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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全国性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变成执政党。
（1）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程
回眸中国共产党人创立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权的艰辛历程，我们会记住这几个标志性地方：
上海、南昌、武汉、井冈山、瑞金、遵义、延安、西柏坡、北京。
上海——中国共产党的发祥地
中国人是带着英、美、德、法、俄、日、意、奥八国联军侵占首都北京的民族耻辱进入二十世纪的。
1919年5月爆发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1919年的五四运动促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其同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随着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的出现，建立新型的工人阶级政党的任务提上了日程。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得到了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成立于1919年3月）的帮助。
1920年秋至1921年春，北京、上海、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先后建立起共产党的地方组织。
在欧洲和日本，中国留学生和侨民中的先进分子也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
鉴于当时上海是中国近代工业中心和工人阶级的聚集地，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地和较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城市，又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最早组织，1921年6月，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对中国建党工作考察后，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就由上海的共产党小组向各地党的组织发出通知，要求各地选派两名代表来上海出席建党会议。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树德里3号（现兴业路76号）举行，由于会场受到暗探注意和外国巡捕搜查，最后一天的会议改在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艇上进行。
来自七个地方的12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选举产生了由陈独秀、张国涛、李达等三人组成的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
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
“开天辟地”“焕然一新”，毛泽东曾用这八个字来形容中国共产党诞生的非凡意义。
上海因其特殊的历史机缘，中共中央曾较长时间驻扎于此。
南昌——打响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经过一番周密准备，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的领导下，1927年8月1日凌晨2时，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爆发了！
。
“河山统一”，成为起义军之间联络的口号。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它拉开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群众广泛参加的、以人民战争为主要特征的武装斗争的序幕，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树起了一面武装斗争的旗帜，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
此后，在中国大地上，发生了很多起武装暴动。
规模较大的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湘南起义、平江起义、百色起义等等，掀起了武装斗争的巨澜，推动着中国革命不断走向深入。
正如人们所说：
“南昌一把火，红透半边天！
”南昌，是军旗升起的地方，是人民军队的摇篮。
武汉——中共中央的路线转折地
1924年，国共两党合作推动的大革命风暴迅速席卷全国。
武汉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
为了适应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的需要，张国焘、瞿秋白、陈独秀等中共中央领导也相继来到武汉，武汉成为中共中央的第二个驻扎地。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了臭名昭著的“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至此全面失败。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这是我党历史上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坚决地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决定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号召各地农民进行秋收起义。
“八七”会议虽然从总的方面确定了新的政策和方针,提出了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建立工农革命政权的正确方向,但未提出具体的正确斗争的道路。
会上,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
“八七”会议后，鉴于武汉地区形势的险峻，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于1927年9月底至10月初陆续由武汉迁回上海。
井冈山——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是“八七”会议后第一个上山下乡的中央委员,并且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进行了伟大的创造。
1927年10月底，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
部队在井冈山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整顿和恢复地方党组织,建立红色政权,开辟了中国革命第一个农村根据地。
针对“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毛泽东发表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
标志着毛泽东对中国革命道路问题的认识发生了质的飞跃，基本上形成了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农村根据地为主要阵地，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新道路的理论。
井冈山根据地初步建成。
毛泽东点燃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开创了在革命转入低潮的形势下，重新聚集革命力量，武装夺取政权的新局面，为中国革命照亮了胜利前进的航程。
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篇。
瑞金——白色恐怖下的红色之都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宣告成立，瑞金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全国性红色政权首府。
临时中央政府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带领根据地军民多次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
而此时，在上海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却仍在推行“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政策，再加上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使得党在组织上和工作中都遭到严重损失，党中央已经无法在上海立足。
鉴于此，从1933年初开始，临时中央的领导人便相继离开上海来到瑞金。
瑞金成为临时党中央的所在地。
临时中央的到来，使“左”倾错误思想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严重泛滥，大批有长期斗争经验的领导干部受到错误批判和打击，根据地长期坚持的游击战争思想被否定，毛泽东被调离红军领导岗位。
1933年10月，蒋介石发动了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
大兵压境，革命形势空前严峻。
而中共临时中央却于1934年1月在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把“左”倾错误路线推向了顶点，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放弃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
遵义——中国革命的转折点
1935年1月初，红军长征到达遵义后，这里是红军总司令部驻地。
中共中央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遵义会议否定了从第四次反围剿以来，以博古为首的三人团的军事路线，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长征中的军事指挥工作。
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从幼年开始走向成熟。
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随中央红军一块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又在俄界粉碎了张国焘阴谋分裂党的图谋，最终胜利到达陕北。
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随中央红军抵达陕甘根据地的吴起镇，开始“落户”陕北，长达十三年之久。
