始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的著作，50年代以后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和发展。
1956年制定全国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时，把这门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自然的辩证法和自然科学的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支学科定名为“自然辩证法”，从此得到对中国社会很有影响的大发展，形成了自身的特色，同时彻底改变了中国科学技术哲学这门学科的面貌。
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自然哲学中国古代哲学有着关于宇宙本原、关于万物构成、关于自然界及其根本规律的丰富思想。
道、墨、名、儒各家的发展变化观、阴阳观表现出丰富的辩证法特征。
伴随西方科学和西方自然科学哲学的传入，中国传统哲学走向衰微。
然而，作为一种文化底蕴，它不仅从各方面对国人的自然观、科学观发生重大影响，而且影响着现代西方科学哲学和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对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现实结构产生较大的影响。
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学术内容
1949年以前，中国的科学技术哲学还没有形成体系性的完整学科，1949年以后，由于马克思主义在学术领域的绝对统治地位，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曾一度几乎彻底取代了现代西方科学哲学在中国的存在，连科学哲学的名称也被“自然辩证法”完全代替。
这一事实影响的一个结果是，直到20世纪末，“科学技术哲学”这一名称取代“自然辩证法”这一名称时，它实际所包含的内容仍然可能很庞杂。
①科学哲学或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这是在现代西方科学哲学意义上的用法，研究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研究的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问题、理性和价值在科学中的地位及科学的客观性问题、迪昂-奎因论题、归纳推理有效性问题、科学理论的确证问题、科学理论的解释模式、科学定律的特性、科学理论的还原和科学研究对象的经验论与实在论之争等等问题。
②自然哲学这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的传统研究内容，主要研究自然界的辩证法，即研究自然观。
例如，研究物质观和时空观，以物质、意识、运动、系统、信息、空间、时间等在自然界的自然表现为主要内容；
研究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和原因与结果、本质与现象、必然性与偶然性、结构与功能、有限与无限、可逆与不可逆、共性与个性、统一与多样等在自然界中的表现等。
③自然科学方法论和现代西方科学哲学有相当重叠。
主要研究科学的经验认识方法如科学观察和科学实验，科学的理论认识方法如概念、命题、推理、假说、模型、比较、归纳、演绎等，理论检验逻辑及假说评价与选择，科学知识发展的一般规律与发展模式，科学研究这种认识过程的基本特性如科学认识与客观自然的关系、科学认识与科学实践的关系、科学认识中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等。
④科学论即以“科学学”、“科学社会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等名称表示的各种对科学的社会研究。
⑤科研管理即科学计量学、科学和技术政策、科学情报等等。
它们有时被包括在科学论的名称之下。
⑥各门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哲学问题如数学中的哲学问题、物理学中的哲学问题、化学中的哲学问题、生物学中的哲学问题等等。
⑦有时还包括科学和技术史以及其他以科学和技术为研究对象的学术研究领域。
20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哲学发展历程
尽管在1894年甲午战争以前西方科技进入中国还主要停留在船坚炮利层次，更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对科学的哲学思考，但是，19世纪末严复对进化论思想武器的运用，显示出对科学的理解和把握已有相当的哲学深度。
20世纪初，严复对西方资产阶级理论的介绍、对“科学为本”观念的阐述和对科学方法论的研究，表明中国人开始了在哲学和理性高度上对科学进行审视和研究。
这就开始了20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历史。
1930年代以前的“科学为本”阶段
19世纪末，不仅西方科学完全超越洋务运动时期船坚炮利的水平传入中国，而且进化论思想和实证主义哲学观念也传入中国，其结果是在中国产生了对科学的哲学思考，并产生出有中国特点的“科学为本”的思想。
“科学为本”观念的形成严复在中日甲午战争后就开始阐述科学为“西学命脉”、国家富强之源的思想，1902年明确批判“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提出了“科学为本”论点，把科学视为西方文明的根本和非西方民族保种救国的药方。
严复等人得出这一论点，不仅是由于他们对中国和西方文化与社会进行了对比研究，而且由于他们吸取了西方科学哲学的已有成果。
不仅严复翻译出版《穆勒名学》和耶方斯《名学浅说》等科学逻辑和方法论著作，研究科学方法论问题，而且梁启超也介绍培根和笛卡尔学说。
“科学为本”观念的支配性影响“科学为本”这一论点代表了20世纪初中国人对科学的哲学认识最高水平，成为支配20世纪初中国思想和社会的主要革命性观念。
从世纪初的革命领袖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启蒙领袖都是以此观念为基本指导的。
