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李普曼不同文化背景中的新闻传播观.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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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与李普曼不同文化背景中的新闻传播观

梁启超与李普曼：

不同文化背景中的新闻传播观

　　【内容摘要】

梁启超与李普曼是中美新闻传播领域各具代表性的、里程碑式的人物。

他们在新闻与政治的关联中扮演不同的角色：

梁启超以报刊服务于“新民”、救国的政治目标，是一个热情执着的“殉道者”；李普曼致力于以新闻为公众预卜吉凶，是“一个冷静的观察者”。

他们都聚焦舆论，对言论、出版自由的崇尚是梁启超舆论观的基础和重心，而李普曼则对报刊的客观公正、公众舆论是否纯洁、可靠表示忧虑和怀疑。

他们以不同的视角对舆论公众作出不同意义的理解。

梁启超李普曼的新闻传播观的差异性源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前者体现了一种实用理性精神，后者则渗透着实用主义的科学精神。

【关键词】

殉道者；观察者；颠覆；调控；实用理性；实用主义

梁启超（1873—1929）是中国近代着名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政论家和报人。

沃尔特·李普曼（1880—1974）则是20世纪美国着名的政治专栏作家和新闻记者。

他们都是多产作者，一生各发表政论、专栏文章一千多万字，出版着作多部，在各自的国家有广泛的影响。

梁启超从1895年创办《中外纪闻》开始其报刊生涯，比李普曼1910年到《波士顿平民》周刊当见习记者早15年。

而李普曼1967年宣告退休，比梁启超1922年（《改造》停刊）告别报刊事业迟45年。

但是，他们的报刊生涯有十多年的重叠期，而且新闻传播思想的确立也均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段时期内。

其新闻传播思想各有典型的代表性。

19、20世纪之交正是梁启超作为启蒙宣传家的黄金时期，同时也是他的新闻传播观念得以系统阐发的时期，“过去半个世纪的知识分子，都受了他的影响”（曹聚仁语）。

而李普曼作为政治专栏作家的辉煌时期虽然是在梁启超逝世之后的年代，但他在梁启超主编的《改造》停刊的那一年（1922）出版了《舆论学》，这本书既是他新闻传播思想成熟的标志，同时又被奉为美国新闻传播学的奠基之作，其影响至今不衰。

梁启超被中国人誉为“舆论界之骄子”，李普曼被美国人称为“我们时代最伟大的新闻记者”。

梁启超和李普曼在两种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各具备不同的新闻传播理念。

将这两个典型人物进行比较研究，有利于加深我们对于中西新闻传播思想特性的理解。

在新闻与政治关联中的角色定位：

预卜凶吉的“神人”与热情执着的“殉道者”

《李普曼传》的作者称李普曼是“一个冷静的观察者”，“他满足于当一个预卜吉凶的神人，而不想当一个殉道者”。

①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新闻记者的李普曼，一生为世人预卜吉凶确乎达到了人尽推崇的“神人”的程度。

而梁启超曾誓言，宁可破家杀身，终生“目的为救国为第一义”②，他可以说是一个热情执着的“殉道者”。

梁启超和李普曼在其新闻生涯中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两者都是以政论家的身份和特点出现的报人、记者。

在他们的新闻传播实践和新闻传播思想中，对于政治问题都倾注了相当的心力。

对新闻与政治关系的看法和处置也就成了两人新闻传播观的一个根本性的区别。

李普曼可以说是兼职的政治家，新闻是他的主业。

他直接从事政治活动的经验只在一战期间有过两次，此后虽然他没有直接从政，但是，终其一生，李普曼又十分关注政治问题。

还在哈佛大学毕业之时他就参与调查政治问题的黑暗揭发运动，写了很多揭露文章。

他出版的第一本书《政治序论》就是关于政治的。

而他的有关新闻传播的理论着作《舆论学》也是从民主政治如何施行的角度对舆论问题进行探讨。

李普曼最终选择了新闻业，而关注政治又使他成为一个政治时评家。

他属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美国吹响了文化革命和社会革命号角的风云人物中的一员。

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他的专栏文章通过报业辛迪加的转发，刊登在美国和世界各主要报纸上，拥有读者近5000万人，“整整三代人都靠沃尔特·李普曼指点政治事务的迷津”。

