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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改革开放前相比，这一时期对外贸易政策是在对外开放前提下，更注重奖出与限入的结合，实行有条件的、动态的贸易保护手段，因此称之为有管制的开放型贸易保护政策。
（二）改革开放深化时期有自由化倾向的贸易保护政策1992年小平南巡讲话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深化时期，对外贸易政策开始进行了深入调整，特别是进口限制方面的改革步伐加快。
在进口限制方面的改革包括：
（1）对关税政策进行调整，1992年1月1日采用了按照《国际商品名称和编码协调制度》调整的关税税则，并降低了225个税目的进口税率，其后进行多次关税下调，到1996年我国的关税总水平已下降至23%。
（2）减少、规范非关税措施，包括进口外汇体制改革，实行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取消大量配额许可证和进口控制措施，配额分配也转向公开招标的规范化分配制度。
（3）依据GATT／WTO的规则，对我国涉外法律体系进行完善，其中，包括建立大量的技术法规、反倾销条例等。
在促进出口方面的改革包括：
（1）继续执行出口退税政策。
（2）成立中国进出口银行，扶持企业对外出口。
（3）采取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4）成立各类商会和协会，积极组织和参与国际性贸易博览会和展览会等。
（5）大力发展出口援助等。
在这一时期，政府干预对外贸易的目的尽管与改革开放前期不同，但依然受古典重商主义观念的影响，奉行顺差就是成绩，顺差就是目的的顺差至上的重商主义思想。
长期的越来越大的贸易顺差给中国带来了越来越多的贸易摩擦。
这一时期的出口突出表现出三方面特点：
我国出口贸易方式主要以加工贸易为主；
外资企业出口比重越来越大；
连续出现十年的贸易顺差，外汇储备的规模越来越大。
（三）改革开放进入全方位宽领域时期的一般自由贸易政策自我国2001年12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开放进入全方位宽领域对外开放时期。
这一时期，我国对外贸易政策一方面要适应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特点，另一方面又要与世贸规则相一致。
因此，我国对外开放开始从自主单向开放向相互多边开放转变；
从政策导向开放向按世贸组织规则开放转变；
从货物市场开放延伸到服务市场开放。
我国外贸政策也从有贸易自由化倾向的贸易保护政策向有协调管理的一般自由贸易政策转变。
这一时期对外贸易政策的变化，集中反映在我国《对外贸易法》的修改中。
在2004年4月6日闭幕的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修订草案获得通过，并于2007年7月1日颁布实施。
新外贸法主要从以下三方面对原法进行了重大修改：
一是修改了原外贸法与我国入世承诺和世贸组织规则不相符的内容。
二是根据我国入世承诺和世贸组织规则，对我国享受世贸组织成员权利的实施机制和程序做了规定。
三是根据对外贸易法颁布实施十年以来出现的新情况和促进对外贸易健康发展的要求作了修改。
这次修改的目的主要是为履行我国入世有关承诺，充分运用世贸组织规则促进我国对外贸易健康发展。
新外贸法的修改内容主要有：
（1）自然人可获得对外贸易经营权。
（2）取消对货物和技术进出口经营权的审批制，实行备案登记制。
（3）启动对外贸易调查程序，完善对外贸易救济制度。
（4）加强对外贸易的监督和服务。
（5）加大对外贸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
这些修订使我国对外贸易政策更加符合市场经济体制和贸易自由化的要求，使几十年来外贸经营权高度集中管理的现象得到彻底改变。
同时，我国销毁和修改了两千多种与世贸规则相冲突的法律文件和规章；
增加了贸易政策的透明度；
建立和完善了出口贸易促进体系，健全出口退税制度；
出台《反垄断法》，完善《反不正当竞争法》；
参加多边贸易谈判，积极开展双边自贸区建设，签署了8个双边自由贸易区合作协议；
开放服务贸易市场，把国际服务贸易作为发展战略目标；
鼓励和推动企业走出去，推动开放型经济向一个全新领域发展。
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对外贸易政策的调整国际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的不良影响也蔓延到我国，对我国外贸进出口影响尤为突出。