1915年中国科学社创办《科学》杂志相继发表任鸿隽、杨铨、胡明复等人介绍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分类、科学的人生观等方面的文章，1916年《新青年》杂志高扬“德先生”和“赛先生”大旗，都具有“科学为本”的思想观念底蕴。
1923年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与其说是对“科学为本”观念的挑战不如说是对这种观念的进一步宣传。
尽管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论战中已经显露风采，但当时和随后发表的科学启蒙性著作基本是非马克思主义的。
如1920年王星拱的《科学方法论》、1924年张东荪的《科学与哲学》、1925年丁绪贤的《化学史通考》、1927年罗志希的《科学与玄学》、1928年郑太朴的《科学概论》和王则森的《科学认ABC》、1929年张东荪的《新哲学论丛》、1930年王星拱的《科学概论》等。
30年代和40年代的多种流派竞争阶段
20年代末，曾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一道对玄学派作战的唯物史观派（陈独秀等为代表）和科学派（胡适等为代表）分道扬镳。
于是，在对科学的哲学认识上形成了科学派、唯物史观派和玄学派等多种流派并存竞争的局面。
科学派的成就和影响科学派的成就和影响表现为以下三方面。
传统的科学启蒙性著作这时期许多科学哲学类著作仍然具有传统的科学启蒙特点。
如1931年胡明复的《科学方法》、1934年张绍良的《科学导论》和陈正谟的《现代哲学思潮》、1936年黄子通的《科学方法研究》、1937年方东美的《科学哲学与人生》、1938年葛名中的《科学的哲学》、1939年申自天的《科学方法论》、1940年汪敬熙的《科学的方法论》、1942年莫绍棠的《科学概论》、1944年何兆清的《科学思想概论》、1948年克罗丁的《自然哲学概论》及1949年石兆棠的《科学的方法论》等。
其中张绍良、葛名中、莫绍棠、克罗丁等学者的著作也大量介绍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观。
西方科学哲学的翻译介绍先后出版了罗素、怀特海、汤姆生、皮耳生、彭加勒、卡尔纳普、普朗克、爱因斯坦、秦斯、阿勒里雅斯、柏尔纳、赫胥黎、德尔柏、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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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拉帕、丁格尔、石原纯、桑木严翼、永井潜、果林斯坦等人的科学哲学、科学方法论或科学概论著作。
洪谦1945年出版的《维也纳学派哲学》对维也纳学派的创立、主要人物及主要代表作、逻辑实证主义的基本思想、现代自然哲学的基本问题、当代哲学发展趋势等的研究介绍则已经是很专业性的研究成果了。
科学哲学的专业性研究成果主要是出现了金岳霖和洪谦这样的专门家。
严复之后，中国便没有专门的逻辑和科学方法的深入研究，金岳霖教授则在严复的基础上对逻辑和科学方法的研究大大地推进了一步。
他在抗日战争时写成后丢失、于1948年再度写成、直到1983年才正式出版的《知识论》这部科学哲学巨著中对科学哲学中的主观论和操作主义的批判都是非常深刻的。
洪谦教授曾随维也纳学派创始人石里克学习，是该学派的早期成员之一。
他对维也纳学派的深入研究引人注目，“现代物理学的因果律问题”和《石里克与现代经验主义》更属于高水平的西方科学哲学成果。
自然辩证法的传播和发展这个时期唯物史观派所作的主要是传播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自然辩证法著作翻译出版最早译出的《自然辨证法》中的单篇论文是恩格斯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1928年由陆一远译上海春潮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人种由来说》。
1930年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的成嵩译《从猿到人》，收了恩格斯的这篇文章及另一篇《人类进化的过程》，即《自然辨证法·
导言》中的一段，还编入苏联郭烈夫的论文：
《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达尔文主义》。
同年，《导言》全译文，题目为《辨证唯物论的宇宙观与现代自然科学之发展》，杜畏之译，刊在《动力》月刊1卷2期。
杜畏之译的《自然辨证法》全书，1932年神州国光社出版。
根据苏联1925年首次公布的《自然辩证法》德俄对照本译出，在三、四十年代曾8次印行。
其他自然辩证法著作，甚至像1937年何封翻译、上海新知书店出版的格森《牛顿<
原理>
批判》等专门著作也很快被翻译成中文。
自然辩证法学术组织和学术活动30年代在上海、北平等地活动的“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最早提出“马克思主义已经证明是贯通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思想的唯一正确的基础”，其活跃成员艾思奇1933年在上海《中华月报》等刊物上发表《进化论与真凭实据》、《现代自然科学的危机》及《形而上学与现代科学》。
艾思奇还同廖庶谦等人在1936年发起成立了自我国第一个自然辩证法研究团体——上海“自然科学研究会”，成员有孙克定、钱保功、于光远、陈圭如等十余人，学习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自然辩证法。
30年代末，在延安有许多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的读书小组，有自然辩证法座谈会。
40年代“延安自然科学研究会”组织自然辩证法研究小组，由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院长徐特立指导，于光远主持学习并重新从德文翻译《自然辩证法》等著作。
在重庆，《新华日报》社长、哲学家潘梓年推动成立了“自然科学座谈会”，聚集了一批科学家学习讨论自然辩证法，并在《新华日报》特辟了一个“自然科学“副刊，发表了一些讨论文章，廖庶谦《怎样用新方法研究数学》、《怎样用新方法研究算术》，曹日昌《新心理学方法的建立》，潘独清《地质学上的辩证法》，吴磊伯《地球均衡论的辩证考察》，梁希《用唯物辩证法观察森林》等。