“他并不指挥千军万马，然而他确实具有左右舆论的巨大力量”③。

早年他为纽约《世界报》写的社论使美国对墨西哥的入侵免于发生。

晚年他激情澎湃地过问越南战争，为越南战争带来的破坏和梦魇而义愤填膺。

他追求的生涯迫使他处于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不容许他退出战斗。

范·威科·布鲁克斯说李普曼的生涯是“美国献身于政治写作的人当中最最光彩夺目的”④。

但同样的李普曼“更愿意对权力进行分析，而不是身体力行。

所以他选择的生涯是参与其事与超然物外两者的结合，形成独具一格的统一”⑤。

纵观李普曼的新闻生涯，既有与美国政府、总统的亲密合作，又有与其冲突、对抗的时候。

一方面他注重和各种政治势力保持一种亲密的关系，因为他认识到“权势人物是消息的主要来源”。

同时他又强调新闻之于政治的独立性。

在1964年的一次电视讲话中，他提到：

“对记者来说，能够确知事态的发展以免自己愚弄自己，这当然是有好处的。

但是，在高级官员和报人之间必须要有一定的距离。

我倒不是说要有一道墙壁或者一道藩篱，但是要有一个空间上的距离，这是很有必要的。

”⑥他认为，在一个新闻记者和高层官员亦即权威人士的关系中，有着某种特定的防范规则，这种规则十分重要，每人都必须遵守。

报人不能成为大人物的密友。

之所以这种防范是必须的，是因为虽然权势人物是消息的主要来源，然而又是“各种偏爱、特权、荣誉和自重的施舍者。

现代新闻天地中各种腐败现象的最主要形式，就是在形形色色的幌子和伪装下，在社会上向权力的顶峰钻营攀升。

”面对各种权力或别的诱惑，新闻记者“只有始终不懈地对此保持清醒认识，才能得免于此。

”⑦在他的心目中，新闻既可配合政治又并不直接隶属于政治。

新闻与政治离合有致。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李普曼欲保持新闻记者独立的地位、清醒的头脑，以便成功地扮演指点迷津、预卜吉凶的社会角色。

与李普曼相反，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梁启超首先是一位政治家，然后才是一个报人。

可以说他是兼职的记者，他的主业是政治。

梁启超所处的中国，列强环伺，民生凋敝，昔日堂堂大帝国处于“日益岌岌”的地位。

在这种严峻的现实中，他终生致力于启蒙、新民、救国，常遭挫败，三次想脱离政治而又不能自己，感到那是失职。

他从事报刊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他奋笔疾书政论，实是为了“以言救国”、“以言论易天下”⑧，为了要建立并发展资本主义君主立宪制度。

梁启超的办报活动起始于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

甲午战争之后，康有为梁启超领导仕子们公车上书失败，遂发起成立强学会，决定先办报纸、再和大群，就这样，梁启超成了《中外纪闻》的主编。

之后，为了实现其政治目的，他又办了《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报刊。

所有这些报刊，就今天的眼光看来，新闻含量并不高，内容一般都是以抨击政治顽固势力的政论和启发国民觉悟的思想教育为主体。

而这两者都与其开民智，兴民权，实现君主立宪的政治目标直接相关。

当1914年李普曼意识到自己“我知道我不是宣传鼓动家”时，在此前后的梁启超却以10倍的热情致力于政治宣传活动。

不论是改良或改革，其新闻实践都与政治紧密相连。

如果说李普曼对待政治是“参与其事与超然物外两者的结合”，使新闻与政治离合有致，那么，梁启超始终将新闻与政治紧紧捆绑在一起，将新闻置于政治的麾下。

他强调“报馆有益于国事”，认定报纸乃政治、教育之本：

“报馆者政本之本，而教师之师也。

”他强调报人与政治家、新闻与政治的通约性、交互性：

“故往往有今日为大宰相、大统领，而明日为主笔者；亦往往有今日为主笔，而明日为大宰相、大统领者。

美国禁黑奴之盛业何自成乎?

林肯主笔之报馆为之也。

英国爱尔兰自治案何以通过乎?

格兰斯顿主笔之报馆为之也。

”⑨可以说，梁启超开了中国政治家办报之先例，同时也开创了政治新闻学的先河。

因为赋予传播活动的目的不同，梁启超和李普曼对新闻传播内容的理解各有不同的偏重。

李普曼认为，普通公民与外部世界的接触多是间接的。

对大部分人来说，世界实际上是“不可触、不可见、不可思议的。

”对于“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来说，外部世界已经过于辽阔而无法把握了。

而报界应当引起人们对事件的关注，“像一束探照灯的光柱不停地移动，从黑暗中把事件逐个暴露出来”，为人们作出判断提供可靠的材料⑩。

在梁启超看来，报刊应该主要传播各种思想和政治主张而不是事实。

在《新民丛报》的章程中，他对办报的内容进行了具体的说明，“本报（《新民丛报》）以教育为主脑，以政论为附从。

但今日世界所趋重在国家主义之教育，故于政治亦不得不详。

惟所论务在养吾人国家思想，故于目前政府一二事之得失，不暇沾沾词费也。

”“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务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本源”Ｂ１１。