1935年11月7日，转战万里的中共中央机关到达陕甘根据地中心瓦窑堡（时属安定县，今子长县），刚刚站稳脚跟，便于12月17日至25日召开政治局会议（即著名的瓦窑堡会议），讨论军事战略问题、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问题。
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
瓦窑堡会议是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的伟大转折时期中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它表明党已经克服了长征前一段时期内的“左”倾错误路线的指导思想，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熟。
1936年6月，中共中央驻地由瓦窑堡移驻陕西保安。
在保安，毛泽东会见了著名的美国记者埃德加·
斯诺。
这次会见为埃德加·
斯诺的不朽名著——《西行漫记》的问世打下了基础。
《西行漫记》真实地反映了红军的生活，使全世界了解了红军。
1937年1月，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由保安迁至延安。
此后的十年间，延安作为中国革命的指导中心和战略总后方，领导了敌后军民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初期的斗争。
直至1947年春，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悍然发动内战，胡宗南部调集大军向延安发动重点进攻，党中央才主动撤离延安，转战陕北。
西柏坡——新中国从这里走来
1948年5月，毛泽东同志率领中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移驻这里，使这个普通的山村成为“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进行战略大决战，创建新中国的指挥中心。
党中央在此指挥了震惊中外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基本上消灭了国民党军队的主力。
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前夜，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
会议指出，党的工作重心要由乡村转向城市；
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等。
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这是我党历史上在重大转折关头召开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次中央会议。
3月23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就准备告别了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踏上进京的征程。
在山沟里摸爬滚打了二十多年，脚上裹着井冈山、宝塔山、西柏坡泥土的共产党人，将走进宽敞的柏油马路。
出发前，毛泽东只睡了四五个小时。
他兴奋地对周恩来说：
“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
”“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
”周恩来笑着说，“我们都应当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
”毛泽东说：
“退回去就失败了。
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
西柏坡以其在中国革命史上独特的历史定位，永远闪烁在中华民族的记忆长河中。
北京（北平）——中共中央的永久驻地
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及其所属机构陆续离开西柏坡，至3月25日全部迁往北平（北京）。
在北平，党继续领导全国解放战争，并积极筹划新中国的成立问题。
1949年秋，在北平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将北平改名北京，定为新中国的首都。
此后中共中央长驻北京，办公地点设在中南海，至今已有62个春秋。
中共中央驻扎时间最长的北京，见证了共和国成立至今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也见证了党的“反右倾扩大化”、“文化大革命”等政策的失误；
见证了党的八大、九大至十七大等历次党的重要会议的召开，也见证了毛泽东之后历代领导集体的历史交替。
党中央成立后，从上海开始，至北京结束，这一红色“巨流”，在其90年的艰辛历程中，几乎走遍大半个中国。
党中央的这90年艰辛历程，饱含了党由于右倾、“左”倾错误带来的惨痛教训，也饱含了党在斗争中不断走向成熟的经历；
包含了从以陈独秀开始，到当前胡锦涛为总书记党的历届领导的历史轮换，包含了党在一大至十七大期间所经历的历史风云变幻。
（2）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毛泽东指出：
“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
”“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
”中国共产党正是依靠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这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一个又一个胜利。
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之一。
这是由中国近代社会的特殊国情决定的。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总是凭借着反革命暴力对革命人民实行残暴的镇压。
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必须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
“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
”坚持武装斗争必须建立一支人民军队。
这支军队以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为根本原则，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唯一宗旨。
这支军队必须实行一系列具有中国特点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否则就会遭受挫败。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左”倾路线执行者先后犯了冒险主义、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的错误，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开始了长征。
遵义会议后，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实行了机动灵活的运动战，处处主动，左右敌人，弄得敌人疲于奔命，处处挨打。
红军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实现了北上抗日的目标。
事实使全军指战员更深刻地认识到：
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艺术，是使我军立于不败之地的唯一保证。
纵观国内外军事史，在现代战争条件下无后方流动作战的成功先例，只有用毛泽东军事思想武装起来的红军才能开创并胜利实施。
统一战线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由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阶级状况和中国革命的长期性、残酷性及其发展的不平衡性所决定的。
近代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夺取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必须团结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诸多矛盾交织在一起，客观上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利用这些矛盾建立和发展统一战线提供了可能性。
在长征期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建立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思想付诸实践，实行了开门主义方针。
从革命的根本利益出发，红军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分化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依靠沿途各民族的大团结，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顺利地通过被视为畏途的彝区和藏区，留下了红军将领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丹“彝海结盟”的佳话。
这充分证明，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是坚持和发展革命的政治基础。
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力量，要战胜作为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集中代表的国民党所领导的强大的反革命力量，必须采取正确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把一切可以团结和利用的力量尽可能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以逐步从根本上改变敌强我弱的态势，夺取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
中国共产党要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必须不断加强党的建设。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无产阶级人数很少，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占多数。
党内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之间的矛盾成为党内思想上的主要矛盾。
因此，在党的建设中，必须把思想建设始终放在首位，克服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
在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同时，必须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必须把党的建设同党的政治路线紧密联系起来。