2008年11月起，我国对外贸易已出现连续7个月的大幅下降，特别是今年1月至5月，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7635亿美元，下降24.7%。
其中，出口下降21.8%，进口下降28%，表明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受世界市场影响的风险越来越大。
根据国际市场的变化适时调整我国对外贸易政策也成为当前的必然选择。
（一）扩大内需，缓解出口企业困难，保持对外贸易稳定增长加大财税政策支持力度，提高部分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高的机电产品出口退税率，适当扩大中央外贸发展基金规模；
稳步推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调整加工贸易禁止类和限制类目录，将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又不属于高耗能、高污染的产品及具有较高技术含量的产品从禁止类目录中剔除，将部分劳动密集型产品和技术含量较高、环保节能的产品从限制类目录中剔除；
鼓励加工贸易向中西部转移，在部分重点承接地增加保税物流功能；
完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功能，引导先进制造业和现代生产型服务业入区发展；
改善进出口金融服务，适当扩大政策性银行出口买方信贷，鼓励商业银行开展出口退税账户托管贷款业务，扩大保单融资规模，缓解中小外贸企业融资困难；
对广东和长江三角洲地区与港澳地区、广西和云南与东盟的货物贸易进行人民币结算试点；
扩大国内有需求的产品进口，重点增加先进技术、关键设备及元器件和重要能源原材料等产品进口；
促进投资和贸易互动，鼓励外资投向高新技术、节能环保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大力发展国际服务外包，将苏州工业园区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有关税收试点政策扩大到国家认定的服务外包基地城市和示范园区；
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海关和出入境检验检疫实行24小时预约通关，继续减免出口农产品的出入境检验检疫费，降低出口纺织、服装产品检验费用；
加强和改善多双边经贸关系，积极化解国际贸易摩擦，妥善处理出口产品质量安全问题，营造良好国际环境，支持企业开拓新兴市场。
（二）稳定外需，促进外贸发展扩大内需是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促进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而稳定外需对增加就业、促进企业发展、进而拉动国内消费具有重要作用，也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创造有利条件。
因此，国务院提出：
要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转变外贸发展方式，调整出口结构，重点促进优势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努力保持中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的份额。
并确定了进一步稳定外需的六项政策措施，包括：
完善出口信用保险政策，2009年安排短期出口信用保险承保规模840亿美元；
完善出口税收政策，继续支持优势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高科技产品出口；
大力解决外贸企业融资难问题，安排资金支持担保机构扩大中小企业贸易融资担保；
进一步减轻外贸企业负担；
完善加工贸易政策，便利产品内销；
支持各类所有制企业走出去，2009年安排优惠出口买方信贷规模100亿美元。
（三）采取积极措施，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扩大对外开放首先，坚定不移的推进改革开放。
加入WTO后，我国市场更加开放，贸易自由度大幅上升。
目前，我国关税总水平只有9.8%，工业品平均关税只有8.9%，在发展中国家中最低，进口农产品关税只有15.2%，这不仅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也远低于许多发达国家。
我国已开放106个服务贸易部门，开放度达到62%，接近发达国家平均水平，采取措施稳步改进市场经济体系和法律体系，特别是在知识产权保护、产品质量与食品安全、环境保护与劳动保障等方面已取得显著进步。
其次，实施积极的走出去战略。