梁启超与其说是一个报人，不如说是一个政治鼓动家、宣传家。

他宣传他的党，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

为此，他没有李普曼式的超然与冷静，只有作为鼓动家、宣传家的“好攘臂扼腕以谭政治”Ｂ１２。

他的政论，既在于以理服人，而由于“笔锋常带感情”，更长于以情动人。

相对而言，李普曼虽为政论家，却是一个较为纯粹的报人。

他是一个感情充沛的人，但又以钢铁般的意志“把这种感情加以控制”。

“在思想上，李普曼已经投身战斗，但是在感情上，他却置身事外”Ｂ１3。

还在他从业于新闻之初，就欣赏“谨慎求实”，认为做宣传工作“必须风雅得体”，反感于“用过激的言语以及典型煽动家讲话的痼癖和习惯”Ｂ１4。

他依照自己的见解给出对于国际问题的意见，从自身的立场出发对各种政治现象和政治实践进行分析，这往往是“不动感情的冷静分析”，不受某种政治主张的制约。

他既为政治而写作，同时他又是一个在“沉默的深渊”中“冥思苦想”的“道德论者和一个公共哲学家”Ｂ１5。

对于新闻和政治的离合有致或融合为一，正是李普曼与梁启超新闻传播观的基本不同点，同时也是中西新闻传播理念本质差异性的体现。

聚焦于舆论：

不同的视觉和侧重点

基于对新闻和政治关系的思考，梁启超和李普曼在对于新闻传播理论的探究中，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聚焦于舆论。

然而他们对舆论的研究又各具备不同的视觉和重点，从而构成了各不相同的舆论观。

20世纪初，随着资本的迅猛扩张以及工业技术革命的兴起，西方国家的市民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迁。

由于人口的城市密集化和流动化，导致了不同宗教信仰、不同种族、不同职业和阶层的群体利益激烈冲突和意见相左。

此时，中产阶级迫切需要的是对现实的经验的说明、对矛盾冲突的各利益群体的调和、对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的审慎，他们需要找到施展权能的理论根据。

在这种心态之下，李普曼所倡导的相对保守的经验权能主义舆论观应运而生Ｂ１6。

但是，梁启超所处的近代中国的情形却全然不同：

内忧外患、亡国灭种的危机迫在眉睫，而国内知识分子仍沉醉于八股取士，平民百姓则多浑然麻木。

作为一个爱国主义者，梁氏要救亡图存，报效祖国，而苦于“手无斧柯，所以报答国民者唯恃此三寸之舌，六寸之管。

”于是他全力以赴去做思想启蒙和舆论发动的工作。

想通过制造舆论，使民众能“广其见识，破除愚昧”，从此奋发图强。

因为这种历史背景上的区别，李普曼注重研究舆论的社会调控功能，而梁启超则将主要精力用于发掘舆论的颠覆功能，试图借助舆论宣传冲破封建藩篱。

西方启蒙时代的思想家约翰·密尔顿、让·雅克·卢梭和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崇尚理性自由和“天赋人权”，认为人们可以自由而尽兴地表达意见，形成公意，发现并发展真理。

李普曼对于舆论的关注已不是启蒙主义这种信仰自由和发表意见自由的问题，而是关心公众舆论本身是否纯洁、可靠的问题。

他在《自由与新闻》一书中指出，在现代国家中，决定一般都由舆论和行政官的互动而作出，权力已从立法机构转移至舆论，于是保护舆论的消息来源便成了“民主的基本问题”。

报刊作为“民主的圣经”，本应成为公众准确和无偏见的主要消息来源，但李普曼发现报刊歪曲事实、左右舆论是家常便饭的事。

他们调查了以精确报道着称的《纽约时报》1917—1920这3年时间对俄国革命的报道，发现该报的消息往往为新闻机构的愿望所主宰，既有偏见又不准确Ｂ１7。

李普曼在《舆论学》中进一步指出，外部世界太大、太复杂、变化太快，人们无法认清，报刊乃是人们接触超越视野以外环境的主要工具。

但报刊的种种信息给公众汇聚了一种“伪环境”，这种“伪环境”使舆论成为有许多非理性因素的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