这些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建设的主要经验。
2、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程和经验（1949-1978）
（1）历程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现：
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1949-1956）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七年的时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胜利实现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在中国建立。
主要做了几件大事：
一是统一中国大陆建立全国政权；
二是抗美援朝取得了胜利；
三是恢复国民经济，实施“一五”计划；
四是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这个阶段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的社会变革”。
其重大意义是“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②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和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1956-1966）
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标志着党对中国新形势下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的开始。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党的八大确定了经济、政治、文化和外交工作的方针。
这10年，在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我们党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很大成就，初步建成具有相当规模和一定技术水平的工业体系和较为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为后来我国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还培养了一大批建设事业需要的专门人才，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
但是这10年我们也经历了曲折，甚至遭受严重挫折。
比如，发生了“大跃进”、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③‘文化大革命’的内乱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1966-1976）
1964年至1965年党中央在全国城乡发动了一次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称“四清运动”，“左”的思想逐步发展，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下发“五·
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正式发动。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它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使全国人民艰苦创建的社会主义事业遭到前所未有的浩劫。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覆灭。
“文化大革命”结束。
④在徘徊中前进和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
历史的伟大转折（1976-1978）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们党在徘徊中前进。
1977年邓小平被重新恢复工作，他从科学、教育、文化着手，开始大力整顿，纠正“文革”错误。
1977年底恢复高考制度。
1978年，《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开始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决策，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
中国共产党在坎坷中受到了磨练、洗礼和激励。
（2）十大基本经验（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
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
从基本国情出发,正确判断把握我国社会所处的历史阶段,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目标；
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适应于生产力的状况,有利于生产的发展；
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
正确认识和处理我国社会内部大量存在的不属于阶级斗争范围的各种社会矛盾；
按照民主和法制紧密结合的要求,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重视教育科学和文化事业,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不断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依靠最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
要准确把握时代特点和国际形势变化,制定和及时调整我国的外交战略,积极创造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外部条件；
高度重视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1,2
3、中国共产党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程和经验（1978——今）
改革开放的30多年,有康壮大道、光明坦途,也有艰难曲折、激流险滩,大致分为三个主要阶段。
第一阶段改革启动和全面探索。
改革从农村开始。
1978年，长期在“左”的思想束缚下的广大农民,率先冲破了旧体制,创造并推行了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的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取得巨大成功。
以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标志,经济体制改革进人了以城市为中心的全面改革探索。
在这一阶段,改革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科技、教育及其他社会生活领域,在若干个方面都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突破。
第二阶段改革全面推进,改革攻坚,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核心内容进行综合改革。
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同年召开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我国进行了经济、政治、教育、文化等领域的全面改革,并扩大开放,到20世纪初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基本建立。
第三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20XX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大是在我国发展进程中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大会。
十六大以来,我国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顺应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坚持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着力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践中坚定不移地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改革开放取得重大突破。
20XX年召开的党的十七大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制做了全面部署,对我国改革开放产生了并将继续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从“六五”到“十一五”规划，一个比一个宏大，内容一个比一个丰富，质量一个比一个提升，结果一个比一个丰硕。
特别是“十一五”期间，面对20XX年冰雪灾害、地震、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20XX年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影响，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以科学的思维、卓越的才智、无畏的胆识、正义的力量，再度创造了奇迹，国民经济实力平稳冲向世界前列。
经济总量世界第二。
经过阵痛与艰辛，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由落后的农业国向先进的工业国转变，由贫穷落后向繁荣昌盛转变。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物质基础更加雄厚，人民江山更加物质保障更加夯实。
（2）经验
第一,最基础的是,必须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主体和伟大依靠力量。
改革开放以来，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扬了“密切联系群众，相信依靠群众”的优良传统，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中，始终相信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不断总结广大人民群众在实践中的新鲜经验，集中群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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