应全面调整对外投资政策体系，加强政策的协调性，增强政策灵活性，提高政策竞争性，简化前置性审批程序，缩短审批时间，让企业自主决策、自担风险，促进其在全球经济衰退中抓住机遇、扩大对外投资合作，为企业走出去搭建政策上的绿色通道。
再次，加强出口退税工作。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的严重冲击，我国出台了包括上调出口退税率在内的一揽子宏观经济政策。
自去年8月1日首次上调出口退税率到今年6月1日，已六次上调出口退税率，主要涉及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
调整的切入点是进一步支持中国企业的结构调整，进一步增加国内就业，进一步发挥比较优势。
这些政策措施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一些出口退税率上调幅度较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其出口明显回升。
最后，应组织赴外采购团。
鉴于各国经济下滑、失业增加、需求减少，各国纷纷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外贸形势，我国确定了扩大内需、稳定外需的政策方向，采取积极的进口政策，以实际行动带头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先后派出了赴美采购团、赴欧采购团、赴法采购团等到境外进行大单采购，采购金额达数百亿美元，受到主要贸易伙伴的热烈欢迎，我国已成为以实际行动带头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重要国家新中国成立初期乡村地权交易的零细化研究作者：
张静中国经济史研究2014年05期土地零碎是发展中国家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关于传统农村土地的零细化问题，民国时期学者如卜凯、陈翰笙、李景汉等进行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和研究时，对此均有所关注①。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结合地权分散化趋势，对中国古代和前近代社会地权转移的高频率和零细化成因的解释较多。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自然地理因素，如山区或丘陵地区，地形高低不一，决定了土地分散、细碎特征。
二是人地关系比例紧张。
赵冈认为宋明以后地权转移呈现出逐渐分散的倾向，并指出了这一倾向可能与宋明以后中国人口的快速增长有关。
三是诸子均分制。
史志宏关于诸子均分制对明清时期和近代地权分散影响的说法很有说服力。
四是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
曹幸穗和凌鹏都认为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构成地权分散的社会经济基础。
五是土地分割出售导致地块畸零散漫。
刘克祥以皖南徽州为例，梳理了永佃制下土地买卖演变的全过程，指出永佃制下地租分拆零卖导致部分田产合业的产生和地权的相对分散。
赵晓力指出随着土地小额出卖和分割继承，中国农村的耕地一直呈现细碎化的趋势，有的地块分割之小已达到不堪使用耕畜的地步，甚至引起南方水田田坎系数的持续增加。
六是小农经济的普遍贫困。
李金铮认为分家析产、农民惜卖、小农的普遍贫困等因素近代华北平原地权分散的推动力量，同时也导致了土地买卖中的零细化交易②。
上述研究在时间段上多集中于古代和近代农村社会，鲜有对土改后地权的零星分割和地权交易中的零细化现象进行分析③。
笔者以各省档案资料和村级契约文书为主，通过数据分析和案例解读，对土改结束后——集体化高潮前乡村地权交易中的零细化过程进行梳理，以期对当今农村土地流转中普遍存在的土地零细化问题提供历史借鉴。
一、传统农田零星分割的自然生态特征
（一）近代以来农田的零细化现象长期以来，中国传统农业土地制度中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农田的零星分割。
赵冈认为，农田零星分隔的现象，至南宋时已明显出现。
明清时期，同一业主土地分散各乡各图甚至是分散在不同县境内的情形已成定局④。
卜凯在1920—1930年代对中国22个省份的农村典型调查中发现，每一农场平均有五六个田段，这些田段不但互相不毗连，而且距离甚远⑤。
据社会学家李景汉对定县调查，每个农户所种之地分为数块，甚至于十余块，散布于村之各方。
地块距家之远近多在二里之内，亦有距三四里者。
他于1928年在一村调查了200户农家，其中以有6块田地的为最多计26家，其次9块者计25家，有的农户田块分20块散布于各处。