并翻译了瓦维洛夫《物理学与辩证唯物论》、何登《唯物辩证法与自然科学》、郎之万《现代物理学与决定论》。
在上海，甚至出版了中国人自己的自然辩证法著作如罗克汀的《自然科学讲话》、陈珪如的《自然辩证法》。
玄学派的延续第二次世界大战进一步刺激起来的科技悲观论，给玄学派坚持儒学传统、排斥科学以新的支持和影响。
其主要学术意义不在于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学资源的利用或对儒学的复兴，而在于从西方反科学思想资源中输入了卢梭、叔本华、尼采、杜里舒、柏格森、斯宾格勒等人对科学的哲学批判。
50、60、70年代至80年代初中国自然辩证法学派成形和发展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哲学得到前所未有的学习和传播。
西方科学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基本上停滞下来，自然辩证法学科成长和发展迅速并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哲学学派。
其过程又可以分明显的几个阶段。
“文化大革命”前的奠基阶段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全国范围的马克思主义启蒙学习和随后的“学习苏联先进科学技术”运动中，自然辩证法都是主要内容。
在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和贯彻中，自然辩证法的学习研究也起到了重要的好影响。
1953年由苏联专家在北京大学首先招收自然辩证法研究生，1955年冯定、于光远、汪子嵩同周培源等4位自然科学家也共同招收了这方面的研究生，并于同年开设《自然和自然发展史》课程。
然而有中国特色创举性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制定自然辩证法远景规划1956年，中国人在世界上最先制定国家的全面的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这一史无前例的规划中就包括自然辩证法研究规划。
这一规划的制定本身就动员了各方面力量参与到自然辩证法的事业中来，尤其是几乎大多数中国当时最优秀的自然科学家都集中到了规划制定中。
根据规划，1956年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成立了新中国第一个自然辩证法的专业研究机构——自然辩证法研究组，于光远兼任组长。
同时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自然辩证法的专业学术刊物——《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
大学里也成立了专门研究和教学机构，开设了各类自然辩证法课程，在更大的范围开办了研究生班并招收学位研究生。
不断涌现的学术研究成果当时大批涌现的学术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科学技术论、科学方法论和认识论、生产实践和技术发展的辩证法、自然界的辩证法等几个方面。
它们都反映和适应了当时的时代需要，并因此而形成了较为明显的中国特色。
比如《从设计积木式机床论机床内部矛盾的规律》这样探讨具体生产实践问题的论文引发的讨论形成了《机床发展规律专题讨论文集》，比如关于物质无限可分的讨论等。
但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最具学术系统性的成就是在围绕科学与政治、科学与生产、科学与群众、科学与哲学这几个方面关系的科学技术研究方面。
其中最突出的代表是龚育之这方面的研究，并于1961年出版了《关于自然科学发展规律的几个问题》。
这是建国后我国科学技术哲学方面的第一部论文集，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作为认识现象和社会现象的自然科学的发展规律进行的系统深入的研究成果，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这门学科在中国得到初步发展的标志性事件，在当时就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学术和社会影响
“文化大革命”的曲折阶段“文化大革命”中自然辩证法当然也遭到极大破坏。
学术刊物停刊，研究机构停止工作，科学家和理论工作者遭到批判，相对论等科学理论遭到批判。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科学的本质、特点和规律，科学技术的历史也都遭到极大歪曲。
但仍有对这种局面的抗争，仍有《自然辩证法》新译本和马克思《数学手稿》全译本等出版，甚至有一批有代表性的国外自然科学哲学著作出版（尽管有时是供批判用）。
如薛定谔的《生命是什么？
》、莫诺的《偶然性和必然性》、海森堡的《物理学与哲学》等。
“文化大革命”后的快速发展阶段“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自然辩证法又被列入全国科学技术发展长远规划重点项目，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随后出现的一系列事件表明，中国特色的自然辩证法学科已经形成。
在对自然辩证法的发展进行历史总结的基础上，由孙小礼等16人组成的编写组集体编写的《自然辩证法讲义》，确立了中国自然辩证法学科内容基本理论框架，发行数十万册。
一批批专业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点陆续设立，专业队伍迅速壮大。
1981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于光远、龚育之先后出任理事长，下设各专业委员会和地方研究会也陆续建立。
《自然辩证法通讯》等多种学术刊物逐渐创刊。
学术研究成果不断涌现。
方法论研究方面，在全国科学方法论第一次学术讨论会的论文集出版的1983年当年就还出版了徐利治的《数学方法论选讲》、陈昌曙的《自然科学方法论导论》、魏宏森的《系统科学方法论导论》等，随后又陆续出版了《系统思想方法》、《科学研究方法概论》，以后甚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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