不仅每家田地块数很多，且每块之面积亦颇小。
200户农家共有田亩1552块，平均每块4.2亩。
其中不满5亩一块者计1070块，占所有块数的69%，且其中不满1亩者计49块，1—1.9亩者计233块，2—2.9亩者计329块，3—3.9亩者计250块，4—4.9亩者209块⑥。
山东省的耕地长期以来也一直被分割成很多细小的碎块，一个农民或一个家庭往往拥有的并不是一整块的农田，而是分散在很多地方的小块农田，农民从村庄的住处到其耕地要走长短不一的路，因此在田地里有众多的小路和小径。
在夏季或收获季节，田地看上去就像许多不同颜色的小邮票错落有致地排列在一起⑦。
根据卜凯的研究，由于自然生态环境和作物耕作制度的差异，北方土地利用（或小麦区）平均规模是南方（即水稻区）的三倍以上，小麦区农场的平均田块数目是每农场有8.5块，水稻区每农场的田块数则高达14个。
换言之，水稻区的田块面积小得多。
如长江中下游地区山区和丘陵地多开垦山坡地辟为梯田，每个田块相当于山坡上的一个台阶，面积自然不大。
此外，梯田作为水稻田，在稻米的生长季节中水田中要蓄水，而且水的深度在整个田块中大体一致，这就需要田面要基本水平，而这在较大的田块中很难做到。
吴江县开弦弓村每家都有3—7条相隔甚远的几条带状田地，从一条地带到另一条地带，有时要乘船20分钟，这些分散的地带大多数不超过1—2亩，极少有面积在6亩以上的⑧。
以无锡为例，如表1所示，每户耕地16亩有余，平均每家有地12块，每块平均二亩半，最小地块只有0.35亩。
在中共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这种土地零细化的现象依然存在。
如张闻天主持调查的陕甘宁边区神府县，该县地处西北黄土高原，高山和深沟纵横交错。
中共分别于1933年和1936年在此进行过两次土地革命，8个典型调查村的土地种类、数量和区位分布极不平衡，除了靠近神木河的贺家川、孟家沟在河两旁有狭小的川地，其他村庄都在山上或山沟里。
为平均分配一切土地起见，在贾家沟等有少量的园地与平地的村子，土地分得比较散，块数也比较多。
如贾家沟20户共分到土地137块，每户平均有7块土地。
孟家沟过去有5个十垧以上的整块土地，现在分散了。
有的村山地不够还要从别村分进，如贺家川从20里外的崔家峁分得了347.5垧山地（神府县的土地以垧计算，1垧相当于3亩左右，园地一般以亩、分计算），从20里以外的高家窊分得了49垧，从15里外的圪柳嘴分得了59垧。
孟家沟从15里外的圪柳嘴分得了220垧山地。
贸家沟从15里外的刘家窊、18里外的韩家园、20里外的李家南窑、25里外的贾家新庄子共分进了379垧地。
这种平均分配一切土地的办法，虽然是农民们平均主义的最高理想之体现。
但对于农民们的小生产说来，也当然不很便利⑨。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农田零细化与农业生产经营土改后各地农民仍然面临地块零碎、分散而难以集中经营的困境。
从笔者搜集到的各地现存的20世纪50年代土地房产证显示，多数农户土地被分割成远近、大小不一的很多块，农村插花田随处可见。
山东省淄博专区桓台县第三区睦和村（笔者搜集到该村保存的近400份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地处华北平原地带，农户的农田规模较山地和丘陵地区面积大，但多数农民分得的土地在区位上也面临地块零碎、分散的困境。
该村大部分农户分得可耕地（非耕地多为场园、湾和坟茔）平均分割为2—6块，最大一块不超过15亩，一般都在3亩、4亩之间，甚至小至几分。
各段分布在村庄的不同位置，距离一里、半里的田地较多。
如某农户共5口人，分得耕地11亩8分2厘，其耕地被分割成互不相连的6段，其中有2块耕地的面积超过3亩，其余的仅1亩多。
⑩。
另据一份华北区土地房产证资料显示，被调查农户共占有土地11亩2分，耕地共分为8块且所处位置不同，其中最大的一块2亩2分，最小的仅1亩（11）。
前述南方水稻区因地形高低不平，田地多呈梯形和零星小块，如苏南句容县丁庄村全村土改后总使用土地共分割成3441块，最多的一户富农，其占有的36.11亩土地多达68块。
每户占有的耕地面最大一块9亩，一般都在一二亩之间，小至几分的。
每户拥有的土地四散分布，距离一里半里的田地甚多，有的农户分得的3亩耕地远隔4里（12）。
如图1所示，湖北省汉川县某农户分得的15亩可耕地共分14段，最大的一块也只有2亩多，最小的一块仅7分。
由各地段的四至可以看出，每处的耕地也各自不相连，分别分布在该村的不同地方（13）。
江西省临川县章舍乡章舍村某农户分得土地7亩8分5厘，这些耕地被划分为互不相连的9段，其中有4块耕地的面积超过1亩，但最大的一块也仅1亩9分，另外5块地的面积均不足1亩（14）。
如湖南省衡山县园洲乡周祖忙互助组共有稻田23亩9分8厘3毫都是梯田，共有26坵（15）。
农业生产不像工业可以连续不断地进行均衡生产，农作物的播种、施肥、灌概和收获等不同环节都需要在一定的时间内集中完成，而且劳动强度极大。
按各地的耕作习惯来看，占有土地较少且集中的农户在播种和收获的农忙季节经营他们的土地没有困难，但对于那些占有较多且分散土地的农民来说，需要的劳动力比家庭能够供给的多。
农田零星分散使得农户在农忙季节要奔走于许多面积狭小、互不毗连、分散遥远的田块之间，浪费大量时间和体力。
除了自耕外，各地农民对细碎化土地采取以下几种经营方式：
图1建国初期湖北省汉川县土地房产所有证1.雇工经营。
为了照顾孤寡户的生活、生产困难，土改中老年人尤其是寡妇往往拥有多于他们本人耕种得了的土地（16）。
此类农户分得的土地较多且多数集中在一处，当然有的孤寡户的耕地也分散在村庄的不同地方。
如山东桓台县某村孤寡户1口人，分得土地4.619亩，共分为三段（分别为1.269亩、1.794亩、1.556亩），分别分布在村庄的不同位置（17）。
由于农业生产所固有的季节性和单个农户在劳力供给、调配方面的局限性，缺乏劳动力的农户尤其是老弱孤寡户往往通过雇工来补充家庭劳动力在分散经营方面的不足。
从湖南省典型乡的调查来看，1952年因老弱孤寡无劳动力而雇工的农户有411户，占总雇工1059户的38.8%（18）。
另据广东省8个乡统计，因老弱孤寡缺乏劳动力等生产上有困难而雇工的占总雇工户数的62.08%，雇工数量占总雇工数的49.91%（19）。
2.互助合作。
伴工互助在传统乡村由来已久，但只是局限于血缘和宗族关系圈中的临时性协作。
土改结束后，随着中共互助合作运动的开展，各地农民通过入组入社来克服农地经营的零细化困难。
如沭阳县马厂区赵甫亚互助组组员赵洪彩和赵同顺各人1亩半地搭界，打破地界前，要耕两趟、种两趟，稻谷上场要打20场，打破地界后一趟就耕好、种好，只要打6场。
该互助组在夏种中不但比别的小组种得快，而且收得又快。
到秋收的时候25亩田，多收15笆斗（每笆斗90斤），计多收1350斤豆子（20）。
3.租佃经营。
面对土地经营中的零细化现象，各地自耕农更多地根据自己耕地的远近肥瘦和对自身生产经营提供的利弊关系利用了租佃制提供的灵活性来调节配置家庭生产资源，把一些对自己生产经营不利的远田、瘦地租出，再在有利于自己耕种的居住地附近或与自有耕地可连片耕作的地方租进适量田地。
据笔者调查的各省档案资料中，农民的此类生产经营行为均有记载，如湖北应城义和乡丁加斌有3.15亩地，因离家较远不便耕种而全部出租，同时在附近佃种1.4亩以弥补不足（21）。
广东潮安莲云乡新中农周海清有4亩田在外乡，因耕作困难而全部出租，再在本乡租入土地耕种；
新会县北洋乡新中农林善邦，全家9人，3个劳动力，有11.92亩地，因田远出租2.052亩，再承租2.144亩（22）。
安徽霍山县大化坪乡地处大别山区，自然村庄分散，地势起伏，该乡土地总面积约3万亩，其中林山占33%，荒山垦地占10.38%。
因路远无法经营而出租的占总出租户数的50%强（23）。
也有的农民通过土地买卖来调剂土地远近或肥瘦。
如河北省怀来县南水泉村杨维卖了6亩坏地又买了9亩好地（24）。
安徽肖县杨阁乡共19户农民卖地，其中7户农民因土地坐落外乡或离家远耕作不便，或因自己原土地孬，卖孬田买好田。
19户农民买入土地，其中4户农民卖孬田买好田，卖远田买近田（25）。
也有因婚嫁导致土地远，不便耕种而买卖的。
如肥西县竹西乡贫农张永才，1953年结婚，爱人从娘家带来的土地太远不便耕种而卖了，又就近买了1.9亩田（26）。
从各大区农村工作部的农村调查资料来看，东北、华北、中南、华东等地农村因土地远近调换、距离田远耕作不便等原因而进行土地买卖、租佃的农户在地权交易中占有一定的比重。
如山西省阳高县三个乡因远地换近地、坏地换好地者占总卖地户数的13.33%，为了调整土地而买地者占总买地户数的7.9%（27）。
河北省10个典型调查村因换地而（以好地换坏地或以坏地换好地）买地的40户，占总买地户数的13.42%，因换地而卖地的户数47户，占总卖地户数的16.2%（28）。
辽东省凤城县黄旗村因分地远不便经营而出租的户数22户，占总出租户数的44%（29）。
黑龙江省海伦县第16区永安村、西安村因调剂土地而出租者占12.9%（30）。
江西省5个乡1954年因距离田远耕作不便而卖地的2户，占总卖地户数的15.38%。
因调剂而买地的21户，占总买地户数的46.24%（31）。
广西壮族自治区10个典型调查乡因土地远近调换而卖地的18户，占总卖地户数的39%，因此而买地的9户，占总买地户数的11%（32）。
如表2所示，湖南省典型调查乡部分农民因田远耕作不便而出租土地和为便于耕作而租入土地，其中沅陵县肖家桥乡因田远耕作不便而出租的占总出租户数的达52%。
当然，有些成分高的农民，如富农怕二次土改、怕提升阶级干脆献田或将土地撂荒。
二、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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